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唯一一位深入“76号”魔窟与日伪特务较量的红色女谍，也是一位闻名海上的“左联”女诗人。她吟出过“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的铿锵诗句，本应该在诗坛大放异彩的她，却甘愿拿自己的生命和名誉为新中国的诞生奉献。

九一八事变后，关露参加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加入“左联”。曾在中国诗歌会创办的《新诗歌》月刊任编辑，诗作《太平洋上的歌声》蜚声当时上海文坛。1939年冬至1945年，她受组织派遣，先后打入汪伪政权和日本大使馆与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月刊任编辑。成为我党优秀的“红色间谍”在该刊发表长篇小说《黎明》，同时以此作掩护，收集日伪机密情报，并积极组织策反，功勋卓著。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她因病由苏北转到大连疗养。1946年病愈后，被分配到苏北建设大学文学系任教。从1947年秋到1951年秋，先后在大连苏联新闻局、《关东日报》社、华大三部文学创作组和电影局剧本创作所工作。自1955年至1976年粉碎四人帮，曾因受潘汉年问题一案牵连，两次入狱，达10年之久……

序

1 多难的童年

2 投身革命事业

3 畅游于诗歌海洋

4 丁玲的友情

5 繁忙的岁月

6 坚持在“孤岛”

7 自传体小说三部曲

8 深入虎穴

9 将《女声》为我所用

10 日本之行

11 苦恋

12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13 第二次被捕

14 浓浓的亲情

15 最后七年

16 怀念

附录：

关露生平年表

关露著译目录

后记

1926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从广东出发势如破竹。1927年东路军进入长江下游地区，不久便与孙传芳军相持于江西，这些日子南京城里常有战争的消息传来，弄得人心惶惶。

关露姐妹想去外地找个地方避难，但苦于没人做伴，也不知上哪儿去。正巧常干娘从长沙到南京来玩，于是1926年冬天，常干娘带着关露和胡绣枫绕道上海去长沙。在去上海的船上，她们碰到常干娘朋友的儿子，叫阎径仲，他对常干娘说：“到上海最好住到我姐夫刘道衡家中，因为他们的家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属于法租界，相对比较安全些。”常干娘听了，觉得挺有道理，一到上海，就带着两个姑娘住进了刘家。

刘道衡的脸长长的，眉毛浓浓的，蓄着鲁迅那样的胡须，似浓墨写的隶体“一”字，给人一种慈祥、厚道的感觉。他是留日学生，在日本参加同盟会，与孙中山很接近。

刘道衡的大哥叫刘菘衡，写得一手好文章，原在谭延■手下工作。辛亥革命前夕，湖南的立宪派和革命派都有相当力量，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革命派积极准备起义，谭延■顺风转舵附和革命。1912年3月，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7月正式任命谭延■为湖南都督。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了讨袁的“二次革命”，江西、江苏、安徽等省纷纷宣告独立，组织讨袁军。谭延闾在7月25日假意宣布“独立”，不久，江西、南京方面讨袁军先后失败，谭延■便在8月13日通电取消“独立”，并且杀害了坚决反对取消独立的革命党人刘菘衡等。

从此以后，刘道衡再也不相信国民党，认为国民党内没有好人。他不再过问政治，在交易所里开个户头，每月赚几百大洋。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波及到中国，1932年日本军方又在上海挑起了“一·二八”事变之后，刘道衡才放弃了这个营生。1932年他参加中国共产党，奔波于上海、南京、湖南，做情报工作。1969年“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此是后话。

常干娘和关露姐妹商量后，觉得初次见面就麻烦人家，不太好意思。最后决定姐姐留下，妹妹跟常干娘去长沙，再去武汉，住在陈慧芝家。由于没有经济来源，生活就发生了困难。

刘道衡知道后，就叫关露写信告诉妹妹别不好意思，到上海来吧。就这样，关露和妹妹住在刘家，与刘道衡的小妹妹刘文渊同住在亭子间，并跟着刘文渊称刘道衡为三哥。

刘道衡全力资助关露，送她到上海法科大学法律系读书。当时这个学校在蒲柏路(今太仓路西段，北段解放前叫白尔路)，1928年下半年搬到江湾后，改名为法学院。

关露进校时，教务长是沈钧儒。他是著名法学家，曾留学日本，1907年学成回国，从事立宪活动，参加辛亥革命，先后加入同盟会和南社。他在任上海法学院教务长的时候，还执行律师业务，参加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

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中，有不少是职业革命家和爱国志士，其中如讲授社会学和劳动法的李剑华，很早就接受革命思想，1925年从日本回国后，应中华学艺社创办的学艺大学之聘去教社会学。1927年，李剑华在法科大学任教授时，在课堂上抨击黑暗社会，宣传新思想。关露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也第一次知道了“反对不合理的制度”、“反抗私有制”等新名词，她感到自己是多么渺小，天地是多么博大，世界上还有这样灿烂、神圣、庄严的事业。几年后，李剑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关露在上海读大学，家里的长辈忙着给她找婆家。家里人知道她的脾气，如果明说回来相亲，肯定会碰一鼻子灰，所以谎称外祖母病重，要她立刻返宁。关露收到信后，忙不迭地赶到南京。踏进门，发现外祖母的身体并不像信上所描写的那样糟糕，本想马上返沪，但外祖母和二姨母都苦苦地挽留她，说：“既然回来了，就多住几天吧。”关露想了想，就答应了。

有一天，大姨母的儿子来看关露，并约她出去吃西餐。关露推脱不得，随他去了。席间，这位表哥谈及要给她介绍一位银行经理。关露听后，把脸一沉，立即回绝。

两位长辈事先是知道这门亲事底细的，总以为姑娘该满意了，谁知仍不同意，这可惹恼了外祖母和二姨母，她们斥责关露不识抬举，不听老年人的话，将来肯定要吃苦头的。但关露仍不为所动，决心走自己的路。

P9-10

电台正播送一首声情并茂的男声独唱歌曲：

“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穿过了大街走小巷，为了吃来为了穿，朝夕都要忙。……”

这是电影《十字街头》的插曲，由贺绿汀作曲，而它的歌词创作者就是本书的传主——关露。

关露出生于1907年，1982年去世，2009年是她的102岁诞辰。

关露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女作家、女战士，她坎坷的人生经历也给世人留下了种种谜团。关露对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并具有浪漫的情感，因而她的一生既曲折又朴实，由一根红线贯穿始终。

关露10岁时，父亲不幸去世。少年失怙，家道中落，这使得早年的成长过程遍布艰辛，那独异的禀赋和气质大都得力于母亲的影响。

关露母亲是一位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具有时代的女权意识，身为长女的关露在亲情之中过早地觉察到母亲的身心痛苦，这样的童年经验，一定程度上框定了她的性格走向。

母亲很关注对孩子的教育，这使关露在青春时期最大限度地接受了古文、外语、美术、新文学、哲学和法律等各方面的教育，因为种种原因，她还曾经辗转太原、南京、长沙、上海各地，丰富的生活阅历，拓宽了心灵世界，熔铸着精神生命。

关露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温润而柔弱的知识女性，但那只是她的表象。了解关露的人都知道，关露对于大是大非问题态度鲜明，她的处事风格泼辣，她的意志有着常人难以达到的坚忍不拔。

关露的文学创作开始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进入黄金阶段。1939年她奉命秘密打入敌伪阵营，成为抗日战线中的一匹“特洛伊木马”，后来上级又派她到日本人办的杂志去当编辑。关露身在敌营，处境险恶，亲友和社会不明真相的人，将她误认为民族败类，一时声名狼藉，而关露忍气吞声，无怨无悔。抗战胜利之时，上级领导及时将她接到苏北解放区给予保护，可到了五十年代，由于潘汉年案的牵连，关露蒙冤长达二十多年，致使晚境孤独凄凉。关露为革命牺牲了荣誉、牺牲了爱情、牺牲了健康……

令人欣慰的是，自从电视连续剧《潘汉年》播放后，不少知情人纷纷写出回忆文章，以还原一个真实的关露，有关关露的传记近年来也陆续问世。关露为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在最危险的地方收集情报、暗中支持进步青年，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办的各项任务，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为共和国作出特殊贡献的关露。

我想写关露传的念头由来已久，原因与其说是她的作品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文坛上颇有影响，不如说是她传奇性的坎坷遭遇。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即为写关露传做了许多案头工作，首先看关露的作品和有关资料，然后采访不少与关露同时代的老前辈，其中包括我父亲丁景唐和关露的妹妹胡绣枫。1987年年末，我把关露传书稿寄给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的董辅文老师。1988年1月19日，我收到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的开头，他说：“大作看完了，激动不已！大概今夜要失眠，脑子里是这位杰出的女诗人、女革命家的活动场景和她的音容。编辑是第一个读者(当然，我已不是第一个读者了)，使我这么激动的作品还不是很多！我想到很多很多……”

可是没想到，在征订书的印数时，碰到了麻烦，我原来的书名为：《女诗人关露传》，后改为《一个消失了的女战士——关露的一生》，订数只有一千多册，出版社需要五千册以上才不会亏本，后来又改成《爱神和诗灵》，订数虽然上升至二千多册，但还不够，怎么办？编辑很看重这本书，一定要出版，得了，为了应付那些书店的“小辫子”，改了书名，叫《谍海才女》，重新征订，果然一跃而达5300册，遂得“死里逃生”。

1989年7月书问世后，知道内情的人纷纷写文章，表示感慨。如郝铭鉴在文中说：“我为关露同志感慨，关露同志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女诗人，写过《春天里来百花香》这样的传世之作，更是一位坚贞不渝的革命者，她于1932年入党，同年参加‘左联’，为革命出生入死。由于她的特殊经历，她背了四十年的政治包袱，人生坎坷，备尝艰辛，但即使身陷囹国，仍然对党忠心耿耿，对革命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念。可是这位具有高风亮节的共产党人，称之为‘谍海才女’，难免让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在《谍海才女》里，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删去若干篇章，大约二万多字，而这恰巧是关露为党工作的重要内容。一是打入“76号”，策反李士群；二是到与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有关的、由日本女作家佐藤俊子主编的刊物《女声》当编辑，为党收集情报；三是赴日参加“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而这一切都是受党组织派遣去的。不料，解放后两度入狱，达十年之久。

因此，陈思和在文章中说：“作者出于谨慎，对关露传奇的经历并没有花多少笔墨，尤其是对关露在1939一‘1945年这段时期的秘密活动涉及甚少。”梅益也说：“作为传记，这本书还是留下了一段空白，那就是关露从1939年到1945年这一段时期的真实情况。”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新文学史料》、《传记文学》、《上海滩》等报刊杂志上，写了关露的遭遇，并指名道姓地披露了关露做李士群的工作，和佐藤俊子等日本朋友的接触情况，特别是潘汉年的电视连续剧播放后，关露引起不少人的关注。

近些年我收集并有意识地采访了一些知道或者认识关露的人，很想再为关露写一本比较完整的传记。要感谢上海文化出版社的周莺燕编辑，她特地约我写《关露传》，让我有机会一偿心愿。

根据编辑的要求，要配照片，这可有点难，因为在白色恐怖下，任何一个地下党员都不可能留下太多的照片，关露也如此。首先我想到了关露的外甥女李康将女士，我特地到北京去拜访了她，问她是否有关露的照片，回上海不久，我就收到了四五张关露与亲属的合影。然后到关露住过或者工作过的地方，都去拍，即使这样也不够啊，我想了个主意，凡是当时为《女声》投稿的同志，能够找到的，尽量请他们提供四十年代的照片。这些前辈都是父亲的朋友，我一一给他们写信或者打电话，近的我就顺便去采访，果然收获很大，他们是杜淑贞、鲍士用、李冷路、陆克昌、钟恕，陈嬗忱的爱人陈昌谦等。其中钟恕的照片来之不易，是她好朋友的女儿苗苏苏在其母亲的遗物中找到的。照片已经发黄，背后用毛笔写了一行秀美的小字：“凤鸣学友惠存丽瑾敬赠”，原来钟恕阿姨叫丽瑾，照片上的她才二十岁不到，剪着短发，着一件短袖旗袍，学生打扮，显得清纯亮丽。

在北京，我请中国木偶剧团的潘元成去拍了些照片，其中有一幅是关露最后的住处，即朝内大街文化部的宿舍。那儿已造了很多新房子，冒着酷暑，我们兜了一圈也吃不准到底哪一间是关露的房间，最后问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郭娟和徐广琴，才在东南方看到一排破旧的平房，在厕所的隔壁找到关露的住处，看到这小屋子，大家的心里都不是滋味。

当时我的外甥淙淙正好从海外回来，到北京八宝山看爷爷的墓，我请他顺便拍一张关露的墓地照片。经过一番周折，淙淙终于完成任务。另外我还请张寿华、韦泱、俞仪方、甘振虎、许洪新等人为本书拍了些照片和资料，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由于无法看到关露的档案，所以有的材料只能通过采访有关人员，不过我尽量写得准确些，真实些，但是难免会有不尽人意之处，这只能留待日后了。

丁言昭

2008年6月干慎成里两步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