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程宝林是诗人、散文家。湖北荆门市人，分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英文创作系，获艺术硕士（MFA）学位，现任教于美国夏威夷某外语学院，兼任旧金山《美华文学》季刊执行主编、纽约柯捷出版社特邀编审。

本书为其随笔作品集。

《故土苍茫》从更新的视觉，关注中国农民的命运，以及他们在时代变革中的奋进和伤痛，充满了对故土的感恩与悲悯。作品中对中国农村变革的前瞻性预测，与中国政府正在推行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正相吻合。这部作品，在白描的笔法下，透露出作者深沉的思索与博大的人文关怀。其中一些文章深受选家的青睐，被收录在近年的许多散文年选中。同时，作者以国际性生存为背景，细腻地折射出了这个农家子弟在美国生存、求学、发展的心路历程。在这里，我们看不到那种浅薄的异国风情，那种走马观花式的肤浅感受。在冷峻而唯美的文字里，时时透露出一个中国乡村青年在两种文化，两个国家之间的深刻思索和感悟。这些作品如此独特，以至于中国的餐馆将它们贴在卫生间的隔板上，供如厕者阅读。这或许可算是写作者所能获得的最奇特的奖励了。

我终将为他们作传——自序

1.大地无言

 故土苍茫

 屋前宅后

 持梅相赠

 回家吃饭

 探监记

 父母的“批判”

 老师

 留守孩子

 孩子

 堂妹

 祖坟

 祖屋

 布衣自有忧国心

 我见青山多妩媚

 应怜故乡水

 一树红霞曾照我

 豆如娥眉美人摘

 荆门，不得不说的话

 地图上有一枚图钉的地方

 沙洋好人寇崇懋

 人生这个谜

2.大美无言

 废园纪颓

 松风之间

 望蜀记

汶川：我的关键词

 去剧场的路上

 辛词别解

 大地的酒浆

 有酒盈樽

 懂得风情

 一梦到五通

 北京投宿

 雪夜

 一根骤然折断的松枝

 城市暗河

 孤绝人生

 美女嫣然

 如纸人生

 惊秋之叶

3.大海无言

 一支铅笔

 那一年的那一天

 少年今日初长成

 80年代一首诗

 骊歌起处紫衿飘

这个热爱人类的人

 我心安处是吾乡

 十年一觉美国梦

 带屋曾为稼轩轻

 最简单的考试

 敦厚如兄的哈金

 施雨印象记

 逐客记

 惊惧的日子

 安妥灵魂的大地一角

承蒙城里朋友的美意，派了一辆车，专程送我回到百里外的乡下，看望亲友、祭奠亲人。本来，从万里外的异国归来，第二天就该回乡下，在那里住几天的，可城里饭局、应酬之类的事情也多，一天天拖下去，拖到了今天，才得以成行。

请了母亲同行，陪同我的，还有一位远道从洪湖回老家休假的文友。他带着一架数码相机，打算为我短短一天的故乡之行，留下一些镜头。

去接母亲时，敲门，开门的却是一位眼熟的乡下汉子，50多岁的光景，衣着不甚整洁。迟疑着，想不起该怎么称呼，母亲说：“这是姑父，你不认得了？”

我赶紧以“姑父”相称。两年多以前，患宫颈癌无钱医治的桃姑去世时的惨景，经过母亲描绘，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刀子镂刻一般。

记得二妹说过，桃姑最后一次到荆门城里，是住在她家里的。她带桃姑去检查，确诊是晚期癌症。留桃姑住了三天，临送她回乡下时，二妹拿了200元钱给她。谁知道，桃姑穿的裤子，是花5元钱从旧衣摊上买回的便宜货，裤子口袋有一个漏洞。200元钱到家时，只剩下了100元。桃姑哭了一场，不知是为自己的绝症，还是为了那丢失的100元钱。

桃姑一直撑着，帮刚成家的儿子干家务活，晚上躺在床上，痛得呻吟不止。母亲去看望她，说，那喊痛的声音，真惨；人要是这样活着，真不如死了好。

桃姑临终，走得很不顺。接到“人快要不行了”的电话，亲戚们都带着奠仪：100元左右的丧礼钱，赶到桃姑家。正值家乡的梅雨季节，天上下雨地下流，到处都是泥巴。桃姑一人躺在卧室里，脸上爬满了苍蝇，呻吟的声音越来越弱，可那一口气，就是咽不下去。一连拖了七天，男主人是桃姑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弟，开始抱怨亲戚们来得太多、住得太久，毕竟，在贫穷的乡村，招待一群亲戚一连几天的吃喝，算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母亲留了100元钱，回到了城里。听说第二天，在亲戚们走得所剩无几时，桃姑终于闭上了眼睛。

因为有司机在等着，我顾不上和姑父话几句家常，拉着母亲就走，嘱咐姑父，在我们家多住几天。上了车，让母亲坐在前面的座位上，母子俩的话题，就从姑父开始聊起。

母亲说：“你这姑父，自从桃姑去世后，就在自己的家里待不住，常常到亲戚家，这家住几天，那家住几天。前不久，他刚刚来过，还是我替他买了车票，送他上车回家的。”

听母亲的口气，姑父的“走亲戚”，带有一点“避难”的意味。

说起来，姑父其实并不算是我们家太亲的亲戚。桃姑与我父亲，是堂兄妹。她结婚后，生了一个儿子，不到两年，丈夫就病故了。后来招赘的这个姑父，和桃姑并没有生育。他将那个两岁多的儿子养育成人，帮他娶回一个嫌弃自己的妻子，帮他耕种家里的田亩。孩子成家立业的日子，就是他当不了家、说不上话、成为家里的“外人”的日子。

这一切都怪他的身份。他是“倒插门”女婿。虽然儿子是他从两岁就养大的，但按吾乡的旧俗，却不能随他姓，而仍然姓的是去世的生父的姓；家里的几间瓦房，都是他辛苦修起的。妻子去世后，儿子和儿媳顺理成章成了家里的主人，而他，成了与任何人都不相干、没有丝毫血缘关系的外村人。几十年的日子，竟然没能改变这一点骨子里的自卑。

儿子对这个养父，大体上还算过得去，只是称谓上有些含糊，不愿意喊他“爸爸”，尤其不愿意当着老婆的面。母亲说，有一次，她亲耳听到我这个表弟吩咐姑父，把一件农具拿给他，大大咧咧地，连个“爸”字都没有，直通通一句话：“你把锄头给我拿过来！”

儿媳的脸色，对于这个当了一辈子后爹的人来说，决定了他晚年的命运。姑父后来常常离家出走，到亲戚家逃难一般混日子，主要原因就在于受不了儿媳的冷言冷语冷面孔。

车出荆门，一路南行。在车上，母亲的话题，由姑父转到了舅妈的身上。

舅妈姓甚名谁，我并不知道，我姑且称她“无名舅妈”吧。她是我母亲堂兄的未亡人，算起来，该是我的远房亲戚了。她的大女儿，我小时候唤作“迎春姐”，是一个好心肠而笨的乡下姑娘，小学都未能毕业。在我高考前夕，母亲曾亲口跟我说起过，想让我将她娶过来当老婆，我在散文《终身大事》里，记叙过这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后来读《红楼梦》，一看到贾府里的“迎春”，我心里都会泛起一点异样的感觉。按乡村的标准，自学中医的堂舅生前算是有学问的人，谁会想到他竟然死得不明不白呢？

我读大学的最后一年，收到过堂舅的一封信，这也是堂舅给我的唯一的信。信是用半文言写成的，大意是说，指望我志存高远，鸿鸣九天，为我们家族、家乡争光。他在信中特别说，世代农耕，诗书未传，到我这一代就要诗礼传家了。

那时候，少不更事，没有保存信札的习惯，更没有想到，这就是堂舅的绝笔。堂舅的信已无可寻觅，最后一次见到堂舅的情景却记得格外清楚。那是一个雨天，我和母亲去堂舅家附近的水库捉鱼。堂舅见了我们，赶紧跑到他从队里承包的梨园，搞了一口袋半生不熟的梨子叫我扛回家，让弟弟妹妹们吃个够。乡村生活，从来都是与水果无关的，以至于现在，我居住在有“水果之州”美称的加利福尼亚，常常对远比蔬菜便宜的水果无动于衷。

后来，堂舅当了村委会的主任，想致富，在家里用木头渣子养起了蘑菇。蘑菇并非吾乡的农产，比不得萝卜白菜容易栽种。堂舅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认识了几个外地人，据说是天门的，负责蘑菇种植技术的推广以及蘑菇的收购。1990年三四月间的某一天，这几个外地人到了堂舅的家里吃饭。饭没有吃完，堂舅的肚子就剧痛起来，倒在地上，痛得打滚。而那几个外地人慌忙站起来，连饭也没有吃完就匆忙走掉了。堂舅在与这几个人的交往中，从来没有将他们的姓名、地址等告诉自己的妻子，当妻子的，也从来没有过问。在乡村里生活，侍弄的是土地和庄稼，农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世事的凶险和人心的歹毒。

舅妈一看倒在地上的堂舅，急忙请人去附近的另一个村里喊来了我的亲舅舅，一个读过初中、拥有一辆手扶拖拉机的敦实小伙。他和堂舅的儿子一起，用拖拉机载着堂舅，向30里外沙洋镇的医院奔去。在路上，堂舅的呻吟声越来越弱，可他就是不肯说出和他一起吃饭的那几个人的身份和姓名。当然，他说出来也可能毫无用处。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哪里会想到坏人通常不会用自己的真实姓名。

沙洋镇的火葬场，就设在快要进城的公路边。拖拉机走到火葬场附近时，堂舅咽了气。一向对于时间和效益没有太多概念的乡村人，有时竟然有超过常理的时间和效益观。我的亲舅舅，将拖拉机转了一个弯，顺路将尸体拉到了火葬场，而堂舅的儿子，当时已经是可以拿主意的成年人，居然没有表示任何异议！

如果当时，他们是将尸体拉到镇上的医院，存放在太平间的冰柜里，或是直接拉到镇上的派出所，要求对尸体进行解剖，堂舅就不会不明不白地死掉了。

没有见过世面，不知道该如何与官员、政府打交道；怕花钱，也没有钱；怕费事，更不敢惹事，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生存哲学，这许许多多的因素糅合在一切，构成了中国农民对生命的整体性轻贱，哪怕是自己亲人的生命。

记得当时我得知消息后，曾从四川赶回去过。在堂舅卧室的泥巴地上，还残留着一道湿痕，是堂舅呕吐后的秽物。据说，当地的派出所曾来挖过一点泥土，说是拿回去化验，结果，没有任何下文。  拖拉机返回村里时，不到50岁的堂舅已经化成了一小堆骨灰。P3-7

1980年7月7日至9日的高考，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4届。这3天，决定了我这辈子，将永远离开歇张村。我拿着大队开具的介绍信，到公社所在地烟垢粮管所，办理了粮食户口迁出手续。这就意味着，我跳出了“农门”，即将成为吃“商品粮”的人。

“狗日的吃商品粮的！”

记得在村里的稻田里，在烈日下戴着斗笠劳动时，村道上过来一个骑着—“飞鸽”车，穿着“的确良”、带着上海表、脚蹬黑皮鞋的干部模样的人时，田里的妇女们，就会抬起斗笠下汗水湿透的脸，无限羡慕地望着那个人，渐渐驶近、又渐渐滚远。如果那个骑车者，不识相地、夸耀地故意将自行车的铃铛摇响，他就会得到这样的一句咒骂。

在村子的东边斜坡上，有几间当地唯一的砖瓦房，带有一个颇为宽敞的院子，是我们那里唯一的单位，全称应该是：“漳河水库管理局大碑湾三干渠管理处歇张管理段”，简称“管理段”，但在村民们口中，却成了“管你蛋”，因为在湖北乡间VI音中，“段”和“蛋”同音。在我童年发生的事件中，包括这样一件：某个夏天的傍晚，5里路外的吴集放电影，我们一群孩子在去看电影的路上，管理段的段长李胖子，骑着一辆自行车，神气地从后面追了上来，地点正好是一座已经干涸的堰塘。那是大旱之年的1972年，我读小学2年级。几个调皮捣蛋的孩子一涌而上，有的拉自行车的后架，有的干脆朝上面跳。车头东扭西歪，终于，李胖子连人带车，跌进了泥塘里。

而最要命的是，在李胖子跌入泥塘之前，最后一个抓住他自行车的人，就是我。

他咒骂着爬起来，将自行车拽上堰堤时，其他的孩子早就一轰而散，跑得远远的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傻傻地愣着，等待他扬起满是污泥的大手，给我一巴掌。这一巴掌拍在我的后背上，并不很疼，却将后背糊上了一大块污泥。李胖子掉转车头，在月光下，朝他的小小王国——那几问砖瓦屋骑去，来时的白色身影，此刻变成了黑色。

管理段的段长，自李胖子开始，后来换了好几茬儿。李胖子是吃“商品粮”的，每月的伙食，来自一个神圣的、神奇的粮本。凭着那个本子，他每月骑自行车，或是差手下人，到几里路外的粮站，称来几十斤大米。后来的段长，却得自己每个月从家里用自行车将大米驮来。村民们就说：“这个段长是‘款’米袋子的。”‘款’是当地土话，动词，“背”的意思。很多年之后，我的父亲，也曾到这个管理段当过帮工，负责巡视渠道，并在菜地里干点杂活，每月“薪水”80元。在一次中暑昏倒后，我坚决逼迫父亲，辞去了这份还算体面的“工作”。

当年的李胖子，如今尚在人世否？他给我的一巴掌，恰当好处地教训了我的恶作剧。记得他从泥塘里爬上来，见到是我时，气呼呼地骂道：“好小子，妄图谋害革命干部！”我知道，他指的是我糟糕的家庭成分。胖子通常善良，他并无意于真正害我。他的话，只是那个荒诞扭曲时代的流行语，一种类似于今日的时髦而已。果然，第二天，老师也只是在班上严肃地点名批评了我，却并没有将它上纲上线到“谋害革命干部”这样的严峻程度。

……

这样一家家地想下去，我有了一个坚定的念头：为什么我不能为这个村庄写一本《村庄史》？在这本只涉及一个中国小村的“断代史”中，我要发扬太史公秉笔直书的精神，让那些默默无闻死去的人，其姓名和生平传略能借我的文字留存下去。这些如蝼如蚁的生命，曾经承载了中国的一个时代。那个时代，无情地夺走了他们的劳动成果，留给他们的是两代人的赤贫，是如今的断墙残壁、冷清无人的街道，是街道上我母亲种下的蔬菜。

有许多史实，需要核定，比如，1974年2月的那场大火，烧毁了半个村庄，成为我们村子的一大劫难。它究竟是怎样引起的？比如，1975年，大队的民兵用绳子牵着我家对面的富农曾令金的老婆游街示众，甚至到小学里敲锣，在全校师生，包括其子女面前，让其自我辱骂。她的胸前，吊着一双破鞋和一把稻谷。她真的偷过队里的稻谷吗？游街示众的决定是谁作出的？

宋代儒者张载著名的“横渠四句”是这样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这几句话里彰显无遗。时易，境迁，这些我都难以企及。只有“为生民立命”这句，也许勉强可以做一点尝试。“生民”这个词太大了，我所能替他们说几句话的，只有那些村民。

比如，写这样的一部《村庄传》。

而这本《故土苍茫》，或许可以算作是这个梦想的一种热身或前奏吧？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