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乐成先生主编的这部通史，是由他牵头、组织五位台湾史学界第一线的青壮年俊彦编写的。每个人都是学有专攻的史学家，按自己的研究领域，撰写自己精熟的那部分，最后由傅乐成先生统稿。每本都是名副其实的著作，不像我们这边仅仅是编写。应该说，这套通史的作者，个个文笔俱佳，学、才、识三者足备。书成之后，在话语圈里，影响巨大，长期以来，既是爱好者的案头书，也是大学的常用教材，甚至一些研究者，也能从中得到教益。有人说，这套书保留了文言文的古意，因此，读来如饮醇酿。本册为《中国通史(魏晋南北朝史)》。

本书为傅乐成教授领衔主持，邀集门下五位史学俊才，共同撰写而成。金书按朝代共分七卷（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近代史），凡丸十余万言。所记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讫清帝退位，探究中国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情状及其变迁。所述重在勾画历史轮廓及史事变迁的因果、影响。叙述简明扼要，论史则兼及人事及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等技术原因，不以人物忠奸智愚为单一的考量指标。1978年书成，以叙述精到、议论持正、文笔清顺名闻当时。畅销三十余年，为台湾地区最受欢迎的中国历史普及类读物之一，并广泛流行于香港、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地区。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变迁

 第一节 三国鼎峙

 第二节 魏晋政权的递嬗

 第三节 西晋的政局

 第四节 五胡乱华大变局的开始

 第五节 东晋与胡族政权的对立

 第六节 南朝政权的更迭

 第七节 北朝政权的变迁与统一盛运的再启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形态

 第一节 南北朝的社会阶层

 第二节 世家大族的形成与发展

 第三节 南朝士族的僵化与寒门的上升

 第四节 少数民族政权下的北方豪族

第三章 大动乱时代的人口流动与民族融合

 第一节 汉民族的人口流动

 第二节 胡汉民族的融合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的经济结构

 第一节 赋役制度的演变

 第二节 土地与农业

 第三节 商业与手工业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的学术与信仰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的玄学与清谈

 第二节 宗教信仰的盛行

 第三节 文学与艺术的创新

佛教在北方顺利风行，但在南方的发展却要艰辛得多。东晋立足江南，清谈玄学依然盛行，但佛学也开始影响学术界。永嘉丧乱，部分僧徒也避乱南移，其中颇有能谈玄者，尤以支道林最负盛名。他与名士辩论玄理，使士流思想中沾染了不少佛家色彩。东晋晚期的慧远，尤为士大夫所崇奉，他长于儒学，精通《三礼》《毛诗》，立论以佛学为主、儒玄为辅，主张内(佛)外(儒玄)可以融合。过去支道林等人多托庇于玄学之下，慧远则力谋以佛融通儒玄而求佛教中国化。他长居庐山达卅余年，聚集僧徒讲授，为南方僧侣共奉为佛教领袖；他并约集清谈名家刘遗民、周续之，儒家宗炳、雷次宗等名士百甘三人，专事坐禅修定，口宣佛号，心注西方，这是一种极简便的修佛法门，是为净土宗的创始。慧远也提倡译经，他曾作经序，且与北方鸠摩罗什交流佛经译本。东晋时，西行求法的运动初起，中国憎侣第一位入天竺求经的，则为法显。他于安帝隆安三年(399)，自长安出发，经西域入北天竺，到狮子国，共历卅余国，到中天竺游学数年，取得梵本戒律，于义熙十年(414)自海道返归建康。他此后即与名僧共译戒律多种，并记述游历见闻，成《佛国记》一书，是研究当时西域和印度史地的重要作品。

南朝初期，儒道一度振兴，佛教受其压制，不能取得上风，自宋明帝起才开始佞佛。当时的君主，不少是佛门弟子，齐梁陈更迭递嬗，佛教逐代隆兴，尤其梁武帝迷信之深，更为旷世罕有。武帝以佛调和儒玄，创“三教同源说”，拿佛比日、儒玄比众星，南朝佛教至此臻于极盛。东晋有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梁时增至二干八百四十六所，仅京师一地，就有佛寺五百余所，僧尼十余万人。陈武帝夙以英明著称，但也虔信佛教，舍身兴寺，乐此不疲，可见南朝时佛教的势力已根深蒂固。北方崇尚佛教重点在于发扬佛陀的形迹，南方则重在研究佛教义理。当时江南佛教信徒，除了不断与儒道辩论而逐步蜕变为汉式佛教外，并努力推衍佛旨，为佛经作注疏。宋明帝曾命陆澄撰《法论》，梁武帝令勒宝唱撰《续法论》，总摄佛经要义。梁时又有慧皎作《高僧传》六十卷，广载南方高僧行谊。这些都是南方僧徒对哲理开拓性的贡献。至于南北朝时代的佛教宗派，主要可分六宗，即成实、净土、三论、律、禅、天台六宗，其中除成实为小乘教义，其余均为大乘。当时因佛学大师多着重于佛经的翻译和教义的传播，对于发挥佛理，推陈出新，尚无余力顾及，所以虽有宗派萌芽，但基础并不稳固。必须要到唐朝，信仰的狂热已减，杰出的思想家群趋佛学的研究，宗派才大为兴盛。

由于南北佞佛风气都很强烈，因此寺院林立，僧尼数字日趋膨胀。寺院拥有广大的田宅果园，并有无数避役的徙附隐匿其间，为其耕作生产。当时金银铜多数流人寺庙手中，寺院更不乏经营邸店、举放高利贷的情形，与商贾无异。因此寺院的经济力量大幅扩张，竟成了财富萃聚的渊薮。同时由于僧尼浮滥，素质不齐，因此许多不良现象也随之发生，诸如僧尼与俗人间发生荒淫的行为，僧尼的逃避赋役，以及建造佛寺的靡费，甚至沙门参与谋反等。弊端既多，政府乃不得不加以限制。南朝宋文帝、孝武帝及齐武帝时，均曾屡申禁令，不准私建寺塔，并淘汰沙门。北朝也曾下过多次禁令，北魏孝明帝初年，胡太后曾下令限制每州度僧的人数。但当时法禁宽弛，不能改肃。到孝明末年，国家多事，徭役繁兴，因此人民剃度者，更为踊跃。北齐末年，国政荒乱，百姓苦于赋役，大量逃匿，荫庇寺院，造成寺院人口达到四百余万的空前高峰。其后到北周武帝时，以佛道靡费过多，欲革其弊害，乃于太建六年(574)禁断佛道二教，经像皆毁，沙门道士勒令还俗，寺观及其财货都赏赐臣下。灭北齐后，关东佛教也遭遇同样浩劫。总计武帝时寺庙被充公者四万所，僧尼还俗者三百万人。宣帝时，又复佛道二教。入隋后，因帝王加意提倡，佛教旋即恢复盛景。P208-210

英国哲人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对中国人而言，读史能否使人明智倒在其次，主要是可以使人愉快。古代的中国人，文学和历史是分不大清的，因此大量被中文系视为文学作品的东西，当初作者和读者都是当历史来看的。四大名著中最受欢迎的《三国演义》，其实就是在讲史。而最像小说的《红楼梦》，其实当初倒不那么受老百姓待见。

经过一百多年的折腾，中国人毕竟已经迈进了现代社会。老黄历不用再提，至少受过教育的读书人，知道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小说。小说、电视剧里胡编和半胡编的历史故事，看了过瘾之余，有时候也想看点“历史的真实”。更有野心的历史爱好者，一般都想通过读史，最好是系统地读史，了解历史的全貌。这时候就用得着通史了。很多爱好者，只要读史，首选往往就是通史。真正专门化的历史研究，其实跟其他学科一样，没有点专业训练，还真不一定读得懂。其实，就算一般文科类的学科，如果学校不那么功利，似乎也应该给学生们开一两门通史课，当然，首先是开中国通史课。前些年，博士生面试的时候，经常能碰上号称把中国历史都读通了的考生，一问才知道，他们所谓的“读通”，无非是看了一套中国通史而已。

不过，中国人尽管喜欢通史，但以往的积习却很难全然改掉。写通史尽管不一定要写成通俗历史故事，但还是要通俗易懂才好，否则，读者面就受限制。中国史学界有一种说法，说是20世纪出产的中国通史，有两部半著作值得称道：一是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一是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半部是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未完成)。其实，如果按我的看法，还有三部通史也相当不错，一是夏曾佑先生的，一是缪凤林先生的，还有就是范文澜先生的。其中夏曾佑先生的著作，原是为中学做教科书的，写得相当有见地，而且是中国人做西洋式通史的第一部。缪凤林先生的通史比较扼要，但很有特点。范文澜先生的大作，是最长的，也是按唯物史观写通史诸大作中，最足观的一套。

但是，作为一般爱好者而言，上述的所有通史，都有一个毛病，就是不够通俗晓畅，对于史学爱好者来说，都有点难度。1949年之后，中国史学界分为大陆和台湾两大块。由于台湾学界相对比较平静，没有那么多折腾事儿，因此，成就斐然。为一般爱好者书写的通史，也大有可观。开放之后，我通过各种渠道，见过一些台湾史学家编写的中国通史，大体叙事都比较清楚，文字干净。特别优秀的，不仅通俗易懂，而且文辞优美。每个章节，都有历史随笔的味道。比较起来，大陆史学界尽管开放之后，研究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通史写作，却在开倒车。某些长篇巨制，块头虽大，但不仅内容杂芜，优劣不一，而且文字干瘪，味同嚼蜡。面向市场的所谓图文本通史，主编者名头虽响，但具体编写则是一群毫无研究的学生，等于是书商为了挣钱临时找人凑出来的，不仅毫无见地，而且有大量的常识错误。至于各个大学开这门课的学者，为了评职称各自为战、画地为牢编出来的通史教材，则更是不忍卒读。

傅乐成先生主编的这套七卷本的《中国通史》，是我所看到台湾同类著作中，比较出色的一部。傅乐成先生，是傅斯年先生的侄子。傅斯年先生虽然长期主持“中研院”史语所，自认是“二流人才”，但其实早在北大读书期间，就是一位连老师都不敢小窥的牛学生。胡适先生回国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如果不是得到作为学生领袖的傅斯年先生的支持，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傅斯年先生的史学著述虽然不多，但大气磅礴，独树一帜。傅乐成先生从小得家学真传，名儒熏陶，不仅通经史，而且于文学和绘画，也有相当造诣。西南联大毕业之后，他立志史学，在秦汉史和隋唐史方面建树颇多。去台后，更是一步一个脚印在史学界耕耘，在台大历史系做教授多年，是位政学两界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人物。

傅乐成先生主编的这部通史，是由他牵头、组织五位台湾史学界第一线的青壮年俊彦编写的。每个人都是学有专攻的史学家，按自己的研究领域，撰写自己精熟的那部分，最后由傅乐成先生统稿。每本都是名副其实的著作，不像我们这边仅仅是编写。应该说，这套通史的作者，个个文笔俱佳，学、才、识三者足备。书成之后，在话语圈里，影响巨大，长期以来，既是爱好者的案头书，也是大学的常用教材，甚至一些研究者，也能从中得到教益。有人说，这套书保留了文言文的古意，因此，读来如饮醇酿。其实，在我看来，这套书最大特点，是有见地，不人云亦云；简单、干净，能把很复杂的事情，三言两语道个明白。不在史料里浸润多年，看过不知成亿字的资料，断不能为此。

傅乐成的通史来了，说实在的，对于大陆史学爱好者而言，这比台湾著名的娱乐节目“康熙来了”，更像是福音。

2009年7月29日于京北清林苑

傅乐成先生主编的这部通史，是由他牵头，组织五位台湾史学界第一线的青壮年俊彦编写的。每个人都是学有专攻的史学家，按自己的研究领域，撰写自己精熟的那部分，最后由傅乐成先生统稿。每本都是名副其实的著作，不像我们这边仅仅是编写。应该说，这套通史的作者，各个文笔俱佳，学、才、识三者足备。书成之后，在话语圈里，影响巨大，长期以来，既是爱好者的案头书，也是大学的常用教材，一些研究者，也能从中得到教益。

有人说，这套书保留了文言文的古意，因此，读来如饮醇酿。其实，在我看来，这套书最大的特最，是有见地，不人云亦云。叙述简单、干净，能把很复杂的事情，三言两语道个明白。不是在史料里浸润多年，看过不知成亿字的资料，断不能为此。

——张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