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作者曾担任BBC驻印度的记者超过25年，对印度的了解极其深刻。这本书是一则游记，也是一篇报道，旨在向读者展现印度社会的突出问题，试图找到印度发展缓慢的原因。报道内容包罗万象：从印度教的极端主义到童工，苏菲派的神秘主义到水资源的匮乏，贪污腐败的官僚体制到喀什米尔的政教危机。作者带着深厚的人道主义，以刺激而幽默的态度，对近代印度进行了全方位的描写。

出生于加尔各答，担任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驻南亚特派员超过二十五年的马克·涂立，他对印度的了解无与伦比。没有一位评论家比马克·涂立更清楚构成印度的热情、矛盾、魅力及韧性。在《印度慢吞吞》中，他和BBC的同事吉莉安·莱特，更进一步挖掘这个拥有十亿以上人口的国家，尝试解构一个以向来抗拒被解构而闻名的文化。

《印度慢吞吞》是一则游记，对马克和吉莉安来说，这段旅程没有真正的起点或终点；《印度慢吞吞》也是则报道，主题是印度迟滞不前的原因。这趟印度之旅纵贯印度全境，涵括喜马拉雅山中流血冲突不断的喀什米尔；报道的内容包罗万象从印度教的极端主义到童工、苏非派的神秘主义到农业危机，贪污腐败的官僚体制到喀什米尔的政教危机。马克带着深厚的人道主义，以刺激而幽默的态度，挑战般人对印度先入为主的观念，以及印度人对自己的偏见。

印度常被视为后殖民地余毒、宗教冲突、种姓系统、封闭无能的官僚机制等力量的受害者，但是马克和吉莉安深入印度各层面与各种问题的核心，在关键时刻前往关键地点见到关键的人，让问题本质直接呈现世人面前，并认为印度有可能以她自己的方式缓缓进步。《印度慢吞吞》依旧是马克秉持着对印度的细腻关怀所写出的近代印度真实写照，也让读者对印度政治、文化与社会风俗及生活有了全视野的了解。

前言

重塑罗摩神

错置的慈悲

从头烂到尾

变形的祭坛

打造数位海德拉巴

苏非派信徒与纯粹信仰

农人的报偿

兄弟恩怨传奇

水的收成者

失落的天堂

结语

绑着淡黄色头带的年轻人想要突破围篱的时候．我们脚底下就开始有麻烦了。警察站着观望，但是主办单位请来的那些绑着红色头带的警卫，倒是有试图阻挡。不过他们还是很快就放弃了，还加入侵入者殴打电视记者的行动，砸烂他们的摄影机、践踏他们的录音机。获得初步胜利的鼓舞，数千人往警察保护的清真寺外缘警戒线前进。大喊“罗摩神胜利”“我们要在这里建庙”“我们不会容忍奴役的象征”等等。他们喊的话当然少不了暗示憎恶伊斯兰教徒的口号。尘土高高卷起，搞得没办法看清楚发生的事情，不过外缘警戒线似乎马上就崩溃了，年轻人爬过树丛，翻过最后的碉堡，冲向清真寺。在刺耳的口号和法螺声外，我们听到印度民族党的领袖用麦克风大喊：“警察别挡路！”他根本不用担心，警察并没有要插手的意思。最后一道防线将手中的藤制盾牌举在头上，抵挡如雨般落下的石头。从清真寺撤退。我们看到有个警察推开自己的同事，确保可以率先逃离危险。警察走开以后，有两个年轻人爬上清真寺的中央圆顶，竖起红色的旗子，接着开始劈砍上面的灰泥。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这座由巴布尔皇帝所建，被称为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asjid)的伊斯兰寺庙。阿逾陀的所有通讯都断绝了，所以我开车到约十公里外的法札巴德(Faizabad)，打电话向伦敦口述我写的新闻。返回阿逾陀的时候，我被一群愤怒的人包围，他们喊着：“外国记者！中情局的特工！”他们用印度教的标志三叉戟戳我，一边讨论该怎么处置我。有些人想殴打我，但被一个年轻的行脚僧制止。他说服他们把我锁在庙里的宿舍。后来和我一起开车到阿逾陀的印度记者也来了。他们拒绝在我被释放前离开，可是逮捕我的人坚持他们没有冒犯之处。最后有个当地官员在阿逾陀一个最出名的寺庙住持的协助下，把我们救出来，然后和其他被迫躲避暴民的记者坐在警用卡车中前往法札巴德。那时候清真寺已经是个废墟了。

印度民族党是印度教派系里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RSS)的成员之一。对RSS而言，印度的过去是被外来统治者羞辱的历史，而未来则掌握在能够复兴印度的骄傲，并与伊斯兰基本教义派、致力于传教的基督教平起平坐的统一而富有战斗精神的印度教徒手中。自印度独立以来掌握了多数时间统治权的尼赫鲁一甘地国大党之意识形态，被RSS否定为伪现世主义(在道德伦理上反对宗教的主义)。他们批评最严重的是，尼赫鲁决定让伊斯兰教徒保留他们的家族法，并给予印度唯一伊斯兰教徒占多数的省份喀什米尔特殊地位。这个教派因为其国家主义式的议题与类似军事演习的游行而被指责是法西斯分子。印度民族党就在RSS的强硬印度教议题及可以得到广大支持的政策之间游移。摧毁清真寺的行动属于RSS的议题之一，也表示印度民族党中的强硬派暂时取得主导权。

印度民族党让阿逾陀持续成为注意力焦点达六年之久。他们说服全印度的人奉上兴建罗摩神庙的稀有砖块，用卡车运到阿逾陀。一九八九年的选举中，拉吉夫·甘地对于阿逾陀行动的成功相当警觉，因此他允许摆放该神庙的基石，希望能留住印度民族党和其他印度教徒的选票。然而他并未如愿。隔年阿凡尼展开一场长达一万公里的旅行，驾着装饰成罗摩神双轮战车的车辆，由印度西岸前往阿逾陀。他一停下来，就会针对清真寺发表煽动性的演说。虽然他在抵达终点前就遭到逮捕，但是数以千计的印度民族党支持者还是成功抵达阿逾陀横跨圣河(River Saryu)上的桥。一名裸体的行脚僧开着巴士穿越警方堵住入城口的防线。群众涌过通往清真寺的狭窄通道，突破大门，并在警察开火前于某座圆顶上竖起红色旗帜。警方说有六人死于警方火力之下，不过印度民族党宣称有五十人。第二天，清真寺再度遭到攻击，这次的伤亡数字，警方称有十五人，印度民族党则说有五十九人。

大约一年后，亦即一九九二年，大家都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政治潜力，而领导少数政府的内阁总理P．V．纳拉希玛·拉奥觉得禁止阿逾陀集会不够安全，他派遣一百九十五个警队驻扎在邻镇法札巴德。不过因为害怕警方开火会造成印度民族党遭受迫害的印象，他并未下令保护清真寺。

虽然摧毁清真寺之举是印度民族党行动的巅峰，但阿凡尼却相当失望。印度记者则觉得丢尽了脸。有个评论员说圣雄甘地又被暗杀了一次，另一个则说这是“国耻”；《印度时报》(Times ofIndia)的社论更以“肮脏共和国”为标题。国际媒体偏向印度的现世主义。康诺·克鲁斯·欧布莱恩在《泰晤士报》问道：“印度会否陷入狂热分子手中？”《新闻周刊》写着：“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的古老冲突。”《华盛顿邮报》则指出，“数个世纪的宗教憎恨”加上“现代经济衰退”乃是清真寺被毁的原因。P12-15

他们步向欧恰(()rchcha)镇参拜神庙并于圣河沐浴的路上，一直未发一语。他们是安详的朝圣者，带着孔雀羽毛当作旗帜还有舞蹈的道具，而非用来作战。他们穿的礼服代表喜悦，系在十字腰带(cross—belts)上的牛铃丁当作响，而围在腰上的红色和绿色的华丽流苏跃动着。有些人穿着绣上莲座丛的背心，有的则戴着色彩缤纷的小丑帽。如果不是因为禁食禁语的那一周还没结束，他们也一定会大声地歌颂他们的神明。当印度中部的邦德坎(Bun—delkhand)村民的静默被大声响起的警报打破时，他们正准备庆祝流传已久的庆典之一。有个穿着卡其制服的警探用一只手拉动机车的离合器，并用另一只手挥舞着，威风凛凛地要求大家退到路旁。在他身后是一辆车顶装了蓝灯的白车，黑色的车牌上面还有一颗星，那是警察总署副督察长的徽章。这支车队的最后则是一辆满载制服警察的卡车，他们呼啸而过，朝圣者则被笼罩在漫天灰尘当中。他们看不出来这个代表着继承了大英帝国统治主权人物的警察高官，是否甚至愿意从垂着帘幕的紧闭车窗里看一眼他们的狼狈模样。在等待我们的车通过朝圣者的当儿，我想起一个高级印度官员告诉我的话，“我们的警察只管穷人，那些有钱有势的他们连碰都不敢碰。”

我们正要去参观一家由非政府组织在偏远村落设立的网吧。我们听说，如果他们还可以从卫星上下载资料的话，那些电脑会更有用。不过有些官僚发现非政府组织必须有网际网路服务供应商二级执照，所以就命令他们拆掉天线。事实上，是政府并不能提供任何与外界的连线。那里有个公共电话用的无线天线塔，不过村民说好几年都没人来维修过电池了。村民自己当然不被允许去触碰政府财产。我在印度常常注意到，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而非解答。

有自己车队的警官，还有下令拆除天线的官僚，是印度不变的部分。这个印度仍旧笼罩在殖民地官僚的风气下，这个印度已经变成官僚作风和腐败的同义词，这个印度被其最杰出的公仆形容成“窃盗主义”(kleptocracy)。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所言，这个印度仍旧有许多社会指标，还是“根据人类发展被评估为贫穷”的地步。但是印度仍有其变化之处。在同样一份报告中，世界银行也说，从一九八。年代开始，印度经济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地方之一。印度的民主带来了社会变革。低下阶层占了大多数，已经开始掌控政治局面。印度有世故老练的精英分子，受过完善教育的中产阶级也为数不少：他们是律师、银行家、会计师、学者、工程师、医生，并受到世界其他地方同样职业的人钦羡。印度的资讯科学技术闻名全球，民间社会欣欣向荣的印度也成为非政府组织的世界首都。电视从无乐趣的政府宣传片播放器，演化为多频道的独立媒体。一度沉迷于政治面的报章现在不只提供新闻，还有印度生活各个层面的多种观点，包括那些掌权者的不当行为。

为何印度依然动作缓慢？有一部分的答案就在德里的印度理工学院(简称IIT)。那是印度潜力的象征：一流的大学，学生都是印度理工科学生的佼佼者。路米妮·巴亚·那伊尔(RukminiBhaya Nair)是个热烈的人道狂热分子，负责向IIT的学生宣传除了理工以外还有更多的知识。显然如果她出差，她得填张表，根据不同版本，她可以申报搭骆驼或独木舟。这张小小的印刷品也规定了申报蒸汽火车二等车厢(不含餐点)，还提到搭乘有轨电车的里程。那么更为现代化的旅行方式呢？根据路米妮的话：“我们印度政府的职员只是将搭飞机列入可能的运输方式清单——是最后的选项。”那她的结论又是什么呢？“虽然我们很向往最新的电脑科技、闪闪发光的机器，还一直在讨论效率，但是在高科技的IIT中的我们，仍旧是历史的人质。殖民政府令人混乱的仪式还与我们同在，每个人都一样在累牍的罗网中傍徨无助。”如果印度政治人物曾专注在印度所面临的最显著问题——管治不善(bad gov—ernance)上，那些令人混乱的仪式早就可以消灭。但这么做会与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相抵触，所以他们用种姓制度和教义来分散选民的注意力。

印度失败的原因有许多种解释。有的集中在印度的过去、侵略与外国统治的历史——奈保尔(V．S．Naipaul)曾说这是一个受伤的文明。有人则归咎于印度的文化和宗教，认为那是宿命论的来源，是一个被种姓制度限制的社会。有的人甚至怪罪天气，说天气把人的意志都磨灭了。这些解释诋毁了印度、印度人，还有被诗人凯萨琳·雷恩称之为“无论是过去或现在，比地球上任何已经发掘的文明都要全面，并形成我们人类境界最高等也最包容的实践”的古文明。那些批评才是宿命论，他们的说法就是谁都无能为力，所有的缺点都无药可救，印度注定是个穷困落后的国家。

在这本书里，我们要反驳印度的基本问题之一，是管治不良此一印度特有的形态。印度总理瓦杰帕伊一九九九年对国家发展委员会演说的时候，也承认需要处理管治的问题。他当时承认，“大家通常认为官僚是剥削的使者，而非提供服务的人。贪污变成低风险、高回报的活动。政府官员变动频仍，加上有限的终身职损害工作道德，并降低诚实官员的斗志。在期望政府纪律和勤勉的同时，执政者也应对自己的表现自我评判。”三年后，他的政党成为印度人口最多省份北方邦(Uttar Pradesh)联合政府的少数党。该联合政府由梅亚瓦蒂领导，她是一位杰出的政治人物，过去领导政府的时候，有个昵称叫做“换首长总理”。这次重获权力之后，她在十天内调动了两百五十名官员。

这本书里的故事不只是关于管治不良，而是其背后的原因，还有正在与此奋战的人们。不像许多其他更稀奇古怪的诊断，我们不认为管治不良是印度一切问题的根源，但不可否认，这的确是一个拖累印度的主因，潜力奇大，却不为所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