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是人类思想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正义论》是西方二战以来政治哲学、法学和道德哲学领域最重要的著作。

对罗尔斯的解读、与罗尔斯的“正义论”对话，是社会科学最恒久不衰的话题。

杨玉成所著的这本《罗尔斯》既是一部传纪，也是一部优秀的解读《正义论》的作品，可以帮助读者理解罗尔斯的思想及其正义理论。

20世纪的上半叶，是一个喧嚣、混乱而又残酷的时代。杨玉成所著的这本《罗尔斯》的主人公罗尔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中开始其生活、思考和写作的。他在其系列代表作《正义论》(1971)、《政治自由主义》(1993)、《人民法》(1999)和《重申公平的正义》(2001)中系统提出并不断加以完善和发展的正义理论，是对西方思想史上正义理论的总结和发展。他既把近代以来的社会契约论的论证方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又把20世纪初期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推到一个新阶段，从而在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思想界引起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反响。我们可以说，他的思想成果既是20世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从“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这一重大转折的深刻反映，又是对这个转折的总结、辩护和促进。下面，就让我们沿着罗尔斯的人生足迹和思想轨迹，来探索他的正义理论之迷宫吧！

小引

第1章 罗尔斯小传

 一、正义感初萌的童年时代

 二、早期教育初显才华

 三、大学岁月与军旅生涯

 四、学术历练初显大家风范

 五、《正义论》：十年磨一剑

 六、《正义论》之后

 七、哲人其萎，名垂青史

第2章 《正义论》的迷宫

 一、社会正义概念

 二、两个正义原则

 三、社会正义观种种

 四、社会契约论：从原初状态到正义社会

 五、平等论自由主义：把新自由主义推向新阶段

第3章 《正义论》的反响和争议

 一、经济学家们的反响

 二、新古典自由主义者诺齐克的挑战

 三、平等论自由主义者德沃金的批评

 四、哈特对基本自由优先性的质疑

 五、共同体主义者的挑战

第4章 《政治自由主义》的修正与发展

 一、“良序社会”概念的问题

 二、正义理论适用范围的收缩

 三、政治正义论的确立

 四、建构政治正义论的方法

 五、政治自由主义的主要观念

第5章 国际正义问题

 一、“现实的乌托邦”何以可能？

 二、何谓“人民”？

 三、人民法的产生及其内容

第6章 《重申公平的正义》

 一、两个正义原则的最终表述和内容的修正

 二、对两个正义原则论证的修正

 三、对公平的正义的理解方面的变化

结语

附

 年谱

 主要著作

 参考书目

第1章 罗尔斯小传

一、正义感初萌的童年时代

父母与政治

1921年2月21日，罗尔斯出生在美国东部马里兰州北部港口城市巴尔的摩的一个富裕家庭，其全名是约翰·博德利·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小名杰克(Jack)。杰克的父亲威廉·李是一位著名律师，母亲安娜·埃布尔来自巴尔的摩郊区的一个富裕家庭，其娘家姓斯坦普。他们共育有五子，杰克排行老二。

杰克的外祖父母出生于巴尔的摩的著名郊区格林斯布林山谷(该地因电影《就餐者》而远近闻名)的两个富裕家庭，双方都继承有遗产，主要是宾夕法尼亚州的煤矿和石油资产。但杰克的外祖父亚历山大·汉弥尔顿·斯坦普后来却因倾家荡产而被迫与生下四个儿女的妻子离婚。杰克的父方祖辈原先生活在南方。其祖父威廉·斯托·罗尔斯是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市附近一个小镇的银行家。他因患有肺结核，希望住所靠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附属医院，于是便在1895年率全家迁居至巴尔的摩。几年后，杰克的父亲威廉·李亦染上肺结核，成年以后身体一直不太好。大概由于家庭因疾病陷入困境，威廉·李没有念完中学，14岁时就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做外勤”。但是威廉·李颇具上进心，利用晚上时间刻苦自学事务所里的法律书籍，并经过考试获得律师资格证书。威廉·李后来在事业上颇为成功，成为马伯里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受人尊敬的合伙律师。马伯里律师事务所是巴尔的摩最好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其名声奠定于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的著名宪法案。在通过律师资格考试之后的数年里，威廉·李还不时到巴尔的摩法学院教授法律课程。他还于1919年当选为巴尔的摩律师协会主席，或许他是至那时为止执掌该职位的最年轻的律师。威廉·李作为名律师所获得的成功与声誉使他成为一位立志成才的传奇式人物。

杰克的父母都对政治很感兴趣。他的父亲是威尔逊总统和国际联盟的支持者，并且还是马里兰州州长民主党人艾伯特·里奇的密友和非正式顾问。里奇曾经建议威廉·李去竞选联邦参议员席位，并给他提供过一个州上诉法庭的法官职位，但威廉·李均以健康为由加以婉拒。威廉·李也是罗斯福新政的坚定支持者，但他对罗斯福总统本人的尊重却因1937年的“扩充高院危机”(Court-Packing Crisis)而中止。这场危机的起因是，罗斯福总统试图通过任命六位新的法官来扩大最高法院的规模，以打破最高法院对他的新政立法的抵制。杰克的母亲非常聪慧，擅长桥牌和绘画，还热心社会活动，曾担任当时新成立的妇女选民联盟巴尔的摩分部的主席。1940年，她还曾为文德尔·威尔基的竞选而奔忙，其时威尔基已经退出民主党，而以共和党党员身份与罗斯福竞选总统。杰克与其父亲比较疏远，在他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个冷淡的人，与家里人不太亲近。但他与母亲关系亲密，他后来把自己一生对妇女平等权利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母亲的影响(此外，当然也有其妻子和女儿们的影响)。

两个弟弟的夭折

在杰克的童年时代，对他的幼小心灵打击最大的是他的两个弟弟的不幸天折，他们都因为受到杰克的传染而病亡。第一次发生在1928年，当时杰克病得非常厉害。尽管家里人严厉地吩咐比杰克小21个月的弟弟罗伯特·李(小名博比)不得进入杰克的房间，可是博比还是数度进入他的房间，并且陪杰克玩。不久之后，两个孩子都躺在床上，发着高烧。家庭医生最初误诊了病情，耽搁了很长时间才确诊他们患上了白喉。但是对博比而言，正确的诊断为时已晚，抗毒素未能挽回博比的生命。

博比的死对杰克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按照他母亲的说法，这可能是导致杰克口吃的重要原因，自那以后口吃一直困扰着他，尽管后来有所好转。杰克的白喉逐渐痊愈，然而，就在第二年的冬天，他又染上了严重的肺炎，并很快传染给他不到一周岁半的小弟弟汤米。前一年的悲剧再度重演。尽管杰克慢慢康复，他的小弟弟汤米却未能幸免，而于1929年2月不幸早天。仅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目睹家中的两位亲人相继离世，年幼的杰克不能不对之感到痛心疾首，这种童年时代的心灵创伤终生难以忘怀。或许，他后来对弱者的特别关怀与他童年时代对命运之冷酷无情的深刻感受不无关系。

P3-5

20世纪的上半叶，是一个喧嚣、混乱而又残酷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和国际矛盾的总爆发，表明自由资本主义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但是，也正是在这种动荡和混乱中，孕育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个重大历史转折，一个被称做是“资本主义文明化”的转折：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转向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或受限制的资本主义。这个转折既有其实践层面的标志，也有其理论层面的标志。从实践层面看，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放弃自由放任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而以维护经济稳定和社会正义的名义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适度干预，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20世纪30年代初的“罗斯福新政”和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国家建设。从理论层面看，以强调自由放任政策和“守夜人式”的国家为基调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逐渐退出主流理论舞台，而以强调国家干预政策和干预能力为主调的新自由主义理论逐渐占据主流理论地位，其主要标志是20世纪初以强调“国家必须担负起增进个人自由能力之职责”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潮的兴起和20世纪30年代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凯恩斯主义。

本书的主人公罗尔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中开始其生活、思考和写作的。他在其系列代表作《正义论》(1971)、《政治自由主义》(1993)、《人民法》(1999)和《重申公平的正义》(2001)中系统提出并不断加以完善和发展的正义理论，是对西方思想史上正义理论的总结和发展。他既把近代以来的社会契约论的论证方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又把20世纪初期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推到一个新阶段，从而在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思想界引起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反响。我们可以说，他的思想成果既是20世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从“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这一重大转折的深刻反映，又是对这个转折的总结、辩护和促进。下面，就让我们沿着罗尔斯的人生足迹和思想轨迹，来探索他的正义理论之迷宫吧！

我们现在可以对罗尔斯的整个思路稍作整理。罗尔斯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启发下，把社会合作活动看做是一种非零和游戏。任何游戏都需要一套游戏规则，否则就不成其为游戏。就通常的竞技性游戏而言，只要按事先确定的游戏规则进行，则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结果，都是公正的，因为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这个游戏的程序是公正的，其结果也不能说不公正。这里不存在结果是否公平问题，因为它本身就不以追求结果的公平为目标。如果你无法接受不公平的结果，你可以选择不参加游戏。但是，社会合作游戏却有所不同，这个游戏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参加的游戏，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在意结果的是否公平，所以，这里的规则不仅仅有它是否得到公正执行的问题，还有其本身是否公平问题，即这个规则本身是否能够带来相对公平的结果。当然，这种公平的结果不是平均，而是要把差距控制在合理的、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这就是罗尔斯把公平作为社会正义原则之核心的含义。那么，追求社会合作规则的公平性到底有什么根据呢？或者说，我们可以用什么办法来为规则的公平性辩护呢？罗尔斯认为，公平的规则乃是处于“无知之幕”背后的“原初状态”中的人们共同选择的结果，是他们订立契约的结果。这种契约在他们从原初状态回到社会后是不容撤销的。

罗尔斯的这个思想在其主要著作《正义论》(1971)中得到清晰的表达。他在该书中提出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的道德概念“公平的正义”的目的在于解释宪政民主制度并为之辩护。该书所阐述的两个正义原则中的第一个原则肯定平等的基本自由相对于其他政治关切的优先性，第二个原则要求给所有公民提供公平的机会，并强调财富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要能够给处于最不利社会地位的社会成员带来最大的利益。罗尔斯提出一个无偏见的社会契约观念来为这两个原则辩护：处于平等地位的并且对于他们的历史境况一无所知的自由人会合乎理性地同意这两个原则，以保证他们的平等地位和独立性，并自由地追求他们的善的观念。

在其另一部重要著作《政治自由主义》(1993)中，罗尔斯对他的“公平的正义”观念的最初论证进行修正，以使之与自由主义的多元论更一致。他论辩道，鉴于在自由社会中不同的哲学、宗教和道德观点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社会统一性的更合理的基础是建立在共享的道德观念基础之上的公共正义观念，包括公民关于其自身作为自由的和平等的道德人的公共观念。这个公共正义观念的稳定性是由重叠的共识提供的；所有合乎理性的哲学、宗教和伦理观点都能够因其各自的特殊理由赞同这个重叠的共识。

由此可见，尽管罗尔斯对正义原则的辩护前后有别，但他对于两个正义原则作为现代宪政民主社会的“建国立宪”的根本原则的想法却是一以贯之的。笔者接受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原则，但不完全同意他对正义原则的论证。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原初状态乃是一个假定的状态，是思想实验的产物。即使在原初状态中人们会一致同意罗尔斯所提出的两个正义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脱离原初状态后会信守承诺，在现实世界中也会接受这个原则。事实上，在现实世界中，对于公平的正义原则存在巨大的争议。后期的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更加关注正义原则的可行性问题，把正义原则和形而上的综合性学说相分离，认为正义原则是政治性的，是建立在所有社会成员的重叠共识基础之上，因此重叠共识是正义社会的可行性和稳定性的保障。但问题是，罗尔斯把政治的正义原则和形而上的综合性学说相隔离的办法果真有效吗？许多研究者对此提出许多质疑，认为罗尔斯的政治正义原则实际上无法摆脱形而上的综合性学说的影响。另外，有学者认为，罗尔斯所谓的重叠共识实际上仅仅是暂时的协议，不是真正的重叠共识。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存在各种不同的宗教，它们之间能否达成一种重叠共识？如果我们以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为例，我们似乎看不出二者之间有什么共约的因素使他们能够达成重叠共识。他们之所以能在一个社会中共存，并非是由于他们的教义之间有共约的因素使他们共同接纳某些原则。实际上，因为教义的不相容，他们都各自坚持唯有自己的教义才是真理，并且都坚持对异端进行压制。而他们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只是因为政治干预的力量太大，不允许他们这样做。如果某一方的力量大到足以有压倒性的优势，那么，这一方的一些狂热分子很可能会采取行动对另一方进行压制甚至迫害。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中所存在的恐怕并不是真正的重叠共识，而仅仅是一种霍布斯式的暂时妥协。

我们认为，对于正义原则的辩护不能仅仅依靠道德哲学或政治哲学的论证，还应当从社会学角度或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加以论证。事实上，接受社会正义原则乃是社会各利益集团长期博弈的结果，是妥协的结果，是人类通过血的代价换来的共识，是人类不得不接受的原则。出于维护社会稳定或平衡状态的需要，社会强势集团不得不让出部分利益，这是谋求个人自身安全和集团利益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因为社会弱势集团尽管处于弱势地位，但这些弱势力量联合起来就有可能造成社会的动荡，从而危及强者的利益。社会毕竟是一项合作的事业，这个事业要维持下去，就需要保持一定的均衡，需要各方都做出一定的让步。因此，从真理性的角度看，对于正义原则的证明是社会实践的证明，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证明。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社会学意义上的证明比较冷酷，不太容易让人接受，而且，它还有可能强化阶级意识或阶层意识，不太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而罗尔斯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证明更抽象、更“优雅”，人们在情感上更容易接受。但是，如果按照罗尔斯的说法，真理性是一个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那么，我们还是应该接受社会学意义上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