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复兴与崛起道路上激动人心的变革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既需要纵观全局的战略思考，也需要贴近现实的密切跟踪与记录。历史藏于细节之中，在宏大的叙事与细节的结合方面，叶檀以她细腻而罕见的分析能力，全面解读了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从宏观走势及决策逻辑，到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及金融市场的种种病兆。她留存了过去十来年中，中国宏观及产业经济曲折前行的种种矛盾与冲突，勾勒出了“中国式成长”的线条，同时也给出了富有勇气和穿透力的解读。

这是大资本、国家主义盛行的时代，也是全民资本主义发轫的时代；这是居民资产性收入受到政府鼓励登堂入室的时代，也是资本市场内幕交易泛滥、财富不公平分配的时代；这既是让人无奈的垄断时代，也是令人欣慰的经济大发展时代。

从宏观经济到金融世界，从股票市场到房地产市场，所有的市场都打下了市场化发轫初期计划经济与自由市场胶着的深刻印迹。处于转型时期的人，不得不在逻辑怪圈中挣扎：赞成自由市场，又看到自由市场的约束条件；不赞成政府过度介入微观市场，却时刻呼吁政府的自律与他律。

在这个时代，我们不得不用一把失去准星的尺子度量各种产品与生产要素的价格，我们不得不忍受因狂热购买、企业低效而产生的资源价格的上涨，一个失去准星与分配不均的发展模式很难让人长期忍受，目前的改革之路亟须找到新的突破口。

推荐序：请看“叶女侠”出刀

自序：经济变革大局势

第一章　宏观经济闯关

　国家经济主义发轫

如何解决终极失衡

　　国家经济主义效率令人生疑

　改革瓶颈：公益与市场两难

　　国进民退与官员牺牲论

　　公共财政体制是公平的市场改革的基础

　　约束不足加剧财政不足

　政策螺旋之一：国有还是民有？

　　央企“不差钱”

　　央企之低效率、高成本

　　民营企业走在国资与外资夹缝中

　　中国民营企业的新教伦理

　　小恩小惠不是制度性公平

　政策螺旋之二：外资所有还是中资自有？

　　爱国还是卖国？

　　利益源源不断流向国际投资者

　　外资叫屈为哪般？

　　如何从制度上保护本国经济

　　内部竞争机制不全是廉价出售的根本原因

　将央企改革进行到底

　　央企提高效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

　　资本市场被央企改造

　　国资委的自改革

　　竞争体制是改革之本

第二章　疯狂的资本市场

　撕不掉的政策市标签

　　股改后隐形政策市依然存在

　　“半夜鸡叫”与维稳计划

　倒逼出来的股改

　　逼不得已出台股改

　　股改差点夭折

　　压力之下的机会主义阴影

　　股改最大的成功是市场民主昙花初现

　后股改时代：天哪，大小非！

　　承认大小非危害就是否定股改？

　　可怕的“大小非不可怕论”

　　同股同权烟幕弹

　　紧急弥补股改后遗症

　　政府应该干预市场

　后股改时代改革

　　大家一起打新股

　　比大小非更可怕的大小限

　　机会主义应急救市法之一

　　机会主义应急救市法之二

　　撇开新股发行机制改革奢谈救市

　　需要进行二度股改

第三章　疯狂的房地产市场！可怜的房地产市场！

　洗不掉的“原罪”

　　1998年房改种下投机基因

　　歪打正着救急地方财政

　　密密麻麻的利益群体

　　裙带资本主义而非人民资本主义

　半吊子的房地产市场化

　　两次市场化离初衷渐行渐远

　　垄断土地一级市场

　　保障性住房被忽略到可怕的程度

　　政府与开发商终结蜜月期

　继续双轨制之旅

　　房地产市场面临根本转变

　　消灭房地产市场投资者

　　开发商也要承担保障之责

　　地方政府托市、压市，干预无极限

　　借保障住房推出国有公司

　房地产为什么不能完全市场化

　　土地市场决定伪房地产市场的命运

　　土地审批制度万改不离其宗

　　限制小产权房关上宅基地交易大门

　　经济适用房、限价房这两只蝙蝠

　政府与商人的共同救赎

　　王石的柔性救赎与任志强的暴戾救赎

　　政府的投机性救赎

　　市场规律无法战胜

第四章　贱卖的金融机构

　纳税人为银行业改革支付巨额隐形代价

注资银行，代价沉重

　　不良资产回收率20%？

　　谁消化了沉没成本？

　　商业银行显露国有本质

　金融机构改革之路就是贱卖之路？

　　定价标准拱手让人

　　贱卖之争不可能停止

　　可贵的反例

　　贱卖是对内资不够开放的必然结果

　民间金融市场之殇

　　非法集资与民间融资

　　民间资金天生劣质？

　　不给民间金融控股权

　　市场不行，行政来

　人民币国际化：开弓没有回头箭

　　中资金融机构抄底抄到半山腰

　　制造企业受升值与紧缩双重之害

　　人民币国际化等待市场认可

第五章　中国经济发展未来瓶颈

　金融海啸后中国会出现“失落的10年”？

　　外向型经济失去支撑

　　提振居民消费效果如何？

　　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受制度掣肘

　调整财富分配与产权结构

　　藏富于政府导致国弱民穷

　　税收，还是税收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仍需推进

　　从既得利益阶层手中拯救市场经济

　用国有企业股权建立基本社会保障体系

　　提高社会保障减少经济压力是明智的选择

　　国有企业收益理应划拨给社保基金

　　医改不妨引入医疗券

　　给小产权房、集资建房生存空间缓解住房难

　　新弱势群体：农民工与无背景大学生

后记：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市场化？

漫家宝总理在2008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与全国政协第十一届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坦言，2008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这前所未有的表态，是个明确的信号，预示市场30年的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经历数轮经济变革，产业领域市场化之船行到江心，却遭遇金融危机的狂风大浪。要保住新兴工业国的改革成果，中国有两场经济硬仗要打，产业结构必须调整，货币必须市场化。如果此战不赢，改革将倒退几十年。

国家经济主义发轫

200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在外界压力下，进入深度调整期。2003年加入WTO之后的红利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来临而耗散，外贸依存度达到60％以上的经济体，一旦出口之闸堵塞，相当于市场血管二堵其一。

如果以为经济领域的新变革起始于2008年则是大错特错，从2007年起，全球通胀的阴影就开始如影随形，对于通胀的警告、对通胀成因的分析见诸各个报端。起始于2005年的国有资产流失之争最早启动了分配体制的警讯，此后国有企业高管MBO（管理者收购）被指责为权贵们掠夺财富的分配工具，在国有企业领域暂告一个段落。环境污染、资源抢夺、现代奴工等极端现象的曝光，指向只有一个，原有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经济面临大变局。

拉动内需被赋予承担中国下一个改革30年经济增长点的重任。没有人否认关键时刻拉动内需的重要性，但曾经拉动内需依靠居民消费的主要手段，如房地产市场化、教育市场化等，业已成为市场化的绊脚石，抑制内需的重要因素。从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的经济拯救运动，却变成了单纯靠投资拉动的似曾相识之路，居民消费欲振乏力。

中国需要反省既有之路，思考撬动内需的真正力量到底来自于何处。内需经济意味着市场领域的深入改革，意味着资源配置与分配领域的彻底市场化，依靠财政部、国资委对央企的限薪行动，依靠政府补贴的家电下乡和汽车下乡行动、依靠发放消费券，会取得弥补消费缺口的应急作用，取得短暂平衡，但只依靠政府的补贴，很快会面临更大的失衡。

资源错配是有意为之，现在还在继续。令人担忧的是，资源错配在短期内会造成国有企业辉煌的错觉，认为不必依靠制度性改革在国有企业基础上就能形成新型工业帝国，由此形成路径依赖。目前已处于国家经济主义的全盛阶段，无论是官督商办的清末维新，还是民国时期将大型商业银行收归国有的历史阶段，就政府控制的经济总量而言，都无法与目前的资源控制程度相颃颉。

这是大资本、国家主义盛行的时代，也是全民资本发轫的时代；这是居民资产性收入受到政府鼓励登堂入室的时代，也是资本市场内幕交易泛滥、财富不公平分配的时代；这既是让人无奈的垄断时代，也是令人欣慰的经济大发展时代。表面的混乱掩盖的是内在的国家主义的清晰逻辑。

在当下的中国，让人印象深刻、心存畏惧(而不是敬仰)的企业是中石油、中石化、中国工商银行，与美国曾经的垄断企业卡内基钢铁公司、通用汽车公司一样，这些企业体量巨大，大到足以与20世纪的美国国有企业相提并论，大到市值超过了美国跨国公司，工、中、建、交四大国有控股股份制商业银行，2008年年末占据全球市值排名前十位中的四席。这不仅是新兴经济体资本泡沫的常见胜利，更预示了中国前所未有的资本集聚效应，目前中国的经济是史上已有的国家主义的延伸，但在表象、技术手段、目标等方面已有本质区别。

这让人联想到一个相似的时代——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与21世纪头10年的中国，表面上如此神似。

两个时代都是创造经济奇迹的时代。美国整个20世纪20年代，被评论家称为“新时代”，乐观主义情绪弥漫在整个社会的上空。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了50*,4以上，使通货膨胀率保持在接近零的水平，比我国21世纪最初四五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奇迹有过之而无不及；整个2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年年都有预算盈余，以至于联邦债务减少三分之一，而我国截止到2008年3 000亿的财政券字与20万亿以上的居民存款、中央政府3．9万亿元的财政收入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巨额的财富积聚让中国骤然变成世界经济舞台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整个20年代，美国的失业率持续下跌最后降到3．2％的历史最好水平，而我国虽然就业压力巨大，但在上亿农民转移到城市的史诗长剧中，城镇4％左右的失业率令人印象深刻……

两个时代同样以全民炒股的方式开启了全民资本时代的大门，全球货币掌控权出现微妙的变化。20世纪20年代国际货币控制权开始转移，是时作为老大的英帝国虽然试图挽回颓局，但控制权已无可奈何地转移到了新兴美利坚，四处弥漫的欧陆战争使美国成为欧洲债权国。美国政府发行的自由公债在20年代进入兑付期j稳定的收入、兑付的债券与借贷消费文化的兴起，让美国成为消费乐土。同时，美国摆脱对欧洲的资本依赖症，进入内需拉动时期。新产品、新服务层出不穷，收音机、汽车、住房、电影，各个行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1929年美国的汽车产值占总产值的8％，恰与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产业相同。经济链条通过消费投资上下传导，举凡电力、钢铁、通讯，无不进入大发展时期，市场对大企业的需求，以及掌握资金链条的银行家对于垄断利润的觊觎，让大企业成为时代的宠儿，洛克菲勒、福特，从19世纪延续到黄金般的20世纪20年代。企业并购案随处可见，对资金的需求以及民众的投资需求，使信托、债券、股票等产品供不应求，银行的经纪零售业务、证券批量制造加上资金杠杆推波助澜，形成危险的倒金字塔负债结构。

在一定历史阶段，大企业依赖症是必然的，在19世纪缘于重工业时期对资金、技术、劳动力密集的需要，在20世纪冷战结束以后缘于全球化的需要。两个时代的重叠构筑了相隔70年的两个繁荣时代垄断企业齐放异彩的奇观。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犹如垄断资本主义的末代狂欢，起因于行政之手介入不足，或者说是行政权力有意识地充当了大资本的护航者，以增强美国的国家竞争力。

虽然有部分相近之处，但中国面临的国家主义基因全面侵入经济体，与美国天壤之别。在70年后的大洋彼岸，我们看到的主要是．由行政并购形成的金融产业帝国的集合垄断群，权力之手将资源强行整合，交付给中央国有企业管理，而后由统一的行政中枢系统配置资源，从信贷、资本、原料供应、价格制订各个方面向航空母舰般的垄断企业输血。如果说2003年银行背水一战的改革充斥了行政坏账的阴影，那么，在2008年金融危机拯救战过后，我们同样会看到呆坏账的大量滋生。无论是实体企业还是金融机构，远超以往规模的国有企业军团纵横四海，国有企业在谋求市场化，市场却正在国有企业的影响下迅速国家主义化，所有的企业因为要在央企的牙缝中生存，而不得不实行媚眼生存术。  无论是从资源集聚、从重化工业的要求，还是从全球竞争时代急需的实力，都决定了目前这个阶段国家主义的表现形式是金融与工业寡头的紧密结合。不仅中国如此，所有拥有庞大主权基金的国家——从挪威、科威特到新加坡，无不如此。

央企是国家主义的典型样式。央企是技术与资金的集聚之所，资金、人才、技术，所有的资源配置逐央企而走，信贷流向央企，中小企业的投资80％以上则靠自有资金；理应最市场化的资本市场，在当下的中国却成为国家垄断的助推剂，投资者主要根据国家的政策导向决定投资方向，而政府的宏观调控与经济振兴计划，几乎毫无例外的是央企并购民营企业，不断扩大规模。消费、能源、电力、钢铁、娱乐上市公司，轮番成为热门类股票，反映出中国进入消费时代、基础建设时代、重化工业时代、娱乐时代，更深刻地反映出，能源、电力、钢铁、消费行业一一国有化的过程。时隔30年，中国经济的成败盛衰依然系于国有企业的企业改革于一身。市场的力量分散且零乱，虽然得到诸如《物权法》等基础法律制度纸面上的支持，却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被寻租文化与失信文化吹散。

应该承认，现在的国有企业与改革之初的国有企业有根本不同，30年前的国有企业一切按照行政计划行事，没有盈亏概念，没有贷款只有拨款，而现在的央企不仅谋求成为国内市场的垄断企业，更希望成为国际市场的竞争主角。这些覆盖着全民利益华丽外衣的企业很奇怪地在公益与市场之间左右摇摆，锱铢必较地向消费者征收垄断红利，以市场竞争者的身份参与全球的大型并购活动。他们以董事会、外部董事、独立董事、全球招聘等方式显示国有企业才是中国的市场正身，这些企业试图阐明从未有过的理念，无论控股者为谁，通过国家主义将使市场效率与分配的公正合为一体。P2-5

拿什么拯救中国经济？

这个设问还可以被分解成下列命题：中国经济是否需要拯救？哪些力量能够拯救中国经济？是主动拯救还是被动拯救？拯救的路径有多少条？拯救的手段有哪些？拯救的结果及后果将是什么？

作为历史学博士、中国最勤奋的财经时评学者、也是仅见的女性财经评论员之一，叶檀在本书中给出了她的答案：市场化改革是唯一的出路。

改革，在中国是一个已经被用烂了、却始终无法被摒弃的名词，它几乎被赋予了宗教般的意义，而很少有人以历史的脉络来对之进行分阶段的解读。于是造成的结果就是，在当今中国，改革成了所有利益集团为自己博弈的工具，“改革，改革，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之”。

事实上，必须与改革同时被讨论的是，共识、利益与权益。

回望最近30年的中国经济变革，我们看到，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前，改革的共识是建立在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破坏之上的，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因为，现行之法是一种“恶法”，先行者前赴后继，改革以自下而上的潮流推进，政府则在其后以追认的方式认可，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瓦解，或者说已无利可图，新的商业利益的获得者都是在体制外成长起来的。

自1998年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之后，情况悄然发生了大的变化，随之，中国的产业结构开始向重型化转移，能源及资源——这些要素无需通过改革的方式培植——成为商业利益的新争夺点，到2003年之后，因反对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改革共识终于被利益分化掉了，从此，中国经济由共识时期进入到了博弈时期。我们无法用好或是坏来形容这样的景象，这也许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逻辑，不过让人担忧的是，政商界、知识阶层以及市民阶层对这种变化的发生显然非常陌生，要么不肯承认，要么有意回避。

在共识模糊的前提下，利益及权益的重新设定被延误了下来，于是，改革成了一个特别诡异和摇摆的名词，无数经济乱象由此而生。

叶檀在这本书中，以她细腻而罕见的分析能力，全面解读了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从宏观走势及决策逻辑，到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及金融市场的种种病兆。她留存了过去十来年中，中国宏观及产业经济曲折前行的种种矛盾与冲突，勾勒出了“中国式成长”的线条，同时也给出了富有勇气和穿透力的解读。

我非常同意她在后记中的这段话：“当政府的作用强大到介入微观经济领域，阻碍生产效率提升，甚至大肆浪费纳税人的辛苦钱，投入到白宫式的象征性豪华建筑中，而纳税人却无能为力，这种介入必然导致经济体迅速恶化。”

她的如下感叹更是让人心有戚戚焉——“处于转型时期的人，不得不在逻辑怪圈中挣扎：赞成自由市场，又看到自由市场的约束条件；不赞成政府过度介入微观市场，却时刻呼吁政府的自律与他律。”

今年，我有机会去中国的两个邻国——日本和俄罗斯做了旅游考察，我看到了一个缺乏内需的发达国家的苦恼，以及一个迄今未从“石油诅咒”中摆脱出来的大国的困顿，相比这两个与中国恩怨交错的国家，我们的成长前景实在让人羡慕。中国的问题都是在“历史的三峡”中曲折前行的问题，而不是无路可走，在这个意义上，叶檀的设问正有她的警醒、跃进与面向未来的意味。

自孔夫子说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之后——我至今不知道如何确切地“白话”这句话，全中国的男人都知道女人是不好惹的。日前有朋友盘点财经界的“危险人物”，说到女性，北有《财经》的胡舒立，南有上海的叶檀，此兄笑言，有“北胡南叶”在那里，财经界的性别力量就已经平衡了。当然这是席间笑谈，却也有事实的意味在里面，不妨录在这里，给读者留一点谈资。  最后要补充一点的是：尽管叶檀被人称为“叶女侠”，其文笔之犀利、言辞之猛烈往往让她的异性同行都自叹逊色，而在日常生活中，她却是一个非常平和、通达的人，好商量到几乎没有原则。

好了，现在请看“叶女侠”出刀。

叶檀对中国问题的观察非常细致到位，文笔通俗易懂，自然流畅。对正处快速转型、变迁的中国社会来说，挑战当然很多，几乎天天出现。在这种时期，叶檀的多方位视角尤其珍贵。我经常拜读她的博客，感谢她贡献的知识营养。

——陈志武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复兴与崛起道路上激动人心的变革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既需要纵观全局的战略思考，也需要贴近现实的密切跟踪与记录。历史藏于细节之中，在宏大的叙事与细节的结合方面，叶檀以她的勤奋、敏感和独立思考，做出了富有影响力的探索，形成了有独特视角的分析。也许读者并不一定都赞成她的结论，但是，这些长期跟踪形成的思考成果，因为其持续跟踪和独特视角，自然有着特有的参考价值。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

在充满着雄性和野心的财经领域，叶檀博士以女性的感性和悯恤记录着她对中国股市、房市和经济大变局的思考、愤怒和鞭挞，这种历史视角的片断记录值得我们注目并阅读。

——钟伟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她在用经济学的方法论来透视历史，更在用历史的眼光审视经济格局。叶檀的《拿什么拯救中国经济》让我们这些研究经济的专业人士看到更多象牙塔背后的东西：那是一份剖析真相的社会责任和博爱深切的人文关怀。这在当下的中国尤为可贵。

——刘煜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