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土地和资本纠葛为主题，以30年上海经济发展为背景，揭示一代地王产生真相的超人气力作！

为什么我们成了“房奴”？政府才是背后真正推手？

官商勾结、商人的渔利盘剥……一并扮演了促使土地增值与楼价上扬的角色，见识了楼市的黑暗与龌龊之后，你很难做到像看完《蜗居》那样的平静。因为看完《蜗居》之后，你最多想去跳楼而已；而在见识了《上海地王》之后，你更多的是想去毁楼……

小说通过主人公崔浩用尽兄弟、耗尽男女，终成地产之王的奋斗搏击历程，记录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房地产业的起伏兴衰。这是一部探究大都市人情世情性情的小说，一部揭秘中国房地产真相的小说，同时也是一部深度思考中国土地制度，对当下社会状况具有真切观察和批判的小说。

序 土地：时代的大主题

第一部 苦福

第二部 恶语

第三部 富咒

尾声 五年以后……

作者后记

崔浩走进教室，教室里没有一个人。他以为是自己搞错了，不是我的课？

崔浩大学毕业后分到沪北丝绸厂做会计，他是幸运的，可以和自己的女朋友林白玉一起来，而多数人是不幸的，他们的同学都是“哪里来哪里去”，农村涞的回农村去，城里来的回城里去，崔浩不知道怎么阴差阳错，没有回弼村去，却到了丝绸厂，后来才知道，丝绸厂效益不好，根本没人愿意来，他们就被随便塞来了。一个效益不好的厂，有多少会计的活可干呢？没有多少，不仅会计没多少活儿可干，其实工人也没多少活儿可以干。80年代的上海，经历着改革和开放的阵痛，且不说深圳等特区的崛起对它构成的冲击，就是那些江浙乡镇小厂也如火如荼地赶超着上海，乡镇企业凭着低成本劳力和灵活的奖金，把上海的国营企业甩在了后头，“搞不过他们啊！”这是厂长刘学博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他们什么都能搞，我什么都不能搞！你说怎么玩？”没事儿做，刘学博也不让大家闲着，厂里办职工业余学校，所有工人都来学习。教师就从厂里找，崔浩是大学生，当然首当其冲，来教数学。

自从他接了业余学校教师的差事之后，他就老做噩梦，他的噩梦，大多与上课有关，或者是忘记了上课，或者记错了教室，或者上课铃清清楚楚地响了，他也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但是，就是找不到教室，他在楼道里找啊，找啊。

现在，他有点儿恍惚，他搞不清楚，这是不是梦，也许只是又一场噩梦，一会儿就好了，一会儿就可以醒过来了。教室里怎么会没人？

他掐了自己一把，告诉自己，不要自欺欺人了，这不是梦，这是真的，他被学生也就是他的那些女同事抛弃了。

所有人都决定要抛弃他。

他打开课本，对着空空荡荡的教室：“请大家把教材翻到27页。”

然后，他转身在黑板上板书：“方程式”。

他翻开讲义。

他讲啊讲，从第一节讲到第二节，中间，他稍稍停顿，仿佛是让学生消化一下，他还不断提问，以便引发学生的思考，他不看下面，他知道座位上没人，不会有任何反应。

可是，他错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下面坐着玉箫燕。她托着腮看着崔浩讲课，钢笔在她纤秀的手指间转着，闪着弧光，白润的手指在纸面上有节律地转动着，窗外的光在她手指上反射着，刺得他有点儿发晕。

玉箫燕，这个崔浩绯闻故事的主角，竟然顶着那么多人的目光，大义凛然地来上课。玉箫燕和崔浩是同乡、中学同学，当初，他们几个——邓超然、戴耘、崔浩很要好，可惜高中毕业的时候，玉箫燕、邓超然没考取大学，他们留在乡下做了农民，而崔浩和戴耘则进了华东政法学院成了大学生。现在呢？崔浩是丝绸厂的正式工、国家干部，玉箫燕则是丝绸厂的临时工，身份是天壤之别啊！

玉箫燕打断了他的讲课。她离开课桌，跨脚站到了过道，双手叉在腰部：“老师，我有问题！”

玉箫燕，那足有1米73的高挑身材，严丝合缝地穿着套衫，银灰色的上衣扎在墨绿色的裤子里，白色的帆布运动鞋鞋带系得整整齐齐。她是厂花，丝绸厂公认的最漂亮的女人，她那对丰满的乳房将的确良衬衫撑涨到了极点，崔浩恍惚看见有一只气筒正在往里打气，那两只气球快要裂开衣服，冲决而出了。

玉箫燕眼睛盯着他：“老师，大家都说我们两个那个过！”

崔浩的脸一下子红了，没有摇头，他不想摇头，“看过又怎样？没有看过又怎样？”他心里想，“我没有必要害怕！”

“他们说，你用望远镜偷窥我们宿舍。你的笔记本里有裸体画！真的吗？”

崔浩心里想，干吗来问我？这些不都是他们说的吗？崔浩觉得自己很冤，真的很冤，一点儿意思都没有。他喜欢天文，喜欢在深夜的时候一个人对着夜空发呆，用望远镜看那夜空里的星星；他喜欢美术，一个人的时候就看那些画册，想象那些美的物体，想象古希腊人如何面对自身，想象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想像康德这个哲学家是怎样生活的？他在人间，但是，不仅仅只是看见人类，还看见了整个宇宙和天上的神，那才是真正的生活，他有点儿恨玉箫燕，唉！女人是祸水啊。长得漂亮，更是祸水。当初，她家祖上两代就都害人，害得他崔家家破人亡。

他从小是一个地主崽子，是在没人正眼看的环境里长大的。林白玉爱他，他们恋爱好多年了，他都不敢动手，他怎么敢对玉箫燕有非分之想呢？他奶奶的，一个大学生，真的要在这里葬送了自己？崔浩想到自己大学毕业，在一家全是女人的小厂窝着，什么也干不成，就觉得绝望。这样下去，上大学又有什么用呢？别说孝敬父亲，接他老人家出来住，就是养活自己，让自己活好也成问题。厂里连间好一点的宿舍都没有，婚房更是无从谈起，那些已经结婚的，都挤在集体宿舍里委屈着，牛郎织女似的分居，什么时候忍不住了，就央求同宿舍的行行好，让一两个小时，夫妻急匆匆幽会一下，崔浩不想过这种日子。

崔浩恶狠狠地道：“你说呢？我是什么人？”是啊，他崔浩到底是什么人？是个窝囊废？孬种？P7-9

我和红兵都来自苏北农村，我们都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都喜欢穿布鞋，是穿布鞋长大的一辈人。我心情烦闷的时候，要脱了鞋，光着脚到地面上站站，因为只要一接触土地，心就变得平静、踏实。我不知道红兵是否有和我相同的心理体验，但我知道他也喜欢穿布鞋，喜欢光脚走路。也许正是源于这种对土地的热爱和执著，继《沙床》、《财道》出版四年之后，红兵推出了《上海地王》这部厚重的房地产小说。小说着眼于土地制度变迁对中华民族经济生活的影响，记录了中国城市化的创世纪进程，反映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土地”问题。

其实，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也是中国地产大发展的30年，中国城市拔节而起。30年中国3亿人进城，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东方特色的城市发展之路，中国的城市化因此被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IosephE．stiglitz)认为是21世纪初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大事件。红兵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主线，抓住了这个时代的“大题材”，也抓住了这个时代的“大问题”，“以土地为解开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社会之真的最有效的钥匙”。

小说描写了人对金钱的欲望、对权力的欲望、对报仇雪恨的欲望，甚至对性的欲望，而将各种欲望纠结在一起的则是土地。作者把人的命运和土地联在一起，通过地产这个中介写出了人与土地的关联。一个学者，一个作家，能从人性的高度、人类生活变迁史的高度看待房地产真相，这是让人佩服的。

同时，我十分看重这部小说的情感含量，无论像阿三这样的小人物，还是像崔浩这样的大枭雄，都是上海这个秘密花园的一部分，他们身上隐藏的情感隐秘构成了上海这个大都会的“人格”内涵。红兵以大同情、大谅解来细描这些人物．无论是在大都市拥有一套房产的小小欲望，还是改写大都会天际线、征服天空的“枭雄野心”，一代地王的人生理想和大都会人生的微末祈求，都得到了真切表达。它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镜子，从中可以反观自己。

另外，小说大量涉及了中国传统风水哲理。在我看来，这是红兵借助中国古代智慧，思考中国式觉醒的一种努力。风水哲理中潜行着的是中华民族的大地伦理。它和迷信无关，而和人类对待土地的态度有关。小说还写了大量茶文化内容，茶在这里不是单纯的饮料，对茶叶知识和品茶技巧的繁琐而细致的描写，也不仅仅是可有可无的炫技，其中传达的是红兵对人生、世事的难言体悟，它暗示性地展示了红兵对命运的微妙理解，以及人在悲剧世界中如何自我拯救的隐喻式回答。红兵借助崔浩这个人物抒发的是他对不可抗的命运的深刻悲悯，他反复强调“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种对“轮回”的困惑绝非宿命的哀叹，在风水哲理和茶文化体悟中，他沿着民族智慧之河探索到的无言答案，可以启悟我们更多的思考。

除了文本之外，但愿红兵的这部小说能对我们重新思考人和土地的关系有新的帮助，让人类重新定位自己在天地间的位置，迈向人类对土地的第三次觉醒。这也是我作为一个房地产商对土地的态度。以往人类对土地觉醒有过两次。第一次觉醒——人类发现不仅可以采摘自然果实，还可以通过耕种主动培育果实，这一次觉醒让人类进入农业文明时代；第二次觉醒——人类发现土地不仅是生产资料，更是可以进行投资、开发的商品，这一次觉醒让人类进入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和后工业文明时代，世界在房地产开发、投资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级大都会在各大洲崛起。但这两次觉醒都是以人类占有和虢夺土地为主旨的，人类给大地扎上了各种虚在和实在的篱墙，人类在大地上不是变得更加自由，而是变得更加不自由。

因此，人类需要一场针对土地的第三次觉醒，需要破解人们把土地当做财富来占有的执著。飞鸟不正是因为脱离了对土地的迷执，而能在天空自由翱翔，人难道要在土地上永远地画地为牢？我们深知，改善人民的居住环境，推动中国城市化离不开房地产；沉淀财富积累，形成财富效应也离不开房地产。但对财富的迷执，却让人们用占有和征服的态度对待土地，用对待商品的态度来挥霍和浪费土地，正是人类对土地的这种执著阻碍了人类在大地上的自由。人依附于土地，生命之路无可选择地只能在大地上延伸，善待土地，打造天、地、人和谐共处的诗意人居才是解决人与土地矛盾的根本之道。何时人类能有对大地的第三次觉悟，拥有真正的“自由”境界？把天的还给天，把地的还给地，最后把人的还给人？

“所有的一切都将在对土地的种种方式的变化中开场，也将在未来我们对土地的重新审视中结束，城市和乡村因为土地而割裂，也会在土地中和解”，红兵说得很有道理，他用心灵审视的大上海也许比真实的大上海更值得我们重视。

“大题材”、“大问题”、“大启思”，让这部小说值得我们反复品味。

上海证大集团董事长 戴志康

2010年3月23日

我常常感到自己的才华不够，不能写出内心那种对真情的渴慕和赞美。对爱情的赞美，对亲情的赞美，对友情的赞美，对智慧和信仰的赞美，对藏族少年的赞美，对白玉的赞美，对玉箫燕的赞美，对大自然的赞美，对茶叶和茶水的赞美，对建筑的赞美，对土地的赞美，对土地上行事的人们的赞美，等等。  我渴望领略它们，哪怕万分之一。

而这一切都来自土地。我想了很久，一个不拥有土地的民族，它不会热爱自然，不会保护自然，大地在过度砍伐、放牧、开垦、采挖中塌陷；一个不拥有土地的民族，它不会真正热爱生命，它无须守护什么，它拥有的只是虚无和憎恨。谁能在没有土地的情况下拥有安全感呢？漂泊的人，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的人，他的根须只能在空气中溃烂。长久以来，我们因为种种原因，把居住看成是土地，我们买房子觉得买到了土地，我们还把耕作看成是土地，我们在土地上耕耘，觉得拥有了土地，这是何其可怜的想法呢？你在河上漂流不等于你拥有了河流，你捕到了水里的鱼，不等于你拥有了水。有的人以为他们离开了乡村，离开了对农作物的依赖，成了一个城市居民，他们就可以不需要土地了，真的吗？这是何其肤浅的见解！

这是一部赞美土地的书——我也把它献给那些没有土地的人，它是为所有没有土地的人写的小说，然而它是悲剧的——我们不可能拥有什么，我们什么都不拥有，包括土地。

人生如有起落不外乎这样四种命运：穷生富命、富生穷命、贱生贵命、贵生贱命。而没有起落，无外乎穷生穷、贵生贵。太平世道，后一类的占了多数，然而人们的目光却多被那少数的吸引。我想理解一下命运，崔浩是贱生富命？李愚是贵生贱命？戴耘是贱生贵命？那么谁又是富生穷命？我知道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永恒的，生在富贵之家，不一定就会守住富贵；生在贫贱之家，不一定就永生贫贱。

我想，我已经有能力写一点命运的事情了。我也知道，要真正理解人的命运，一定要把它和土地联系起来。我要写他们在大地上的命和运，尽管他们是一些失地的人，无根的人，一群可怜虫。然而这是合理的吗？苍天应允他们，让他们繁衍生息，却不给他们立足之地！

最后想说一点关于我对小说的理解。迄今为止已经写了((我的N种生活》、侏来战士三部曲》、《财道》、《沙床》等成功和不成功、出版和未出版(有些可能在我有生之年永远不会出版)的长篇小说不下十部，另外还有中短篇小说数十篇(部分集结为《葛红兵中短篇小说佳作选》出版)。我曾经以为我把小说弄得很通，我也曾经以为我的人生经验足够真，我对世界的思考足够真，后来我才知道，小说不是我们创作的结果，相反，它是法官，它检测我们，在它面前我们永远是肤浅的，我们的经验永远不够丰满，我们的思考永远不够真切，我们的语言永远不能承受长篇小说的检阅。

我怀着虚妄写作。我的虚妄是，以为土地是解开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社会之真的最有效的钥匙，我以为所有的一切都将在对土地的种种方式的变化中开场，也将在未来我们对土地的重新审视中结束，城市和乡村因为土地会割裂，也会在土地中和解。

我写的是一个关于上海的故事：城市和土地分离，又和土地和解的故事；一座城市，它在大地之上向上攀登的故事；一座城市，它里面的各色人聚散相依，从下只角到上只角，又从上只角到下只角不断往复、轮回又新生的故事。

大事件、大人物构成一个城市的大时代，而我试图通过“大建筑”来完整地呈现它们，我想用语言织一张网，把一个城市的大风情织进去，把一座城市的外表和内心全部包罗其中。我也不知道我是否能做到，但是，小说对我来说是一种救赎，随着写作的进展，我的愤懑、不满在减少，我的感恩、赞美在增加。

完成第一部之后，我犹如经过了地狱，灵魂在城市上空游荡，无处安妥的悲哀攥住了我；而第二部的撰写则让我得到了灵魂的放松：地上的“安居”让我开始领略大都会的“美”；到第三部的时候，我已经得到解脱，我的灵魂将会栖居在比建筑更为伟大的建筑之上，它也使我获得自信。也许未来，我会有能力绘就一张社区市井生活的当代“清明上河图”，而且我可以把这人世间写得美妙、喜气，充满赞美。

感谢上海作协对《上海地王》的扶持，没有上海作协的扶持，《上海地王》就不会有今天的成果。

2010年2月

(本书为上海市作家协会重点创作项目)

葛红兵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一时代主线，“以土地为解开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社会之真的最有效的钥匙”。他抓住了这个时代的“大题材”，同时也抓住了这个时代的“大问题”，房产可以提供居住，也在剥夺人的居住。房价涨得太快，贫民蜗居于方寸，这些都是大问题。这些土地问题必然要从土地中寻求解决之道。

——证大集团董事长戴志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