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冲绳札记》中，作者试图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所谓“日本”这个近代国家是如何形成的？近代化的结果让它在世界，特别是在紧邻诸国中，居于怎样的存在？它真强大吗？日本人真正吸取了战败的悲惨教训了吗？于是，作者把焦点转向冲绳，讲述了那个叫琉球的国家是如何被纳入日本的，还论述了作为美军基地的冲绳以及由美国返还的冲绳县民在战后的生存状态。大江健三郎在《冲绳札记》中译本序中说，论述了他一生的主题的，就是《冲绳札记》。

本书收录了大江健三郎的《广岛札记》和《冲绳札记》，汇集了作家六十年代初数访广岛的所见、所思和对冲绳历史性的思考。他把小的“死”与大的“死”联系在一起，具有较浓厚的人道主义倾向，明晰显示出其“从边缘出发”的指向。他透视现代社会乃至现代文明，探索人类的未来命运，在这样的视野里，战争的受害者们的位置与意义即发生变动，他们不仅让人触目惊心地感到近代文明的痼疾，其自身还蕴藏着治愈战争时代社会疾病的力量。

序章 愤怒于死者的愤怒而哀悼

Ⅰ 日本属于冲绳

Ⅱ 《八重山民谣志》

Ⅲ 面向多样性

Ⅳ 内部琉球处分

Ⅴ 苦世

Ⅵ 接受抗议

Ⅶ 战后一代的坚持

Ⅷ 日本的民众意识

Ⅸ “本土”实际并不存在

代译后记 当内心的法庭遭遇世俗的法庭

我为什么去冲绳？这个从我自己内部发出的声音，与那来自冲绳的拒绝声“你为什么来冲绳？”互相啮咬着，要将我撕裂。你简直是个废物！饭桶！两个声音同时在说。就那样去(来)冲绳容易吗？诘问不断。我暗自思量，不，对我来说去冲绳是不容易的。我日益强烈地感受到，每次去冲绳，都会遭到从那里疯狂袭来的理应拒绝我的压力。形成那拒绝的压力的，是历史，是现状，是人，是事物，是明天的全部。而压力的焦点，则是在多次冲绳旅行时我所领承的最爱的人的绝对的友善以及与之交织在一起的强烈的拒绝。问题因此棘手起来。

我是为了更深刻地了解他们而去冲绳的。然而，所谓的更深刻地了解他们，也就是近乎绝望地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会很友善并且断然地拒绝我。即便如此，我还是要去冲绳。我时常感到，我能够用完全客观的视野捕捉到自己，就像我能用自己的眼睛来眺望那个落荒而逃的自己的背影。这个废物、饭桶——我冷静地观察——很可怜，很寒酸，赤手空拳，我没有什么渊博的学问，也没有依靠行动来超越现实壁垒的经验，我只是患了热病而渐趋衰弱，却像是受了什么驱使一般，还是要钻牛角尖，奔走不息，苦思不断：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那家伙活像一只早早地从自己的势力范围里跳出去的水老鼠，或许会有失体面地瘫倒在广场中心吧？真是可笑。但是那个家伙自己折腾着自己，把那算好了的账单统统记入他的名下，并摇摇晃晃地跑来跑去。正因为如此，尽管他脑袋中的命题有多么不自量力、夸大其辞，那也都是那个废物、那个饭桶的自由。

实际上这些年，特别是最近一年间，我发现自己就像是无能的胆小鬼，露着瘦削多毛的小腿，虚张声势，苦苦思索着：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如果那个时候对着镜子窥视自己，那里一定会出现一副贫血的面孔，是因为衰弱而非亢奋，被发烧弄得神志不清，那么这个时候我大概会从镜子前悄然离开吧。有时觉察到自己在茫然地，或者是黯然地思索着“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些问题时，不禁露出连自己都会感到讨厌的冷笑。某天凌晨，古坚氏突然死去。他生于冲绳、长于冲绳，他的死也清晰地昭示了冲绳。接到他死讯的那天凌晨，我想到自身的死亡问题，想到袭向友人的死有可能也正伺机袭向我，那如死亡的恐惧一样的恐惧、无力感、孤立感和悲观情绪扼住我的喉咙，让我不顾体面地流着泪水：在死亡来临之前，对“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样的命题，我能交出自己的答案吗？

之所以这么写，是因为前往冲绳时，我肩负着“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样的命题，我试图去弄清楚。就像前面说的，那属于日常生活空间。正因为如此，对于我个人而言，我才违拗着内心犹疑的声音以及来自冲绳的拒绝的声音，或者也说不定甚至是借助那种抵抗感，切实感到有必要反复出发去冲绳。当然，我并不是要以这样的开头来为自己准备任何意义上的免罪符。并且，也不打算要以忏悔者进行忏悔的方式将写作继续下去。只要冲绳的现状还在继续，那么从公共的立场上讲，对于冲绳以及冲绳人而言，本土的日本人就罪不可赎，并且他们也不可能真正地忏悔。来自冲绳的拒绝的声音，不用说就是对假的免罪符、对死死纠缠的忏悔意向做出的清高严正的拒绝。从个人角度上说，在我就冲绳以及冲绳人的叙述中屡次犯下的错误，自己也不能没有察觉。即使局限在琉球处分之后的冲绳近现代史，本土日本人关于冲绳以及冲绳人的堆积如山的观察和批评中，不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的确存在大量恬不知耻的歪曲和错误。这无疑是对冲绳的歧视，更是日本人对自己最可憎的特性进行的自我宣传，是诸如此类的歪曲与错误。

那关乎日本人特性的歪曲和错误，也不能说与我毫无干系。坦率地说，每次对冲绳所进行的恬不知耻的观察和批评，那就是我自己的观察，那就是我自己的批评，我不得不承认。这是我常有的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冲绳之旅终究没有走出个人的视野也是确凿的。尽管如此，它却让我从悲观主义深渊的尽头艰难地升腾、突破，思考着“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个命题。

我最初的冲绳之旅是在一九六五年春天。至少对于飞往那霸的飞机上的我而言，因为无知，因为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冲绳只是作为概念而存在，我无法把握它的实体；也因为我还没有建立起自己与将要着陆的那片土地上的人之间的联系，这层层防御网造成了我内心的犹疑和来自冲绳的拒绝。我一度动摇又回到原状，甚至没有觉察到，我们必须反复地进行难堪的自省。那时候我只是个天真幼稚的旅行者。

但是，在结束预定的旅行计划之后，我再也无法做一个天真幼稚的旅行者了。我独自留在那霸，在与现在的冲绳休戚相关的感觉缠绕中，我写下了这篇文章。我现在承认，“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个问题在那个时候已然在我的脑海里萌芽了。文章开头这样写道：

不论哪个国家，不论什么样地方，那片土地上的人最为昂扬美丽的时候，他的美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身躯和容貌的地域性特征有关。任何独特的地域特征都会在他那富有魅力的外表鲜明地呈现出来。反之亦然，那个地域的人最为猥琐丑陋的时候，他的丑陋同样与他的身躯和容貌的地域性特征有关。也就是说，所谓的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的地域个性，与当地人的美丑紧密相关，大概宛如盾的两面。若说我们是美的，那与日本这样的地域个性相关。若说我们是丑陋的，那丑陋则集中了日本人地域特性中所有的负面要素，实在是日本人才具有的。

P11-15

最期待的翻译

《冲绳札记》中译本的出版，我期待已久。当我听说该书已经译完的时候，内心满是喜悦。

首先，《冲绳札记》中译本是最早的外语版本。而这是一本对我非常重要的书。在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开始写小说了。那时，我还没有下定决心是否把文学与自己的一生联系起来。

少年时期，母亲送给我一些书，我从中发现了小说。即便是孩子，也能感受到那不仅仅是娱乐之物。鲁迅的短篇让我理解了对人性的敬重。而我在大学开始学习法语的时候，以阅读让·保罗·萨特为主，也日益坚定了社会介人之心。

虽说从二十多岁就开始写小说了，然而我实在不能把握：通过自己的阅读学到的所谓“文学”和“文学家”的生活方式，是否能在将来的工作中践行。而立将至之年，智力残障的长子诞生了。我打算与他共生，也决意去思考到那时为止自己作为小说家的生活意义。

于是就有了《个人的体验》这样的小说；接下来创作了《广岛札记》和《冲绳札记》这样的长篇随笔。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人类制造了具有大规模杀伤性的核武器，并且供以使用，也就是说，人类第一次面临灭绝的危机。但是我相信，在遭受原子弹轰炸的人们趋于康复的生活中，以及在人类存续的未来，仍有希望的出路。我就写下了这种想法。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废除核武器有多大的可能一直是我评论活动的主题。

而其中论述了我的一生的主题的，则是《冲绳札记》。我在书中试图思考的问题是：所谓“日本”这个近代国家是如何成立的？它果真强大吗？近代化的结果让它在(世界)、特别是在近邻诸国中居于怎样的存在？日本人真正吸取了战败的悲惨教训了吗？

于是我将焦点转向冲绳。在近代日本成立之际，那个一直处于特殊状态的独立国家琉球是如何被纳入日本这个国家的？在最初的情况调查中，我还接触到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他在中国的名字叫林世功，在琉球则被称为名城里之子亲云上)。

在这本书里，我写了日本近代化历史中冲绳和冲绳县民与日本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中，作为日本唯一地面战战场的冲绳遭到美军袭击的冲绳战；我还论述了作为美军基地的冲绳以及由美国返还施政权的冲绳县民在战后的存续状态。

而我也常常把“何谓日本人？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种“黯淡的内省”作为人的主题来追问，然而却被日本政治右翼批判为“自虐”史观，这是事实。不过，《冲绳札记》的写作与历经大约四十年的被阅读，使我超越了自我批判，构筑了积极的亚洲观、世界观同样也是事实。我打算扎根在自己的文学中、作为文学家来走完自己的人生。

五年前，《冲绳札记》被上述的日本政治右翼推上审判庭。在一审和二审中，我都胜诉了。现在正等待最高法院的判决(就因为在等待，我迟迟没写这篇序言，给译者和出版社带来了很大麻烦，我表示由衷的歉意)。

审判中论争围绕本书中所涉及的被日军强制集体自杀事件展开。很多幸存者的证言向忘记了(或者不了解)事实的日本市民传达了真相。在高等法院的二审中，有证言说，当时在场的少年，他耳闻目睹岛上那位可怜的审判长命令岛民说：你们不能死！审判长断定那是谎言。但是，怂恿做伪证的协力者们编纂的教科书今年重新被几所学校采用，这也是日本的现状。

我希望学习这种教科书的中学生们通过课堂讨论，能够去思考：在日本，以及在面对亚洲、面对世界的时候，将来如何成为不靠说谎去生活的日本人。而我也相信这样的希望是能够实现的。这就是我现在的日本观和日本人观。在五年审判期间，法庭内有勇敢而诚实的证言，法庭外则对这些勇敢而诚实的证言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就是我被赋予信心的根据。  大江健三郎

2009年8月

二○○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清晨。在东京的一位友人家里，当看到电视里在围绕《冲绳札记》引起的诉讼中大江健三郎氏胜诉的画面时，我和友人相拥庆祝，为公理战胜而喜悦。而接下来，大江氏在采访中所表现出的平静——那张脸很难读出笑意——倒让我感觉自己有些滑稽，有些无所适从。因了我的喜悦和无所适从，内心生出想要了解大江氏、了解《冲绳札记》的急迫。

要了解《冲绳札记》，就不得不追溯到自琉球处分至冲绳战乃至战后的琉球·冲绳那段历史。十四世纪确立的琉球王国接受明朝册封，在明朝的海禁政策下从事中继贸易，其时日本处于战国时代。就在日本结束战国时代，从“天下统一”到建立幕藩体制的过程中便出现征服琉球的动向。一六。九年，萨摩藩出兵入侵琉球。因为萨摩讨伐琉球的真正意图在于通过统治琉球而获得琉球对明朝贸易上的地位，在对琉球实行禁武政策的同时，极力保密攻占琉球之事，仍然让琉球以独立王国之形态继续存在。这样，琉球一方面沿袭了明朝的册封体制，一方面逐渐被纳入幕藩体制。也就是说，幕藩体制下琉球的地位，是以东亚册封体制的存在为前提建立起来的。就在清朝日趋衰落之际，日本决定通过打破册封关系实现其入侵海外企图。一八七二年日本设琉球藩王，完成琉球所属第一步。一八七四年征讨台湾，制造否定清朝对琉球册封关系的既成事实。次年，强迫琉球国王停止向清王朝朝贡。一八七九年，强行“废藩置县”，改‘毓球”为“冲绳”。甲午战后，日本乘占领台湾之际正式“解决”琉球的归属问题。至此所完成的“琉球处分”，使日本迈出走向殖民国家的第一步。

如果说“琉球”会唤起近代以来我国知识人的乡愁，那么在时隔半个世纪后的太平洋战争末期，在冲绳岛上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冲绳战对于我们来说则是遥远而陌生的，那场战争只让我们记住了凶残的日本，或者依稀还有广岛、长崎的原爆记忆，十万冲绳岛民的血痕不仅在日本的教科书中一点点地被抹拭，也为我们漠然视之。那是一九四五年三月。美军为掌握整个琉球群岛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建立进攻日本本土的基地，攻占冲绳岛。为了达到尽量迟滞美军进攻日本本土这一目的，日本军队决定在冲绳全力抵抗美军。当时，驻守冲绳的日军第三十二军司令官下达“军官民同生共死”的命令，军队还下达“为了不妨碍部队行动，为了向部队提供粮食，民众需要英勇自决”的命令。而冲绳岛民认为成为敌军的俘虏是最为可耻的事，加之军方宣传“一旦投降，男人便会被杀死，女人则将遭到强暴”，并向岛民提供手榴弹，在美军登陆、进攻之际，至此而进行的所有这些准备使得集体自杀一下子成为事实。而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于冲绳人而言的“战后”，只不过是“战火”中的战后：冲绳又成了贮藏美军核武器的基地，并成为从朝鲜战争一直持续至越战的战场。自琉球处分以来，冲绳不断遭到日本和日本人的弃绝，那里的人们痛苦而执著地斗争着。

在围绕《冲绳札记》的诉讼中，大江氏明确表示，作为本土的战后一代，他在该书中想要阐明的主旨有三：其一，自明治近代化以来，通过不断的琉球处分，冲绳人被纳入日本体制。在这个过程中，彻底的皇民化教育塑造了怎样的民众意识？如何酿成一九四五年冲绳战中的悲剧‘？其二，随着《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离开本土的冲绳在美国军事政治统治下将继续忍受大规模军事基地的存续，以及由此带来的苦难。其三，在太平洋战争之前的近现代历史中，本土日本人对冲绳一直持歧视态度；战后，本土的和平与繁荣又是以冲绳付出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的，大江氏在思考：本土的日本人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进而追问：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并努力寻找答案。这些问题的探讨让大江氏陷入深暗冥晦的精神深渊，陷入瘫软无力和绝望的状态，故而行文处常常出现“探渊”、“无力”、“绝望”等字眼。原因是，那些向冲绳投以歧视目光的、用冲绳巨大的牺牲换来自己的和平、繁荣的本土日本人，就是自己的同盟、替身，或者是血脉相连的兄弟，甚至就是他自己。尽管属于战后～代，作为本土日本人，他无法自外于那场战争，无法自外于冲绳人的鲜血，冲绳人的牺牲就是对生而受苦的他的惩罚，他被判了罪，他感到苦涩、颤栗、恐怖，但他无法、也不愿意澄清自己存在的无辜，并且发自内心地、真诚地认同冲绳人对自己的拒斥。以自我批判、达成自我认识为契机，他清晰明了地揭示了上述一系列问题，并揭发了冲绳战中集体自杀的事实。

也正是札记中有关集体自杀的记述，使他日后成了这一场民事诉讼中的被告。尽管其间时隔几十年，内心法庭的审判——无论是就过程而言，还是就其意义而言——尚未终结，他却突然被推上世俗法庭的被告席，无法不让人感到担当存在的荒诞，这或许就是被宣告胜诉后的大江氏面无表情的真正理由？在大江氏看来，自琉球处分以来，以琉球、冲绳民众之死作为抵押来赎回本土日本人的生，这个命题在血腥的冲绳战场清晰有形，并一直绵亘至核战略体制下的今天。只要冲绳的现状还在持续，那么从公共的立场上讲，对于冲绳和冲绳人而言，本土的日本人就罪不可赎，也不存在真正的忏悔。

然而事实上，集体自杀事件的责任人安然无恙地回到二十七度线隔开的追究不到战争责任的日本本土，隐匿在人群中，摇身一变，成了“善良”的市民、慈爱的父亲，直至今天也没有对冲绳进行任何赎罪。相反，他们依靠日渐稀薄的、歪曲的记忆将罪孽加以相对化，并不遗余力地篡改过去的事实。比

……

就我而言，是为大江氏的理性、激情与勇气所召唤的其中一个。在人生的彷徨期偶然地、或者又是必然地碰触到这位作家之后，就愈加痛苦，并且从那时起就未能摆脱，也不愿意、甚至害怕摆脱，我害怕痛苦摆脱之后那难以承受的“轻”。我喜欢他那双充满温情而又冷酷的眼神，那眼神直击人性的怯懦、自私与麻木，执拗地阻挠着那些只关心自身利益的人和政权。说到这本书的翻译，我以为它实在是上帝对我的慰安，给了我这只黑暗中的飞蛾兴奋与追求，在生活的磨难中安定了我的灵魂。同时，我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一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凭自己的日语语言功底，无论怎么努力，面对这部内涵丰富的作品，都不禁无力叹息。我能感受到文字的声音之美、意义之美和文气文体形式之美，却常常顾其义而忘其神，或得其神而望其体，无法把文义文神文气文体及声音之美完全同时译出。是我众多师友的不断鼓励与谬奖让我勇敢地走到了今天。我首先愿意把这本译作献给我两年的东大留学生活以及在那里遇见的众多师友。那两年，尤其是第二年，只要是一出门，无论是上课、去图书馆，还是远足，随身携带《圣经》与《冲绳札记》的情景永远都是清晰的。而那种种生活图景则因为周围师友而变得格外生动。第一次走进我的导师藤井省三先生的研究室，我就开始用蹩脚的日语跟他交流，从那以后，他很少给我说中文的机会，无论在每次论文发表前我如何试图讨价还价。是尾崎文昭先生的鼓励，让我走上了日文翻译的道路。我无法忘记与寺田德子先生相处的点点滴滴，她用她那独有的温柔与严谨熔化了我，让我对日语、日本文化和日本生出更为亲切的感觉。感谢董炳月师兄的信任，在得知我翻译这本书时，充分肯定了它的价值，主动帮助联系出版事宜，并且帮助校译了部分内容，可谓一路扶持。我在东大的语伴、中国古典文学博士生荒木达雄君热情、有耐心，是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给我帮助最多的人。每周在东大留学生中心与户田聪子女士的对谈，也帮助我解决了不少问题。好友关立丹君、陈春莲君分别帮我校对了日文的翻译和中文的表述，她们的严苛让我感受到友谊的力量。感谢刘晓峰先生和偶然相遇的冲绳友人内原英聪君的不吝赐教，让我在翻译冲绳民谣、冲绳官职称谓等特有的文化现象时能做到更为精准的理解。叶彤先生和三联出版社慨然答应出版拙译，让我在翻译的过程中对自己变得更加严苛，同时也衷心感谢叶彤先生在编辑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我不讳言对挚友张兆林君书法的喜爱，而他遵循拙意为封面题字，自是欣喜。有些人，比如家人、同事，比如闻敏师、黎湘萍师、王向远师、柳书琴师，比如东大读书会的诸位友人，比如李娜、钰淩、晓星、雪鹰、郭蓓等等师友，我并不曾就该书翻译的具体问题与他们谈论过，但一路走来，无论风雨，总有他们的陪伴、批评与鼓励，也兼申谢意。

关于拙译，其中的讹谬，尚希鉴谅，亦望方家匡正，然而我愿承担全部责任。

陈言

2009年5月5日记于一二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