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历史》杂志、《中国经营报》专栏作家，历史文物收藏家，海外学者雪珥，独家揭秘100年前日本间谍潜伏内幕、多国演义真相、中日性格历史宿命。这是一系列惊人的发现，足以成为一本“有学术价值的故事书”。

他有望填补或加强某些国内空白，比如直接导致甲午海战的高升号事件。雪珥可以说是第一个从国际法、国际关系角度系统分析此类事件的华人学者。

本书第一次详尽地披露了甲午战争期间一些不为人知的秘闻轶史和内幕故事，揭开了100年前在华日本间谍网的全部秘密，具体到某日某时，现场的人物、情景。这是一系列惊人的发现，足以成为一本“有学术价值的故事书”，他有望填补或加强某些国内空白。

作者旅居澳大利亚十多年，积累了大量的海外珍贵史料，为我们展示了历史的复杂、多样和精彩。他对史料的发掘令人如坐针毡、如鲠在喉，他的那些精辟、有时锋芒毕露的史论，也一次次地震撼了我们的耳膜，在传统纸媒和网络上掀起了讨论的热潮，也得到了专家学者们的刮目相看。

自序

第一部分 谍战甲午：日本间谍潜伏记

 谁动了李鸿章的奶酪？

 “钓鱼”密码

 上海“间谍门”夹伤美国总统

 和尚也疯狂

 乱世孽缘：间谍与农夫

 “死也要面向东方”

 教授也当007

 “五百年一遇的伟人

 私营老板支撑谍报网

 上山下乡：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

 帝国的青春躁动

 “请在神社给我留个位”

 “大清全民都腐败”

 日军“恢复中华”？

第二部分 帝国波涛：史海中的几艘船

 高升号：黄海上的三国演义

 操江号：故国不堪回首？

 重庆号：中国“刁民”抗日

 巴山号：压断大清最后一根脊梁

 盖尔人号：美国军火专家日本落网

第三部分 帝国宿命：中日战争背后的博弈

 舆论动员：满清岂可称中华

 危机公关：炒作日军“文明之师”

第四部分：媒体也是战斗力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霞关外交，料亭政治”

 当“鬼使”遭遇“神差”

 反清复明的解放者

 有国才有家：大梦谁先觉？

 大清精英缘何内讧？

 “猪尾巴”找到了尊严

 日式“汉奸”伊藤博文

 利刃在手：杀敌还是白宫

 “海龟”大对决

 英国震撼提议：分割朝鲜，中日各半

 大清朝的抗日娘子军

 日军家书：鞠躬尽瘁征讨中国

 日本小村庄立碑纪念侵华

后记

主要参考资料

第一部分 谍战甲午：日本间谍潜伏记

谁动了李鸿章的奶酪？

1894年9月8日，正当中日两国在朝鲜惨烈激战时，一颗“炸弹”却在紫禁城里引起轩然大波：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弹劾正当前敌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罪名是骇人听闻的腐败、通敌。

在这篇《奏陈北洋情事请旨密查并请特派大臣督办天津团练折》中，向以敢言著称的张仲炘，指控李鸿章及其子李经方向日本人出售大米和煤炭，李经方甚至与日本王室攀亲，还在日本开了一家洋行。张仲炘承认这些都是风闻，“始闻之而诧，继而不能无疑，如果属真，则自无怪乎纵容奸细、售买米煤之种种乖谬矣。”张仲炘说天津日本间谍被破获后，还查出地雷炸药八箱，但李鸿章却在审理后，不仅隐匿不报，而且私放间谍，并给银资行。

这一名上达天听的日本间谍就是石川伍一(又名义仓告，1866-1894)，日本国秋田县人氏，时年28岁。在甲午战争中被捕的众多日本间谍中，石川伍一的影响力非常大，除了被中国官场作为政争武器外，他还牵涉到著名的高升号事件1894和重庆号事件，与中日英和中日美两个三角关系都有瓜葛。

石川伍一是甲午战争史中最为著名的日本间谍之一，原因就是他被不少史学家认为是引爆战争的高升号事件的罪魁。

英国商船高升号被中国租用运兵，当时中日并未宣战，该船由英国船员驾驶，且飘扬着英国国旗，却在朝鲜海面被日本军舰打沉，千名中国士兵和欧洲船员罹难，震惊世界。据受雇于日本信义洋行的德国人透露：“有一倭人久住塘沽，此倭人才具甚大，华英德法言语俱能精通，看其与他人言论间……并随时用铅笔注载……爱仁、飞鲸，高升船载若干兵、若干饷、何人护送、赴何口岸，该倭人无不了彻于胸。”这位“才具甚大”的倭人就是石川伍一。

其实，也有研究质疑石川在高升号事件中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其实是天津电报局的电报生泄露了高升号的开航时间等情报，但这一说法缺乏直接证据，而且电报生其实并不掌握密码，而电讯本身日军完全可以监听截获，不英国画师所绘日本军舰击沉高升号图4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绝版甲午需要收买内奸获得。

另有研究者认为，日本早已决定在海上攻击中国船只了，实际上在随机选择攻击目标，无须等待运输船的具体情报，遭遇战是必然的，但何舰遭遇何船，却是偶然的。时任日本外交大臣的陆奥宗光在发给驻中国兼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的电令中，表示：“今有施行断然处置之必要。故阁下务须注意，可择一不受世上非难之某种口实，以之开始实际运动。”并在口讯中明确表示：“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根据相关史料分析，当时拦截高升号的东乡平八郎，并不知道这是运兵船，至少其并没有一个根据谍报伏击高升号的计划，否则，高升号之前的爱仁与飞鲸两艘同样运兵的商船亦不会平安到达了。

石川伍一是秋田县人，幼读私塾，入标榜“兴亚主义”的兴亚学校专攻中文。1884年18岁时来华，在海军大尉曾根俊虎带领下精研汉语，随后加入设在汉口的日本间谍机构乐善堂。

他曾受命与另一间谍松田满雄到中国西南地区调查。松田满雄是熊本县人，他后来在战争中充当翻译，战后还参与了盛宣怀大冶铁矿的合作事宜。他们两人的任务，一是调查全川情况，二是了解川南的苗族，三是调查西藏的牧场。他们以成都为中心，足迹遍及全蜀，直达西藏边界，其间历经艰险，遭到当地土著的包围和攻击，并被官府怀疑是奸细甚至曾一度入狱，多亏石川能说流利的汉语而得以逃脱。

他当时设想到西藏经营牧场，为乐善堂筹集经费，甚至希望能仿效三国故事，割据四川，另立一国。石川等人撰写的西南报告，庞然巨册，并附以十分精密的地图，被日本军事当局当作极为珍贵的资料保存。

此后，石川到天津担任日本武官关文炳的助手，到蒙古、西安、洛阳等地刺探军情。在关文炳死后，他又配合其继任者井上敏夫，测量黄海的重要军港及航道的水文，为日后日军入侵提供了重要情报。

在天津期间，他以紫竹林松昌洋行职员的身份为掩护，成功收买了天津军械局的书办刘棻(又称刘树棻、刘五等)，获得大量第一手军事情报。石川的暴露，则牵涉到另一外交纠纷重庆号事件。重庆号是一艘英国客轮，往返于天津和上海之间，高升号惨案发生不久，天津当地民众冒充清军搜查并痛殴了搭乘重庆号撤离的日本领事馆人员及其家属，意外地搜获日本间谍泷川具和发给天津领事馆武官的密信，获悉了潜伏日谍石川的动态。日本外交人员及侨民均在开战后撤离天津，只石川伍一及钟崎三郎两人受命潜伏，但因美国领事坚决反对其留在租界内，石川遂搬到刘棻家，而钟崎则转往关外，并在那里被捕。

石川在搬进刘棻家的次日(1894年8月4日)清晨，就被天津城守营拿获，当日，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即向李鸿章汇报此事。在初审中，石川口风很紧，坚不承认自己的间谍身份。

而受托分别为中日两国护侨的美国，则开始积极干预此案，婉转希望“如遇有日本人改装在内地作奸细者，即将其解交就近海口逐其回国，使之不得与内地华民交接，于中国防泄军机似亦为无碍，且此办法，已足为惩其作奸细之罪”。美国的逾情之请，被中国政府拒绝，总理衙门表示将根据国际公法，处死战时间谍。

石川被捕后第十天(8月13日)，上海法租界又破获楠内有次郎、福原6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绝版甲午林平间谍案，两人随即被租界当局送交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庇护。六天后(8月19日)，藤岛武彦、高见武夫在浙江被捕。此三案因美国插手而相互关联，其中最早且危害最大的石川一案，成为关键焦点，关联到另两案的处理思路。美国插手的三个案件，石川的情节并不复杂，却牵扯更深。除了中美关系外，还卷入了朝廷内部的###。反对李鸿章的一派，拼命想利用此事，连章弹片，指责或影射李鸿章等。而李鸿章也确有难言之隐，因泄密的军械局，其总办正是李鸿章外甥张士珩。

张士珩的母亲是李鸿章的长妹。这张士珩其实还算是一位能吏，在他任内，每得一件新式军械，必考辨其形质、度数，穷幽洞微。他一生都在从事军火生产，自己也成了一名军火专家。但因为是李鸿章的外甥，成为李鸿章政敌们的主要突破口之一，仕途上颇有蹉跎。

在沉默了十二天后，李鸿章于8月15日向总理衙门正式报告石川一案，但称仍在审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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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勇敢级”(Daring)驱逐舰就停在我的窗下，只要从电脑前一抬眼，就能看见它那灰色的舰身和4．5英寸的主炮。澳大利亚的“南十字星”国旗，在舰首旗杆上飘扬。

在悉尼上班的每一天，我都会无数次地从楼上俯视这艘军舰以及与它并肩停泊的一艘潜艇。南太平洋湛蓝的海水一漾一漾地，拍打着这些作为海事博物馆展品的退役舰艇。它们也如同家中的宠物那样，不时需要开到外海去遛遛，或到船坞去检修，每逢它们要移动的时候，我都会赶紧下楼，近距离地观察这些“海狼们”的动作，百看不厌。

很难想象，这个宁静而时尚的“情人港”(达令港，Darling Habor)，曾经是抗日的第一线：入侵的日本潜艇惊扰了整个悉尼，当妇孺们被转移到蓝山(Blue Motretain)后，男人们便扛着枪炮，构筑了一道又一道的防线，而第一道防线，就设在这美丽的海滨。

在澳大利亚这个远离世界其他地区的孤独大陆上，二战时为防御日本入侵而修建的工事，几乎是唯一能找到的与战争直接有关的遗迹，尽管日本“皇军”的铁蹄一步也没踏上这块国土。

每次当我走过那艘满载时排水量也才3888吨的驱逐舰，总会想起比它年长一个甲子的定远舰和镇远舰。那两艘威力巨大得令世界侧目的中国主力舰，排水量为7000吨，主炮口径为12英寸。如果与它们并列，眼前这艘澳洲军舰，将会显得侏儒一般矮小。但是，曾经威震一方的定远和镇远舰如今又在何处呢？

日本人在这个城市依然顽强地展现着他们的巨大影响力，当然不再依靠枪炮，也不依靠人多势众。著名的纪伊国屋书店，就在古老的“维多利亚女王大厦”(QVB)左近开设了澳洲分店，不动声色地向澳洲“输出日本”。这是全澳洲规模最大的书店，除了大量经营英文书外，其日文书品种之多，与日本本土书店相比亦不惶多让，而且还提供完善的订购服务，可以购买日本出版的任何书籍。我就是在那里买到了不少有关中日历史的书籍；而其开辟的中文书销售区，无论是书的品种、品质还是对阅读潮流的把握，唐人街没有一家中文书店可以媲美。

在这个宁静的书店之外，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有大量来自中国的游客，他们兴奋而高调地谈论着，拿着大大小小的购物袋，满脸洋溢着富裕起来后的自豪。他们当然忙得不会跨进这个日本人的书店，也不会去不远处的海事博物馆看看那些舰艇。而报亭里正在热卖的英文报纸，则在使劲地谈论着是否应该允许中国人收购澳洲的矿业。在这个年代，日本是很难取代中国而成为新闻焦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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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很抗拒别人把我称为历史学者，因为在我看来，“学者”这个词还是很崇高的。在一大群靠历史吃饭的人群中，并没有几个人够格能称为学者，而最多称为职业工作者而已。而历史于我，好在并不是个饭碗，这是我的遗憾，也是我的幸运。

研究历史便如同登山，登得越高，越是云山雾罩，越是发觉自己的渺小。搜集和研究海外晚清史料十多年了，随着自己的文字得到媒体和朋友们的认可，我越发地感觉自己只是个浅薄的过客而已。这种日益强烈的惶恐感，令我终于发现了一个合适的定位：非职业历史拾荒者。

是的，我无非是个拾荒者，钻在别人草草开采过或不屑于开采的矿井里，捡拾遍地的宝物。这个矿井，就是海外丰富的晚清史料。

我的一位美国收藏同道曾抱怨道：与中国历史有关的考据，经常难以从中文资料中得到更多的信息，因为“中国人只收藏对自己有利的资料”，而很少收藏其他各方尤其是敌对方的资料。的确，客观上中国一向不注重对“蛮夷”的事态分析，主观上则养成了“恨屋及乌”的习惯，但凡是敌人，他们的一切便都是不可信、不可靠的，乃至于他们的文献资料，亦多被视为异端，最多供一个小圈子“内部参考”。我们的历史研究，便是在一个已经设定好的框架内，根据设定好的程序，根据需要对史料进行剪裁。此种剪裁，无论被冠以何种高尚的籍口，亦等同于电视新闻制作中所谓的“客观镜头、主观剪辑”，虽然每一个镜头都的确来自实况，但不同的剪裁和拼接却能让人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我们所表露出来的“选择性健忘症”，丝毫不比日本人逊色。“一史两制、一事两制”，我们在史识上和史评上体现出相当强烈的人格分裂和双重标准。“反面人物”身上的“罪恶”行径乃至“卖国”行径，在“正面人物”身上就成了智谋和策略，最多是“多走了几步弯路”、多交了点“学费”而已。这样的人格分裂和双重标准，与日本一方面否认南京大屠杀，另一方面时刻不忘广岛核爆的罹难者，似乎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同样的“选择性健忘症”，日本人更多地是以此欺人，而我们则更多地是以此自欺。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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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涉及日本的历史记忆，的确充满了太多的悲情，但遗憾的是，日本人被打回老家都已一个甲子，我们却还只沉溺于悲情之中，停留在哭诉的“伤痕文学”阶段，难以自拔、难以深入。一个遭受了过度苦难的民族，如果把精力只是放在控诉上，而不是放在自省和自强上；如果把纪念只是寄托在罹难者身上，而不是寄托在抗争者身上，它在心理上还是一个弱者。

悲痛如果不化作力量，眼泪就是最无用的化妆品。我们今天或许该问问自己：我们是应该让日本正视历史，但如果它就是不正视呢？我们是应该让日本道歉下跪，但如果它就是不道歉不下跪呢？我们是应该反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但如果他们就是拒绝接受呢？我们除了叫叫嚷嚷，还能干些别的吗？

悲情之外，我们大多数人还相信另一个神话：正义必胜。我们恰恰忘了：被凌辱与被屠戮，这不是正义；反抗凌辱与屠戮，这才是正义；胜利绝不来自正义，而只来自于实力。外侮只能说明我们无能和软弱，并不能因此而赋予我们“正义”，更不能因此而赐给我们“胜利”。

在国际政治中，真正的普世原则就是“丛林原则”。已经上演和正在上演的所有争斗，无论其是民族之间的冲突还是民族内部的冲突，最后一定会归结到“利益”，区别无非在于为谁的利益和为什么样的利益。而且，所谓的“正义”，弹性很大。甲午战争时期，日军俨然以文明的传播者和中华的解放者自居，对“征服支那”充满了“正义感”。

中日历史的研究，如果真要起到资治通鉴的作用，则必须摈弃毫无意义的道义之辩，而还原和探究其最残酷的本质：中日之间的利益争夺和调整。温情脉脉的道德说教，往往容易蒙蔽自己，培养出一大帮宋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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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和中国结下梁子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从来不缺口水抗日的高调之徒，情绪化、非理性，充满激情地追求剧场效果。这种速食“爱国主义”，与需要静下心、沉住气、卧薪尝胆般地“师夷长技以制夷”相比，成本低，代价小，见效快，但结果是一方面逢日必反，另一方面是对日本的无知，甚至毫无“知”的愿望。

历史已经证明，“小日本、大中国”的轻佻心态正是造成“大中国”总是胜不了“小日本”的关键。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的一些热血青年，来到中国从事谍报工作，几乎走遍大江南北，进行艰苦卓绝的实地调查，根据他们的情报编纂而成的《清国通商综览》，出版后居然有2300多页之巨，比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更深地吃透了中国国情，至今仍是重要的研究文献。他们当然是中华民族的敌人，但这样的敌人，在值得我们痛恨之外，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吗？我在海外倾己所有，收藏与晚清历史有关的海外文物，也是力图对这种实证主义、行动主义的一种实践尝试，“爱国”是需要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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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或者仅仅是尝试对历史现场进行还原，需要的是三要素：史料、史料，还是史料。史料就是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新闻采访”，不同的当事人，不同的角度，这些是接近真相(但永远不可能抵达)的基本条件。

我总觉得，历史研究，必须要具备新闻记者和律师的两种秉性：要像新闻记者那般敏锐，也要像律师那般挑剔和严谨。这是我所从事过的两种职业，我觉得或许正是这两种职业的训练，才能使我从堆积如山的史料中淘出宝贝，也能使我从不迷信任何既定结论或任何权威。在“拾荒者”的定位之外，我总觉得自己还应是个籍着史料、穿越时空回到历史现场采访的记者，多看、多记、多思考，这样的“历史新闻”才可能是有价值的。

人生苦短，而历史却悠长得接近无限大。在历史面前，我们永远是盲人摸象，这是我们无法超越的局限。关键是要有自知之明，要明白自己永远不可能摸到整只象，更不应假装自己有能力看到所谓的全局。这样，当我在自以为历史或许是条毒蛇的时候，就不会对他人认为历史是面战鼓而感觉震惊。

因为，我只是摸到了大象的小尾巴，他却有幸摸到了那伟大的象屁股。这时候，我只能说：不求最大，只求最佳！

雪珥 2009年5月于南洲雪梨北石斋

十多年前开始收藏晚清文物时，我刚开始人生的一个新阶段：离开洋溢着母鸡翅膀般温暖的机关和报社，下海经商，在上海郊区打理一家高科技医药生产企业。

当时绝对想不到，以我曾经客串的中文财经专栏作家身份，也能获得澳大利亚移民部的热忱欢迎。于是没多久，“下海”经商便与漂洋“过海”一同进行了。“空降”到澳洲后，还没来得及向任何一只袋鼠做自我介绍，便又以一个完全外行的身份开始执掌一家大型金融公司的亚洲市场业务。剧烈的变化，令我在那段时间常感窒息，除了住家附近的悉尼歌剧院之外，任何名胜景点都没去过，倒是因为公务，隔三差五就要到墨尔本、布里斯本等设有分公司的城市出差。在澳洲有限的这几个大城市中，我至今唯一熟悉的就是从机场到公司的路。

那时，我做出了一个并不痛苦的选择：封笔！不仅是因为写作的时间对我来说过于奢侈，更因为直接下海游泳后，才发现自己当年的所谓财经评论是多么稚嫩可笑。

随即，工作之外的少数时间缝隙便被文物收藏所填满。不断地收集，不断地比较，其间便不断会有写作的冲动，也只能强行抑制着，因为我给自己的心里写下了四个字：厚积薄发。

再后来，便有机会到国内参与地产开发，一个绝对“纸醉金迷”密集型的行业。巨额的资金进出，复杂的利益交换，几乎每天晚上都要面对各种相当可爱的诱惑。于是，我开笔写作，一是将积累了近十年的思考整理释放出来，二是藉此帮助自己稍稍增强点抗拒“纸醉金迷”的“慎独”功力，令自己那并不宽广的胸怀中，不至于完全被金钱和欲望所占领。

对我而言，起初的历史写作纯粹是件“独乐乐”的私人游戏，信马由缰地在博客里涂鸦，与几个老同学、老同事互相唱和。没想到，博客的点击量很快上升，那些散漫的文字开始顺着网络蔓延，报刊、电视台和出版社也费尽周折找上门来，成了“众乐乐”的互动游戏。开专栏、出专著、做顾问，游戏不再，而成了严肃的交流和共享。尽管被突然而来的虚名晃得有点恍惚，但我内心依然坚持“独乐乐”时的写作标准：认真地找一段新史料，说一个好故事，谈一个新观点。

这本书是个集子，把我近年零星发表在报刊上的有关甲午战争的一些文章重新梳理了一遍。其中一些内容，当年在报刊上发表时，引起比较大的反响和讨论。我个人觉得，比我这些粗浅的文字和观点更有意义的，或许是我从私家收藏中挑选出来的近百幅图片。这些图片几乎都来自百年前的日本宣传品。我也尝试着找大清国自己出版的图片资料，但除了《点石斋画报》有少部分相当粗糙的图片外，别无所获，令我叹息良久。

需要感谢我的朋友隋丕宁，他是我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个编辑，后来又成了我与国内媒体和出版界沟通的主要联络人；也要感谢文汇出版社北京中心的叶文龙，他一直在关注着我的写作，而我习惯了报刊的立竿见影，向来对周期漫长的出版敬而远之，文龙兄用他的热情和专业，令我对出版有了更深的了解。正是在他们俩的帮助下，这本书才有了清晰的框架结构。

我想把这本书献给我两个还在上小学的女儿，Bervl和Ceri，虽然她们总是更习惯说英文，中国对她们来说只是一个有着一大堆亲戚和一大堆美食的遥远地方，但我还是希望她们有朝一日能对祖籍国的历史发生兴趣。

我也想把这本书献给我的父母，我曾经斗胆地提醒他们，他们那代人所被灌输的“近代史”是有着大问题的，因为缺少了最基本的要素：“真实”，并且我坚信，“真实”的缺位与他们所亲历的这么多民族苦难，也有着直接的必然的关联。

我要向读者朋友们报告：这本书或许有着很多瑕疵，但它是认真的，也是真实的，我将因此而对于您付出的书款感到问心无愧。  最后，我有个请求：不管你信仰什么，请你在翻完这本书后，与我一同祷告，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而坚韧不屈的民族！

谢谢。

雪珥 2009年5月31日晚于南洲雪梨北石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