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社会学著作，从微观历史的角度探讨了阿姆斯特丹市民与妓女的关系、妓女群体的产生、衍变及其命运，兼及荷兰国政府关于卖淫政策的变化。作者用翔实可靠的史料和朴实无华的叙述，把光怪陆离、灯红酒绿的阿姆斯特丹大都市阴影中妓女这一弱势群体及其家庭生存状况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同时也勾画出那个凌驾在其上的魍魉世界，这个世界的主要成员是鸨母、龟头、打手、警察和隐藏在幕后的政府官员等。

本书采用文化人类学和法国年鉴派微观史学的方法，从下层社会的视角讲述了荷兰十七八世纪发生在黝黑小巷里收入微薄的性爱交易。

阿姆斯特丹作为“娼都”，有大量海员出没，带来了娼妓业的繁盛和罪恶，从中世纪以来，至十七纪后成为一门职业，为洗衣妇、佣人、酒店老板、门房，以及音乐家提供就业机会。

作家深入梳理了大量的历史文档，巧妙地采用了五花八门的资料——几千个有关妓女的判案纪录、囚犯的供词、游记、海员的劳动歌谣以及绘画，对妓女、嫖客、卫道士、医生，还有法警和法官，都做了清晰而深刻的描绘，从中揭示出荷兰当时贫困妇女的悲惨处境和社会问题。

导言

第一章

　“阿姆斯特丹是淫乱的高等学府”

　妓女、妓院和赌场

不同种类的卖淫/高级妓女和情妇/组织里的女人和男人/妓院/赌场

/城市整顿和街道照明/当局的政策和卖淫/赌场里的暴力/精英回避赌场

第二章

　“妓女和小偷总是在谈论他们的名誉”

　名誊、卖淫和市民

名誉的标准/女人的名誉和男人的名誉/语言习惯中的名誉和耻辱/“名誉抢劫”

/社会的边缘群体/卖淫导致的邻里冲突/同意卖淫？/容克大街和里德尔大街

第三章

　“卷心菜里的毛毛虫，骨头里的脓液”

　对卖淫、妓女和妇女的态度

对暗娟的厌恶，从忧心忡忡的母亲到严厉处罚的父亲/梅毒/女人作为天生的妓女

/《阿姆斯特丹的妓女生活》和《袒胸露肩的小姐》/在18世纪里的变化/女性的眼光/作为嫖客的男人

第四章

　“世界是不能手捧《圣经》进行统治的”

　追究政策的背景

立法/司法机构和程序/拘留审查/惩罚/作为现实和象征的女子监狱/从数字看追究政策

/当局和新教/当局和父母亲的暴力/追究中的几种倾向/卖淫政策的理由

第五章

　“见鬼！拿钱来！”

　追究政策的阴暗面

警察的恶名/财政利益/警察局的等级制度/警察和平民

/通奸和赎买制度/1739年的敲诈丑闻/代理人施克拉芬瓦尔德和西弗里斯草原的农民

/收益和惩罚/代理人弗朗索瓦·施佩尔芒特的案子

第六章

　“平等和喜欢平等交往”

　妓女、她们的客人和航海

卖淫者的侧影/工作、出身和面向未来的移民/阿姆斯特丹女人过剩/嫖客

/妓女和东印度公司的船员/航海/海员的女人/妓女和东印度公司的船员

第七章

　“用懒惰挣面包的奇妙诡计”

　为了性的钱，为了钱的性

卖淫作为前工业时代的职业/卖淫中的劳动合同/债务/拉客/谈判

/为了性的钱，为了钱的性/收入/结束浯

附录

 未发表过的资料来源

 硬币和纸币

 关于妓院经验的两个资料来源

德文版后记

译后记

高级妓女和情妇

在审讯记录里，卖淫业的高级妓女大部分都没有出现。对于“楼上小猫”和“坐骑小马”们来说，不像公开的妓女那样落入警察手中也是很简单的事情。在阿姆斯特丹，高级妓女和情妇几乎不能参加公众生活。这和在巴黎有很大区别。比如在巴黎，这种人能够公开地飞黄腾达。法国的游客也这样在自己的文章中加以非难。“在整个阿姆斯特丹只有一两个有马车和用人的高级妓女。”纪尧姆·勒·费布尔1780年的报告中举例说道，“她们也不炫耀自己。另外一些人被包养方式也很简朴，只供一个商人消遣，但却十分秘密，只能去估计。”

在荷兰，好像只有海牙对这样一种只限于少数人的卖淫传统是熟悉的。在这个城市里，精英们的组成和在阿姆斯特丹不同。奥兰尼宫廷、大使馆和公使馆以及不同国家带着自己随行人员的贵族们来到这里，对海牙的高级妓女来说，意味着这里有一个现成的市场。女演员们，在巴黎和伦敦组成一个高级妓女后备队群体，几乎没有出现在文献中。在阿姆斯特丹的市立戏院里，女人从1655年起就可以在那里当演员，尽管戏院在17世纪被看作不道德的场所，但她们好像不曾有过糟糕的名声。只是在18世纪后半叶，“女演员和轻浮的姑娘”以及“女喜剧演员和妓女”经常被相提并论。又是一个法国人，他并不比丹尼斯·狄德罗更微不足道，他说荷兰的女演员很正派：他显然看到了一种与法国女演员的对照，或者说他愿意看见这种对照。

不过在阿姆斯特丹也有情妇，人们称之为“住在楼上的妓女”。在妓院里除了“公开的妓女”之外，也有一些“被人包养的女人”。也经常发生一个女人因为一个男人想得到她而离开妓院的事情。不过，离开之前，男人必须为她偿还一切债务。然后，她才能够在一家妓院或者别的地方租一间房屋。譬如吉尔琪·吉尔耶的情人1749年在格罗堡瓦尔附近为她租了一间房屋，每周六个古尔登，但也送她去到一个老师那里，“这样她就可以学习怎样献殷勤和写写算算”。

另一个情妇的例子是十九岁的玛丽亚·德·索梅尔，1658年，当她的鸨母丽斯贝特·皮特尔斯被捕的时候，她也被抓去。丽斯贝特(事先没有询问)帮助扑灭了一起房屋失火并顺手牵羊偷了那里的珠宝。玛丽亚和一名年轻的男人正好在床上被撞个正着，所以也一起被逮捕。她说，她的父亲是根特市的一个药店老板，半年前她在安特卫普市被一个商人的儿子诱拐并被包养。她和那个男人就睡在床上，然后经过海牙来到阿姆斯特丹。他对她“没有做过任何有关婚姻的许诺”，想在这城里为她租一间房屋。来自荷兰南方的另一些妓女也讲述过类似的故事。一个来自布鲁塞尔的姑娘讲述了她这期间住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赌场里，两年前“在布鲁塞尔被一个西班牙贵族强奸并被包养”。第一个拐骗者据说几乎总是一个贵族或者另一个地位很高的人物。

“楼上的小猫和隐蔽房屋里的小母鸡”，在自己的住处私下接待一定数量的男人，估计就是像下面这张名单差不多，“据我所知有六十六个楼上的小猫”，一个1675年开列的出身不明者手写的名单。“住在绅士运河附近的安娜来自采兰德”，“安琪儿，住在雷斯特拉特街的接生婆的女儿”，而“尤芙罗·格罗恩霍芬住在前面莱泽运河附近”，也许她们都是虚构的《开心的尤芙罗》(1680)一书真正的同事，这本书在所谓的回忆录中公开地描述了那些女人们的生活、花招和诡计。在公证的档案中也能找到这样的内容。

在审判记录里，“楼上仙女们”的踪迹相对说来留下的很少，只有那些制造公开骚乱的人遭到逮捕。这样的例子有阿姆斯特丹的彩莉琪·安德烈斯。她于1707年通过一家裁缝铺得到一间房屋并在那儿接待自己固定的情人，一个有妇之夫。一天夜里，他偶然撞上了另一个嫖客，于是他暴跳如雷，把彩莉琪的衣物扔到楼梯下面。彩莉琪叫警察求救，希望他们来保护她。然后，她自己也被抓走了。

P6-8

《市民与妓女》是一部社会学著作，从微观历史的角度探讨了阿姆斯特丹市民与妓女的关系、妓女群体的产生、衍变及其命运，兼及荷兰国政府关于卖淫政策的变化。作者用翔实可靠的史料和朴实无华的叙述，把光怪陆离、灯红酒绿的阿姆斯特丹大都市阴影中妓女这一弱势群体及其家庭生存状况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同时也勾画出那个凌驾在其上的魍魉世界，这个世界的主要成员是鸨母、龟头、打手、警察和隐藏在幕后的政府官员等。

这本书让我们大开眼界：五百年来阿姆斯特丹的繁荣昌盛、东印度公司的富可敌国，原来是前工业时代市民和妓女们的血泪铸成。那些社会地位低下、贫穷饥饿的市民阶层，为了生存，男人沦为东印度公司的船员，女人沦为妓女。经过几个月的海上生活，那些船员一上岸就奔向妓院，几天之内就把半年甚至更长时间挣来的工钱化为泡影。他们不是被敲诈就是被抢劫，然后不得不再次流落街头，继续签订卖身契，准备下一次出海。能活着归来的船员往往只有“三分之一”，大多数人不是在航海途中病死，就是留在当地，老死异乡，而留在家里的女人，为了养家活命，不得不继续卖淫……

在翻译这部书的过程中，我不时想起德国戏剧家格奥尔格·毕希纳的历史剧《丹东之死》中市民西蒙酒后和老婆吵架那场戏。当西蒙知道老婆又让女儿去卖淫之后，非要拿刀杀死老婆不可。过路的市民围上来拉架，一个围观的市民说：

对，是要拿把刀来，但不是为了干掉这个可怜的卖淫妇，她犯了什么错了？她什么坏事也没干！是饥饿逼她卖淫。逼她讨饭的。刀子是为那些出钱买咱们老婆和女儿肉体的人准备的。让那些作践咱们老百姓闺女的坏蛋们倒霉吧！你们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他们吃得闹胃病；你们的衣服上尽是破洞，他们穿着暖和的大衣；你们手掌上都是老茧，他们的手柔软得像天鹅绒；你们整天干活，他们却肩不动膀不摇；你们流血流汗挣来的东西，被他们明抢暗偷地夺了去；你们要想从被他们窃取的钱财里再弄回几个铜板，就不得不卖淫和乞讨；所以，他们是一群流氓，咱们非把他们打死不可！

然而，对这出戏讨论的卖淫问题，学者刘小枫在他的《沉重的肉身》(“妓女玛丽昂的感觉”)一书中，根据妓女玛丽昂与丹东的一段对话，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卖淫不过是一种个人的感觉偏好、个人的关于美好生活的想象……”不知道那些被迫卖淫的妓女，用现在流行的术语叫“性工作者”们读到这里心中是什么滋味。相信大多数读者在读了《市民与妓女》这部书之后未必会同意刘小枫的这一结论。

事实上，《丹东之死》的作者通过玛丽昂与丹东、西蒙夫妇和市民关于卖淫的对话，入木三分地揭示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尖锐的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正是这种不平等酿成了社会革命的动力。毕希纳借那个市民之口，回答了他不止一次提出的社会问题：“通过我们的身体进行淫乱、撒谎、盗窃、谋杀的又是什么东西呢？”

当今中国，人们的思想似乎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解放，关于性和卖淫是否应该合法化的讨论也相当热烈，媒体甚至在公开讨论“中国离卖淫合法化还有多远？”不少人认为，卖淫合法化似乎是解决性饥渴、消除性犯罪、保证社会安定、建立和谐社会的法宝。一个根据就是荷兰在2000年制定的“卖淫法”，一些西方国家相继效仿。于是国内很有一些人主张步其后尘。但是，在贫富悬殊曰益扩大的中国社会，卖淫合法化能否消除性犯罪和性压迫，实在是一个巨大的疑问。从这个意义上说，《市民和妓女》这部书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不亚于《资本论》和《人权宣言》。

李士勋

2009年5月2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