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胜利，是人类进步事业的胜利。抗战时期的西南地区，包括今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在内的广大地区，当时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其对日作战的历史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勇主编的《西南抗战史》所指“西南抗战史”主要指西南军民对日作战的历史，这段历史在总体上是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组成部分，也是全国抗战的大后方基地，其地位和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

《西南抗战史》简介：波澜壮阔的西南地区抗战史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留给西南各族人民的宝贵财富。周勇主编的《西南抗战史》所指“西南抗战史”主要指西南军民对日作战的历史，这段历史在总体上是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组成部分，也是全国抗战的大后方基地，其地位和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

前言

第一章 抗战爆发前后的国内外形势

 一、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华侵略政策及 美、英、苏等国的态度

 二、第二次国共合作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三、抗战以前的西南社会

第二章 抗战全面爆发与西南出兵抗日      

 一、抗战全面爆发后西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二、西南各省出兵抗日

第三章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及其对西南的统治

 一、国民党选定四川为抗战大后方

 二、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三、军事委员会在西南各省建立行营、行辕

 四、西南各省政府的调整充实及施政措施

 五、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的活动

 六、蒋介石与西南地方实力派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

 七、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独裁统治的加强

第四章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

 一、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在重庆建立

 二、中共地方组织在西南大后方的恢复和发展

 三、国共两党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合作与斗争

 四、南方局在西南大后方进行的统一战线工作

 五、民主党派在重庆的建立和发展

第五章 抗战前期和中期西南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对日作战

 一、川军抗战事迹

 二、滇军抗战事迹

 三、黔军抗战事迹

 四、桂军抗战事迹

第六章 日军轰炸、入侵西南与西南人民的抗日斗争

 一、日机轰炸重庆、成都等地的罪行及被炸地区的反空袭斗争

 二、日军侵入广西与桂南、桂柳会战

 三、黔南抗战

第七章 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对日作战 

 一、日军侵缅与中国远征军的第一次缅甸战役

 二、日军对滇西的入侵与滇西军民的抗敌斗争

 三、对缅甸和滇西反攻战的准备

 四、第二次缅甸战役与滇西反攻战的重大胜利

第八章 西南各族人民坚持抗战，反投降、反分裂、反暴政的斗争

 一、反对汉奸汪精卫叛国降日的斗争

 二、西南地区人民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斗争

 三、西南地区的抗日民主运动和工农群众运动

 四、川康藏族人民的抗日斗争

 五、滇西少数民族土司和民众的抗日斗争

 六、云南基诺族人民的反暴政斗争

第九章 国际友人在西南的抗战事迹

 一、美国史迪威将军的抗战事迹

 二、美国陈纳德将军的抗战事迹

 三、苏联库里申科等的抗战事迹

 四、贵阳红十字救护总队及其组织的国际友人的抗战事迹

第十章 抗战胜利与西南军队接受日军投降

 一、西南各省市欢庆抗战胜利

 二、卢汉、孙震奉命率部出国接受日本投降

 三、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第十一章 西南各族人民对抗战的贡献

 一、接纳和安置大批内迁机关、工厂、学校和人口，保存和发展了抗战力量

 二、为抗战提供了充足的兵源

 三、为抗战提供了主要的财政和粮食支援

 四、为抗战救国，踊跃捐献

 五、加紧生产，支援前线

 六、知识青年，投笔从军

 七、千百万民工赶修公路和机场

第十二章 抗战时期西南经济的发展

 一、国民政府开发西南的经济战略

 二、东部工厂内迁及其对西南经济的影响

 三、西南经济的发展及其对抗战的贡献

 四、抗战后期西南经济的衰退

第十三章 抗战时期西南文化教育的繁荣

 一、战区大中专学校内迁西南

 二、重庆是大后方抗日文化与教育的中心

 三、四川的文化与教育

 四、云南的文化与教育

 五、广西的文化与教育

 六、贵州的文化与教育

附录大事记

后记

再版后记

第一章抗战爆发前后的国内外形势

一、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华侵略政策及美、英、苏等国的态度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制定了以掠夺朝鲜和中国为首要目标的“大陆政策”，加紧扩张军备。清光绪二十至二十一年（1894～1895年），日本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因战争爆发于旧历甲午年，故称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春，朝鲜南部发生秘密结社东学党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进行镇压，但屡遭失败，请求清政府派兵。日本决定利用这一事件侵略朝鲜并进攻中国。6月2日，日本内阁决议派兵侵犯朝鲜。8月1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日军迅速占领朝鲜全境，并掌握了黄海、渤海的制海权，遂由海陆两线直逼中国国门。9月下旬，陆军大将大山岩被任命为侵华第二司令。10月下旬，侵华日军攻人中国境内，陷九连城，占安东（今丹东），直入辽东腹地；日第二军渡海，由花园口登陆，直犯金州，南攻辽东半岛，11月7日进占大连，21日会攻旅顺，经过一天战斗，旅顺陷落。1895年1月，日本组成山东作战军，海陆两路夹击威海卫。清丁汝昌等将士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仍英勇坚持战斗。2月2日，日军人据刘公岛，清北洋舰队全军覆灭。与此同时，日军发动新的攻势，借以摧垮集结于山海关内外的数万清军。2月底，占据海城的日军出战；3月上旬，日军分兵三路进犯，6天内连陷牛庄、营口、田台庄，辽东半岛陷落，京畿震惊。辽东半岛军民奋勇抗击日军，屡建战功，但已无法扭转败局。

4月17日，日本强迫清政府订立了关于结束中日甲午战争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该约共1l款，附有《另约》《议定专条》，使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军二亿两白银，并开设通商口岸等。该约是继《南京条约》后又一个苛刻的不平等条约，它适应了列强对中国资本输出的要求，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机。

《马关条约》后日本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一个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全中国人民的反对。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7月25日，日本首相兼政务大臣田中义一将“东方会议”确定的侵略中国东北和内蒙古的政策，以秘密的奏折呈递日天皇裕仁，故称“田中奏折”。奏折认为，日本继征服台湾、朝鲜后，应以灭亡满蒙、征服中国为目标，进而以中国全部资源，实施征服印度、南洋群岛的计划。“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奏折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独霸东方制订了侵略路线。该奏折内容于1929年披露。

1928年5月，国民革命军北伐京津，日本田中内阁决定出兵干涉。5月18日，发表“觉书”，暗示日本为维护其在“满洲”的特权，将以武力阻止北伐军进人东北，并以解除奉军武装相要挟，逼迫张作霖答应日本筑路、开矿、设厂、移民和停止建造葫芦岛港等要求。遭到张的拒绝，双方矛盾激化。张作霖与国民革命军战败后回东北，6月3日当他乘坐的火车经过京奉路（今京沈线）与南满路（今长大线）交叉处的皇姑屯车站铁桥时，被关东军高级参谋何本大作指挥预埋的炸药炸成重伤，当日在沈阳身亡。日本企图乘乱占领东北，但张学良及时从北京返回沈阳，掌控局势，使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未能得逞。

1931年9月，日本为大规模武装侵略东北而制造事件。18日晚，关东军派人炸坏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突然进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与沈阳城，同时在辽宁、吉林各地发动进攻。由于蒋介石对东北军下的“力避冲突”的不抵抗命令，使日军于19日晨占领了沈阳、鞍山、海城、抚顺、四平街、长春、营口、本溪等重要城市。不到一个星期，日军便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大部分地区。10月，日军又向黑龙江省进犯，11月19日占领齐齐哈尔。1932年1月初，日军占领锦州，2月5日占领哈尔滨。至此，经过4个月18天，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妄图吞并中国的重要步骤。当时国民党政府集中力量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竟然命令东北军“绝对不得抵抗”并撤退至山海关以内。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决定在东北及蒙古占领区建立以清末废帝溥仪为首的傀儡政权。1931年11月，侵华的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策动天津事变，将溥仪从天津护往东北。1932年2月18日，由张景会等人组成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宣言，妄称东北已脱离中国而“独立”，并决定成立满洲国，设都于长春（更名新京），树年号为大同。3月1日，发表《建国宣言》，3月9日，满洲国正式开场。由溥仪任执政，郑孝胥任国务总理。1934年3月1日，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年号改为“康德”，随后还建立了“满洲国”武装，全部“委诸”日本管理。溥仪一上台，即与日本签订密约与《日满议定书》，但一切权力都控制在日本关东军顾问和日籍官员手中，如各级官吏得由日本人充任，关东军司令可以“保荐”或“解职”官员，关东军司令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

1937年7月上旬，日本为了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制造了“七七”事变。7月7日夜7时左右，驻丰台日本华北驻屯军河边正三旅第一联队一部，在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下，于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午夜，日方借口听到来自宛平县城的枪声和一名日本士兵失踪，要求当夜进入县城搜索。驻宛平的中国第29军37师第219团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29军遂派员同日方交涉。日军蓄意制造事端，派兵包围宛平城。翌晨4时，双方交涉人员正在宛平城内调查，由丰台站派出的日军，突然向宛平城内轰击，并占领宛平东北的沙岗。第29军37师守卫部队，在团长吉星文的指挥下，奋起还击，与日军展开激战。中国军队在宛平打响了全国全面抗战的第一枪，抗日战争从此全面爆发。次日，中国共产党即向全国发出通电，赞扬29军的英勇抗战，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中国政府和军队准备“守土抗战”。“七七”事变的爆发，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日战争的大幕。1937年在淞沪抗战失败，首都南京危殆的形势下，国民政府于11月迁都到重庆，以西南大后方为基地对日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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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

我对四川、对重庆常怀感恩之心，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从1937年冬到1946年夏前后将近9年的时间里，我在重庆江津国立九中学习5年，在铜梁201师603团当兵一年半，其间曾在川江木船上打工，最远到过今天四川的泸州，而起程与陆上栖息地则是重庆的朝天门码头。

回想在那国破家亡之际，是当地老百姓满腔热情接纳了我们这批流离失所的小难民，他们把最尊贵的宗祠建筑提供给我们作为校舍，他们从来没有与沦陷区学生争夺升学机会，并且把最优秀的教学骨干稳定在国立中学。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真挚的爱心12006年暮春，我在57年后重访江津德感坝国立九中旧址，附近居民闻风聚集，纷纷前来看望我这个“安徽学生”（当年民间昵称），执手畅叙半个世纪以前往事情缘。我也是在川江的水、巴蜀的粮和四川、重庆老百姓大爱的哺育下长大的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回忆。

当然，这八九年更为重要的回忆是抗战，抗战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抗战涵盖一切，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记得在重庆大轰炸最频繁的那些岁月，连许多餐馆都不失“川味幽默”，推出一道“炸弹汤”，即榨菜鸡蛋汤。……历史是记忆组成的，个人的记忆会聚成为群体的记忆，群体的记忆会聚成为民族的乃至人类的记忆。记忆不仅由文字语言承载，也保存于各种有形的与无形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之中。历史学者应该是文化遗产的守望者，但这绝非是历史学者单独承担的责任，而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我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出版寄予厚望。

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海外侨胞与华人）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自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都是政府主导的片面战争，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软弱媚外，不敢也不能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每次都惨遭失败的结局。只有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由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长期内战的国共两大政党终于经由反复协商达成第二次合作，这才能够实现史无前例的全民抗战，既有正面战场的坚守严拒，又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勇杀敌，经过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壮烈抗争，终于赢得近代中国第一次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我完全同意《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评价：“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抗战，不仅是反抗日本侵华战争，而且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脱亚入欧”方针的误导下，逐步走上军国主义侵略道路，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经过甲午战争，日本首先占领中国的台湾省，随后又于1931年根据其既定国策，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野心勃勃地以“满蒙”为政治军事基地妄图灭亡中国，独霸亚洲，并且与德、意法西斯共同征服世界。日本是法西斯国家中最早在亚洲发起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国家，而中国则是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先驱。及至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通过政变使日本正式成为法西斯国家，两年以后更疯狂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于日本已经与德、意法西斯建立“柏林一罗马一东京”轴心，所以中国的全面抗战实际上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并且曾经是亚洲主战场的唯一主力军。正如1938年7月中共中央《致西班牙人民电》所说：“我们与你们都是站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前线上。”即使在“二战”全面爆发以后，反法西斯战争延展形成东西两大战场，中国依然是亚洲的主要战场，依然是长期有效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军之一，并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2002年夏天，我在巴黎凯旋门正好碰见“二战”老兵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国光复。经过接待人员介绍，他们知道我也曾在1944年志愿从军，便热情邀请我与他们合影，因为大家都曾是反法西斯的战士。我虽感光荣，但却受之有愧，因为作为现役军人，未能决胜于疆场，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但是法国老兵非常尊重中国，这是由于他们曾经投降并且亡国，而中国则始终坚持英勇抗战，并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最后胜利。尽管都是“二战”的主要战胜国，毕竟分量与地位有所区别，我们千万不可低估自己的抗战。

重庆在抗战期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所在地，“二战”全面爆发以后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地位。然而由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对于抗战期间重庆与大后方的历史研究长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至少是难以客观公正地反映当时完整的社会历史原貌。现在经由重庆学术界倡议，全国各地学者密切合作，同时还有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外国学者的关怀与支持，共同编辑出版《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这堪称学术研究与图书出版的盛事壮举。我为此感到极大欣慰，并且期望有更多中外学者投入此项大型文化工程，以求无愧于当年的历史辉煌，也无愧于后世对于我们这代人的期盼。

在民族自卫战争期间，作为现役军人而未能亲赴战场，是我的终生遗憾，因此一直不好意思说曾经是抗战老兵。然而，我毕竟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仍愿追随众多中外才俊之士，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略尽绵薄并乐观其成。如果说当年守土有责未能如愿，而晚年却能躬逢抗战修史大成，岂非塞翁失马，未必非福？

2010年已经是抗战胜利65周年，我仍然难忘1945年8月15日山城狂欢之夜，数十万人涌上街头，那鞭炮焰火，那欢声笑语，还有许多人心头默诵的杜老夫子那首著名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即以此为序。

庚寅盛暑于实斋

波澜壮阔的西南地区抗战史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留给西南各族人民的宝贵财富。撰写一部《西南抗战史》是西南地区历史学者多年的愿望。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在这个伟大节日的前夕，我们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的几位学者联手完成了这部著作。这既是为了实现西南历史学界多年的愿望，也是我们纪念这一辉煌历史的行动。

本书作者的分工是：

周勇（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教授），任主编，商定提纲，撰写前言，终审全书、定稿。

温贤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任副主编，初拟提纲，撰写第一章第三部分（重庆、四川），第二、三、四、五章，第六章第一部分，第八章第一、二、三部分，第九章第一、二、三部分，第十、十一章，第十三章第二、三部分，大事记，通纂书稿。

顾大全（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任副主编，初拟提纲，撰写第一章第一、二部分及第三部分（贵州），第六章第三部分，第九章第四部分。

谢本书（云南民族学院教授），任副主编，初拟提纲，撰写第一章第三部分（滇、桂、藏），第七章，第八章第四、五、六部分，第十三章第一、四、五部分。

林建曾（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编审），撰写第十二章。

何静梧（贵州省历史学会副秘书长），撰写第十三章第六部分。

吴申玲（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撰写第六章第二部分。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阅和汲取了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还得到了有关方面，特别是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谨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我们学识水平有限，衷心希望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2005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