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闿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一生名位鼎隆，从清末会元到湖南咨议局议长，从湖南都督到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在清末民初纷繁复杂的时局中，驰骋政坛二十年之久。谭延闿还是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在书法界至今有很大影响。

历史学知名教授刘建强先生对民国史及谭延闿有着长期的研究，撰写的《谭延闿大传》一书，体例结构新颖，数据丰富，不枝不蔓，展示了祖庵先生真实的一生。谭延闿在民国乱世能纵横数十年，深通官场智慧，而书中也对此作了大量描述。

对谭延闿，世人褒贬不一。

孙中山称他为“一时人望”；蒋介石称颂他“文武兼资”、“党国英奇”；胡汉民赞赏他“休休有容”、“和气中正”，誉以“药中甘草”；于右任称他为“民国一完人”。青年毛泽东曾称之为“乡邦英俊”，几十年后，毛泽东仍评价他是“一个聪明的官僚”。

这与其幕僚谢奄对他的评价非常吻合：“谭祖庵出身科第，而无科第骄人之习；身为贵公子，而无裘马轻肥之狂；是名士而无白眼看人之习；是六朝人而无稽元之疏放；有谢安救世之怀，而不狎东山之妓；有曾左匡济之心，而不学其硬干。然则祖庵果为何等人乎？则答之曰：祖庵为一个诗书涵养之雅人，为一个审时度势之政治家。总而言之，可以称之为一个绝顶聪明人。”

绪 庸庸有度一“完人”

第一章 阀阅人家名宦公子

第二章 少年科甲翰苑清才

第三章 董理明德同情革命

第四章 湘省名流年轻议长

第五章 参议湘政首争路权

第六章 继任湘督惊惶无奈

第七章 呼号奔走 旨在共和

第八章 首主湘省开明专政

第九章 讨袁受挫解任离湘

第十章 寓居青沪怡乐诗书

第十一章 二度督湘来去匆匆

第十二章 哭丧之年国葬元勋

第十三章 联直制皖督师湘南

第十四章 驱张渔利三督湖南

第十五章 顺应民情首倡自治

第十六章 包办制宪逆乎民意

第十七章 力邀名流 “襄赞”自治

第十八章 军中内讧黯然离湘

第十九章 放弃自治追随总理

第二十章 奉命讨赵称兵废宪

第二十一章 回师援粤东江讨陈

第二十二章 兵败赣南奋励罄军

第二十三章 秉承遗训底定两广

第二十四章 苦心斡旋名利双收

第二十五章 湘省倒赵北伐誓师

第二十六章 迁都就蒋滞留南昌

第二十七章 容共主席左右调和

第二十八章 附蒋分共再任主席

第二十九章 伴食宰相坐镇中枢

第三十章 国葬钟山极尽哀荣

参考文献

跋

后记

八国联军的人侵与《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缓和国内各种矛盾，清廷颁布上谕，提出改革“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的口号，并在1901～1905年间，先后颁布了三十多项实施“新政”的命令。

新政初期，清政府提出的许多改革措施主要是在“军政财政”方面，“学校科举”同其他方面的改革一样，只是陪衬。但自1902年7月，刘坤一、张之洞会衔呈递“变法三疏”后，清政府的看法大有改观。张之洞、刘坤一认为：“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志气之弱，由于苟安者无履危救亡之远谋，自足者无发愤好学之果力。保邦致治，非人无由。”如何“兴学育才”？他们建议：改革科举制度，设文武学堂，对科举“取士之法”进行“改弦易辙”，提倡并奖励出国留学。他们还指出“非育才不能图存，非兴学不能育才，非变通文武两科不能兴学，非游学不能助兴学之所不足。”在“变法三疏”的影响下，清廷终于确定了“兴学育才”的方针，并开始实施了包括统一全国学制、创设新式学堂、进行书院改革等一系列教育改革的措施。

统一全国学制是从1902年张百熙拟定《钦定学堂章程》开始的。张百熙，字冶秋，著名教育家，1847年生于湖南长沙。早年他曾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1874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工部、刑部、吏部尚书。1902年初，开始兼任管学大臣，并主持京师大学堂。上任之初，张百熙就将原美国籍总教习丁良韪辞去，改聘著名学者吴汝纶为总教习。据传，开始吴汝纶坚辞不就，张百熙亲自到吴的住所跪拜说：“吾为全国求人师，当为全国师徒拜请也。先生不出，如中国何？”吴汝纶被其诚意所感动，终于同意任总教习职。张百熙还以管学大臣的名义通令各省书院一律改为大学堂，各府、厅及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902年他以管学大臣名义拟定了《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送人学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以及《蒙学堂章程》等共六个章程进呈清政府，被清政府以《钦定学堂章程》之名颁布，是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近代学制——“壬寅学制”。张百熙希望朝廷钦定章程颁布之后，“各省督抚责成地方官核实兴办”，以达到“兴学育才”的目的。然而，清政府对张百熙存有戒心，加上这一学制本身的不完备，因此并没有实行。1903年，清政府又增派荣庆为管学大臣。同时派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在张百熙原定章程基础上“考求增补”，拟成各级普通学堂、师范学堂、实业学堂和仕学馆、译学馆、进士馆等各类学堂章程以及《家庭教育法》、《任用教员章程》、《实业学堂通则》、《各学堂管理通则》、《学务纲要》等文件上奏。清政府以《奏定学堂章程》之名颁布。这就是后来成为全国兴办各级各类学校的依据，并对我国近代学校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癸卯学制”。这个学制将学校教育分为三段七级，教育年限达29～30年。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分设三级：蒙养院四年，初等小学堂五年，高等小学四年；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一级，修业五年；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分设三级：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堂三至四年，通儒院五年。与上述学校系统并列的还有师范学堂和实业学堂两个系统。“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施行的第一个学制，标志着中国传统教育体制的结束和系统的近代学校教育的开始。

早在戊戌维新期间，各地就设立了许多新式学堂。“癸卯学制”的颁行使各级各类学校获得了很好的发展。另外，京师大学堂原来是集大学和全国管理机关于一身的机构，后改设督抚节制的提学使统管全省学务，各省设立教育会以作官府与地方的沟通，共同发展学务。新的教育行政系统的建立，反过来又刺激了各省新式学堂的建立。据清政府统计，至1909年，全国有小学堂51678所，中学堂460所，高等学堂127所，师范学堂514所，各种事业学堂254所。

根据清政府的“新政”谕令，湖南省从1902年年初开始逐步改革教育制度。4月，在长沙求实学堂基础上设立了省城大学堂。接着，又选拔知县胡珍率十二名生员前往日本考察教育，学习师范。1902年6月12日，湖南省学务处正式成立，同时拟定了《兴学要义》三端，即“循序渐进，以定学程；严立规则，以回积习；划分年限，以收实效。”省学务处的成立，使全省教育事业有了统一的筹划和管理机构，对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在这种形势下，湖南的近代学校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03年成立的明德学堂尤负盛名。

毛泽东早期在新民学会《本会总记》中说：“戊戌政变，陈宝箴走，谭嗣同死，梁启超逃，熊希龄革掉翰林，康圣人的著书，一大堆在小吴门外校场坪聚烧了。于是时务学堂倒了。时务虽倒，而明德方兴”。明德即指明德学堂，是1903年由胡元倓和龙璋所创，是长沙创办最早的一所近代中学。当时，湖南仅有公立的高等学堂、师范馆及各府县所立之中小学堂，私立学堂尚未出现；明德学堂的设立，为湖南私立学堂的开始。P25-27

谭延闿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一生名位鼎隆，从清末会元到湖南咨议局议长，从湖南都督到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在清末民初纷繁复杂的时局中，驰骋政坛二十年之久。他虽为清廷翰林，但与时偕行，支持立宪；辛亥鼎革，又赞成革命；关键时刻，放弃自治，追随孙中山；后与汪精卫合作；又同蒋介石结盟。既有“攸往咸宜”之称，又有“通而有节”之誉。文治武功，诗词书法，少有人及；居官风范，美食甘饴，尤具特色。

精擅美食是谭延闿的一大雅好。谭延闿尝说：“吃喝嫖赌，人生四大嗜好，嫖赌与我无缘，吃喝在所不辞。”有一次胡汉民请客，谭延闿前往，胡汉民明明知道谭延闿每天如果没有鱼翅就睡不好，却大谈鱼翅没什么吃头，味同嚼蜡。谭延闿虽然十分想吃，但一听胡汉民这样讲，也就不好意思点了。菜上齐后，真还没有鱼翅，吃来吃去，谭延闿终于忍受不住了，就对胡汉民说：“给我来一盘嚼蜡如何？”胡汉民听后大笑，说是逗他玩的。说完就命人把已经准备好的鱼翅端了上来，谭延闿这才高兴起来。

当时有位名厨曹荩臣，因排行第四，人称曹四，原本在清朝衙门里当官厨，谭延闿一向以美食家自居，为了不出屋就能吃到好东西，他专门聘请曹荩臣做自己的私人厨师。谭家名菜有红烧鱼翅、蟹黄鱼翅、豆腐、笋泥、鱼生，等等。谭延闿宴客时，曹厨子常在帘后偷听客人对菜肴的评价，并按照他们所说的加以改进，日后做出的东西，使来客赞叹不已。菜好，自然价格就高。曹荩臣做的菜，价格是出奇的昂贵。一桌鱼翅席，当时一般最多不过二三十个银元，可曹荩臣的却要一百银元。曹所做鱼翅最为谭延闿所赞赏，且花样不断翻新，极尽筹划，而谭延闿只求味美，花费从不吝惜。谭延闿最喜欢吃的一道菜叫“神仙鱼”，这道菜先不用吃，只说做法就让人惊叹：先用砂锅炖土鸡汤，然后在鸡汤上悬挂一条鲫鱼，用锡纸把砂锅和鲫鱼密封好，用文火炖四小时，让鸡汤的蒸汽把鱼肉全部蒸熟，并且一点点掉人鸡汤中，直到鲫鱼变成了一副空骨架。这样的鱼羹无刺，人口即化，味道异常鲜美。

曹四除擅长湘菜之外，还旁通粤菜，后又研习江浙菜，集多个菜系之精华，使谭家菜为当地名流所称道，有口皆碑。由于谭延闿在当时当地的影响，谭家菜逐渐在湘菜中得以独树一帜，时人因称曹四为谭厨，谭家菜为“祖庵大菜”。

谭延闿去世，曹厨子倍感哀痛，请湘籍名士周鳌山代写了一副挽联：

趋庭退食忆当年，公子来时，我亦同尝甘苦味；

治国烹鲜非两事，先生去矣，谁识调和鼎鼐心。

此联曾刊登京、沪、湘各报，传诵一时。其中“谁识调和鼎鼐心”，既可解释为“知味”，又可看作谭延闿本人身居行政院长，位同宰相，具有政治上的“调和鼎鼐”之心。

谭延闿的另一大嗜好是导致他送了性命的骑马、看马。他有副对联：“不好名马非英雄，要与秋虫斗方略。”上联即自述喜好宝马名驹。谭延闿督湘时，每天早晨出外骑马是他必备的功课，而且从未间断。他的马栏中都是名贵之骏，或以形状命名，或以性能取号，有大小白龙(毛色纯白的)、风云飞(毛色铁青的)、四颗珠(毛色为黑色，且背脊左右各有两个玉点)等。谭延闿刻有闲章二枚，一枚为画家齐白石所刻：“生为南人，不能乘船食稻，而喜餐麦跨鞍”；另一枚是篆刻家冯康侯所刻：“马癖”。每当给人书写时，往往会自鸣得意地盖上这两枚闲章。

据说，宋美龄曾在叶挺处见到一匹好马，闹着要骑，叶挺告诉她，马刚购来，性子烈，还近不得人。宋美龄不服气，硬要试试，结果一走过去，马便狂暴踢人，不能靠近。宋美龄当时只得作罢，却丢下话：我唤我阿哥来，非骑上这马不可。这“阿哥”，便是她的干哥哥谭延闿。第二天谭延闿就陪着宋美龄来了，他走上去，那马居然不踢他，老老实实，任他在耳边轻言细语，过了一阵，招呼宋美龄过去，扶她上马，要她只管跑。宋美龄策马驰骋，马居然十分听话，再没有一点脾气，把个叶挺看傻了眼。有人说谭延闿通马语，当然是笑话，但谭延闿自幼习骑射，深通马性，确实是一时无匹。

谭延闿做官，从不依势压人，有王者风范。民国初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因伙食不好，进餐时经常大吵大闹，弄得杯盘狼藉，秩序紊乱。学校当局无法制止，只得请时任湖南都督的谭延闿莅校训话。谭延闿并未批评学生，而是作一长联贴于食堂，联云：

君试观世界何如乎，横流沧海，频起大风潮，江山带砺属谁家，愿诸生尝胆卧薪，每饭不忘天下事；

士多为境遇所累耳，咬得菜根，方是奇男子，王侯将相原无种，想古人断齑划粥，立身端在秀才时。

学生读后，深为感动，嗣后进餐井然有序，寂寂无声，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谭延闿待下宽厚。民国元年，谭延闿任湖南都督时，守卫兵因按日轮流调用，多不识都督真面目。都督府规定：往来人等，必须检查。一日大雨，谭延闿乘轿人府，轿门关闭，卫兵喝令检查。谭下轿，冒雨受检。事后，被卫兵营长鲁涤平知晓，欲责罚卫兵对都督无礼，谭延闿立即制止说：“卫兵初来，能尽职检查，乃好兵，不必责罚。”并亲自慰勉卫兵。民国二年，谭延闿为人写寿屏，侍卫周桂生捧砚不慎，失手将墨水泼在写好之寿屏上，吓得胆战心惊。谭延闿却毫无怒色，心平气和地说：“不要紧，再买两张格子联来重写就是。”

谭延闿处世豁达。他五十岁生日时，一个叫张冥飞的湖南同乡为他作了一篇寿序，在报上发表，揶揄备至，侮慢兼施。文日：“茶陵谭氏，五十其年，喝绍兴酒，打太极拳，好酒贪杯，大腹便便，投机取巧，废话连篇……堂亦钤山，写几笔严嵩之字；老宜长乐，做一生冯道之官；用人惟其才，老五之妻舅吕(指吕苾筹)；内举不避亲，夫人之女婿袁(指袁思彦，谭延闿长女谭淑的丈夫)……立德立功，两无闻焉。”把谭比作明代奸相严嵩和历四朝五姓、遭人非议的冯道，一时传遍大街小巷。谭延闿的许多同乡及其僚属都主张将张氏送交法院，治其侮辱长官及诽谤之罪。据鲁荡平云，谭延闿读到此文后征求他的意见，鲁说！“此等小事不足介怀，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昔者陈琳为袁本初草檄，辱及曹操祖宗。其后本初失败，陈琳被捕，曹操不加之罪，并委以记室。不如请张某来一谈，教训他几句。”谭延闿听后极为赞成，说：“若衡(鲁荡平，字若衡)，你的见解超人百倍，就在今晚请他来吃晚饭。”随即发帖邀张冥飞赴晚宴，由鲁荡平、吕苾筹等人作陪。张冥飞一进门，谭延闿马上与他握手。席间，谭延闿请张上坐，并说：“阁下你是我的好朋友，当今之人，没有不恭维我的，而阁下能骂我，实在难得，但是有过于揶揄之处。”见张面红耳赤，一味低头喝酒，谭延闿接着说：“延闿如有不是之处，希望以书面告之，湖南有阁下这样的人才，延闿不知，深为抱歉。行政院并无好的名义位置阁下，只有四百元俸薪一月的参议，暂为屈就一时，并非因阁下骂了我，我即委你做官，实在是阁下的文笔雄俊，借重长才。”张冥飞饭后逢人便说：“谭畏公真伟大”。一年后，谭延闿去世，张冥飞抚棺恸哭：“平生知我者乃谭畏公也。”

书法家王运长小有名气，谭延闿出于对书法艺术的爱好，聘其为顾问，以备探讨。谁知谭的聘书竞被王当众撕毁，投入痰盂中，并“解衣溺之”。谭延闿受此污辱，也不追究，只是说：“人各有志，毋庸勉强。”

谭延闿风雅热肠，反应敏锐，做事果毅，更有一目十行的本领。无论故交同事还是昔日政敌，均评价极高。

何应钦1923年在广州和谭延闿相识，当时一个是大本营总参议兼黄埔军校总教官；一个是湘军总司令。北伐开始时，何应钦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谭延闿已出任国民政府主席，但仍拥有第二军军长的名义，部队实际上是由副军长鲁涤平率领。第二军最初编列在东路军，是由何应钦兼任总指挥，因此他们之间有六年多的相交。1979年，九十岁的何应钦追忆谭延闿时说：“谭先生待人诚恳，是仁厚长者。处事缜密思考，不轻下判断，往往料事如神。”

陈立夫对谭延闿的评价是：“谭延闿先生拥有宰相之才。”“谭先生真聪明，可以一目十行。”他说，起先他虽听人说过，但一直将信将疑，于是便想在哪一天来试试谭延闿是否真有这种快读的本领。当时陈立夫是蒋介石的机要秘书，他回忆说：“我先将一件公事看得非常仔细，谭先生来了，他拿起公事，正面一看，就翻到反面看看，只见到很快地翻了几下，他就将公事放下了。我立刻向他提出问题，谭先生都回答得清清楚楚，对公事的内容很熟悉。这时，我才相信，谭先生真有一目十行的本领。”陈立夫说：“聪明、经验和国文基础的深厚，才使得谭先生有着快速阅读的能力。”

赵恒惕原为谭延闿的心腹干将，后来为争夺湖南地盘而交恶，与谭“恩深义重成轻绝”，谭因此耿耿于怀。1928年蒋介石在津浦路与孙传芳、张宗昌作战，赵的旧部均在前方，蒋迎赵到南京拟加重用，但谭延闿力言赵恒惕不可靠，蒋介石只到扬子江饭店回访赵一次，从此就没有下文了。蒋介石兼收并蓄南北军阀，即使是背叛孙中山的陈炯明亦予以特赦，唯独赵恒惕终未见用，个中原因就非常明白了。纵是如此，赵恒惕晚年谈及谭延闿时，亦是赞颂有加：

谭公记忆力极强，掌故极熟，对古今名人名、讳、别号，均能过目不忘。除习书法外，别无嗜好。唯于政治，极感兴趣。余每谓谭公为极适合之行政长官人才，盖别无旁骛，专心一志于政治也。担任总统府幕僚长，尤为一等角色。尝任广东大元帅府之秘书长，卓著功效，其后遂任国府主席。下笔既敏捷，尤长于周旋应对，且精力过人，能同时会客、批公文、听电话，八方应付，面面俱到。

谭公之性格极圆融冲和，待人亲切而周到。余曾隶蔡(松坡)公，蔡公亦敏达，且勤奋细密，但对人绝不敷衍，做事最重计划步骤。

谭公之克己功夫，极难能可贵。三十余岁丧偶后，即未续娶，有人介绍续弦，谭公辄笑却之。任湖南都督时，所着之布鞋，系太夫人手制，其俭朴类此。

另有一则谭延闿才思卓绝、信口成章的故事。台湾著名诗家李渔叔先生记云：

那是在上海的时候，这一天有许多文人在畏公座上，偶然谈到科举时代的八股文。一位朋友说：“八股文也有做得极美的，如像前代某先达一篇传诵一时的文章，中间两股实在工致得很，可惜下股记不得了。”说罢便将上股一字一字背出来，大家同声赞叹！这种文体，是一股套一股的，股亦称作“比”，两比便是两股散文，但却要句句作对，也像骈文，也像一副长的对联，构思时极费经营。那年头士子们的毕生精力，就当断送于此，可见为之不易了。这位朋友刚刚念完，畏公忽然接口道：“这下股我倒记得”。于是他立即应声背诵如流。众人听到是那样的字斟句酌，音调铿锵，自然都以为是原文无疑了。过一会，畏公在书橱中找出那书本来，笑着说道：“这篇文章的下股，我其实也记不得。方才我是信口胡诌的。现在原文在此，各位请来共赏。”大家至此才知道是畏公以此为戏而表现这种捷才，不觉同声叹服。

谭延闿的诗与字都极负盛誉。1979年，台湾国民党党史委以原稿影印发行了一套《谭组安先生手写诗册》，共四册，包括《慈卫室诗草》、《粤行集》、《韧斋诗稿》等，共六百四十五首。不少名家评价谭的诗，“妙在纯任天然，不假雕饰，味醇而永，最最难及。”“看似容易，意在深远。用力恰到好处，即平平写过，态度亦佳，是唐诗非宋诗，宋人惟半山能之……沉潜汉魏，得其神髓，扫去陈迹，力出清新，机杼虽变，胎息自深。旋之于古体，则神理弥完；施之于近体，则风味犹上。唐宋作者，莫不如此。”谭延闿每逢元旦，都要写一首甚至数首新诗，或即时写景，或抒情感。不料，他的最后一首元日诗《庚午元旦》竟成“谶诗”，诗中末句有“我忆童时犹昨日，居然最后饮屠苏。”古时规矩，元旦饮屠苏酒时，年少者先饮，年长者后饮，苏东坡有句“不辞最后饮屠苏”，因而“最后”之语，原属寻常。然而庚午为1930年，这年9月22日谭延闿病逝，“最后”二字无意而言中了。

谭延闿的诗固卓然成家，字更冠绝一时。民初，在国民党内身居要职，同时在书法艺术上也有极高造诣之人有不少，其中尤以谭延闿(楷书)、胡汉民(隶书)、吴稚晖(篆书)、于右任(行书)最为突出，此四人的书法成就足以与当时最优秀的书法家相媲美，并称为“民国四大书法家”，而谭延闿享有“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的美誉。他一生专攻颜书，颜体楷书名满天下，而且字如其人，有种大权在握的气象，结体宽博，顾盼自雄。黄埔军校大门上的校名“陆军军官学校”、南京孙中山陵园那座高大石碑上面刻的“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二十四个大字，都是出于谭延闿的手笔。1928年，鲁涤平出任湖南省主席，筹设湖南省银行，请他的老上司谭延闿书题行名等字，并于1930年将谭延闿手迹起用在湖南省银行发行的票券上。此外，毛泽东所开“文化书社”的招牌，也是找谭延闿书写的。有资料记载：“延闿先生任湘督时，在夏季，由于体胖怕热，常常赤膊挥扇，以驱署气，一领旧的绸质长衫，经常搭在椅背，客人来了，便随手拿起朝身上一套，就一面挥扇，一面侃侃而谈，客去仍又卸下。像这样穿穿脱脱，半晌功夫，不下十余次，不厌其烦。而求字的人日渐增多，令他应接不暇。他写字的方式不一定要明窗净几，往往或坐或立，随处拈笔即书。有时躺在藤椅上，令人牵纸悬空，也能一挥而就。后来求的越发多了，幕僚们也仿其笔势，私底下代为送人。”

对谭延闿，世人褒贬不一。孙中山称他为“一时人望”；蒋介石称颂他“文武兼资”、？党国英奇”；胡汉民赞赏他“休休有容”、“和气中正”，誉以“药中甘草”；于右任称他为“民国一完人”。青年毛泽东曾称之为“乡邦英俊”，几十年后，毛泽东仍评价他是“一个聪明的官僚”。这与其幕僚谢奄对他的评价非常吻合：“谭祖庵出身科第，而无科第骄人之习；身为贵公子，而无裘马轻肥之狂；是名士而无白眼看人之习；是六朝人而无稽元之疏放；有谢安救世之怀，而不狎东山之妓；有曾左匡济之心，而不学其硬干。然则祖庵果为何等人乎？则答之曰：祖庵为一个诗书涵养之雅人，为一个审时度势之政治家。总而言之，可以称之为一个绝顶聪明人。”

谭延闿育有二子四女，兰桂齐芳。

长女，谭淑，1899年生于广州，多才多艺，能书能画。丈夫袁思彦，湖南湘潭人，曾任国民政府武汉卫戌司令部参议，湘军第二军部高等顾问。

长子谭伯羽，1900年生于长沙，上海同济大学毕业，后赴德国留学。1929年回国，任上海兵工厂工程师，同济大学秘书长。1934年任国民党南京政府驻瑞典使馆代办，后任驻德国商务参事。1942年回国，任经济部常务次长。1946年任交通部政务次长。1949年2月去台，曾任国民党七届中央评议委员等职，后长期寓居美国。1982年12月逝世。享年八十二岁。

次女谭静早夭。

三女谭祥，1905年生于长沙，字曼意。上海圣玛莉亚女子学校毕业，在上海智仁勇女子学校教英文，是宋美龄的干女儿。1931年春，在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安排下，在去上海的专车车厢中与陈诚认识。1932年元旦与陈诚结婚，蒋介石、宋美龄亲自为他们主婚。国共内战期间，陈诚胃出血发作，谭祥哭求宋美龄，请调回陈诚，蒋介石派名医戚寿南赴沈治疗，并批准陈诚辞职。到台后，谭祥协助宋美龄管理妇联会，致力于妇女运动与救济事业，1961年至1963年间随陈诚出访美国、菲律宾、越南等国。筹办“辞修高级中学”，1965年，陈诚去世，她一度伤心过度。1989年6月6日以突发性脑溢血病逝台北。育有四子陈履安、陈履庆、陈履碚、陈履洁，二女陈幸、陈平。

次子谭弼，字季甫，1906年生于长沙。美国雪飞耳大学冶金专业毕业。先后任台湾机械公司总经理、金属矿业公司董事长、造船公司董事长。

四女谭韵，1913年生于长沙，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其丈夫陈冠澄，广东人，曾任台湾驻香港及东京招商分局经理。

谭延闿外孙、陈诚之子陈履安，1937年出生于江西庐山，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机系，并取得美国纽约大学数学博士学位。1970年，三十三岁的陈履安回台湾担任明志工专校长，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台湾大专院校校长。陈履安年轻时与连战、钱复、沈君山并称国民党“四大公子”。自1972年起，陈履安先后出任“教育部职业教育司司长”、“教育部次长”、“国科会主委”、“经济部长”、“国防部长”、“监察院长”等要职。他在建立台湾的职业教育体系，带领台湾工业转型，推动台湾军队“国家化”方面有诸多建树。1996年，陈履安因与李登辉政见不和退出国民党，与王清峰搭档参选“总统”落败，2001年才恢复党籍。陈履安晚年信佛，曾提出“救中国、救人心”的理念，走遍台湾，深入民间，希望两岸和平统一，常说：“两岸的结合要通过一种互补。大陆的经验过来，这边将来有很多经验可以过去，这种交流是方方面面的结合，共谋其利。我觉得台湾应该到回大陆的时候了，这条路我要走，这是我的心愿，也是我父亲的心愿。”他还多次到大陆，在两岸从事文化、教育、慈善等公益事业。2009年9月30日，陈履安以《和平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期待》为题投书《中国时报》，文章摘录如下：

即将来临的中共建政六十周年，让我们这些父兄参加内战失败，自己也颠沛流离的一代，不禁百感交集。即使未受内战煎熬的台湾同胞，在八·二三炮战、岛内长期“戒严”、“白色恐怖”下，也有委屈折磨的岁月。

当一甲子后，抚今追昔，相信海峡两岸的同胞，应该都会深切的期望与衷心祝愿，以往内战的憾恨，一切将随之过去_，继之而来的是和平钟声响起，中华民族终于苦尽甘来。

六十年来，国民党在变，共产党也在转变。从坚持苏维埃国际，到标举建立中国特色；从阶级斗争，到和谐社会；从无产阶级专政，推进到以人为本；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到强调和平发展，关心环保；从不要裤子，也要原子，到声明在任何情况下也不首先使用核武，这一切看似默默，实际是天翻地覆的变化；行之平稳，实际需要不断自我升华的坚决勇气，值得赞佩，也值得台湾“朝野”认识肯定。

我们注意到，大陆上开始正视“国军”正面抗日的史实，我们也注意到，中共的领导人已从容大度地在国际舞台上展现积极贡献的角色。大陆的转变不仅是经济上的转变而已；在和谐社会，和平发展的旗帜下，大陆不仅对世人要宣示友好，对内更需要展示宽容。

作为当年“剿共胜利”的一边，回首过去，我只有对双方的英灵充满了不忍与悲悯。

当中国还处在相对落后贫穷之际，国际间不会对之多所要求。但当中国已繁荣强大，国际社会自然会对它有所期待。最近中国在多项国际合作事项，展现出的大国风范，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与之对比的美日诸国，不是在原地踏步，就是更退步，现实使得奥巴马政府和鸠山政府不得不改弦易辙。处此大环境的变化之下，台湾自然也应该调整脚步，知所因应。以往的一些幼稚小动作，只能换得国际社会鄙夷的眼光，尤应避免。

如何尽速建立两岸互信，共同为老百姓谋福利，应是两岸面对下一个甲子，由剥而复的共同期待。

去年今年，两岸各自发生天灾，两岸同胞彼此都发挥了大爱，互相加油打气。我期待十月的第一天，大家同样都抱持着以爱出发，化解仇恨，让所有的寺院教堂和平的钟声响起，一方面安慰所有为理想付出的英灵，同时也祝福两岸人民和平快乐。

作为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台湾“副总统”陈诚之子，前台湾政要，能有如此感悟，殊为难得。

承蒙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综合处处长周爱国先生联系，七十三岁高龄的陈履安先生仔细浏览了全书，并欣然为之作《跋》，自是本书的耀人之处，更是对笔者的难得鼓励；我的老师、谭延闿研究专家成晓军教授不仅给予悉心指点，更热心提供了许多他数十年前收集的史料，弥足珍贵。

爰为结。

刘建强

2010年9月16日于湖南湘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