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爱情小说基本按照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路线，从神话小说开始，由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发端，隋唐时期脱离历史领域走入文学创作，明清时期进入高峰。李战吉等编著的《古代爱情小说赏析》辑录中国古代爱情小说中有代表性的作品，加以注释及赏析，便于大众读者阅读并从中欣赏到我国古人的爱情观念等。

我国古代优秀爱情小说的选集，《古代爱情小说赏析》汇集了从汉至清的爱情短篇小说的精粹，共42篇。每篇篇后有明白晓畅的注释，还运用现代思维方式，从文化的角度进行了新颖活泼的评论。前言即一篇优美的我国古代爱情小说的简史，从爱情文学看中国文化和社会、人生，有很强的趣味性和一定的学术性。

《古代爱情小说赏析》由李战吉等编著。

中国古代爱情小说史纲(代前言)

江妃二女

一邂逅相遇的心理机制

金屋藏娇

——侵袭婚姻的政治因素

梁鸿妻

——模范夫妻的背后

谈生

——第一篇人鬼结合故事

卓文君

——千古佳人之首

秋胡戏妻

——被封建道德戕杀的灵魂

吴望子

——一个有人情味的神

韩凭夫妇

——爱与死的升华

河间郡男女

——生生死死总为情

韩寿偷香

——爱情“骑士”

王导妻

——嫉妒与婚姻

萧总

——中国的爱神

任氏传

——婚外情，情外情

离魂记

——隐形自我的凸现

柳氏传

——“破镜重圆”照出的社会相

李章武传

——有无多少之间

霍小玉传

——痴情女子负心汉

河间妇传

——怒放的恶之花

李娃传

——拴心有术

莺莺传

——爱情与婚姻是背离的吗?

周秦行纪

——阴谋与爱情

崔护

——“人面桃花”的意境

流红记

——宫墙里的幽怨情思-

谭意哥传

——强者的悲剧

钱塘异梦

——仕途、爱情、人生

碾玉观音

——夹缝中的生死冤家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毒蛇与美女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

——炽热的爱，真率的情

裴秀娘夜游西湖记

——不问阀阅的婚姻

金凤钗记

——金凤钗的妙用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贞节观念的淡漠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负情”还是“负婚”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金钱与爱情

卖油郎独占花魁

——烟花女子的觉醒

补张灵崔莹合传

——“爱而不得”的冲击波

娇娜

——“色授魂与”和“颠倒衣裳”

婴宁

——可爱的“蒲松龄少女”

连城

——知己结合情更切

阿霞

——爱情道德的层次

讲学者

——狐变人?人变狐?

秦吉了

——鸟为媒

夺锦楼

——俗中见奇，奇中见俗

后记

侵袭婚姻的政治因素

“金屋藏娇”讲的是刘彻与陈娇的一段姻缘。他们的婚事不是以爱情，以双方的相互了解、倾慕和追求为基础的，而是以对政治利害关系的考虑作为基础的，“是一种由父母安排的、权衡利害的事情”（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小小年纪的刘彻娶阿娇做妇，是由他们的父母——长公主刘螵和汉景帝刘启这姐弟俩做主包办的。表面上看，刘彻很喜欢阿娇，对这门婚事表现出强烈的主动性——一百多个女子，他都不中意，单单挑阿娇做媳妇。然而实际上，穿针引线，促成这门婚事的是刘嫖，最终决定的是刘启。刘彻当时还不满七岁，在他充满稚气的心灵里，大概还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长久和喜爱的大姐姐在一起玩耍了呢！刘嫖就因此“苦要上”，刘启也乐意“亲上加亲”，于是把刘彻、陈娇配成了一对小夫妻。

那么，刘嫖又为什么要急急地做成这桩婚事呢？她有着自己的政治目的。据史书记载，最初，刘嫖是想把阿娇给景帝的长子皇太子刘荣作妃的，可是被刘荣的母亲栗姬傲慢地拒绝了，她这才转而去找刘彻，而刘彻的母亲王夫人则马上应承下来。刘彻娶阿娇后，刘嫖就凭借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向景帝进谗言，挑拨景帝与栗姬的关系，同时极力称赞刘彻贤能，终于使景帝废掉了皇太子，一度得宠的栗姬被逼死，而刘彻则成为皇位继承人。景帝死后，刘彻登基，阿娇也当了皇后，刘嫖获得了皇帝的姑妈和丈母娘的双重显贵身分，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势力。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争夺至高无上的皇权的斗争是最重要的矛盾冲突，这种斗争是经常不断地、微妙而激烈地进行着的。“金屋藏娇’，这门婚事，实质上是争夺皇位斗争的一个手段。

然而，刘嫖的胜利是以牺牲自己的女儿为代价的。没有爱情的婚姻不会给男女双方带来真正的幸福，对于封建社会里处于夫权压迫下的妇女来说，更是一种令人厌烦、痛苦的折磨，一种地狱般的生活。阿娇在刘彻的少年时期，曾经“专宠”十余年。刘彻长到二十六七岁，阿娇已人老珠黄。这时的刘彻君临天下，为了满足自己纵欲生活的需要，他另寻新欢，抛弃了阿娇。阿娇被关在长门宫，受着孤寂、苦闷、哀愁的煎熬，“魂逾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居”，“日黄昏而绝望兮，怅独托于空堂。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援雅琴以变调兮，奏愁思之不可长，，（司马相如《长门赋》），从“金屋藏娇”到“废处长门宫”，阿娇的身份，前后有如天壤之别。即使是皇后，在封建宗法家长制下也仍然没有独立的人格，只是皇帝的附属品，需要时可以拿过来玩赏一番，不需要就可以随手扔掉。刘彻坐稳了皇帝的位子，不再需要与长公主的联盟，阿娇也就很快失宠了，可以说，阿娇是皇位争夺战的一个牺牲品。

《汉武故事》围绕汉武帝求仙这条中心线索，叙述了他一生的各种遗闻逸事，包括他与后妃们的一些故事，多少沾上一点神异色彩，有的甚至完全是神仙异述，唯有关于陈皇后阿娇的这一部分，写得十分现实。而正是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深刻地反映了古代封建贵族婚姻的本质，对于他们来说，‘‘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个短短的故事，留下了一个著名的典故，用金屋表闺情，以长门诉宫怨，成为后世文人常用的题材。宋人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中就收录了《长门怨》、《阿娇怨》二十四篇、二十八首。但后人在根据自己的需要、意愿来运用这些典实时，往往突出、引申其所具有的某方面意义，结果使这些典实演化出新的含义。“金屋藏娇”具有珍藏的意思，珍贵是够珍贵的了，可惜的是把喜爱的女人当做供玩赏的物件贮存了起来。后来的封建文人就用这个成语来称男子有外宠或纳妾，这与当初从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嘴里吐出的天真无邪的话语已毫无共同之处了。“长门闭锁阿娇”，具有失宠、失意的意思，后人常常借它来抒发自己的胸臆，大都是借阿娇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不仅仅为阿娇的身世惋惜，也超出一般“宫怨”的范围了。

梁鸿妻

佚名

梁鸿妻者，右扶风梁伯淳之妻，同郡孟氏之女。其姿貌甚丑，而德行甚修。乡里多求者，而女辄不肯。行年三十，父母问其所欲，对日：“欲节操如梁鸿者。”时鸿未娶，扶风世家多愿妻者，亦不许。闻孟氏女言，遂求纳之。

孟氏盛饰入门，七日而礼不成。妻跪问日：“窃闻夫子高义，斥数妻；妾亦已偃蹇数夫。今来而见择，请问其故。”鸿日：“吾欲得衣裘褐之人，与共遁世避时。今若衣绮绣、傅黛墨，非鸿所愿也。”妻日：“窃恐夫子不堪，妾幸有隐居之具矣。”乃更麓衣椎髻而前。鸿喜日：“如此者，诚鸿妻也！”字之日德曜，名孟光；自名日运期，字俟光，共遁逃霸陵山中。

此时王莽新败之后也。鸿与妻深隐，耕耘织作，以供衣食；诵书弹琴，忘富贵之乐。后复相将至会稽，赁舂为事。虽杂庸保之中，妻每进食，举案齐眉，不敢正视。以礼修身，所在敬而慕之。

君子谓梁鸿妻好道安贫，不汲汲于荣乐。《论语》日：“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此之谓也。P6－9

中国古代爱情小说史纲

李战吉

男女之间的两性关系是人类最自然、最基本的关系。爱情不仅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文明的旗帜。只有人类，才能够把性爱作为美来表现和欣赏。恩格斯曾经惊叹：“性爱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旋转的轴心了。”

爱情几乎是所有文学样式的一个母题，爱情小说更以其独特的风采显现了不同时代的爱情生活。文化的渐次演进、人的不断觉醒，既推动了爱情观念、爱情行为的更迭，也推动了小说观念、爱情小说结构的变化。同时，那些惹人情思的爱情小说又折射着特定时代的文化环境以及人觉醒的广度和深度。回顾古代爱情小说，追溯爱的历程，不但有益于观照古代文化，而且有助于确立现代爱情观念，有助于认识和发展现代爱情小说，甚至还具有探究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意义。

纵观汉魏六朝至清代前期的小说，我们可以粗略地勾勒出爱情小说的演进轨迹。以人的觉醒为标志的文化环境，既是爱情小说产生的土壤，又是爱情小说发展的动力。人、文化、爱情、爱情小说之间紧密关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因此，我们将依照这种关系对古代短篇爱情小说进行一番走马观花式的扫描，在对爱情小说进行类别和模式分析的过程中，力图挖掘出各个时期爱情小说的特点，描摹出它们在爱情文化中的坐标，以便把握中国爱情文化的动态建构。

神话传说是小说的源头。然而神话中的两性关系如同神话本身一样，还是原始的、质朴的，人的自然同人以外的自然一起被神化了。那些关于两性关系的传说也不是注重表现情思，更多的是对于始祖的追溯和婚俗的记载，而且神话和传说往往纠结在一起。因为初民们还受制于自然力，人、自然、社会还处于混沌的统一状态之中，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受自然规律的支配。

在把自然力神化的同时，人们也创造了关于人的起源和氏族的始祖的推源神话。《盘瓠》记五色犬“盘瓠”为高辛氏衔来屡犯边境的戎吴将军之头，王遵约将少女嫁与盘瓠。盘瓠与少女生活于山里的石室之中，产六男六女。盘瓠死后，男女自相配偶。这一神话反映了处于原始社会的蛮族对于狗图腾的崇拜和兄弟姐妹之间的血缘性关系。伏羲、女娲以兄妹相配偶的传说也是人们对于血缘性关系的记忆。

人用神来解释自然，也用神来解释人世。开始，人们企望与神结合来换取神的青睐。后来，世间的统治力量也被神化了，大量的人与自然现象神、植物神、动物神相媾合而生育大英雄的感生神话便应运而生。简狄吞卵、姜嫄履迹不但反映了人对性和生育的无知，也表现出人们正在给氏族的首领披上神的外衣。

在人化为动植物、无生物的神话传说中，也记载着人类婚爱的历史。以九尾狐为图腾的涂山氏的女儿高唱着“候人兮猗”，焦急地等待着治水的大禹的归来，以至化为石形。这个女化石的传说颇有些爱情故事的味道，涂山氏之女唱出了最早的爱情之歌。至于那个著名的《太古蚕马》的传说，则反映了部落之间的抢婚习俗。牡马应女子的要求驮回了她远征的父亲，父亲却撕毁了女儿订下的救父许婚的盟约，还杀了马、剥了皮。当马皮卷起女子逃走的时候，我们仿佛听到了这首抢婚之歌：“屯（zhnn）如逭（zhan）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

神话是人类童年的艺术，这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形式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爱情小说。秦汉的遇仙故事、魏晋的志怪小说都源于神话传说，在清代蒲松龄的花妖狐怪的爱情故事中，也可以照见它的影子。由于神话传说的润泽，中国古代小说出现了一个连绵不绝、浩大庞杂的神怪类爱情小说体系。

小说的第二个源头是先秦的散文、寓言和史传。这些作品虽然还没有着力于爱情描写，但是已经有了大量的关于两性关系和婚姻的记载。《孟子》中的《齐人有一妻一妾》是对于家庭中男人、女人关系的传神描写。史传中有不少关于宫闱之事的记述。《左传》载，“卫宣公烝其庶母夷姜”、“卫宣公为其子娶于齐而自取之”、“桓公夫人文姜与齐襄通”、“齐人使昭伯蒸於宣姜”、“陈灵公宴淫大夫之母”，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记载说明了当时两性交往还比较自由，两性关系还较少限制。但以其春秋笔法而论，已经昭示一夫一妻制的加强与社会伦理道德的形成。《诗经》中的很多诗篇不仅记录了这种社会状况，同时还以其对于婚姻自由的呼唤和对于爱情体验的抒写，启迪了后世的爱情小说。

由正史演化而来，产生了一批初具小说意味的野史杂传。较著名的有旧题班固撰的《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东汉赵哗的《吴越春秋》则半是历史，半是小说。史传文学直接启引了魏晋的志人小说，直到唐宋传奇、明清文言小说，还有不少篇目题为“某某传”、“某某记”，篇中、篇末还要仿照史传大发一通议论。

春秋至秦汉是社会理性觉醒的时代，文化开始由事天转为事人。孔子首先用理性主义来解释原始文化，把礼乐阐释为人的生活行为、伦常感情、思想观念的规范，并且力图把这种强制性的外在制度变为人的内在欲求。到了叔孙通制礼作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西汉刘向作《列女传》、东汉班昭作《女诫》，礼制渐趋完备，两性关系也被纳入了封建理性的框架之中。  伴随着封建等级制度的完善和“天人合一”观念的加强，帝王成了上天之子，成了上天在人间社会的最高代表。因此，秦汉时期的两性故事，一是恢宏帝王，一是张扬烈女（我们将中国古代爱情小说分为帝王、豪绅、神怪、士子、妓女、平民六类，并拟定了人物身份与情节、行为两大模式，以下即依此进行论述）。其主体是帝王类和豪绅类婚爱小说，并且神怪亦渗透其间，形成了半人类、半神怪的格局。从人物身份模式看，帝王类主要有帝王后妃、帝王女神两种；豪绅类有贵族女神、贵族男女等。

现实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帝王成了小说的主角。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汉武帝的婚姻故事也成了帝王后妃模式的发轫之作。为了占据皇位，汉武帝和堂姐阿娇结了婚，一旦登上宝座，他便广置婕妤、昭仪。受到冷落的阿娇只好让宫女穿上男人的衣服，与之同行、同卧，搞起了同性恋，而被武帝打人了冷宫。贵为国母的阿娇皇后只好求司马相如写了一篇《长门赋》献给武帝。然而，“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政治婚姻扭曲了女性的心理，扼杀了男女的爱情。

帝王女神的故事则常常与帝王后妃的故事结合到一起。《钩弋夫人》说钩弋为奇女，被武帝收为婕好。死后殡葬，香闻十余里。武帝想念她，打开坟墓一看，棺材里竟然只有衣服，没有尸体。这样的故事虽然是在给帝王后妃涂上神圣的光彩，但也启发了后来的小说家。

贵族女神模式中，有霍去病和神君的故事。长陵女子死后成了神君，她精心修饰打扮了一番，想要和大将军霍去病私通。霍去病严词拒绝了她，不久就病发身亡。原来，神君知道霍去病寿命不长，想以太乙精去补他，霍去病竟失去了这个好机会采补术自然是方巫之术的说法，但其中也反映出在两性关系中居于主宰地位的是实用的目的，还不是爱情。

贵族男女模式中，有《杞梁妻》。这是著名的孟姜女故事的始祖。齐国大夫杞梁战死后，其妻哭倒了城墙。葬夫之后，杞梁妻因自己“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无法立节显诚，于是就投水而死。一个浪漫的故事中，竟包孕着三从四德、节夫烈妇的内核。

春秋至两汉的小说还只是萌芽，并且小说尚为“大家”所不屑。庄子认为：“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汉代的桓谭则认为小说是“丛残小语”，班固则称小说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刍荛狂夫之议”。从百家争鸣到定于一尊，建构和确立社会理性才是文化的重心；小说被挤到了不惹眼的一隅，到两汉为止，还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爱情小说。

魏晋南北朝是爱情小说奠基的时代。人格觉醒、门阀制度、道教佛教都深深地影响了这一时代的爱情小说。志怪小说由战国草创、秦汉初兴而进入了繁荣期。写家们怀着史家的真诚去采访、搜集为正史所不载的“近世之事”，并且宣称“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还有不少人在创作展示世人、时人的志人小说。

这一时期，尽管爱情描写还没有成为婚爱小说的凝聚点，但是，由于思想解放的大潮推动了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爱情、婚姻在生活中也越来越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所以那些旨在“发明神道之不诬”的志怪小说，那些记载奇人异采的志人小说，都不可避免地涉足爱情、婚姻领域。它们极大地影响了爱情小说的创作和发展，以至于几乎所有的后代爱情小说模式，都可以从它们这里寻见原型。

时代动乱和农民革命冲垮了谶纬和经术，人们开始另辟蹊径，探究被压制的名、法、道诸家。文化思想领域的自由、开放，催开了议论、争辩的风气，豪门士族的互相倾轧则使人们痛感人生的艰辛。于是，谈风大盛，玄学始兴。士人在思考人生的意义，慨叹人生的短暂，寻求人生的依托。他们要以独到的思辨、独立的行为、独特的风采来表现独立的人格。很多士族男女不满于封建名教的压抑，开始用超凡脱俗的玄言逸习来显示自己的个性。

在女子方面，就有了谢道韫隔着布围子帮助小叔子辩论、大胆地参与男子的讨论的“布障解围”的故事，也有了王浑妻的“新妇参军”之戏。王浑妻毫无顾忌地开丈夫的玩笑，说是自己如果嫁给小叔子，生的孩子将会更有风度。大丞相王导则被妻子吓得惊惶失措，因为她已在用“妒”来表现婚姻的排他性，捍卫着自己的权利，尽管这种对男性社会的反抗还是那么可怜。

在男子方面，就有了王羲之藐视选婿之礼而“东床坦腹’’的怪举，也有了以诙谐、幽默的手段自我举荐而与表妹结婚的“温峤娶妇”的佳话。这些“风度”虽然惊世骇俗，但还只不过是揶揄名教；而“韩寿偷香”、“文君私奔”则生动地宣告了青年男女为了自己的爱情，可以把名教踩在脚下。

庄园经济支撑了自东汉以来的门阀制度。魏文帝曹丕实行了“九品官人法”，进一步巩固了门阀制度，加深了门阀观念。“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寒门要想抬高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千方百计与士族联姻；士族为了保持纯粹的血统，则想方设法阻挠和破坏士庶联姻。像欧洲封建时代的王公、骑士的婚姻一样，门阀婚姻也“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它窒息了人的情欲，扭曲了人的心灵。《世说新语》曾记载，出身寒门的女子把给士族人家做妾当做追求的目标。这种攀高结贵的婚姻观念和婚姻行为，能给女子带来什么爱情和幸福！

佛教自汉代传人中国，至魏晋南北朝而大兴。它不仅影响了人们对人生的思考，也影响了爱情观念和小说创作。《阳羡书生》写一男子从嘴中吐出一女子，女子又吐出另一男子，如此三番两次，男女递相吐纳、偷情作欢。这种“展转奇绝”的表现手法，据唐代段成式考证，当源于佛教的《旧杂譬喻经》。

从人物身份模式看，在中国古代爱情小说的帝王、豪绅、士子、妓女、平民和神怪六大类别中，魏晋南北朝时已是类类皆具，其主体则是神怪类、豪绅类、帝王类和士子类；平民类与神怪类相融，妓女类与豪绅类相合。

（一）帝王类

此时，帝王已渐渐褪去了头上的灵光，由神还原为人，尽管他仍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帝王婚爱的对象也由神到人，小说中的人物身份模式则由帝王后妃扩充到帝王宫女，主角开始转向被压抑、被损害的女性一方。《王嫱》是有名的王昭君的故事。王嫱不去贿赂画工而无法为汉元帝赏识，后来被遣给匈奴君长为妻。这是最先涉及了宫女和亲题材的小说。

（二）豪绅类

作为统治阶级的中下层，豪绅是帝王国戚的延伸，而小说中的豪绅类也是帝王类的发展。豪绅类后来居上，超过了帝王类而成了这一时代婚爱小说的主潮之一。它的人物模式主要有贵族男女和贵族家伎。贵族男女模式旨在记载贵族的玄言逸习，表现他们的奇风异采。贵族家伎旨在铺陈贵族的生活，反映家伎、姬妾的失宠之怨和身世之感。《石崇婢翱风》是这一模式的佳作。石崇富比王侯之家，“骄侈当世”，养了一群美丽的歌舞伎，极尽声色之欲。翱风本是他的宠伎，后来因为受到别的伎女的诽谤、排挤，年未老，色先衰，而受到冷落。这篇小说的主旨、写法和情调正与后世的后妃姬妾失宠幽怨的小说相贯通。

（三）士子类

此时产生了士子才女和士子贤女两个人物模式。才女并非专指女子的文才，更包括见识和风度；贤女则指女子的操守和品性。士子才女模式开辟了“有情人终成眷属”之源，士子贤女模式引发了节夫烈妇之流。

（四）神怪类

这类小说由原始神话以及先秦两汉的遇仙、求仙的故事发展而来。在原始神话中，神往往是介于人和动物之间的怪物。他们也住在尘世，也会死亡；与人不同的，只在于他们有超凡的力量。随着文化的陶冶，神由怪物变为人形，行为渐趋人化却可长生不老。他们因离开了尘世、高踞于神界而被人顶礼膜拜。人感受到了生命的短促，也想乞求长生。于是，踌躇满志的秦皇、汉武听信了方士的鬼话，不遗余力地去“神岛仙山’’搜寻不死之药。他们的努力理所当然地失败了。

到了魏晋，一些聪明的求仙者便由向神界求改为向人世求。他们炼丹服药，还编造了一些羽化登仙的神话。不少离世未久的前人乃至当世人于是名列仙班。神是对自然力的人化想像，仙是对人的神化附会。人而成仙的玄想使人们以遇仙为企盼和殊荣，因此小说中，便由遇神而敷衍出了遇仙故事。由于求神成仙迷梦的幻灭，人们又进一步向自身祈求永存，于是，灵魂可以离开肉体而成为精魄或是“鬼”，永恒的自然物成了‘‘怪”，“永存”的鬼和怪便也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同神和仙平起平坐的资格。因此，小说也就延伸到遇鬼、遇怪了。

神怪类是魏晋南北朝小说的主体。人物模式有：士子神仙、士子鬼女、平民神仙和凡人精怪等。遇神仙不再是帝王独占的权力，士子已经成了遇仙故事的主角，不过此时的士子还多是未仕的豪绅之子。平民也开始与神仙有了缘分，不过他们遇到的更多的还是各种精妖。由于人神殊道、阴阳相隔，所以在神怪类爱情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始合终离的故事。要么是怅然而别，要么是精妖遁逃，团圆结局似乎并不是主流。

士子神仙。《清溪庙神》记赵文韶遇到了娟秀的清溪庙神；《萧总》写曾经交合楚王的巫山神女向萧总自荐枕席；《刘导》把传说中的美女西施当做了不死的女仙，写了刘导与西施的一夕欢会。《刘导》实际上是唐代的《游仙窟》、《周秦行纪》一类遇仙小说的先声，显示了由六朝志怪向唐传奇过渡的踪迹。

士子鬼女。《谈生》是第一个人鬼结合的故事，写了谈生与睢阳王之女的鬼身相结合。《吴王小女》写的是韩重与吴王夫差的小女紫玉的爱情故事，哀惋缠绵。当吴王粗暴地拒绝了韩重的求婚、拆散了这对恋人时，谁不为等级婚姻制度而气愤；当紫玉以鬼身和韩重结合时，谁不为这热诚而浪漫的爱情所感动；当紫玉挺身而出为韩重辩解，最后化作一阵轻烟逝去时，谁不因这爱情的悲剧而怅然？这一模式的故事还有很多，较好的有《辛道度》、《卢充》等。

平民神仙。《剡县民》写袁相、根硕遇赤城二仙女。《刘阮入天台》写刘晨、阮肇遇天台二仙女。两个故事都是说平民入山，遇到了神仙，各配女仙为婿，但住了一段时间，平民想家，仙女便送其还乡。平民回到人世之后，最终又离家出走而不知去向，大概是羽化登仙了。

凡人精怪。这一模式的小说很多。凡人有官宦、士子，但多为平民。精怪有鱼精、獭精、狗精、鹤精、蜘蛛精、蚱蜢精，乃至扫帚精，不一而足。精怪多为女性，亦有男性；多不害人至死，亦非与人善处。它们是后代许多同类小说的直系祖先。诸如唐传奇中的《补江总白猿传》、蒲松龄笔下的那些可爱的花妖狐怪，都可以从这里看出端倪。

这一时期也创造了许多影响巨大的情节行为模式，撮其要者，略作析理。

（一）后宫怨情

秦汉的婚爱小说大都表现出无论人、神都愿意和帝王结合。此时却开始表现被迫入宫的女子的哀怨。《薛灵芸》写小官吏之女薛灵芸被魏文帝曹丕选人后宫，临行时，一连几天痛哭不止。路上用玉唾壶接泪水，壶中的泪竟是红色的。这个“玉唾承泪”的故事和情节，生动地表现了人宫女子的痛苦、凄楚的心情。

（二）后宫糜乱

这一模式大体有帝王生活糜烂，后妃争宠恃宠，后宫私通外人，帝妃纵欲身亡。《赵飞燕外传》（托名汉伶玄，应为东晋作品）较完整地体现了这一模式的特点。它写的是汉成帝与后妃飞燕、合德姐妹的宫闱秘事。后人不断地改写、增写这个故事。这一模式也逐渐地衍化为一个庞杂的宫闱秘史小说的体系。

（三）幽会私奔

这一模式的创始是《卓文君》和《韩寿偷香》。《卓文君》写文君私奔司马相如；《韩寿偷香》写韩寿幽会顶头上司贾充的女儿。这两篇小说实为“才子佳人大团圆”小说的源头。

（四）贤夫良妻

其要旨在于表现丈夫如何知书达理，妻子如何深明大义；目的是要塑造符合宗法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样板。《梁鸿妻》推出了不以色貌取人并且做到了“举案齐眉”、“夫唱妇随”的“模范夫妻”。《秋胡戏妻》抬出了持节自守、以身殉礼的忠烈女子。这一模式渐渐演变发展成为一个精华糟粕相交织的节夫烈妇系统。

（五）妒妇悍妇

这一模式从积极的方面看，是已婚的女子开始争取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争取婚姻中女性与男性相对等的独占权利，尽管她的手段还是出自性格和心理因素的嫉妒。从消极的方面说，是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对女性权利的压制和否定，因为在这类小说中，妇女往往被描写为不可理喻的泼妇、悍妇，连同她们的“嫉妒”行为一道，常常受到批判和否定。

在现实生活中，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丈夫和妻子作为家庭的成员，他们的关系始终是人们关注的对象，因而这一模式在后世的小说中也就绵绵不绝。如果说，在封建社会中，贤夫良妻、节夫烈妇是从正面树立了妇女学习的榜样，那么，妒妇悍妇则是从反面提出了人们反对的对象。这两种模式从两个方面加入了卫道士的行列，成了文学中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两个支柱。此时，妒妇悍妇模式中较重要的作品有《王导妻》等。

（六）邂逅相会

这一模式还仅限于神怪类。汉代的《江妃二女》已有了雏形，它写的是郑交甫遇江妃二女的故事。但小说还只是粗略地叙述了不期而遇、辗转达意、怅然而别等。而此时的《清溪庙神》和《萧总》等又增添了一夕欢会、赠物永念等情节。在这些小说中，神仙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秘的偶像，也不再是飘然而来、杳然而去的精灵，而是楚楚可爱、脉脉含情的人，只不过还蒙着神仙的名色而已。

特别有意味的是，这一模式中还出现了像蒋山神这样的一如凡人、通脱潇洒地追求女性的男神。他与吴望子邂逅相遇后，爱她便赠以礼物，与之相会；恼她便调头而去，不再往来，颇有些骑士的风度这种模式使爱情小说透出了朦胧美和惆怅感。

（七）复生幻化

复生大致是男女相爱，由于外力所迫，一方不幸身亡，另一方哭坟，死者复活而与恋人结合。《王道平》、《河间郡男女》都是写男子从军出征，女子被父母强迫嫁人，忿怒而死，死而复活，被官府断判还归原夫。《卖胡粉女子》是男女欢会时，男子身亡后复生，中间多了幽会情节。

幻化大致是双方恩爱而被外力拆散，两人死后幻化出动物或植物。其名篇是《韩凭夫妇》。宋康王强夺了韩凭的美妻何氏而害死了这对恩爱夫妻，但他却无法消灭他们的情思；他们死后幻化出的相思树、鸳鸯鸟，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中爱情的象征。类似的幻化故书还有《比肩人》等。这类小说反映了人们对自主婚爱的渴望，对压迫自主婚姻的封建势力的抗议。这一模式把爱与恨、生与死两大母题融合在一起了。

（八）阴阳通合

这一模式不是死人复活而婚配，而是世人与鬼相结合。大半是女鬼来会男子，二人结合，女鬼赠物而别，主家凭物认亲。比较典型的有《谈生》。谈生与睢阳王之女的鬼身结婚而生子，后来谈生没能自制而偷偷地点起火亮照见鬼女，女鬼因而不能完全恢复人形，遂与谈生凄凄诀别。女鬼恢复人形之难不也正说明了想要获得属于自己的爱情和婚姻是多么地艰辛吗？

《章沉》写章沉死后与女鬼徐秋英相识，在返回阳问的路上，二人以鬼身通合，还阳之后，章沉找到了秋英又正式结为夫妻。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复生幻化与阴阳通合两个模式的交融。

（九）离魂相会

大致是男女相悦，女子的魂魄离开肉体与男子相会，男方寻到女家，女方家长先是否认女儿外出，后是认可双方婚姻。《庞阿与石氏女》是这一模式的开山之作。这类小说中，与魂魄相关的还有招魂相见。《汉武帝与李夫人》写的就是汉武帝思念死去的李夫人而使方士招致她的魂魄来相见的故事。

（十）天神相助

这是凭借上天的力量来促成人间的结合。一般说来，或是天神遣令天女下嫁贫汉，如《董永》、《弦超》；或是天神令神仙下凡助贫汉致富，使他能够在人间娶妻，如《白水素女》。这种居高临下的婚姻只是上天的怜悯恩赐，天女与贫汉结合更多的是执行命令而不是出于爱情。天上仙女爱上人间贫汉而与之结合，那还是后世的故事。

魏晋南北朝有了爱情小说，但作家们旨在搜奇记异，还不是有意写爱情小说。志人志怪婚爱小说，于人物只是勾勾点点，于情节只是“粗陈梗概”＿，于模式只是略备一体，很少有完整的形象、精雕的细节和成型的范式。这些小说虽然不乏古拙质朴之美，但毕竟不够圆润成熟，还只是粗具眉眼的爱情小说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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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爱情小说的成熟期。唐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行动的时代。开放的社会活跃了开放的思想，开放的自我铺排了开放的人生。疆土的拓展、国际间频繁的文化交流，既拓宽了人们的生存空间，也拓宽了人们的思维空间。人们以社会为参照系来思考人生的价值，以社会为对象来实现自我。

如果说“莫见长安行乐处，空令岁月易蹉跎”还只是表示了要珍视人生，那么，“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则郑重宣告：要尽情地创造自己的人生，要尽情地享受自己的人生。此时，爱情也成了人们创造和享受的对象，成了小说所要直接反映和表现的对象。以爱情为内容，有意写小说，乃是爱情小说成熟的一个标志。

开放性的政治组合打击着六朝以来的腐朽的旧士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崛起的世俗地主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形成了新门阀等级，渐渐地取代了崔、卢、郑、李、王那些旧阀阅的地位。“重冠冕”压倒了“重婚娅”、“重人物”、“重贵戚”的传统和观念，“‘仕’与‘婚’同成为有唐一代士人的两大重要课题”。  科举制度的推行不仅开拓了士子出仕和寻求爱情的道路，也推动了爱情小说的发展。当时科举中有行卷、温卷之习，进入考场前，士子们预先就把自己的作品呈献给达官贵人，逞示文才以求攀引。开始只呈诗文，后来小说也被夹带进去而成了可供行、温的卷子。起初，正统文人还蔑称这些小说为“传奇”而不屑一顾。到了中晚唐时期，当作家裴铡索性以“传奇”为名结集小说的时候，传奇小说已是不可等闲视之了。柳宗元这样的一代文豪，元稹、牛僧孺这样的宰相文人业已提起了如椽巨笔挥写爱情传奇。韩翊、李益这样的有名诗人也成了爱情传奇的主人公。甚至像《周秦行纪》。这样的假爱情之名、行政治斗争之实的传奇也破土而生，开了以小说进行政治斗争的先例。然而毕竟“吾皇圣明”，唐文宗闻知这篇“传奇”的来龙去脉之后，还能一笑了之。

唐传奇中的精粹多是爱情小说，传奇体的定型是爱情小说成熟的又一个标志。

开放的政治推动了经济的繁荣，集聚在当时都会中的市民的需要刺激了小说的发展。伴随着统治者对佛教的信奉和推崇，佛教得到了发展和普及，因此也催发了寺院里的“说书”——“僧讲”和“俗讲”，乃至于产生了“变文”这种通俗文学，并且使寺院成了市民的游艺场所。不仅市民听“说话”（即说书），连皇帝也在宫廷里听“说话”；不仅艺人表演“说话”，连妓女也“颇有知书言话者”，甚至连官吏也“兼通人（民）间小说”。在唐代，士子常与妓女狎游，“说话”当然要波及文人，民间小说当然要影响文人传奇。白行简的著名小说《李娃传》就是来源于当时流传民间的长安名妓“一枝花”与士子的故事。

有唐一代，门阀更迭，中后期藩镇割据。这些社会、文化背景不仅影响了当时的爱情观念和婚姻方式，也形成了唐人小说的特色。从霍小玉、李益的爱情悲剧到《李娃传》的大团圆结局，再到《张老》中的主人公种菜人张老以五百缗彩礼娶了官吏的女儿，反映出在科举制度勃兴、城市经济发展的冲击下，门阀制度、门阀婚姻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门阀制度、门阀观念毁灭了霍小玉、李益的爱情，帮助郑生科举成名的李娃却得到了封建家长的承认。科举能造成喜剧，也会酿成悲剧。《莺莺传》中，张生之所以抛弃莺莺，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怕这种为时人所不容的爱情会妨碍自己的仕途。

藩镇割据、连绵战火是又一股破坏爱情和婚姻的力量。在中晚唐的爱情小说中，拆散爱侣的外力多为战乱，而促成破镜重圆的多为侠士。种种外力造成的悲欢离合，一方面加强了婚姻命定的观念，一方面又促使人们做起了白日梦，用人仙相会的仙话来作为对严酷现实的补偿。

唐人爱情小说以传人世之奇事为主，六类兼具，其主体是妓女类和士子类。

（一）帝王类

主要人物模式仍然是帝王后妃和帝王宫女，不过在情节模式上却有拓展。

帝王后妃。出现了后宫恋情情节。帝王不但被还原为人，还被士子化了。在《长恨歌传》中，连玄宗皇帝也被写成了“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情种。

帝王宫女。出现了深宫怨情和赐婚出宫两个比较重要的情节模式。帝王为了满足淫欲而广置宫女，多少女子的青春被锁在高高的宫墙里面，老死而不得欢爱。唐代男女关系的解放，使得作家把目光投向了那些美丽却被禁锢的宫女。宫怨不仅成了唐诗的一大题材，也成了传奇的一大模式。《本事诗·顾况》哀婉地表达了宫女的那种有生无趣、有情难诉的怨情。赐婚出宫可以看做深宫怨情的延伸，前半段写宫女诉怨，后半段写皇帝赐婚。《开元制衣女》写皇帝把宫中做的棉衣赐给边防战士，有一个战士从短袍中得到一首情诗。皇帝知道了，很可怜这位宫女，于是就把她嫁给了那位得诗的战士。赐婚出宫也许是无稽之谈，但它却真实地表达了宫女们要求过上常人生活的愿望。并且与天神相助比较，也有了进步：一是由向神求到向人求，开始走向现实；二是故事中的当事人有了情感因素，开始观照人情。

（二）神怪类

主要有士子仙女、士子神怪等。神怪类爱情传奇虽然是六朝志怪的嫡派，但已一脱简朴古拙的旧态，而如唐诗一般婉转曲折、摇曳生姿了。假如说汉魏六朝还是借爱情来表现神仙灵怪，那么唐代已经是借神仙灵怪来抒写爱情了。并且，此时遇仙、遇怪的主角既不是帝王权贵，也不是豪门公子，而是士子书生了。

士子仙女。《柳毅传》写书生柳毅与龙女萍水相逢，看到龙女受丈夫和公婆的欺侮，生活凄惨，他见义勇为，长途跋涉传书于龙王，使龙女获得新生。柳毅没有趁人之危，也没有居功自傲，龙女的叔父恃强邀婚反被柳毅据理拒绝。善良多情的龙女却因此爱上柳毅，她便假托为卢姓之女与柳毅结成了美满婚姻。龙女的两次婚姻，一是父母包办，一是自己选择；结果一痛苦，一幸福。于两相对照之中，肯定了男女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独立人格和自主权力，唱出了创造和享受人生的时代主调。

《裴航》中，士子裴航遇仙、求仙，已经既不是为了长生不老，也不是为了一夕欢会，而是为了永久的爱情。裴航与仙女的爱情始于一见钟情，终于真诚的追求。为了爱情，他甚至舍弃了科举而在长安城内四处寻找作为订婚礼物的玉杵。仙女云英被感动了，她接受了裴航用实际行动表达出的那诚挚而热烈的爱。小说中有一系列迷人的描写：裴航落第遇美人，美人回赠了一首暗藏机语的诗，蓝桥求浆，约婚寻杵，玉兔捣药……这一切创造了轻烟缥缈般的梦幻境界，透出了魅人的诗情画意。

这一时期也有类似蒋山神的男仙士女的故事，如《许老翁》。

士子鬼怪。它也是借怪写人。《任氏传》写郑六与任氏相爱结婚，任氏助郑六立业，后被狗咬死。任氏是最早的形象完整而生动的狐女。《申屠澄》写县丞申屠澄与一虎女结婚，婚后情好，女守妇道；申罢官后二人回到妻家，妻见虎皮，化虎而去。《孙恪》写秀才孙恪与一猿女的爱情故事，曲折优美。文中有一见钟情、相悦成婚、小人挑拨、折剑训夫、化猿归山等情节，故事完整，远非六朝的凡夫精怪模式可比。小说最后写猿女已与孙恪养育二子，在孙恪上任途中，路经山中寺庙，猿女留诗，化为猿，追逐猿群向深山而去，使小说流露出了向往自然、向往自由的意蕴，烘托出悲壮而惆怅的艺术气氛。这一模式上承志怪，下启《聊斋》，有着继往开来的意味。

（三）妓女类

它在唐代爱情小说中占据重要地位。主要有妓女公子、妓女士子两种人物模式。

早自汉代起，中国就有了妓女，武帝时已有营妓。魏晋时代，豪门显贵开始蓄养吹拉弹唱的声伎，叫做“家妓”。家妓与妾地位相当，也是男子手中的玩物。王恺可以随意殴杀吹笛子走了调的女妓，美姬翱风被石崇弃之如敝屣。至唐代官妓大盛，还有一些女道士实际上也是妓女。不少妓女能文善诗，可以毫无顾忌地抒写爱怜之情。女道士鱼玄机、高级妓女薛涛等不少人都有言情佳作传世。

“妓女情真、情专、情厚……唯有妓女们他（她）阅人最多，那两只俏眼，一副俊心肠，不是挥金如土的俗子可以买得转。倘若看中了一个情种，不由你穷无立锥，少不得死心塌地，甘做荆钗布裙。”在现实的婚姻中，往往婚非所爱、爱非所婚，在这感性解放、创造享受的时代，青年男女的爱情之火当然要寻找一个突破口喷发出来。于是，当朝官宦家的公子们和未人仕的下层士子们就去向妓女求爱，妓女就去向公子、士子传情，这就产生了大量的妓女公子、妓女士子样式的小说。因为妾的地位无异于奴婢，只不过是一种独占的娼妇，所以妓女类实际上包括家妾，也许叫妓妾类更为合适。

妓女公子。这一模式中，表现妓女和公子的悲欢离合的，著名的有《李娃传》、《霍小玉传》等。

妓女士子。这一模式中，在张扬才子、才女的风流才情方面，著名的有《杜牧》、《绿翘》等。

（四）士子类

唐代重视科举，抬高了读书人的地位，士子以其才华赢得了佳丽顾恋，成了爱情小说的主角。这一类中主要有才子佳人和士子民女两个人物模式。

才子、士子不论是将要人仕还是已经落第，总归是满腹经纶、才华横溢；佳人不论是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总归是花容月貌、婀娜多姿。美女配才子，才、貌已经作为筹码在婚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与门阀婚姻相比，自然是进步，因为男女总算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了，尽管他们依据的还多是外在的标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是封建士子的幻想。然而郎才女貌却成了后世的士子类小说，特别是才子佳人模式的一个基本标志或重要环节。

才子佳人。这一模式中，有著名的《莺莺传》，这篇小说还创造了一个始乱终弃的情节模式。

士子民女。这一模式中，有《郑德璘》、《贾人妻》、《崔慎思》等。《郑德磷》写湘潭县尉郑德磷在洞庭水神的帮助下，与一位盐商的女儿结合。《贾人妻》写县尉王立偶然遇到一个美妇人，其亡夫为商人。两人互相搭话，王便邀妇到自己家，后两人一起生活并生了儿子。原来这个商人的妻子是个有仇的侠女。一天，她杀了仇人便离家出走。临行前，为了割断离别之恨，她又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崔慎思》叙述的，大致也是相类似的内容。这样的故事反映了唐人生活中男女的交往比较自由的社会现实。

唐代爱情小说的情节模式有继承，也有创新。得到继承并发展的有离魂私奔和复生幻化；新创立的有破镜重圆、离情怨绪、姻缘命定、婚外欢恋（这类小说数量较多）和负心鬼报、妖怪祟人、始乱终弃（这类数量不多）等。

（一）离魂私奔

这是离魂相会和幽会私奔的融合。《离魂记》…是《庞阿与石氏女》的发展。其中不仅写了倩娘的灵魂追随恋人王宙出走．还有两个倩娘合为一体的情节。现实和理想是一对永恒的矛盾。现实中把握不了的东西，人们总是寻求精神上的把握；现实中满足不了的愿望，人们总是寻求精神上的满足。现实社会的种种限制，束缚了人的爱情自由，人们就在精神生活中幻想自由；而当想像在精神世界中自由地驰骋之后，人们又总是希望想像的世界能够成为生活的现实。《离魂记》就形象地透露了这种爱情心理。它比那些冥婚复生的架构更浪漫、更优美，以至于后世的许多小说、戏剧都要搬演离魂私奔的故事。

（二）复生幻化

这时的复生加进了阴阳沟通、仙人相助的情节。幻化也不再只是化为动物或植物，而有了来世转生的情节。仙人相助还是中国式的古老“童话”的继续，而来世转生则明显地染上了佛教影响的痕迹。《齐推女》写了丈夫忍辱受诟，求仙人帮助，来到阴间救出了已死的妻子，还细致地描写了具魂还阳的制作过程。《韦皋》写了韦皋喜欢人家的一个婢女，后来婢女死了又托生为一个美女，与韦皋结成二世姻缘。小说中有往来生情、钟情而死、招魂相会、转生相从等情节，颇为婉转曲折。

（三）负心鬼报

这是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模式，多是下层女子和上层男子的爱情悲剧。一般是一见钟情，山盟海誓，男子负心，女子殒命，男子高就，女鬼复仇。《霍小玉传》是这一模式的代表作。妓女霍小玉以抑制不住的血泪控诉了门阀婚姻，为了纯真的爱情，她付出了生命。霍小玉死了，《霍小玉传》却活了。它以精湛的描写、生动的形象成了唐人爱情小说中的上乘佳品。明人胡应麟赞道：“唐人小说记闺阁事，绰有情致，此篇尤为唐人最精彩动人之传奇，故传诵弗衰。”

（四）妖怪祟人

六朝志怪已有鬼怪魅人的记录，但过于简略。《李黄》一。。则详细地讲述了两则公子、士子受祟致死的故事。大致情节是路遇佳丽，两相情欢，男被害死，众人除妖。这两则故事的女主角都是蛇精，显然是宋元话本和民间故事中所流传的《白娘娘》事迹的前身。

（五）始乱终弃

此种模式与负心鬼报相比，只少了女子殒命、女鬼复仇的情节，并且女主角不是妓女而是闺中佳丽。《莺莺传》当为代表。饶有意味的是，喜爱大团圆结局的人们改来改去，到底还是给张、崔故事添上了个光明的尾巴，不过那已是金元时代的事了。

（六）破镜重圆

大抵是恩爱夫妻被外力拆散，几经磨难终于团圆。《柳氏传》写韩翊与李生的宠姬柳氏互相爱慕，李生出赠柳氏，使韩、柳二人结好。适逢安史之乱，二人天各一方，柳氏被蕃将沙吒利掠为己有，韩、柳缠绵之情郁结于胸，侠士许俊挺身而出，救出柳氏归还韩翊。值得注意的是，最后还得经过皇帝下诏，把柳氏判给韩翊，才终于完成了这段破镜重圆的佳话。悲欢离合惹人情，“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破镜重圆反映了渴求安定生活和完满人生的社会心理，成了中国古代爱情小说，乃至整个叙事文学的一大结构样式。

这一类作品还有《无双传》、《昆仑奴》等。这些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破镜重圆靠的是侠客。而《李娃传》中，李娃与郑生团圆，并博得了一个淠（qian）国夫人的封号，却是由于她自动地套上了礼制的枷锁；造成破镜的，则是老荥阳公的门第观念和家长制作风。

（七）离情怨绪

唐人小说一如唐诗，善于抒发感情、渲染气氛、创造意境。《湘中怨解》写郑生与龙女结合情笃，原来龙女是受贬谪而嫁与郑生的，后期满返回龙宫；郑生不胜哀怨，写了《湘中怨》，向在浩渺烟波中的龙女倾吐衷肠。《李章武传》写士子李章武遇到美貌的王氏子妇，便到其家租屋；王氏子妇也爱李章武，便供给他费用并与之相通。临别时，两人互相赠物、赠诗，叙情伤别。王氏子妇因思念李章武积郁而死。八年后，李寻王而不可得。王氏子妇以鬼身与李章武相会，临别时两人又互相赠物、赠诗，哀叹欢会难再。小说的后半部写得哀婉悱恻，犹如一首无韵的《长恨歌》，令人回肠荡气，显示了唐人小说创造意境的技巧。《崔护》虽然写了士子崔护与桃花女的恋爱经历，但其中心情节却是崔护题诗抒发佳女难再逢的感情。《本事诗·顾况》实际上也是在抒写宫女的那种有情难托的感叹。

（八）姻缘命定

晋代已有“冰下人语”的故事。《晋书·索统（dan）》载，晋代孝廉令狐策梦见自己立于冰上，与冰下人说话。醒后让人占梦，占梦者告诉他此梦主婚姻之事，替人做媒则婚成。至唐代，产生了一批姻缘命定的故事。《定婚店》写韦固多次求婚未成，出外游历时住在店中，有人提了潘司马的女儿让他去议婚。第二天凌晨，在一个寺院里，他看见一位老人在月光下检索书籍，韦固不识其字，老人告诉他这是在为阳间的人配合夫妻。韦固问自己与潘女能否成亲，老人答日不行，并说韦妻应是卖菜的老太太的女儿，才三岁。天亮之后，他按照老人指点看见了小女孩，小孩子甚丑，韦固遣人杀之，但只刺中了女孩眉间。十四年以后，韦固娶了妻子，妻子眉间常贴一个花钿，一问，才知道她就是在十四年前被自己派人刺伤的女孩。后来人们便把韦固住过的那个店叫做“定婚店”。

这就是有名的“作冰”、“月下老人”的典故，“冰人”、“月老”由此而成为媒妁的代名词。为了宣扬命定观，唐人小说中还出现了虎媒。《裴越客》中说，一只老虎为了使一对未婚夫妻按时结婚，竟热心地衔起了女子，一路飞跑，让她前去与未婚夫相会。更有甚者，钟籍（lu）还写了一部《前定录》，专门宣扬包括婚姻在内的万事皆由命定的观点。

（九）婚外欲情

唐代是两性关系比较自由的时代，不仅公子、士子找妓女，后妃、贵妇也置“面首”（男妓），并且士子、贵妇偷情也非罕见。这真是中国式的骑士之爱，只不过欧洲的武士换上了中国的文士。恩格斯指出：骑士之爱是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次个人之爱，它破坏了封建主夫妇之间的忠诚。《游仙窟》第一次艺术地表现了这一新的生活方式。名日“仙窟”，实为幽会所在，游仙窟实为婚外偷情，“游仙”一词后来竟成了偷情和逛妓院的代名词。

《游仙窟》是唐传奇的开山作之一。它满篇扑朔迷离，行文之中雅言俚语相错杂，细腻活泼地描写了文人和女子以诗相谑、宴饮歌舞、寻欢作乐的情景，宣扬了“声色相娱，尽欢平生，，的士人追求。这是士子类的婚外偷情。还有妓女类的婚外恋情，或者叫非婚恋情。

《楚儿》塑造了一个恣情欢爱的妇女形象。楚儿为娼时，就尽情地欢爱，被郭锻纳为妾之后，仍然钟情于旧日相好。郭锻依仗自己是汾阳王的后代、有免死的铁券而毒打楚儿。楚儿却不惧不改，挨打之后马上又寄诗给情人，不愧为一个打不怕、砸不烂、敢爱、敢欢的女子。类似的佳作尚有《步飞烟》、《张住住》等。《李章武传》亦可视作神怪类的婚外欢恋小说。

这一模式中还有三角恋爱故事。《华州参军》写柳生、崔氏女一见钟情，崔氏女却被给皇帝当仪仗队的舅舅王执金吾（执金吾，官职名）纳为子妇。崔女在母亲和侍女轻红的帮助下与柳生成了婚。王家告于官府，崔女被断归王家，但她竞蔑视官法，又偷偷地和轻红一起跑去与柳生相会。王家第二次诉官夺回。不久崔女死去，鬼魂又来与柳生相聚，还坚称：“人生意专，必果夙愿。”她们爱得多么强烈、多么执著！为了爱情，竞可以无礼、无法、无天。这个故事中有两对三角：一对是柳生、王生和崔女，一对是柳生和崔女、轻红。如果说这还只是士子类的三角恋爱，那么《任氏传》中，任氏、郑六和韦风崟（yin）则组成了神怪类的三角恋爱。

唐人爱情小说成熟了。宋人洪迈称道：“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鲁迅则论道：“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当然，这

些论断、评语也同样适用于唐人的爱情小说。

四

宋元是爱情小说的过渡期，传奇已成强弩之末，话本则方始兴盛。其实，宋元时代本身就是个过渡期——封建社会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市民阶层正在形成但又带有些封建性；理学渐至成型但还未被奉为“国教”；离经叛道的“心学”已经诞生，但还没有与新的集团相结合而形成思想大潮；频繁的民族战争逐渐导致汉族政权的倾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这些都给爱情小说以深刻的影响。

宋代，工商业显著发展，城市生活面貌改观。市民们出入勾栏瓦肆、秦楼楚馆。为了供市民消遣，“说话”走上了市场。为了适应市民的情趣，作为“说话”的脚本的话本小说，越来越多地反映了市民意识，市民也渐渐地成为爱情小说的主角。

这一时期出现了市民类爱情小说，并且妓女类中有了妓女市民，神怪类中有了市民精怪、市民女鬼等人物模式。市民类小说的主流是对市民的独立人格的肯定。《快嘴李翠莲记》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它用铺排夸张的手法，刻画了一个敢于顶父母、骂媒人、忤公婆、撞兄嫂、宁肯削发为尼也不向礼教低头的青年妇女形象。

继先秦之后，宋代掀起了第二次社会理性高潮，以此来规范和限制人的情欲。经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到朱熹，理学逐步成型，其重心是“存天理、灭人欲”、“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虽然用它来大规模地“捆人”、“杀人”还是明清的事，但是在它形成的过程中，社会生活就渐渐地蒙上了阴影。受其影响，宋元小说充斥了道德说教的滥调。一些传统的模式被改造成为垂示训诫的工具，节夫烈妇和鬼怪祟人模式已经定型。节夫烈妇多是宣传纲常名教，鬼怪祟人旨在惩戒恋色贪欢。

宋代，另有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对宇宙、社会和人生进行新的探索。他们出入佛老，喜倡“异端”。中唐以后兴起的禅宗首开呵祖骂佛的异风，宣扬“我就是佛”，这种风气也鼓舞着知识分子离经叛道。陆九渊首倡“心学”，他声称‘‘六经皆我注脚”，大呼“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身立于其中，须大做一个人”。异端思想和市民意识激励人们发现人性、肯定情欲。因此，宋元小说中也有一些清新缠绵的爱情佳篇，特别是在市民类中，产生了情生情死这一情节模式。

随着民族战争和亡土亡国之耻，爱国思想也融人了爱情小说。文言小说《太原意娘》和话本小说《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的故事，都是写意娘被人掠去，不甘屈辱而自杀，成了鬼魂还无限怀念失散的丈夫。后来其夫出使北国，把她的遗骨带回家乡安葬。最后其夫违背了不再续娶的誓言，被意娘鬼魂揪人江中而死。虽然结局不近人情，但整个故事婉转凄凉，表现了意娘对爱情和故土的忠贞。

宋元时代的爱情小说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人物换了，观念行为变了。主体是士子类、妓女类、平民类。情节模式也由魏晋南北朝的单一陈述、唐五代的数种模式连接，发展到数种模式相互融合。但处于过渡期的宋元小说，大多是在使用和丰富已有的模式，尤其是在情节模式中，独创性的东西还比较少见。

（一）帝王类

在已有的帝王后妃模式的基础上，新出现了帝王妓女这一人物模式。《李师师外传》就是写宋徽宗宠幸妓女李师师的故事。

从帝王女神到帝王后妃，再到帝王宫女，最后到帝王妓女，帝王类的人物越来越丰富。作为帝王欢恋对象的妇女，她们的地位越来越伸向下层，到了明代，甚至还出现了贵妃私通工匠的故事。从汉武帝抛弃了阿娇，到汉武帝日夜思念死去的李夫人，使人召她的魂魄相见，再到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缠绵恋情，最后到宋徽宗以一个狎客的身份微服私会李师师，作家笔下的帝王后妃一步步地降到民间，也越来越具有了人的情感。

（二）神怪类

神怪的对象多是士子和市民。主要人物模式有：士子仙女、士子鬼仙、士子鬼女、士子精怪、市民精怪等。

士子仙女。《朱蛇记》写士子李元救了一条小蛇，即龙王公子，龙王为报恩而遣宫女云姐与李元相伴。李元立志科举，云姐帮他窃得题目，李元考中，云姐返回龙宫。这是一个宣扬因果报应的故事，反映了热衷于科举的宋代士子的思想志趣。与《柳毅传》相比，其格调就相去甚远了。

士子鬼仙。《李英华》写县令之女李英华死后以鬼身而登仙班，反映了鬼神观念的演变。小说写她与几个士子往来，不害人且颇有人情。女鬼不必再复生转世成人，而能够以鬼的身份、人的形体与世人相会，可以看做《聊斋志异》里的鬼女的前身。

士子鬼女。《钱塘异梦》写士子司马槱（y6u）梦中与南朝名妓苏小小的鬼魂相会的故事。小说以梦写情，较有韵味。《越娘记》写士子杨舜俞与五代时的女子越娘的鬼身相爱，终因阴鬼损害阳人，故越娘虽爱杨舜俞但不再与之往来。

士子精怪。《西蜀异遇》写县令之子李达道与一狐女恋爱的故事。其中亦有人狐相通而使李生“容色枯悴”的叙述。李父曾两次除妖终无法驱之，后来狐女为李母治好了病，才被家庭承认。狐女劝李生拜师求学，临别时还鼓励他好学上进，“以荣宗族，以显父母”。最后狐女所产之子皆不见了。故事中有郎才女貌、一见钟情、幽会欢好等情节，已融进了才子佳人的因素，狐女也已经接近《聊斋志异》里的狐女形象了。

市民精怪。《王榭》写商人王榭漂流海外，到了燕子国，与一老翁的女儿成婚。后来王榭思家，女子助其回家，临别时还赠以灵丹，使王榭的儿子得以获救复活。它既是《山海经》中记载的那些山海异国的文学化、形象化的拓展，又影响了后世的那些海外异国奇遇的故事。

（三）妓女类

主要人物模式有妓女士子、妓女市民，实际上还有妓女帝王（已见帝王类）。妓女士子沿唐而来，推出了妓女从良的情节模式。妓女市民尚属萌芽。

《新桥市韩五卖春情》冽写放债的吴山被隐名妓女引诱，纵欲过度，几近死亡，最后一个和尚的鬼魂托梦给他，点破了其中蕴涵的轮回报应，吴山幡然悔悟。前半部分渲染色情，后半部分推出惩诫，反映了宋元人企图努力地调和市民情趣和理学教条的矛盾。

《王八郎》写商人王八郎与一妓相好而与妻子分离，王与妻死后女儿想把两人合葬，女儿把两具骸骨放到一张床上，骸骨竟然东西相背，不肯脸对脸。小说旨在表扬有独立人格的妻子，批评喜新厌旧的丈夫。

（四）士子类

士子已成了神怪类和妓女类的主人公。士子类大抵是敷演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故事，如《全州佳偶》、《冯玉梅团圆》、《陆务观》等。

此类小说中，最好的要数元代的文言小说《娇红传》。这篇两万多字的小说一脱宋人小说中述古垂诫的陈套，上承唐传奇，下启明清文言小说。小说写士子申纯与舅氏王通判之女娇娘互相爱慕，几经磨难而通情。申纯请求父母遣媒约婚，王通判却以朝廷不许姑表通婚为由拒绝了。以后二人几度私会。在帮助舅氏理家的过程中，申纯受到了赏识。王通判同意议婚，却又在威逼之下将娇娘许给了帅府之子。娇娘、申纯双双为情而死，二人合葬一处，化作了鸳鸯鸟。此篇上半部分化《莺莺传》，下半部分融《韩凭夫妇》，熔幽会和幻化两个模式于一炉。全篇委婉曲折，前半部分写二人寄诗达意，更是幽丽缠绵，实在是宋元时代罕见的文言爱情小说，唯惜篇中多有横枝赘笔，略嫌松散。

士子民女。《张二姐》写游士刘逸民在朱乡绅家教书，朱乡绅派一丑婢侍奉刘。婢卖身期满辞去，刘逸民亦辞去。朱乡绅赴省试时，却见刘与婢已成婚，刘逸民亦登科为官。士子与民女、婢女婚爱，唐已有之，但此篇写士子爱上了丑女，当是梁鸿、孟光故事的新发展，不过已经是由隐到仕，大异其趣了。

（五）平民类

魏晋南北朝小说已出现了平民，如谢端和董永，不过他们还是农民，其对象是女神，他们的婚姻还是天神相助。唐五代时出现了平民女子，其中也有市民，如《郑德磷》中的盐商女、《李章武》中的王氏子妇等，但她们的对象还是士子。到了宋元，市民成了小说中的活跃人物。市民不仅出现于神怪类、妓女类中，还独立成类。但因为有的小说中还有农家男女，所以称作平民类。这一类中有贫女豪富、市民富妇、市民宦女、市民男女等几个重要的人物身份模式。

贫女豪富。《大桶张氏》写高利贷者张氏戏言要娶贫家女孙某为妻，后另娶妻。孙女知信而亡。半夜郑某发棺，孙又活过来了，郑某便纳孙为妻。一天郑某外出，孙女便到张家骂张氏。张以为孙是鬼，将孙某打死。最后张氏被下狱，又害怕又忧愁，夕匕在狱中。这是贫富悬殊造成的悲剧。

市民富妇。《志诚张主管》写一个被官宦抛弃的小夫人嫁给了一个老商人后，却爱上了店中的主管张胜，她被迫害而自缢后，鬼魂仍在追求张胜，但张胜却始终坚持本分、以礼相待、不为所动。一个爱情悲剧却被涂抹成了愚夫的颂歌。小夫人有了自主意识，市民张胜却满脑子封建思想。人物思想的交叉换位，反映了礼教对于市民的熏染和压抑。  市民宦女。《裴秀娘夜游西湖记》，写太尉之女秀娘与机户之子刘澄一见钟情，相思成病。太尉家托媒与刘家约婚，秀娘与刘澄结为美满夫妻。小说反映出那一时代的社会变革——旧的门阀制度已经崩溃，金钱也可以用来标榜门户了。

市民男女。这是平民类最具光彩的部分。《碾玉观音》写裱糊匠之女璩秀秀被王府召去做了婢女。秀秀钟情于王府里的碾玉匠崔宁，拉上崔宁私奔；被捉回打死后，鬼魂又跑到崔宁身边；后来迫于无奈，只好拉崔宁一道去阴间做鬼夫妻了。小说赞颂了秀秀百折不挠地追求婚姻幸福的精神，也反映出市民思想与封建势力的较量；通过崔宁这一形象，还表现了处于社会夹缝中的手艺人走向自由的艰难。

宋元爱情小说的情节模式主要有继承前代而来的后宫糜乱、幽会私奔、破镜重圆、婚外欢恋、负心鬼报和新形成的节夫烈妇、妓女从良、鬼怪祟人、情生情死等。

（一）后宫糜乱

旧题唐末人韩偓写的《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已在批评隋炀帝的淫逸侈靡。宋人运用这一模式，批评的是前代的皇帝，宣扬的是“女人是祸水”的观点，实际上又是在垂示训诫。批评帝王可以看成是帝王绝对权威的动摇，帝王由天理的代表、伦理的代表成了会犯错误的人，但那还只是针对前代。宋以来，有所谓“脏唐臭汉”之说，他们批判前代正是为了标榜当代。唐代的《长恨歌传》还主要是针对杨贵妃发出非词，宋人的《杨太真外传》却批评了唐明皇，甚至在描写后妃争宠的《梅妃传》中，作者还为杨贵妃和梅妃辩解，说唐明皇是自取天报，“岂特两女子之罪哉”？

另一方面，在《赵飞燕外传》中，就有人向合德吐唾沫，骂道：“此祸水也！”唐人亦视女子为尤物，陈鸿说他作《长恨歌传》是为了“惩尤物、窒乱阶”，元稹借张生之口贬斥莺莺，认为“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宋人更有新发展，《赵飞燕别传》中，嫌把女子视为祸水还不够，又加上了合德死后化为巨鼋受“冥遣”的情节。

（二）幽会私奔

这主要是才子佳人中的情节模式，不过也渗透到了市民男女中，如《碾玉观音》、《闹樊楼多情周胜仙》。才子佳人们跨越礼法、幽会私奔，表现了才子佳人对婚恋自由的追求，特别是表现了妇女在争取幸福的斗争中的主动精神。较有名的有《张生彩鸾灯传》、《张氏夜奔吕星哥》、《张浩私通崔莺莺》等。

（三）破镜重圆

宋代小说中，多是男子人仕前双方失散，女子流落乃至沦落烟花，男子入仕后双方团圆。在《苏小卿》中，已经加入了幽会私奔的情节，并且双方是靠私奔的方式团圆的。《全州佳偶》则靠官府脱去女方的娼籍而团圆，并且有了两个脱籍女子同归一男子的情节。此外尚有《冯玉梅团圆》等。

（四）婚外欢恋

《狄氏》写美妇狄氏嫁于贵家，操守甚严。滕生悦狄氏美色，求一尼姑将狄氏骗到庵中，并托尼姑送给狄氏两袋大珠。狄氏亦被滕生秀颜所动，二人遂欢合。滕生得手之后，又设计索回大珠。狄氏虽愤恨，但仍伺机与滕生私通，后来其夫发觉，严闭门户，狄氏思念滕生而死。《禁街遇丽》写上层权贵家没有儿子，宠姬们便上街勾引美少年回府通合。这些已不是由情而起的欢恋，要么是色欲，要么是求子，与唐代相比，已是等而下之了。更有甚者，在《刎颈鸳鸯会》中，竟把女子写成了色情狂。

这一模式还扩展到了和尚。《简帖僧巧骗皇甫妻》写和尚迷于色，设计使皇甫休了妻而自己娶之，后事败被送官府，皇甫与妻子重新团聚。这篇小说有了小人拨乱的情节。这类小说讽刺了僧徒，也否定了情欲，大弹训诫的陈调。

（五）负心鬼报

与破镜重圆相同，这一模式中的男主人公也多是读书人；与破镜重圆相反，彼是考中成名而团圆，此是考中入仕而分手。大致情节是公子落难，下层女子搭救，山盟海誓，助夫成名，男子高就负心，女鬼报仇。典型的如《王魁》。它已是唐代的始乱终弃、负心鬼报和李娃式的团圆的融合，比起《霍小玉传》的负心鬼报来，情节复杂多了。负心的原因也不再是门阀，而是科举了。此外尚有《满少卿》、《解洵娶妇》等。

此时还出现了市民负妓女而遭鬼报的故事，如《张客奇遇》。

（六）节夫烈妇

这一模式由魏晋的贤夫良妻演化而来，不仅情节较复杂，而且渗透到士子、平民、妓女诸类之中。《谭意哥传》中，张正字迫于父母之命抛弃了妓女谭意哥，意哥不但毫无怨言，反倒写信劝张自爱，自己则闭门耕织、育子守节，知道张另娶的妻子的死信后，谭意哥才允许张正字以三媒六证把自己迎回家。《鄂州南市女》。写富户之女吴氏爱上了茶店仆役彭先，竞受到彭先的鄙视，被认为行为不端。女死后，人发棺发现女尚活，女寻彭又被拒绝，彭先追逐着赶她走，女坠楼而死。这一故事的框架与《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相似，但立意竞有天壤之别。这一模式还有《秦君昭》、《高丽氏》等。夫妇关系作为人伦，汉魏六朝要求夫唱妇随，相敬如宾；唐代相对自由；宋则要求妻为夫奴，比起前代来，妇女的地位大大地下降了。实际上，岂止是妻为夫奴，岂止是妇女的地位下降；应该说是男女同为礼奴，人的地位下降了，理的地位升高了。

（七）妓女从良

唐代的妓女与公子、士子相会，多半是为了短暂的欢爱，宋代的妓女从良则是为了稳定的生活。其中包含着风尘女子对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人生际遇的思索和不满，可以说是一种人格的觉醒，她们企图努力地调和爱情和婚姻的矛盾。但是妓女把从良的眼光局限在官员、士子身上，又说明了这种觉醒是有限的；士子、官员会始乱终弃，也说明了这种矛盾是难以调和的。《王幼玉记》中写妓女王幼玉久有从良之心，她说：“倘从良人，留事舅姑，主祭祀，俾人回指日：‘彼，人妇也。’死有埋骨之地。”但是她所接触的对象都是衣冠士大夫，连富商也不能打动她的心。她爱上了豪俊之士柳富，说道“子有清才，我有丽质，才色相得，誓不相舍”，但是后来柳富未能如约，王思柳而死。郎才女貌并不意味着一定会获得幸福，王幼玉的遭遇说明了妓女只是初步觉醒，谭意哥的经历说明了妓女从良既是喜剧、又是悲剧。

（八）鬼怪祟人

这在唐人小说中尚属少数，但在宋元小说中已经泛滥，并且派生出许多曲折的情节。《吴小员外》写吴小员外随朋友游玩至一酒家，与酒家女相互有情而无由表达。第二年，吴旧地重游，方知女已死。回家途中，吴见此女戴着面纱走来，吴随其回家，遂被缠得害病。最后一位善于治鬼的人给他一把宝剑，吴杀死了女鬼。小说前半部分与唐小说《崔护》相似，后半部分就大相径庭了。崔护与复生的桃花女结成了幸福婚姻，何等优美；吴小员外却受祟杀鬼，多么阴森！《毕令女》写毕令之大女议婚时想借异母妹妹的金钗而未得，结果求婚不成、痛恨而死。死后又与一士人相好，快要恢复人形时，又被妹妹无意间破坏，于是姐姐的鬼魂就祸祟妹妹，将其害死。女鬼慢慢地还复人形的情节与魏志怪《谈生》相似，但格调高低已不可同日而语。在《陶小娘子》¨矾’和《西山一窟鬼》中，竟是阴风凄凄、群鬼作祟。

这些鬼话小说折射了礼教的可怖和迷信观念的可恶。礼教借鬼来震慑人们，使得这类作品充斥鬼气、殊无美感。这种阴风甚至吹进了一些名篇之中。《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本是白蛇精与市民许宣志诚相爱的故事，它创造了市民精怪的人物模式；但篇中妖气不散，许宣几次被白娘子捉弄，竞要投水自尽，最后他求助于和尚，把白娘子和她的侍儿青鱼精镇于雷峰塔。这不仅是对佛法的弘扬，更是对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的嘲弄。

（九）情生情死

这一模式还刚刚创立，篇数不多，但极有价值。《娇红传》写才子佳人时已有此情致，但更能体现这一模式的特点的，还是话本小说《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到底是市民男女的爱情，主人公一出场便已不凡。做海上买卖的富户人家的女儿周胜仙看上了开酒店的范二郎，便立即巧妙地借买水自报身世、传递信息。范二郎心领神会，也如法炮制，何等快捷便当！二人相思成病，直接向媒人透露心曲，约盟定亲，毫无忸怩之态。一听父亲不允婚事，胜仙当场气绝。她从墓中醒来，首先想到的是情人范二郎。她生前被坏人霸占，死后被神收用，却都敢于去径寻范二郎，全然没有礼法的顾忌。她的情多、情专、情烈，为了自主的爱情，她敢说、敢做，乃至敢死。周胜仙是情生情死模式中的一个光彩熠熠的人物。

宋元时期，传奇渐至衰落，笔记小说盛行，其中不少篇章涉及了爱情、婚姻、家庭，数量虽多，佳作殊少。唐传奇多写近人时事以传情，宋元文言小说多写前人古事以垂训。鲁迅认为：“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采，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与此相反，宋元的话本爱情小说则“不但体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宋元话本爱情小说传篇不多，佳作不少，但其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一篇之中，往往进步观念和低级情趣互生并存。总之，宋元爱情小说在体裁、内容和模式方面都显现了爱情小说过渡期的特点。

五

明清是古代爱情小说的高潮期。作家多，作品多，爱情小说如雨后菌菇纷然而生，香菇毒菌斑驳错杂，令人眼花缭乱。此时传统文化已是回光返照，新兴文化则方兴未艾，多元的文化迫力促成了这种复杂现象。

明清已属封建末世。制度化了的理学、明的特务机构、清的文字狱和八股取士制残酷地窒息着人们的思想，限制着人们的言行，压抑着人们的情感。妇女被套上了宗教化的贞节枷锁，社会地位空前降低。《明会典》第一次把旌表节妇列为制度。《宋史》所记节妇已达五十五人，明代节烈传记中所载妇女则不下万余。明清出现了许多鼓吹礼教、宣扬报应、恢宏节烈的小说。

明中叶，商品经济获得较大发展，不少沿海农村成了工商市镇，市民阶层不断扩大。市民经济和市民思想冲击着封建制度，改变着社会生活，以至于“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清朝虽然几次设海禁，但也始终未能消灭商品经济。市民活跃于经济生活，也活跃于精神生活。他们创造着物质财富，也改变着爱情文化。市民成了爱情小说的主角，金钱成了制造爱情婚姻悲喜剧的物质力量。《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蒋兴哥重情不重贞节，显示了新兴商业者对礼教道德的轻视。市民思想也冲击了“父母之命，煤妁之言”，父母开始尊重儿女的爱情婚姻选择。在《聊斋志异》里，《白秋练》中的白媪、《婴宁》中的鬼媪、《芸娘》中的芸娘之父江蘸都支持儿女自主，并促成他们自择的婚事，反映出一定程度的民主意识。为了满足市民的猎奇心理，寻求感官刺激，也出现了一些专事描写色欲和淫乱的小说。

如果说市民对封建礼教的反抗还处于感性层次的话，那么明代中后期的解放思潮则是这种反抗的理性代表。明代，陆（陆九渊）王（王阳明）“心学”已形成，并从中分化出了王艮学派，由此而掀起思想解放的大潮。解放思潮的倡导者或者认为“人欲即天理”，或者索性主张“存人欲、灭天理”了。他们非圣人、重人性，非天理、重情感，对理学发起猛攻。这是一个启蒙的时代、主情的时代。李贽主张言行必发自“童心”，汤显祖主张依情不依理，认为情到了极点则“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由解放思潮而来，人们开始重视并提倡通俗文艺。冯梦龙认为民歌可以“借男女之真情，发明教之伪药”，好的小说可以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

重人尚情、小说理论的产生、提倡通俗文艺，社会人文的这些进步，成了明清爱情小说繁荣的动因。冯梦龙不仅编纂《情史》，搜集整理前代话本，还亲自创作拟话本，写了不少好作品。明清短篇爱情小说，在拟话本（白话小说）方面，于明代产生了《三言》、《二拍》中的一些优秀篇章；至清代，白话小说骤然大盛，但短篇已不足与前人媲美。在文言小说方面，明代尚属继往开来，除了《剪灯新话》、《剪灯余话》、《觅灯因话》、《花影集》中的部分篇章外，少有可观之作；至清代，则异军突起，产生了《聊斋志异》中优秀的爱情篇章，此后虽然仿作蜂起，却一蹶不振了。

明清的爱情小说，主情是一大特色。张灵、崔莹因情而双双赴死，杜丽娘因情而梦会还魂。并且这时的“情”不再仅仅是邂逅相遇时的一见钟情，而是强调知己之情、患难之情。《白秋练》写白骥精不慕荣华富贵，坚决不给龙王做嫔妃。她自己工于诗词，爱上了同样工于诗词的商人子慕生，共同的爱好、旨趣促成了他们的爱情、婚姻。《连城》写乔生为了酬报知心人连成，竞把自己的肉割下来为她治病。这类小说不少，著名的还有《连琐》、《瑞云》、《绿衣女》等。

这些小说的主人公多是幻化的才子佳人，但这种才子佳人却不是一见就爱、一爱就欢，而是在互相交往、互相了解的过程中产生了爱情，而且他们也不是通过科举来实现婚配，而是在相知的基础上，由情而自主结合，颇有一些追求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的底蕴。明清小说善于铺陈情节、刻画人物。在那些爱情名篇中。不但塑造了张灵这样的豪放不羁的情种，而且挺起了一些像杜十娘、崔莹这样光彩照人的妇女形象，还跃出了一批像婴宁、小翠这样天真烂漫、珍视爱情、向往自由的“蒲松龄少女”。

明清爱情小说的主体是平民类、士子类和神怪类，平民还交错出现在其余各类之中。以重心而论，古代爱情婚姻小说的主人公由秦汉的帝王到魏晋南北朝的帝王、豪绅，再到唐五代的公子（属豪绅一脉）、妓女，又到宋元的士子、平民，最后到明清的平民、士子，主人公越来越走向下层，展现了题材的拓展和审美视角的转换的轨迹。

（一）士子类。

主要人物模式有才子佳人、士子民女和士子尼道。

才子佳人。这是明清爱情小说的中心。不但有以世人面目出现的才子佳人，而且在神怪类中，还有以妖仙鬼怪形式出现的才子佳人；不但有大家宦族、名门闺秀式的才子佳人，而且连市井男女也染上了才子佳人气。在这一模式中，不但士子有才，佳人亦有才；不但佳人有闭月羞花之容，才子亦有凝脂敷粉之貌。虽然尚未脱尽郎才女貌的旧习，但是“才”已在其中占据了显著位置，成了衡量女子的价值尺度，成了促成男女爱情的动因，使知己相爱、平等婚姻有了可能。

才子佳人模式由《卓文君》发端，经《莺莺传》、《娇红传》至明末清初，演为庞然大国。其上品是“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不论悲剧、还是喜剧，都集中凸现了一个“情”字；其恶趣为“是前生注定的莫错过姻缘”，不仅宣扬姻缘命定，而且搬演出“干部共出一套”的闹剧，形成了大团圆的固定程式。较好的有拟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小说写府尹之女杜丽娘感春生情，梦中与一书生相会，因思念书生而死。继任府尹之子柳梦梅看见了杜丽娘的画像而爱上了她。杜丽娘的鬼魂夜会柳梦梅并请他开棺相见。柳生发棺、丽娘复活，二人成婚。小说铺排了梦中相会、复生成婚的情节。与它类似的尚有《秋千会》等。

士子民女。大多是才子佳人式的悲欢离合故事，著名的有《金玉奴棒打薄情郎》、《钱秀才错占凤凰俦》等。

士子尼道。虽然也是变相的才子佳人故事，但其女主人公是尼姑或道士，并且这种小说不像一些宣传尼姑贪淫、和尚纵欲的小说那样去垂训示诫，而是肯定了女尼、女道的正常情欲，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人性的觉醒。

《张于湖宿女贞观》写张于湖宿于女贞观，悦女道陈妙常才色，以诗词挑之，妙常虽然以词回绝了他，但已被拨动春心。后来观主之侄潘必正入观拜姑，潘与妙常以词通情而幽会，二人难舍难分。而后潘必正巧遇故友张于湖。张于湖时为太守，就让潘必正、陈妙常以指腹为婚当理由到官府告状。潘、陈到了官府，张于湖判妙常还俗，二人得以成亲。《陈云椟》…s’也是写才子与女道的爱情故事，全篇波澜迭起，热闹而有生气。然而作家写女道与士子恋爱是命定，最后两个女道同嫁一书生，却又是败笔、滥调了。

（二）平民类。

平民亦渗入其他各类，如帝王类中出现了后妃匠人，士子类中出现了士子民女，神怪类中出现了市民与各种神仙精怪，妓女类中出现了市民妓女等。平民类有民间男女和市民男女两个主要的人物模式。

民间男女。如《翠翠传》。小说写了刘翠翠与金定以同学而结亲，后翠翠被起义军将领掠去。金定寻着翠翠，但迫于将军的威势，二人不敢相认，相思而死，二人以鬼身结为夫妻。

市民男女。大半是写市井男女的爱情喜剧，重要的有《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宋小官团圆破毡笠》¨盯‘等。

（三）妓女类。

主要有妓女市民、妓女士子两个人物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出现了集忠贞和气节于一身的妓女。《李姬传》写名妓李香与才子侯生交好，李香钟情于侯生而劝他远离祸国的奸臣。李、侯二人依依而别后，有奸人党羽以重金邀见李香，李拒而不见，表现了政治上的气节和爱情上的忠诚。这是后来的著名戏剧《桃花扇》的母本。小说反映出在礼教猖獗肆虐的同时，独立自主的思想也正在深入人心，哪怕这个人是处于贱位的妓女。

（四）神怪类。

上承魏晋南北朝志怪，中继唐宋传奇，明清时期，特别是明末清初，神怪类小说掀起了又一个高潮。魏晋明鬼，明清喻人；宋人垂诫，明清传情。在托仙怪以寓世事、借鬼神以倡人情方面，明清神怪小说，尤其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正与唐传奇一脉相承，唯其人物模式已伸展到市民，并且市民业已成为驰骋于魔幻世界情场中的主人。这一类的主要人物模式有市民神鬼、市民精怪、平民精怪、士子神鬼和士子精怪。

士子精怪。这一模式在明末尚有宋元流弊。《胡媚娘传》本是一个狐女与士子的爱情故事，但是前有妖狐戴着一个人髑髅拜月化人，后有狐精祟人、请神除妖，篇中阴风凄凄，反不及《任氏传》楚楚动人。

这类小说至蒲松龄格局为之大变。他笔下的花妖狐鬼“具人情，通世故”，而又具有令人喜爱的异类特点。《武孝廉》中，狐妇在石某病危时体贴入微，以丸药为他治好了病，两人结为夫妻。石某做官另娶新妇遗弃了她。狐妇不是祟他、祸他，而是让他吐出药丸，使他旧病复发而死。这种对恶人的惩治既人情人理，又不失仙怪的特点。《聊斋志异》把神怪类小说提升到了一个新阶段，不但宋明小说，而且连后起的仿作也难望其项背，实为空谷足音。

士子神鬼。对明清爱情小说，区分神鬼已无特殊意义，不管神、鬼还是精怪，都是人的化身。只不过从人物形象、行为方式看，神仙一般有一点居上临下的意味，其行事往往庄重典雅，尚有些上古的那种缥缈空灵的风范；鬼魂则躲躲闪闪地来来往往，颇有些悄怆幽邃之气；精怪则兼具两者的风韵。以《聊斋》而论，在爱情小说中，各种各样的精怪居多，而鬼魂次之，神仙倒不多见。士子神鬼模式中有《神女》、《聂小倩》等。

平民精怪。将精怪类的平民单独列为一个模式，只是为了区别于这类小说中的市民形象，因为市民不仅成为此类小说的主人公，而且在其中占有了越来越大的领地。

综观古代爱情小说，主人公多是士子、市民，农民反不多见。也许是市民往来活跃、士子持笔写作，就把既无文化又囿于一地的农民挤到了圈子外边。不过在民间故事中，主人公倒多是农猎渔樵，而且在以士子、市民为主人公的爱情小说中，也往往流露出农民式的思想和行为。因为不管他们多么活跃，也终究是在封建文化的股掌之中。

平民精怪模式中有《阿樨》等。《阿樨》是效法《聊斋》的作品，写一老汉从猎人手中救下一只狐狸，狐为报恩而与老汉之子结为夫妻。狐女性格善良、孝敬公婆，夫妻恩爱。后来老汉家渐渐富裕，时有偷儿，老汉向猎人买来猛犬护家，狐女不幸被猛犬咬死。

市民神鬼。明嘉靖时的《辽阳海神传》是一个商人和女神的故事。商人程士贤和哥哥到辽阳做买卖，买卖赔本，生计无着。一夜，辽阳女神前来会程，程士贤极尽声色馔肴之欲。以后七年之中，海神不仅供给程士贤日常享用，还出主意帮助他经商致富。后来程士贤思家欲归，女神执程手哭泣而别。而后女神又帮助程士贤摆脱了兵燹牢狱之难，永别之时还恋恋不舍。

汉魏六朝人欲登仙而遇神，唐人欲欢恋而遇神，明人则欲致富而遇神，市民也领到了与神仙交合的通行证，经商也和读书一样成了可以获得美妻财富的途径。遇神致富自然是幻想，但从中不难洞见市民们那种快快发财的强烈愿望。

市民精怪。这一模式是继承魏晋南北朝的凡人精怪而来。精怪仍然多是女性，但不仅不媚人害人，反而是“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这一模式中有《阿纤》（人鼠）、《白秋练》（人鱼）、《青眉》（人狐）等。

《云翠仙》写无赖市民梁有才见到狐女云翠仙，就轻薄地调戏她。他花言巧语地打动了云翠仙之母，云反对，母不听，遂将翠仙嫁与梁。梁游手好闲，整天聚众赌博，输急了竟要将翠仙卖入妓院还债。云怒责梁而后离去，一时屋宇皆失，梁悬于岩石之上。后来梁被樵人救下，杀了劝他卖妻的人而锒铛入狱，死在狱中。小说揭露了市民中的“无赖子”的丑陋嘴脸，批判了父母之命的轻率、专断，以云翠仙斥夫出走的行动肯定了女子在婚姻和家庭中的独立、自主的权利。

明清爱情小说的主要成绩还不在于人物的拓展，而在于情节模式的演进。虽然也没有创立多少新的情节模式，但是它把历史上已有的模式连缀起来、汇合起来，使之互相渗透、互相贯通。情节模式更加深化、更加完整，同时有些模式也渐渐地程式化了。

如果说，此前的某些情节模式还专为某类人物所特有的话，那么，这时的大部分情节模式已经涵盖了平民、士子、妓女和神怪四类，从小说人物的角度看，也可以说，才子佳人和准才子佳人打入并囊括了几乎所有的情节模式。这一时期发展了已有的婚外欲情、鬼怪助婚、复生幻化、妓女从良、节夫烈妇等模式，新形成了以死殉情和患难结合模式，并且把破镜重圆演化为一个庞大而固定的才子佳人大团圆模式。

（一）婚外爱情

以主要特色而论，在这一模式中，唐人宣欲，宋人垂训，明清主情并且由爱情渐及友情，把它发展成为一个谊、情并存的模式，打破了一爱就欢、一爱就婚的格局。《宦娘》写美丽的女鬼宦娘和士子温如春在共同爱好的基础上结下友情，因阴阳相隔却无法结合。宦娘就在暗中帮忙，使温如春和一个长得与自己相似并且也酷爱音乐的美女良工结成夫妇。此后，三人还一起交流技艺。《娇娜》写孔生与狐女松娘结为夫妻后，又在互相帮助的基础上与狐女娇娜结为密友。孔生与松娘情笃，娇娜与孔生谊深，难怪蒲松龄老人也大发感慨：“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观其容可以忘饥，听其声可以解颐。得此良友。时一谈宴，则‘色授魂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矣。”这些小说是《任氏传》的发展但又有若干不同：韦生爱任氏主要在色；温女春与宦娘的友情在知己，娇娜与孔生的友情在患难。礼教教男女授受不亲，这些小说却公开传扬爱侣和腻友可以并存，这在视女于为祸水、奉理学为圭臬的礼教社会中，不啻为振聋发聩的眷雷。

（二）鬼怪助婚

魏晋时天神助婚是上苍居高临下地垂怜芸芸众生，唐代精怪助婚是精怪代天完成命定的姻缘，明清的鬼怪助婚是帮助有情人成为眷属。从上天自行天意而不关情，到精怪代行天意而不为人，再到鬼怪遵从人意而为情，媒妁的作用、人们对媒妁的要求改变了。《封三娘》写狐精封三娘主动热情地帮助好友范十一娘择婿。范嫌寒士孟生穷，封就批评她俗气；范怕父母不许，封就鼓励她下定决心。在封三娘的帮助下，范、孟私订终身。不料范父将范许给权贵，范十一娘就以自杀反抗。后来封三娘让孟生发墓开棺，又用药物将范救活，终于使他们缔结良缘。《秦吉了》写秦吉了（鸟名）为了撮合官吏之子梁绪与一个丫鬟的婚事而往来奔波，途中不幸被恶少射死。死后还托梦给梁绪，让他救出被活埋的丫鬟，使二人结合。鬼怪助婚是对父母之命的反叛，是“红娘”相助的鬼怪版，它标明媒人正在由封建婚姻的支持者变为自由婚姻的信使。

（三）复生幻化

魏晋的复生多是由哭坟而复活，死和生都极其粗略；唐代的复生是由阴曹放还或来生转世，还是求之于人；明清则是铺陈枝节，并且靠自己的力量来复活团聚。明小说《秋千会》写一对蒙古族青年的爱情故事。宦家子拜住看见宣徽院使家诸女子荡秋千，悦女美而求母亲请婚，宣徽因拜住有才而指其女速哥失里与之订亲，后拜住家败落，宣徽将其女另许高门。速哥失里在花轿中上吊身死，拜住哭棺，女应声，拜住开棺，女复活，二人私奔，后来宣徽夫妇悔过认亲。从其主要情节看尚属过渡之作。

蒲松龄的《连琐》写书生杨于畏与女鬼连琐因吟诗而相见，因爱好琴棋书而生情。王生和别的士子想见连琐被她拒绝，王生遂恶作剧吓跑了连琐。一天，连琐又来求杨生相助，杨生在王生的帮助下除掉了逼连琐做妾的鬼官吏。连琐向杨生求得精血，百日后杨生开棺，连琐复活。小说中有了一见钟情、患难相助、受精复生等情节，又突出了情可以使死者复生、复生要靠自己的主题。

幻化亦由化物转向化人，由外化转向内化，突出了幻化的内在依据——情。《心坚金石传》写书生李彦直与妓女张丽容以诗传情而相会，李父无奈遣三媒六礼聘了张，但张又被路参政阿鲁台夺去要献给右丞相。途中，李跋涉相追三千里而死，张亦自缢。阿鲁台大怒，焚二人尸，唯心不成灰，并且丽容心中生出一个李彦直，彦直心中生出一个张丽容。阿鲁台以为是异宝，把它盛在一起献给了右丞相，右丞相打开一看，竟是两滩臭血。右丞相遂治阿鲁台夺人妻子之罪，阿鲁台因此而死。

（四）妓女从良

唐小说中已经有了一点妓女从良的故事，但只是嫁与贵族为妾；宋小说始创妓女从良模式，妓女可以嫁人为妻，但她们的眼光还囿于官人、士子；明则有了妓女选中了市民的故事。《卖油郎独占花魁》中，市民不但敢于和公子哥儿在情场上较量，而且取得了胜利。美妓莘瑶琴起初看不上卖油郎秦重，后来她受到了吴八公子的凌辱，两相对照，她终于倒向了市民一边。市民战胜了公子靠的是情，小说肯定了情，表达了市民争取爱情的愿望和力量。

（五）节夫烈妇

这一模式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承《志诚张主管》、《谭意哥传》等而来的褒奖节烈、张扬礼教的节夫烈妇；一是承《太原意娘》等而来的把爱国与爱情结合起来的节夫烈妇。

《蔡瑞虹忍辱报仇》写蔡瑞虹随父母赴任乘了贼船，贼杀了她的父母，还侮辱了她。她脱险后，为了寻找一个能替她报仇的丈夫，先嫁一人为妾，却被妒妻卖到妓院。后来遇到了一个老实的举人朱源，便与他一同逃走，二人结婚生子。朱源中了进士、当了知县，上任时，恰巧遇到了迫害蔡家的贼人，就予以惩办。然而在报了仇之后，蔡小姐却留下遗书自杀了。她写道：“男德在义，女德在节；女而不节，与禽何异！……失节贪生，贻玷阀阅。妾且就死，以谢蔡氏之宗于地下。”蔡瑞虹死了，不是殉情，而是殉那失去的贞操。尽管当官的丈夫不计较她的失身，她自己却耿耿于怀，礼教已由外在的制度化为她内在的欲求。这可憎恶的礼教，多么残酷地吞噬着妇女的肉体和灵魂呀！

《侠妓教忠》写妓女方芷喜欢文士杨文骢，但杨依附于奸臣，方芷就教他以忠节立名；战乱之中，方芷敦促杨自缢后自己也以匕首自尽。这篇小说与《李姬传》的主旨相同，是在宣扬忠于国家、忠于政治信念的大节大义，当然这种节义也包含着若干封建思想。

（六）以死殉情

这一模式是情生情死的发展，但它在衍化真正的爱情悲剧。《补张灵崔莺合传》写的是张灵、崔莺的殉情悲剧。张灵是明代解放思潮时期的豪放之士，他死前还写道：“张灵，字梦晋，风流放诞人也，以情死。”崔、张殉情是对封建统治者的控诉，也是对知己之爱的向往。

不得爱，毋宁死。这一思想不仅在才子佳人中传播，也影响了妓女的选择。《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似乎只是个妓女从良而未成的故事，不，它是一个妓女寻求爱情的悲剧。杜十娘本可以不死而用百宝去打动李甲以求容身，但她不是如同王幼玉、谭意哥那样，只求寻个丈夫建个家，她要的是至上的爱情。这爱情容不得一丝铜臭、半点假意。复生幻化终非真有，殉情投江正是现实。这篇小说亦可视作妓女从良人物模式的重大演变，因为它注重的不再是欢、婚而是爱情，不再是幻、怪而是现实。

（七）患难结合

这是破镜重圆模式的新发展。唐传奇中破镜重圆靠侠客；宋小说中破镜重圆靠科举；而此时的患难结合靠自己，由求之于外转向求之于内。《晚霞》写阿瑞和晚霞溺死以后成为龙宫艺奴，两人冲破困难、彼此相爱，但是龙宫法禁森严，不许他们结合，他们又相继投江自杀，最后结为婚姻。《神女》写米生有难，神女相帮；神女有难，米生相助，患难与共的经历使他们相爱而结合。这些小说展示的都是男女双方在相同的遭遇中建立感情，靠自己的斗争获得婚姻幸福，体现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八）大团圆

这也是破镜重圆模式的大发展。破镜重圆在此时已渗入各类人物模式。士子类如《单符郎全州佳偶》，平民类如《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妓女类如《玉堂春落难逢夫》等，而它的主要人物模式则是才子佳人，并由此而形成了才子佳人大团圆的情节模式。这一模式把邂逅相遇、一见钟情、幽会私奔、破镜重圆等熔为一炉，情节空前丰富、曲折。

《莽儿郎惊散新莺燕梅香认合玉蟾蜍》写秀才凤来仪与杨素梅一见钟情，两人由侍女传送诗词、递达爱意而约会，幽会时未及云雨便被人惊散，两人天各一方。有人给素梅提亲，对方名叫金定，素梅思念凤生而立意自尽。凤生一举成名中了进士，家中来人报知已为他订了亲，对方是冯家小姐，凤生心中怨愁不已。回家之后，凤生才知道冯家小姐乃是冯家外甥杨素梅，素梅才明白金定本是金家外甥凤来仪，于是皆大欢喜，完婚团圆。

这一模式中，磨难是小乱子、大误会，团圆是靠天命、靠官府，终至演化出一个固定的俗套——“一见钟情两相欢，私订终身后花园，小人其间来拨乱，落难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以至演出两美女共事一才子的闹剧。虽一篇之中略有损益，每篇之间各有差别，但大率如此。欲知全豹，可参见《夺锦楼》、《吴衙内邻舟赴约》、《乔太守乱点鸳鸯谱》、《裴晋公义还原配》等，亦可参见有名的才子佳人中篇小说《平山冷燕》、《玉娇梨》、《好逑传》等。

总之，明清爱情小说紧紧围绕一个“情”字，倡情的纵情、褒情，反情的节情、贬情。这一时期作品最多，名篇佳制却百不及一，形成了《三言》、《二拍》（白话）和《聊斋志异》（文言）双峰并峙的局面。

中国古代爱情小说由古代神话发源，经春秋、秦汉萌芽，魏晋南北朝初兴，唐成熟，宋过渡，到明清趋至高潮。人物身份由上及下越来越广泛，情节模式由单一到交汇越来越丰满。爱情描写由先秦两汉的无情，经魏晋南北朝的有情、唐的欲情、宋元的婚情发展到明清的爱情，爱情小说越来越具有了真正的爱情意蕴，由此而铺出了通向近代爱情小说的道路。

《古代爱情小说赏析》终于付梓了。检校案头的这堆书稿，回想起那些流逝的岁月，不禁感慨万端。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从中国人民大学函授学院中文专业毕业了，还想继续遨游于书海。于是几个人开始研究古代小说，谋划编一本古代爱情小说的集子。

那是一个尊崇知识的年代，思想活跃的年代。我们一脚踏进刚刚打开的爱情禁区，在爱情文化的深山里探矿寻宝。几乎翻遍了当时能够找到的所有古代小说，从汉代至清代前期的短篇小说中选取了这42篇优秀篇章，借以展现古代爱情小说演进发展的轨迹，学用新视角对这些小说进行系统的分析。

经过了两年的孕育和阵痛，1987年，书稿降生了，送进了出版社，出了三校稿，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付印。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渐渐步人或靠近耳顺之年。偶尔翻阅旧稿，感觉书稿虽老，工作尚新，于是就筹划重新整理书稿，联系出版。幸蒙中国书店出版社不弃，认为还有些价值；于是就像爱情小说中的复生幻化一样，有了这部旧稿的起死回生。

出版这本书，当然是要给读者增添一些阅读乐趣和思想资料。不过，于我们自己而言，也有要存点儿纪念的意思。一是留下当年的欢乐和梦想，一是回味淳朴的友谊和岁月。曾为本书出力甚多的杨晓民，2010年4月竞遽然辞世，带走了他的满腹学问和文化梦想，也带走了我们一起耕耘晚年的誓愿，留下了植根于那个年代的忠厚和纯真。睹物思人，不胜唏嘘。为他刻下一些人生的印记，也成了我们继续完成这本书的原点和动力。

二十三年前，我们这些人共同选定了本书的篇目，郭又陵、赵前做注释；杨晓民、郝在今、李战吉、贾柯夫、袁冰西、袁潮、王学刚分头撰写赏析文章；李战吉写前言；李战吉、杨晓民、郭又陵统稿。如今，李战吉重新校读了赏析文章，郭又陵校订了注释；两人分别通校了全稿，进行了一些必要的修改。

本书的前言是经过研习而形成的一篇中国古代短篇爱情小说的史纲。它首次运用模式分析法，从人物模式和情节行为模式两个方面勾勒了古代爱情小说演进和发展的脉络，以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哲学的视角对各个时代爱情文化的特点、动因和影响进行了剖析。

本书旨在为有兴趣关注古代爱情小说、爱情文化的同好提供一点研究和思维的资料，为青年学生提供一些学习和生活的思考，至于它到底能够起到些什么作用，那就是见仁见智了。中国古代小说浩如烟海，我们只是触摸了冰山一角；在文化学问的群山峰峦面前，我们只是刚刚起步的探寻者，不妥之处定是不少。尚望热心的读者不吝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