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乐成先生主编的这部通史，是由他牵头、组织五位台湾史学界第一线的青壮年俊彦编写的。每个人都是学有专攻的史学家，按自己的研究领域，撰写自己精熟的那部分，最后由傅乐成先生统稿。每本都是名副其实的著作，不像我们这边仅仅是编写。应该说，这套通史的作者，个个文笔俱佳，学、才、识三者足备。书成之后，在话语圈里，影响巨大，长期以来，既是爱好者的案头书，也是大学的常用教材，甚至一些研究者，也能从中得到教益。有人说，这套书保留了文言文的古意，因此，读来如饮醇酿。本册为《中国通史(先秦史)》。

本书为傅乐成教授领衔主持，邀集门下五位史学俊才，共同撰写而成。金书按朝代共分七卷（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近代史），凡丸十余万言。所记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讫清帝退位，探究中国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情状及其变迁。所述重在勾画历史轮廓及史事变迁的因果、影响。叙述简明扼要，论史则兼及人事及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等技术原因，不以人物忠奸智愚为单一的考量指标。1978年书成，以叙述精到、议论持正、文笔清顺名闻当时。畅销三十余年，为台湾地区最受欢迎的中国历史普及类读物之一，并广泛流行于香港、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地区。

第一章 中国文明的诞生

 第一节 文明前的黑夜

 第二节 文明曙光的映照

 第三节 文明的跃升

第二章 灿烂的殷商文明

 第一节 商代的兴亡

 第二节 经济生活

 第三节 国家与社会的构造

 第四节 商代的文化

第三章 封建体制的鼎盛时代

 第一节 周人灭商与周初封建

 第二节 封建体制下的政治、社会与经济

 第三节 西周的文化

 第四节 封建体制的衰落

第四章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大蜕变

 第一节 列强争霸与合纵连横

 第二节 由封建到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

 第三节 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第四节 社会的开放

 第五节 思想观念的转变

 第六节 辉煌璀璨的文化

第五章 百家争鸣

 第一节 儒家

 第二节 墨家

 第三节 道家

 第四节 名家与阴阳家

 第五节 法家

既然孔子承受了前人的思想倾向，注重的是人，然而人凭什么能够自作主宰呢？孔子提出了仁。“仁”的狭义的意思依孔子对樊迟所讲的话是“爱人”或对人的同情心，这个意义，我们今天还可以在“仁爱”“仁慈”等词中找到。仁的广义的，也是更重要而却为一般人所忽略的意义是“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就是人并不是具备了生物学上或解剖学上的躯体生命就可以算做人了，而是要经历“仁”的实践过程，在实践中造就完善的人格，才可以算做人。这“人之所以为人之理”是涵摄了诸德的全德，从《论语》上孔子的语录或他与弟子们谈仁的对话中我们就可以明了这点。《微子篇》上说：“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即仁涵盖了忠；孔子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则仁又可包涵孝；“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韧。”《阳货篇》载子张问仁，“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那么仁又涵摄了恭、宽、信、敏、惠；“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是仁又包括了敬；《宪问篇》又记有孔子的一句话：“仁者必有勇，”则仁又涵有勇；颜渊问仁，孔子的回答是“克己复礼为仁”，所以仁又可统摄礼；仲弓问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仁又可包括恕。

这些德目是社会上人与人相处时行为的标准，有些是一般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有些则是某种特定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如孝是子女对亲长的行为规范。仁即是由这些各种社会人际关系行为的规范所编织成的网络，因此仁的完全实践不但是个人自身人格的完成，也是整个社会成员人格的完成，孔子回答子贡说：“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指的这个意思。孔子所主张的“有教无类”，就是从仁的彻底实践过程中这种个人与社会间不可切割的紧密关连上出发的。孔子本人的生命历程就是追求仁的全面实践的最佳写照，他有时虽然感慨地表示要“乘桴浮于海”，要“居九夷”，但他始终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地从事下去，从他终身的“学不厌”“诲不倦”可以看出他对自我及他人的完成所付出的是无穷尽的追求，从他在生命结束的前几年当中还对自己从十五岁立志向学开始、到七十岁的为仁历程作检讨，也可以推知为仁是与生命共终始的事业。他的弟子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就是指这点。

实践仁要由自己本身做起，要在和自己关系最切近的人相处中去落实，也就是从与自己家人的相处中开始，而后以这为基础，把它扩大到跟自己关系更疏远的层次上去，即孔子所说的“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有若也阐明这层意思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政治在孔子的思想中并没有本身的意义，政治只有在帮助众人实践仁时才有其价值，即政治本身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只具备工具性的价值。执政者的主要工作在于帮助众人排除求仁途径上的障碍，牵引众人走上为仁的道路，即孔子所揭示的“富之”“教之”的原则。

既然政治的目的在求仁，即行道，则政权自然要顺从于道。但一般人对这点却有相当严重的误解。历史上的专制皇帝祭孔子，独尊儒术，连那开倒车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在推动帝制复活的过程中也把祭孔当做一项重要的手段，而孔子弟子有若又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因而一般人又把孔子当成了专制政治的守护神，认为孔子所提倡的忠、孝等道德是为专制统治者服务的，是替专制统治者培养绝对服从的顺民的。实际上这是上了历史上专制君主的当，孔子从来不主张对君主、父母要绝对的服从。孔子说：“事父母几谏”，也就是父母有过错时，不但不可盲从，还要劝谏；即侍奉父母时，不是以父母的好恶选择作为标准，而是根据道、根据客观的是非对错来作标准，否则反而会陷父母于不义。孔子又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是指君、父、臣、子各有各的角色，社会对这四种角色各有不同的要求或期望，即他们的行为是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的，如果超越了这范围，就违背了社会的伦理，因此子女(臣子)对父母(君主)的顺从是要在合乎社会规范的条件下才可以的，否则就不对了。因此孔子所讲的孝并不是教人对父母无条件地服从，自然也不是为专制统治者服务的。用有若的话来代表孔子的主张，必须先要证明有若的话可以代表孔子的意见，否则是讲不通的。纵使有若这段话可以代表孔子的主张，也未必就能推出前述孔子所提倡的忠孝伦理是为专制统治者服务的结论，因为从逻辑上来看，“不好犯上”“不好作乱”与“服从”并不相等，所以这个推论是错误的，当然这个结论也就不能成立了。P224-226

英国哲人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对中国人而言，读史能否使人明智倒在其次，主要是可以使人愉快。古代的中国人，文学和历史是分不大清的，因此大量被中文系视为文学作品的东西，当初作者和读者都是当历史来看的。四大名著中最受欢迎的《三国演义》，其实就是在讲史。而最像小说的《红楼梦》，其实当初倒不那么受老百姓待见。

经过一百多年的折腾，中国人毕竟已经迈进了现代社会。老黄历不用再提，至少受过教育的读书人，知道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小说。小说、电视剧里胡编和半胡编的历史故事，看了过瘾之余，有时候也想看点“历史的真实”。更有野心的历史爱好者，一般都想通过读史，最好是系统地读史，了解历史的全貌。这时候就用得着通史了。很多爱好者，只要读史，首选往往就是通史。真正专门化的历史研究，其实跟其他学科一样，没有点专业训练，还真不一定读得懂。其实，就算一般文科类的学科，如果学校不那么功利，似乎也应该给学生们开一两门通史课，当然，首先是开中国通史课。前些年，博士生面试的时候，经常能碰上号称把中国历史都读通了的考生，一问才知道，他们所谓的“读通”，无非是看了一套中国通史而已。

不过，中国人尽管喜欢通史，但以往的积习却很难全然改掉。写通史尽管不一定要写成通俗历史故事，但还是要通俗易懂才好，否则，读者面就受限制。中国史学界有一种说法，说是20世纪出产的中国通史，有两部半著作值得称道：一是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一是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半部是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未完成)。其实，如果按我的看法，还有三部通史也相当不错，一是夏曾佑先生的，一是缪凤林先生的，还有就是范文澜先生的。其中夏曾佑先生的著作，原是为中学做教科书的，写得相当有见地，而且是中国人做西洋式通史的第一部。缪凤林先生的通史比较扼要，但很有特点。范文澜先生的大作，是最长的，也是按唯物史观写通史诸大作中，最足观的一套。

但是，作为一般爱好者而言，上述的所有通史，都有一个毛病，就是不够通俗晓畅，对于史学爱好者来说，都有点难度。1949年之后，中国史学界分为大陆和台湾两大块。由于台湾学界相对比较平静，没有那么多折腾事儿，因此，成就斐然。为一般爱好者书写的通史，也大有可观。开放之后，我通过各种渠道，见过一些台湾史学家编写的中国通史，大体叙事都比较清楚，文字干净。特别优秀的，不仅通俗易懂，而且文辞优美。每个章节，都有历史随笔的味道。比较起来，大陆史学界尽管开放之后，研究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通史写作，却在开倒车。某些长篇巨制，块头虽大，但不仅内容杂芜，优劣不一，而且文字干瘪，味同嚼蜡。面向市场的所谓图文本通史，主编者名头虽响，但具体编写则是一群毫无研究的学生，等于是书商为了挣钱临时找人凑出来的，不仅毫无见地，而且有大量的常识错误。至于各个大学开这门课的学者，为了评职称各自为战、画地为牢编出来的通史教材，则更是不忍卒读。

傅乐成先生主编的这套七卷本的《中国通史》，是我所看到台湾同类著作中，比较出色的一部。傅乐成先生，是傅斯年先生的侄子。傅斯年先生虽然长期主持“中研院”史语所，自认是“二流人才”，但其实早在北大读书期间，就是一位连老师都不敢小窥的牛学生。胡适先生回国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如果不是得到作为学生领袖的傅斯年先生的支持，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傅斯年先生的史学著述虽然不多，但大气磅礴，独树一帜。傅乐成先生从小得家学真传，名儒熏陶，不仅通经史，而且于文学和绘画，也有相当造诣。西南联大毕业之后，他立志史学，在秦汉史和隋唐史方面建树颇多。去台后，更是一步一个脚印在史学界耕耘，在台大历史系做教授多年，是位政学两界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人物。

傅乐成先生主编的这部通史，是由他牵头、组织五位台湾史学界第一线的青壮年俊彦编写的。每个人都是学有专攻的史学家，按自己的研究领域，撰写自己精熟的那部分，最后由傅乐成先生统稿。每本都是名副其实的著作，不像我们这边仅仅是编写。应该说，这套通史的作者，个个文笔俱佳，学、才、识三者足备。书成之后，在话语圈里，影响巨大，长期以来，既是爱好者的案头书，也是大学的常用教材，甚至一些研究者，也能从中得到教益。有人说，这套书保留了文言文的古意，因此，读来如饮醇酿。其实，在我看来，这套书最大特点，是有见地，不人云亦云；简单、干净，能把很复杂的事情，三言两语道个明白。不在史料里浸润多年，看过不知成亿字的资料，断不能为此。

傅乐成的通史来了，说实在的，对于大陆史学爱好者而言，这比台湾著名的娱乐节目“康熙来了”，更像是福音。

2009年7月29日于京北清林苑

傅乐成先生主编的这部通史，是由他牵头，组织五位台湾史学界第一线的青壮年俊彦编写的。每个人都是学有专攻的史学家，按自己的研究领域，撰写自己精熟的那部分，最后由傅乐成先生统稿。每本都是名副其实的著作，不像我们这边仅仅是编写。应该说，这套通史的作者，各个文笔俱佳，学、才、识三者足备。书成之后，在话语圈里，影响巨大，长期以来，既是爱好者的案头书，也是大学的常用教材，一些研究者，也能从中得到教益。

有人说，这套书保留了文言文的古意，因此，读来如饮醇酿。其实，在我看来，这套书最大的特最，是有见地，不人云亦云。叙述简单、干净，能把很复杂的事情，三言两语道个明白。不是在史料里浸润多年，看过不知成亿字的资料，断不能为此。

——张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