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媒体话语”这一视角入手，阐释了大国发展中暗潮涌动的一系列看不见的陷阱；同时揭示了中西方媒体不对称现实以及西方媒体与军方、政府的复杂瓜葛，通过剖析近年来海外媒体围绕“中国威胁论”、“中国独秀轮”、“中国责任论”等话题，进行连环出击。在认知空间误导中国战略的事实，对媒体狂欢时代全球大国战略博弈指向、韬略及对策作了深度分析。其目的在于警醒国人，不要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所营造的假象所迷惑，要清楚中国现状，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方针。

本书结构严谨，资料翔实，论述精妙，见解独到，实为当代时政论著中的佼佼者。更兼之作者的行文严谨中带有生动，深入中不乏风趣，读之令人拍案叫绝，思之令人回味，是国内首部解构后信息时代“唱强中国”与“唱衰美国”论调的醒世之作。

“近几年，国内外关于“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一哥”等“唱衰美国”、“唱强中国”的大肆鼓吹消息，不绝于耳。

信息时代，媒体日趋主导公众话语权，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今天，全球各地发生的诸多新闻事件，如南海争端、朝韩交火、钓鱼岛争端及维基解密等，各国在应对这些国际事件时都受到了媒体的影响。

如果西方媒体掌控者利用无孔不入的报纸、电视、杂志、网络等，制造一盆“唱衰美国”与“唱强中国”汇聚的“温水”，实在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亦正因此，如果不对“温水”保持足够的警惕，它就可能会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看待中国的思维、认知及决策。如何破解这一困境并揭开背后蕴藏的玄机，一直是战略学界所期待的。

本书以其敏锐的视角、前瞻的眼光及缜密的剖析，为我们揭开了这一谜团。

序一　 莫让浮云遮望眼 / 王湘穗

序二　战略研究：我们需要怎样的头脑？ /刘戟锋

序三 中国战略研究的新视野/朱亚宗

导论　知媒者生存 / 15

第一章　生活在意象世界

 谁要统治世界？ / 25

 “被第一”的中国 / 29

 风从何处来？ / 34

 《中国不高兴》折射了什么？ / 37

 “军力报告”再掀风波 / 40

 《中国梦》惹争议 / 46

 危险的意象 / 50

 潜伏着的“黑天鹅” / 52

 大国总理的清醒认知 / 58

 仰望天空的精英 / 61

 “温水煮青蛙”的故事 / 65

第二章　媒体狂欢的时代

 “中国元年说” / 71

 “中国世纪”大合唱 / 74

 警惕被“格式化” / 80

 “中国威胁论”伴奏 / 84

 看！“中国责任论”来了 / 93

 月亮与洞穴 / 98

 中西媒体不对称 / 105

 解码美国强势媒体 / 109

 大脑要装防火墙 / 113

第三章　美国衰落：建构或现实？

 美国！美国！ / 124

 金融危机引发形象“地震” / 125

 星条旗内外激辩“美国衰落” / 128

 臆想中的美国崩溃 / 135

 再看美国崛起之路 / 138

 第一次科技革命与美国发展 / 145

 第二次科技革命与美国崛起 / 149

 第三次科技革命与美国霸权 / 153

 “唱衰美国”还太早 / 158

 美国竞争力优势 / 163

 奔跑的美利坚 / 168

第四章　触摸“美国世纪”的拐点

 海湾战争散不尽的硝烟 / 178

 一战归来的美军 / 181

 二战：科学大显神威 / 182

 万尼瓦尔?布什 / 186

 “Spunik-1”升空引危机 / 188

 “阿波罗登月”计划的遗产 / 191

 走出越战泥潭 / 193

 1981：不仅仅是巧合 / 194

 冷战注解“美国世纪” / 198

 “9?11”之后 / 201

第五章　美国是唯一的坐标系吗？

 高科技崇拜 / 208

 富国与强军的逻辑 / 213

 “被动锁定”很危险 / 217

 美国优势的支点 / 220

 战争留给伊拉克什么？ / 233

 身陷阿富汗 / 240

 “山姆大叔”恋上武力 / 243

 “美式战争”之奢侈，谁敢要？ / 247

 拒绝“美式霸权” / 250

 美国反对美国 / 255

 建立自己的“坐标系” / 260

第六章　适应者死亡，不是杞人忧天

 上将之感慨 / 268

 第三次世界大战？ / 270

 “星球大战计划”的阴谋 / 272

 尼克松之《不战而胜》 / 275

 此起彼伏的“颜色革命” / 277

 “无核武世界”背后 / 279

 太空，已硝烟弥漫 / 283

 美国是玩战略的高手！ / 287

 希腊悲剧 / 292

第七章　中国应对全球战略博弈

 《C形包围》预警 / 302

 中国离战争有多远？ / 303

 “大国崛起”要流多少血？ / 306

 还敢与“科技革命”失之交臂吗？ / 312

 直面“钱学森之问” / 317

 “智库一条街”的启示 / 321

 “韬光养晦”没有过时 / 328

 “ 中国世纪”不是梦 / 330

后记 国家强盛，我们的责任

“中国世纪”大合唱

在美国全世界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时候，谁知西方“大规模杀伤性媒体”也开始行动起来了。从2009年开始，这些媒体纷纷围绕“中国崛起”大做文章，正是在这些媒体故意夸大其词的渲染下，一种“美国的太阳终于要落山了，中国的太阳正在冉冉升起”之意象开始在公众大脑中被建构出来。在媒体有意或无意的导引下，人们开始纷纷预测“中国什么时候超过美国？”、“当中国统治世界时，美国怎么办？”、“美国如何才能适应‘第一’的中国？”等这些尚在大山那边的问题。

请看下面这些海外媒体“大合唱”的编年史：

2009年5月19日，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斯里兰卡“平叛”凸现印度对南亚影响式微，中国正崛起为‘亚洲霸主”。

2009年6月3日，美国《国家周刊》报道：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一，美国要做好准备。接着，美国《世界政策》杂志2009年夏季号季刊报道：东方体系已然崛起。

2009年8月15日，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根据韩国“韩半岛先进化财团”和《朝鲜日报》共同进行的调查显示，在全球20个主要发达国家和工业国中，美国以6915分居综合国力第一位，中国以5473分居第二位。对此，《朝鲜日报》评论称，调查结果反映了当今世界确已形成中美两强的G2格局。

2009年8月，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文章即为《中国能否拯救世界？》，与此相呼应，其他媒体如西班牙的《中国政策观察》、美国的《商业周刊》、日本的《读卖新闻》及德国的《商报》也一起鼓噪起一种“中国拯救世界”论，犹如一场媒体大合唱，肆意“唱强中国”。

2009年8月24日，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亚洲经济复苏凸显中国优势。2009年9月21日，俄罗斯《独立报》报道：中国从穷乡僻壤变为2l世纪超级大国。

2009年12月7日，路透社洛杉矶报道：根据一家美国媒体追踪机构的分析，“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的崛起”是过去10年间全球最热词汇。其后的排名分别为“伊拉克战争”、“9·11袭击”、“反恐战争”、“迈克尔·杰克逊逝世”、“奥巴马当选总统”、“2008至2009年的全球衰退”、“‘卡特里娜’飓风”、“阿富汗战争”、“经济危机”、“2008北京奥运会”、“南亚海啸”、“阿富汗战争”、“本·拉登逃脱”。

2010年2月初，《华盛顿邮报》与ABC电视台的民调数据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随着美国的持续衰落和中国的不断崛起，2l世纪将是“中国世纪”而不是“美国世纪”。

2010年4月，美国《新闻周刊》将“当中国统治世界”作为报道标题，称中国人为“新君主”，中国将彻底改写货币、技术、贸易、太空及气候领域的世界规则。

2010年4月19日，以短文见长的德国主流媒体《焦点周刊》罕见地推出了一篇长达14页、图文并茂的“唱强中国”的文章，背景图案是夜空下的上海，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灯火辉煌，封面上印着大大的“中国”二字，下面配的两行标题是“中国变化的危险”，“这个富强帝国已走得太远，远远超出了我们想象，‘德国制造’还能生存吗？”。

2010年4月，世界奢侈品协会发布的报告：2009年，中国奢侈品消费额达86亿美元，占全球市场的25％，首次超过美国，成为继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大国。中国的确有一些人富裕了，如从奢侈品的消费来看，除世界奢侈品协会发布的报告之外，据贝恩咨询公司最新统计，2009年中国奢侈品市场成长近12％，达96亿美元，全球市场占有率达27.5％，仅次于日本，是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大国。可见，两者在此一主题上发布的报告显示的数据都表明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大国。另外，毕马威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过去两年，中国消费者对奢侈品牌熟悉度在增加，认识的品牌平均为60多个，北京和上海消费者认识品牌更多，分别是70.5个和73.3个。

2010年4月26日，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已坐上驾驶席，全球的重心已转向东方，“中国世纪”即将来临。

2010年5月，路透社报道：根据美国马斯特学院民意研究中心的最新民调显示，85％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如今是世界上的超级力量。

2010年5月10日，美国《商业周刊》刊登了一篇聚焦中国的文章，认为中国的崛起已引起了世界的瞩目：“今后若干年，当历史学家们回顾2010年四五月份时，让他们记忆犹新的最具长远意义的新闻是什么呢？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将高盛推向断头台？火山灰使全球航空运输陷入混乱？大面积海上浮油飘向墨西哥湾？历史学家很可能会掠过当年这些醒目的头条新闻，而将目光投向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贷款、中国巩固作为哥伦比亚第二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在世行成为仅次于美日的第三大投票国。无论你生活在世界哪个角落、从事何种行业，你都必须重视中国的崛起。”

2010年5月30日，英国《金融时报》发布最新一期全球500强企业排名榜，中石油以3293亿美元的市值超过美国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3162.308亿美元，一举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企业。媒体渲染说，这是中国企业第一次荣登全球500强的头把交椅。同时上榜的还有中国工商银行等44家中国企业。其中，中国银行以2464亿美元排名第四，中国移动以1930亿美元排名第十。然而，在这一荣光背后，难道我们不需要再深思一下吗？位列第三的是美国微软公司，市值2568.647亿美元。而且，除澳大利亚铁矿石企业必和必拓排名第六外，前十强中还有美国的苹果、沃尔玛、伯克希尔及通用电器，一共占了6家。

2010年6月21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国际公司（CNN）网站登载了一篇题为《中国制造业近乎赶超美国》的文章，该文说，2009年，美国制造业产值为1.7万亿美元，在全球制造业产出中占19.9％，而中国制造业产值达到1.6万亿美元左右，占全球的18.6％，中国制造业已近乎赶上美国。2010年5月，中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近17％，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估计，美国工业产出只增长了8％。因此，似乎中国的制造业正在赶上并超过美国。CNN就此评价说：“制造业的落后将代表着，美国世纪开始终结，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都得唯中国马首是瞻。”

2010年7月6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又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经济何时将变得比我们强大？》的文章，推测说中国将在2020年超过美国。

2010年7月10日，美国《新闻周刊》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将统治世界科技的五个理由》的文章，该文对中国成功实现统治世界科技目标提出了五点理由：“一是中国的领导层了解科技。中国的9名政治局常委中有8位拥有工程学学位，一位拥有地理学学位。而美国的15名内阁成员中6人拥有法律学位，只有一人拥有理工科学位；二是中国领导层想在创新方面超过美国；三是中国的科技人才库巨大。其中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美国有137500人获得工程学位，而中国这一数字则为351500；四是美国在理科和数学教育方面的失败；五是中国正在获得美国的技术。”

最近，西方媒体又对我国刚刚发布的《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表现出了超常热情，宣称“中国越来越多的经济大省已‘富可敌国’”，比如广东省的经济总量已超过沙特阿拉伯、阿根廷和南非，在G20中可排到第16位；江苏、山东和浙江等省的GDP也超过了G20部分国家；上海、北京和天津3个直辖市更是在人均GDP指标上，毫不逊色于G20部分国家，上海可排在第12位。

P78-81

战略研究：我们需要怎样的头脑？

刘戟锋

（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科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从事战略研究，首先要了解战略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是：战略是谋划，因此必须面向未来；战略是艺术，因此没有一定之规；战略是创造，因此不需引经据典；战略是判断，因此不能模棱两可；战略是指南，因此必须付诸行动；战略是选择，因此有跟踪对抗、自主创新之分；战略有层次，因此有大小战略之别；战略有时效，因此有长期、近期战略之称；战略分领域，因此有军事战略、企业战略之谓。

战略研究是时代发展提出的必然要求。因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变，进入19世纪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社会科学领域，诞生了马克思主义；在自然科学领域，诞生了麦克斯韦方程。这两大成果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理论开始超前于实践。如果说此前人类社会的发展尚处在经验探索期，那么此后社会的发展进入了理性设计期；如果说此前战略研究还只是个别天才人物的睿智表达，那么此后战略研究则成了社会分工中某个群体的职业担当。

战略研究需要怎样的头脑？肯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以下三个方面似乎缺一不可。

一、合理的知识结构是基础

战略研究是人类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理论乃是系统化的知识。因此，从事战略研究必须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但知识结构的合理性问题，因职业、领域、时期、地位、专长而不同。由于战略研究的本质是要用科技手段达成社会目标，所以有两点必须具备，一是社会知识，如果研究企业战略，就要懂企业管理；如果研究国防战略，就要懂军事。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不了解社会的需求，显然无法设计发展战略；二是科技知识，因为现代科技已影响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所谓企业发展，军事变革，也总是由科技的应用、由装备的创新而发轫。

举例来说，人类战争发展至今，就与科学的关系而言，其实应用的主要是物理学知识。而物理学之所以发达，之所以成为所谓的带头学科，仅仅因为在人类力图破解的一切现象中，物理现象最简单。运用最简单的科学知识作为战争手段，尽管势所必然，但肯定有所局限。这就需要对物理战有所检讨、有所反省，其结果是发现物理战至少存在三大困境，即作战对象偏转、作战时空受限、作战费用飙升。这种反思和检讨需要懂科学技术史、懂军事斗争史，它也是研究未来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的必要基础。尤其应该指出，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就已呈现出多方称雄的局面，物理学也早已不是一枝独秀。在自然科学领域，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和医学狂飙突进，在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和法学如日中天，在交叉学科领域，系统学、信息学、协同学和突变论异军突起。特别是现代生物科学及其技术的发展，已将认知的矛头直指人类进化黑箱，引起世界社会的广泛关注。现代心理科学及其技术的进步，更将探索的触角伸向人的意识、大脑和心灵，使人类的认识进入到一个广袤的精神天地。现代科学技术的兴盛和繁荣，必然引起科学与战争关系的改弦更张，依旧豪情独钟于物理科学及技术的做法，不过是屈从于思维的习惯和定势，已成了自牛顿以来机械唯物论在军事领域的翻版。

二、清晰的理论思维是核心

战略研究是创造性的工作，因此必须具有理论思维的能力。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理论思维其实就是哲学思维。哲学不承认一成不变的思维定式，不承认众口一词的理论体系，不承认一锤定音的终极真理。哲学思维就要敢于怀疑、敢于批判、敢于破旧立新。具有理论思维的能力，才能创新，所以也可以说，理论思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理论思维其实并不神秘，关键是要真正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举例来说，有一个通行的观点，认为战争的基本目的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战争的最高目的是迫使敌人屈从我方意志。但只要提高到哲学层面就会发现，战争的基本目的和最高目的其实完全是一回事。所谓消灭敌人，不能单纯地理解为肉体摧毁，一旦敌人屈从我方意志，是否也是消灭了敌人？与旷日持久的伊拉克战争相比，颜色革命是否更成功？如此说来，消灭敌人就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肉体意义上的消灭，可以运用物理战、生物战、化学战的手段；另一种方式是精神意义上的消灭，可以运用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的手段。如果我们把物理战、生物战、化学战称为军事作战，那么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就是政治作战。与军事作战相比，政治作战具有全维度、无间歇、攻易防难、效果滞后的特点。对于军队来说，一味钟情于军事作战、肉体摧毁固然可以理解，因为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主要就是军事作战的历史，但同时必须重视政治作战、意识操控，政治作战与军事作战至少具有同等重要性，这也是军事斗争发展到今天的必然。

三、敏锐的前瞻眼光是关键

战略研究是面向未来的探索，因此必须具有前瞻的眼光。战略研究的关键是提出问题，如何解决问题已不重要。见多识广才能作出判断，才能把握机遇，才能举一反三。战略研究可借鉴，但没有通用的法则。重要的是把握需求，需求既来自现实，也来自创造。而社会需求是多方面的，我们主要是把握军事需求，把握力所能及的需求。能凝炼出需求的是战略，解决需求的是对策。能提出短期可行的思路是战略，长期才可行的则是预言。

面向未来的探索就要有前瞻的眼光。前瞻眼光不光是只会盯着别人，亦步亦趋。跟踪对抗可以借鉴先进国家军队的做法，有所为有所不为，但自主创新必须敢于标新立异，而不必拘泥于是否引经据典。人们不是都在津津乐道于信息战吗？诚然，信息战从概念提出，到今天变得甚嚣尘上，至少也有十几年的历史了。十几年来，人们围绕信息战的特点、规律、战法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和研究，却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谓的信息战，是否就是今天人们街谈巷议的这般模样？对于信息战的理解，是否应该有更宽广的视野？事实上，从产生机制来看，信息可以分成两大类：物质信息与精神信息。物质信息又包括物理信息与生物信息，这就意味着，信息战应该存在三种样式，即物理信息战、生物信息战和精神信息战。物理信息战正是目前依托于计算机的主导信息战模式，生物信息战也为一些大国所跃跃欲试，但从战争的最终目的看，光有物理信息战、生物信息战是远远不够的，由物理信息战拓展为生物信息战，最后达致精神信息战——那才是人类战争的最高境界。

国家强盛，我们的责任

世界著名哲学家罗素曾于1920年10月12日至1921年7月11日应邀在中国讲学，在结束这次在华讲学返回英国之后，他先是在英国各大报纸上发表了不少关于中国的文章，后于1922年结集以《中国问题》为书名出版，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其对中国的见解，在该书最后一章“中国的前途”中，罗素给贫穷落后的中国开出的第一副药方就是“爱国主义思想”，他写道：“中国首先应当注重的是爱国主义思想……秉着开明的态度，向他国学习但又不受其支配。”（见《中国问题》，（英）罗素著，秦悦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页。）

90年过去了，我们依然觉得罗素的见解实在是深刻。当这本书写到后记的时候，按理说应该是作者最舒心的时候，然而，合上这本《适应者死亡——媒体狂欢时代的全球战略博弈》，我们却并不能完全释怀，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最令我们牵挂的还是罗素所说的这种“爱国主义”。

全书由美国而起，旨在用“广角镜头”，从大尺度透视强大美国对后来者的路标意义。旨在揭开信息时代西方强势的传媒对中国战略的误导。

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弱者学习强者，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理论家可以拿“后发优势”演绎一大堆道理，但路真的让自己走起来，保证“不迷路、不摔跤、不翻车”，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敢“画押”的。“画虎不成反类犬”并不排斥战略领域，如何学到精髓而不是皮毛，还是牢记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之“后发劣势”提醒为好！

当然，我们之所以如此低调，并不是刻意悲观，而是因为领先者确实有一种“先发优势”，后来者在追赶过程中，如果不主动创新、大胆改革，是很难打破现实之均衡局面的。换而言之，如果后来者被动跟踪，那么，结局一定不是喜剧，说的“耸人听闻”一点，可用一句话概括——“适应者死亡”。

让我们回到过去。

我国在近代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有着非同寻常的历史屈辱。在近代追赶列强的过程中，有过难言的痛苦记忆。

以军事领域为例，自1840年鸦片战败之后，我国即开始向西方学习。火器史专家王兆春先生曾有如下归纳：“从1861年到1949年，在将近90年的时间里，中国除向国外购买武器装备外，也先后建立了115个（其中晚清时期42个、北洋政府时期27个、国民政府时期46个）兵器制造和科研机构，跟踪仿制和使用欧美国家的先进兵器，使中国的兵器制造与使用，从火器与冷兵器相结合的时代，进入了火器时代。”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再宽广一点，放在“军事一文明”的坐标系里进行考量，放在军事现代化的大背景下进行长时段剖析，我们会发现，一部中国近代军事史，实在是一部历尽坎坷、饱含屈辱的辛酸史。历史给了我们足够的警示，但却十分吝啬地拒绝给予我们稍稍舒展的时空，以使我们从容地、根本性地扭转因科技文明滞后而衍生的兵器衰败之局。

历史不能假设，但倘若非要重来，我们面对林则徐、魏源这些先驱又能如何呢？正如其后诸多睿智者所参透的道理，西人“育才于学校，论政于议院，军民一体，上下一心，此其体也”，轮船大炮皆为用，“要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但是，历史并没有给我们以实践“体用之学”的静谧时间，坚船利炮旋即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由此而至新中国诞生，再无宁日可言。

于是，从1861到1949年，整整90年，中国发展的轨迹，除了火急般地四处引进些器物乃至设备以改进仿造之外，可为的东西实在寥寥无几。具体说来，倘若我们将中国近代军事发展与世界现代化图景联系起来，就会发现，19世纪中叶前后恰恰是战争工业化开启之端点。

军事学者倪乐雄研究认为，西方军事现代化的重要脉络之一是，“西方军事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模式是‘军事—农业体制’—‘军事—商业体制’—‘军事—工业体制’—‘军事—高科技体制’。”但是，遗憾的是，“由于工业革命后的西方文明同古老的中华农业文明在19世纪中叶发生激烈碰撞，中国遭受到有史以来外部世界最严峻的挑战。这样给中国军事—现代化所规定的客观任务是在社会总体上完成从‘军事—农业体制’向‘军事—工业体制’的转型。在具体军事领域则要完成从传统陆权主义向现代海权主义的过渡。”

的确，这一超难度的转型任务，如果在一个奋发有为的政府主导下，励精图治或许可以向胜利多前进一步。然而，90年间，从晚清、北洋到国民政府，我们在内忧外患中迎来的是一个接一个的失望。

总之，研读这段中国近代史，心头留下的感受是一种“复杂的辛酸”、一种“无法流泪的哭泣”。军事专家刘戟锋的感慨，或许最能勾勒出这种难言的情愫：“中华民族为了科技进步曾经走过多么漫长的历程，付出过多么沉重的代价……在民末至清末的短短300年间，中国民族丧失过多少次发展科学技术的大好机会，抛掷过多少次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光阴！鉴古知今，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格外懂得‘改革、开放’这四个字沉甸甸的历史分量。”

反观日本，几乎与我国同时开始向西方列强学习，但结局却大不相同。原因何在呢？

19世纪70年代，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看到两种不同使命的东方人：日本留学生和中国的采购官员。他以德意志特有的文化眼光预言两个民族30年后的不同命运：一个成为东方强国；一个更加懦弱腐败，任人宰割。不幸，他言中了！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曾在天津与中国洋务派首领李鸿章讨论改革习俗和内政。9年后，两人主帅甲午海战，中国惨败，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吗？

中日甲午海战是19世纪90年代中日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海军舰队间所发生的一次关系重大而影响深远的海上大战。时间起自公元1894年7月25日，终于公元1895年2月12日，前后历时202天，为世界海战史上持续最为长久的一次大海战，距今已116年。

甲午战争，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以一个新兴国家的姿态，为争夺西太平洋制海权与东亚陆上霸权而向满清老大帝国发动的一次直接挑战。胜利的归属？将决定中日两国今后在亚洲大陆与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角色与命运。据林濂藩先生在《中日甲午海战百年祭》一书中的研究，日本有幸一战而胜，果然夙愿得逞。反观我国，在满清末世，朝纲不整，政治腐败，国势赢弱，民智不启，自中英鸦片战争，经英法联军之役，再经中法战争，连番挫败，割地赔款，开口通商，已是元气大伤，欲振无力，而到中日甲午海战时，更是一败涂地，陆军溃走，海军覆灭，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国几不国。欧美列强，更乘机凭强欺弱，分割土地，抢夺利益，堂堂大国，丧权辱国，真是历史悲剧，追根溯源，甲午海战值得反思、反思、再反思！

甲午海战之胜败，给予中日两国有如此截然不同之结局与际遇，实在不是当时人们始料之所及。倘若战争结局不是日胜而我败，则近百年的东亚近代史和近代世界史都必须重写，势必给予历史以一个全新而与目前完全不同的面目。甲午一战的结果，对于中日两国历史竟然有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今都令人感慨万千！

感慨之一，就是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四艘“黑船”踢开了日本的国门，但是后来的日本人却为其立碑纪念，在当年美国将军马修·佩里登陆处书有“北美合众国水师提督马修·佩里登陆纪念碑”，并在其登陆地点神奈川县久里滨每年都有纪念日，专门纪念佩里来日的“黑船祭”。（见《国富之道》，傅军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注：由于当年美国的船体为黑色，又不断喷出漆黑的浓烟，所以被岸上那些震惊的日本人称为“黑船”。）

我们的一个好友刘维龙专门研究过近代日本的崛起，据其对我们讲，日本早在18世纪就注重向荷兰学习了，当时日本的“兰学”颇有影响。

明治政府时期，日本就更加注重向外国学习了。据经济学者傅军的研究，“明治政府财政开支的2％用于雇佣外国专家。最负盛名的是，在1871—1873年间日本还派出政府高层代表团进行环球的考察学习，团队庞大并极其显赫。团长为岩仓具视王子，团员包括当时的内务大臣大久保利通、日本的第一任首相伊藤博文。所到之处，他们不耻下问，参观炼铁厂、造船厂、兵工厂、铁路和运河。”

明白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些并不如烟的往事，我们就更加明白了今日中国发展的战略方向。

作为军方，似乎应该言战争，而不是言和平。的确，按常理说，军方：军人应该发出这个国家的最强音，绝对是响当当的鹰派，马革裹尸、血洒疆场，自古就是中国军人的铮铮誓言。

然而，有两句名言却让我们有另一番冷静、另一番思考。

其一，在东方，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兵学圣祖孙子在其名著《孙子兵法》中，开篇即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其二，在西方，同样也流传着一句名言：“战争太重要了，不能把它只交给将军们去处理”。（法国政治家克雷孟索所言）

 东西方都不约而同地认可这样一个理念，战争对一个国家而言，实在是大事，不得儿戏。对此，我们的进一步通俗理解是——言战易，言战胜不易。

因为，今天的世界已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进入了军民融合的时代，军民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战争已不再仅仅是个军事问题，必须被放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交织的大战略中来考量。

更何况，世界主旋律是融合，对大国而言，以往的军事厮杀正在让位于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之“不流血的较量”。用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约瑟夫·奈的话讲，是“三层棋盘”的博弈，用我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黄硕凤的话说，是“大国力”的较量。

明白了这一点，就明白我国当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就明白了当前“唱衰美国”与“唱盛中国”之不足。

为此，我们拒绝在这种“热水”与“冷水”交汇的“温水”中陶醉，我们要直面这个世界、这个时代以及处在两者之中的难题。正所谓，国家强盛，我们的责任。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曾写道：“我的这部著作，不是应景之作，而将成为长久流传的财富。”我们当然没有修昔底德那样的自信，但在全书撰写过程中，我们也一直在努力做得更好。

《适应者死亡——媒体狂欢时代的全球战略博弈》，但愿没有让你我过于失望。不敢说我们的探索已逼近真理，但整个过程，我们却无时不在提醒自己——定要努力成为真理的邻居。

国家强盛，我们的责任，愿我们的论述能引发更多的有识之士来讨论时代转型期中国的战略。

《适应者死亡》是媒体的盛世危言，一服对症的清凉剂。今天的中国不能没有呐喊，却更加需要劲气内敛的研究和实干。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超限战》作者 王湘穗

战略研究需要怎样的头脑？肯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以下三个方面似乎缺一不可：合理的知识结构是基础，清晰的理论思维是核心，敏锐的前瞻眼光是关键。

——著名军事战略专家 刘戟锋

《适应者死亡》一书，最启人心智的是突破民族主义和情绪主义的桎梏，而从哲学维度和历史理性的高度立论……作者不仅具有盼望中国伟大复兴的社会责任感，看透狭隘民族主义的世界眼光，超越媒体狂欢迷雾的清醒理性，而且具有突破潮流、挑战权威的批判创新精神。

——中国科技史学会理事 朱亚宗

当前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是世界所有大国中最坏的：世界7个公认的有核国家，5个在中国四周。当前，一个针对中国的“C”字型大包围圈已经形成……新中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不惧战争、勇敢地迎接强加给我们的战争，才是从根本上消除威胁，实现地区和世界和平的有效手段。

——中国著名军事专家、《C型包围》作者 戴旭

本书让我们想起一句古语：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清华大学教授，知名文化学者 刘兵

在英国学习期间，我经常关注美韩联合军演、中美南海争端、美国伊拉克　　撤军、货币战争等问题，并和该书作者进行了探讨。应该说，本书观点新颖、语言犀利、思想深刻，颇值一读。

——爱丁堡大学访学博士 黄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