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在家读书,家人皆为伴读。伴读会丰富自己的知识,却更需要关注读书的人。在一心多用中,记录下读书的所得和所失,琢磨出读书的所需和所拒。在全程介入中,新读或重读、似读与非读都不重要,重点在于读书郎之读书,为其读有所得而快慰,为其读中之误而揪心。
做孩子时,家长是指南,同伴是参照;当父亲后,孩子是随从,同时是提示。做学生时,老师是父母,同学似兄妹;当老师后,同学是对象,同时是启迪。母亲为我们提供的是一张稠人广众的线路图:“有样看样,无样看世上。”世间百样,各不一样;紧要之处,唯有一样:有母亲在一起,与孩子相伴着。
黎建飞编著的《母亲在,家在》是一本以品味亲情为主线、以回忆读书为纵贯、以思考社会为经纬的多篇博客文集。
《母亲在,家在》由黎建飞编著。
从木石铁匠到工人、官员、教授——这是怎样的旅程?从无书可读到读书、写书、教书——这是怎样的路程?从无学能上到本科、硕士、博士——这是怎样的行程?从儿子学生到家长、教师、父亲——这是怎样的进程?从社会边缘到融入、参与、干预——这是怎样的过程?从无法无天到学法、教法、写法——这是怎样的历程?
《母亲在,家在》是一个男孩成长的轨迹,更是一位母亲心血的印痕;这样的痕迹对男孩的男孩、儿子的儿子有什么意味吗?
老木匠传奇:木与石
“粗木笨石”是对木匠与石匠关系的修辞性评价。这两位弟兄在古代通称为工匠,并且都还是鲁师爷的弟子。《世本》记载,石磨也是鲁班发明的。《述异记》载鲁班曾在石头上刻制出“九州图”,这是最早的石刻地图。此外,还传说鲁班刻制过精巧绝伦的石头凤凰,修筑了至今健在的赵州桥。
到了我们这一代,两兄弟早已走完了“树大要分叉,儿大要分家”的程序,并且早已经是谁看谁都不顺眼了。比如,“石匠帮忙一袋烟,木匠帮忙大半天”,等等。或许这些话多是我从木匠师傅那里听来的,所以木匠占了先手。但是,我的职业生涯是石于木先。
向石头讨生活开始于小学后期的河坝,是将河坝的石头用铁锤砸改至一定规格的石块(通常是2厘米×2厘米),卖给修桥铺路浇灌混凝土等使用单位,一立方大概能得2元钱。夏天的河边凉快且近水,每天放学后涉水过河也不失为一件惬意的事。尤其是,行至河的中央忽然上游涨水(当地俗称“铺盖水”),急切的洪水将手里拿的工具冲走,有时甚至连短裤也冲掉了,回到岸边便产生了劫后余生的成就感。比较麻烦的是冬天,寒风刺骨倒在其次,更难的是须得下到水中去捞石头,手上脚下的冻疮是少不了的。之所以要下水,原因有二:一是岸上可供砸改的石头已近枯竭,二是水里捞出的石头是经水浸泡过的,比较容量砸改。有了这样的实践经验,对于歇后语“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就不以为然了。“臭”是一定的,“硬”却不一定。就如张翎在《余震》中所揭示的:“并不是所有苦难都能成就一个人。它也可以摧毁一个人。”(《人民文学》2007年第l期)
在矿山同样是将开山放炮后的菱镁矿石砸改成一定规格的石块(通常是4厘米×4厘米),卖给外地的工厂用于冶炼,但挣的钱却多了。尤其是熟悉了雷管和炸药,学会了打炮眼装填炸药点引线,知道了引线受潮或者制造时火药填充不均匀都会产生“哑炮”。后者往往是致命的,因为引线的外包装可以慢慢燃至有火药处,这时周围的人再跑开已经来不及了。最危险的是一次“放大炮”,从县上请来的老王师傅(现在可以称之为“专家”了)带人挖掘了一个竖井,在井底开出一个“药室”,里面码放了数百公斤炸药。一旦爆炸,半边山的矿石够我们使用数月了。谁料到点燃引线后也如同伦敦街头的大笨钟,在人们的久等中成了哑炮。怎么办?当时流传着一个说法:某专家发明了一种威力巨大的火炮,但投入部队使用时却没能把炮弹打出去。首长的解决之道是装填炮弹后请专家本人来开炮。专家在大汗淋漓中总算把炮弹鼓捣出去了,避免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壮烈。。矿山的领导也向首长学习,请老王师傅自己去把炸药掏出来或者引爆,老王师傅在惶恐中也终于重新把这炮放响了。此事以后,就再也没有在矿山看到老王师傅的身影了。
矿山劳动引发的《劳动法》问题是法定节假日的休息与休假。大年初一,我们那里流行的是外出或者上街用压岁钱买零食和闲逛,最美的风景是四村八乡的姑娘大婶们穿着大红大绿的新衣三五成群地行进。上午,从远距离的铁道上看到矿山有人影,心想是谁这么爱钱,怎么连大年初一都不休息?晚上回到家中才知道——大年初一在矿山忙碌的身影是我的母亲。第二天我们姐妹也都上了矿山,而且从此我对于假期节日也就不大以为然了。从事《劳动法》研究后,常常想到的是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言:我们要给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时,我自己却从未实行过八小时。在劳动部工作后的第一个国庆节,我也一个人待在家中,用三天假期写成了“美国的利益集团与立法”这篇有点学术味道的文章。
这件事也有一个不好的后遗症:当儿子告诉我他们学校要放假时,我习惯性地回答:对一个学生而言,放假只是换了一个学习的地点。
老木匠传奇:木与车
只听说过风马牛,为何又说木与车?
这里说的是“架架车”,又叫“板板车”,四川话说出来会听成“甲甲车”。架架车由两根长大约8厘米~15厘米左右的树木为主架,须选用青岗等上等硬杂木,做成约3米长1米宽的车架,附加两个胶皮铁箍轮即可。车体可分为前杠、车架和车尾前三部分。拉车者因财力及路况一分为二,即或牛或人。前杠又名中杠,人斜挂联系车身的纤绳拉绊,在杠间或驱牛或自力前行。前杠两边还备两个拉绊,通常由妇女或幼年小童套用,于上坡等须用力处起助力作用。
当木匠后,做这样的车属于小菜一碟的“粗活”。但在河坝和在矿山时,架架车是转运石头的主要工具。该车虽然构造简单,却能一次拉上千斤重的石头。只不过,驾驭这千斤重物一步步挪移到目的地实为苦力的行当,民谣为证:七十二行,拉车为王,衣裳拉破,颈项拉长。甚至,“拉架架车的”被用作警示孩童读书,否则“长大就只能拉架架车”。(,这一点似乎全国通用。一位祖居安徽省的青年法学家说他爹就指着路上的拉车人让他选择:要么拉车,要么读书。中国由此诞生了一位未来的伟大法学家。)
但在当时,在我们这些懵懂少年眼中,拉架架车的并无半点不好。首先可以用做玩具,载重时,遇下坡可站在车尾压重,简直就是搭乘免费过山车。空驶时,前后各一人,一踩一蹬,高低上下中不仅体验了跷跷板的乐趣,还毫不费力地前行,简直就是永动机可行性的例证。其次是挣的钱远比砸改石头多,而且还有一定的技术含量。于是,我们三个厂里的子弟开始了拉车的营生。活路倒是简单——把铁路旁边的煤炭送到烧窑的车间。由于铁路的位置高于工厂的生产车间,所以拉煤时先是下坡,后面的平路借助惯性就可以数钱了。然而,好景不长。第一天我居中杠,数了钱。第二天另一工人子弟居中杠,也数了钱。但第三天轮到高干子弟(厂工会负责人的儿子)居中杠就出事了。他下坡转弯急时用力不够,在厂门前车子没有完全转到位,中杠的一边重重地撞在了厂门的砖柱上,上等硬杂的青岗木当即撞断,他被挤在门柱与另一支车杠构成的小小三角区域中。不幸中的万幸是,被救出来的高干子弟没有怎么受到人身伤害,否则极有可能从阶级斗争新动向上追究我们二人的责任。
总结经验,我们认为人力虽不够,牛力足可补。干脆一做二不休,买牛拉矿石。于是,三人动身到二十里外的一个牛车集散地买牛。到了那里,问清价格,觉得可以接受并且可以三个月收回牛本。此时,卖牛的大叔说了一句话:你们这几个背时姓儿,养得来啥子牛哟,牛来养你们还差球不多!一句肺腑之言,终结了我们的架架车生涯。
即便把架架车用做玩具,偶尔也会提示你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学校的劳动课,老师带着我们四个同学去十里地外拉石灰石,用于学校的小水泥炉烧制水泥。去的公路上有一个长约800米,坡约40度的下坡。架架车每到这里都可以“放坡”,即由一个同学倒拉着车杠,其余同学坐在车上,快捷地飞奔下去。那天轮到四位中最可靠最稳定最放心的人——我们的排长(等于班长)拉着车杠。他不是高干子弟,而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后代。这位来自农村的老大哥为人忠厚,种田种地也是一把好手。把中杠交到他手里,你就放一百个心地踏实坐车吧。
谁能想到?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哥们儿在车子下到半坡时,没有控制好速度,跑着跑着就跟不上了。危急关头,他没有想到黄继光、邱少云,而是选择了刑法上的紧急避险——双手撒把、让车子自由地加速下行。这车子发现没有了约束后,也选择了非常规路径——往右一转,沿着陡峭的山岸直冲而下,下面一条大河波浪宽,而且河水深不见底。在一片惊叫声中,我们三位在急剧下坠的架架车里闭上了眼睛,等待命运往水中的牵引。大概是儿子常说的“人品爆发”或者是其他原因,车子竟然在离河边不到半米的地方被一块大石头挡住了!
这件事给人的提示:永远不要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来掌握,靠球不住哇!
与“车”相比,“木”和“石”对我就温柔得多平等得很了。做木活时,斧子飞离木柄,大大地在我左手的食指上咬了一口,缝了五针,至今疤痕犹新,针路可寻。从此,与人握手均由右手代劳。在矿山时,抡圆十二磅大锤砸下去,一小刀状石块应声飞起,直直地插在鼻梁上。不多不少,也需要缝合五针。但鼻子毕竟不是手指,破了相再留下疤对今后的职业相亲化妆扮相都有不便。于是,就不缝了,抹上点红药水顺其自然吧。正如后来大家所看到的,我不得不放弃诸多需要脸蛋的美好青春职业,改学了法律——这是一个比较不需要脸面的行当。
现在才知道,容颜复原术早已解决了鼻子毁损的麻烦。公元前800年,由于通奸败露,古印度妇女常常被复仇的丈夫削掉鼻子。为削掉鼻子的妇女安装陶制鼻骨在古印度制陶家族中由直系亲属代代相传。1794年,意大利先锋派医生克里斯托夫‘费奥罗凡蒂见一个剑客在决斗场上将对手的鼻子削掉,他走了过去从泥土中捡起鼻子,当场用自己的尿液将其冲洗干净,然后缝合到伤者脸上。鼻子不仅没受感染,而且在受害人的脸上结结实实地长住了。(参见[美]迈克尔·怀特著:《战争的果实:军事冲突如何加速科技创新》,卢欣渝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4页。)
P24-29
母亲与男孩
从木石铁匠到工人、官员、教授——这是怎样的旅程?
从无书可读到读书、写书、教书——这是怎样的路程?
从无学能上到本科、硕士、博士——这是怎样的行程?
从儿子学生到家长、教师、父亲——这是怎样的进程?
从社会边缘到融入、参与、干预——这是怎样的过程?
从无法无天到学法、教法、写法——这是怎样的历程?
这是一个男孩成长的轨迹,更是一位母亲心血的印痕;这样的痕迹对男孩的男孩、儿子的儿子有什么意味吗?
“我从山里来”——这是我个体形成的点与线实录。从“老木匠新传说”中,你会看到摇曳多姿的“拆房”、“戒色”和“作法”,经历了这些便体验了社会,便会感悟于人生的丰富多彩与苍白无力。而“木与石”、“木与车”、“石与铁”还有“木与泥”看似实存物质的交相辉映,实则是个体生命在成长之中与它们的亲密对话。更加真切的是:没有少年维特之类烦恼的另类少年以瘦弱的肉体之身与这些强硬的物质展开硬碰硬的对话,没有一天不留下血与肉的伤痕,证实了古人所言不虚——木匠身上烂肉三斤。当读者听闻上述种种后,写下过这样的留言:“当年的境遇如今看来可开心调侃,可在当年心中又是何感想。”我做出过这样的回复:“‘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当年并无苦与悲,如今亦无甜与欢;当年不觉累与愁,如今未感闲与悠。好像是丁玲说的:活到现在,不是我的功劳;活不到现在,也不是我的错误。”其实,看下去,你会发现那时的我们即那时的少年还是乐趣多多的——仅“少年渔鱼”这一项,伴随我们的就有“捉鱼”、“闹鱼·抽鱼·震鱼”、“电鱼·网鱼”、“钓鱼·啄鱼”和“无鱼”。这个中之乐其乐无穷,已是被困于学海中的今日少年所无法想象也不可企求的,几近于“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苦也好,乐也罢;生也成,活也行——孩子毕竟是孩子,即便他是一个男孩子——苦乐生活都得由母亲罩着。人类对“母亲”的赞颂似乎从来都不会找不到话说,反倒是只嫌自己找不到更多更好的词汇。记忆于我的,最是两句话。一句是从小就烂熟于心的“宁死当官的老汉,莫死讨口的娘”。这或许是一句古语,常人尽可以在口头常谈于闲暇。但是于我,则是现实的写照,更是现实的忧虑,还是现实的恐惧。甚至在今天的社会中,我们也会发现,一些有残疾孩子的家庭,陪伴着孩子的往往只剩下母亲。这一现象还极端地表现在有孤独症儿童的家中。“母亲在,家在!”这是一句当下的人在当下随口而出的。看似随口而出,实是他(一位校友)的现实感受:生长在一个大家庭的他,每当生辰节日他和他的兄弟姊妹都会回到家中,回到母亲身边。这是一条纽带,更是一笔财富,还是可遇不可求、可求不可留的机缘、资格和多世修来的福分。
母亲是家庭的标签,还是家庭的准星。恰如“天河镇底神针铁”——定海神针,一有搬动,即便是东海龙宫也地动山摇。因此,有了母亲,也就等于吃了定心丸。接下来,就该自然地和人为地成长了,就该物质地和精神地长大了。在物质上,母亲给我们的财富是最后一个吃饭,吃最后剩下的饭。“从食堂打回二两干饭,全家人也要一口一口”。于是,对于苦难的生活,孩子们也就没有什么好埋怨的了。在精神上,母亲多用朴实得掉渣的民间俗语或者四川言子和毛主席语录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例如,“人穷水不穷”,教育我们穿着可以土旧但不应脏破。“软的别欺,硬的不怕”,教育我们做好两手准备,迎善拒恶。“一箱子衣服不晓得洗哪一件”,警示我们时时都活得十分沉重。“儿多不可牛踩死”说的是即便再多的钱也要节俭,因为“做贼也会被吓一跳!”何况我们已经没有再少的钱了,而且也都不是做贼偷来的。“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提示我们世事皆有因果律。(母亲读为“无缘无故”。这在川音中极具滚动与流畅感。)在文化上,没有上过一天学的母亲把孩子的读书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且只以结果论处罚——低于一定的分数就直接等于一定的惩罚。在母亲的治理下,每一次的家长会,每一次老师与母亲相遇,都是我的节日——我和我的家人唯一能够受到肯定得到表扬的场所。更为诡异的是,母亲回老家一个星期,我的分数就会下降至“月平均线下”。其实,对于我的功课,母亲是完全不知所以的。
当自己成为男孩子的父亲后,下决心作为一位父亲一直陪伴着男孩。这本是“父亲”一词的题中之义,但要做到也不太容易。当孩子看到“只见新儿笑,哪闻旧儿哭”的父亲出现在电视中时,必定深恶痛绝地急于换台。每当此时,我心中只有一个愿望,期盼他也能够一直陪伴自己的孩子。否则,当一个父亲在两个家庭中都有孩子时,再好的父亲也有哭笑不得的时候。作为父亲,我记录“中学生是怎样起床的”,拜同学为“六字师”。在“父爱如何”的审思中感悟了“父爱如丝、父爱如幻、父爱如警、父爱如磐”的感悟。通过“错鞋”,揭示出生活中的两个问题:一是父亲有必要提供“鞋”给孩子穿吗?二是孩子必须穿父亲提供的“鞋”吗?在“家长会”中,我对高考倒计时二百天的孩子们说的是“一个爱、二百天、三声叹息、四分洒脱”。在十余年的接送中,“陪着孩子成长、伴随孩子成长、在孩子成长中成长。每天,或笑脸相迎,或愁眉以对;或嘘寒问暖,或查书验本。平日里,上学前有上学前的叮嘱,放学后有放学后的追问;考试时,考试中在考试中等待,考试后于考试后问责。成绩尚可,给予他响鼓还要重锤敲;学业欠佳,等待着战栗随着泪水飞”。每每以母亲对儿子的要求儿子的儿子,以父亲对读书的体会来体会儿子的读书,因此,有了一系列的“读书”:读书日里话读书、再话读书、与书共舞、读书宜笨、读书宜烂、读书人皆颜如玉、书惟其旧等。
母亲要男孩读书,男孩要儿子读书。这,构成了母亲与男孩的生命主题。所不同的是,母亲常常伴之泪水,以柔克刚;男孩或者无泪或者不轻掸,钢亦难刚。想象不到的是,联结母亲与男孩、男孩与儿子的一条神秘之线竟然是母亲当年面对已为懵懂少年、虽不明事理却不再言听计从孩子们时,常常无奈地感叹:不如小时候好带了!实际上,此时的孩子已经由cute转而成了duty。身为家长,虽有难言的苦衷,却也是孩子成长的必然,放在北方话里形象地说成“半大小子,气死老子”。得益于母亲早年的感叹,当自己的儿子被当下的理论定型于“叛逆期”时,在常常的无可奈何中,我常常无可奈何地宽慰自己:“我只是正在经历母亲的经历而已。”
欣慰的是,儿子的儿子高考后的第一选择是回四川看望奶奶;儿子在母亲节凌晨的第一条短信是提醒我:“给奶奶打电话,问候!”
跋:不可复制的记忆
借用克罗奇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往事也都是当下的记忆。往事跨越50年,记忆前后有5年。过往的50年是这5年的50年,这5年的50年也就形成于这5年。
这5年是伴读的5年,是博客的5年。于是,伴读与博客组合成就了这本书。
先说博客:博客刚一面世,便有网站邀我特约,我婉言谢绝。因为我认为,博客是想说就说,学者须想了再说,二者并不互联。但后来发现,博客既可以先写后发,写了不发;还可以发了再改,改了再发,从而有效地弥补了“一时冲动”的遗憾。并且,博客的“想说就说”还为一些稍纵即逝的感受或者感悟提供了留存的方便和储蓄的可能。因此,便有了5年的博客。
再说伴读。伴读为伴读者提供了读书的时间和空间,但也限制了伴读者读书的种类和内容。由于伴读是与接送及做饭等一条龙服务组合在一起的,因而时间是分割的,空间是变动的。读书的种类可以多样,却难以专一;读书的内容可以丰盛,但难以深刻。并且,读书还会受到伴读的直接影响——为伴读中的所思所想而读书而写博客;读书还会受到教学的直接影响——为教学中的所见所闻而读书而写博客;读书也会受到社会的直接影响——为社会中的人间百态而读书而写博客。
于是,就有了这5年以品味亲情为主线、以回忆读书为纵贯、以思考社会为经纬的多篇博客。它们深深地打下了这5年的印记,正如同这5年沉沉地延续着50年一样。5年的印记如此强烈,就如同风景和风景画——不同的画家在同一时空或者同一个画家在不同的时空涂在画面上的都是不同的色彩。
就到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