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巴斯蒂安的同父异母弟弟，为了反驳传记作者古德曼对已故哥哥的歪曲，他决心为哥哥写一部传记。他仔细研究了哥哥的作品和少量遗留文件，走访了为数不多的知情人，力图追溯哥哥生前的踪迹。

本书是一部关于寻找作家踪迹、发现作家灵魂奥秘的仿传记体小说，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评论家认为，这部“带有不合理的魔幻色彩的文学侦探小说”以华丽而简洁的方式探讨了时间、爱、死亡、艺术等永恒主题。

主人公塞巴斯蒂安·奈特是一个虚构的俄裔英籍作家，他行踪隐秘，特立独行，以擅长写“研究小说”著名，但不幸英年早逝。故事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是塞巴斯蒂安的同父异母弟弟，为了反驳传记作者古德曼对已故哥哥的歪曲，他决心为哥哥写一部传记。他仔细研究了哥哥的作品和少量遗留文件，走访了为数不多的知情人，力图追溯哥哥生前的踪迹。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一个有才华、有个性、有怪癖的小说作家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而叙述者本人也在调查和写作过程中思考人生，思考文学创作，成了书中的又一个主人公。小说结尾，“我”接到作家的病危电报，匆匆赶到医院去见哥哥最后一面。当“我”站在病床前思绪纷飞时，护士却告诉“我”，那个叫塞巴斯蒂安的俄国人已于前一天去世，现在躺在床上的是一个不相干的病人。正是在这一瞬间，“我”恍然大悟：“任何灵魂都可能是你的，只要你发现它并跟它一道呼吸”，于是，“我就是塞巴斯蒂安·奈特”。

所谓的客观真实是永远无法企及的，对个人而言，只有感受过的东西方才具有真实性。

塞巴斯蒂安·奈特于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生在我的祖国以前的首都。在巴黎时，一位俄国老夫人偶然给我看了她过去的日记，不知为什么，她请求我不要透露她的姓名。那些年没发生过什么大事(从表面上看)，因此记载日常琐事(这一向是自我维护的不高明方法)无非是简要描述当天的天气；在这方面我惊奇地注意到，国君的私人日记主要记载的也是同样的题材，无论他们的国家遇到什么样的麻烦。命运总是在无人理睬时才显出其本色，这一次人家主动给我提供了信息，这信息我自己大概一辈子都捕捉不到，即便是事先选定的猎物也捕捉不到。因此，我可以正式宣告：塞巴斯蒂安出生的那天早晨晴朗无风，气温是(列氏)零下十二度……然而那位好心的夫人认为值得记载的仅此而已。我想了想，觉得实在没必要替她隐瞒姓名。看来她根本不可能读到这本书。她的名字过去是、现在还是Olga Olegovna Oriova——三个字的开头都是“O”，形状像鸡蛋，而且押头韵，我要是不把这个告诉大家，那就太遗憾了。

老夫人的日记枯燥无味，没去过圣彼得堡的读者无法从她的描述中了解那个冬日所包含的种种快乐。天空万里无云，实在难得一见，上苍的意图不是让它暖人身体，而是让它悦人眼目；宽阔的大街上，雪橇辙印在轧得很结实的积雪上闪着柔和的光，辙印中央因混有许多马粪而略呈黄褐色；一个戴围裙的小贩在叫卖一把色彩鲜艳的小气球；房子的穹顶曲线柔和，粉末状的白霜使穹顶的镀金变得暗淡；公园里的杉树上，每根细小的枝条都镶上了白边；冬日里的车辆发出摩擦声和叮当声……顺便说一句，当你看着一张带照片的旧明信片(就像我为了让顽童般的记忆力多高兴一会儿而放在书桌上的这张)，会想到俄国公共马车杂乱无序的情况，这多么奇怪呀。那些公共马车随时随地任意转弯，因此在这张涂色照片上你看不到现代常见的那种具有自我意识的直线车流，只能看到蓝天下一辆辆四轮敞篷马车在梦幻般宽阔的大街上任意穿行，那蓝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空在远处自然地融进一片你已司空见惯的粉红色光晕之中。

我一直没能搞到塞巴斯蒂安出生的房子的照片，但是我很了解那所房子，因为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比他晚大约六年。我和塞巴斯蒂安为同父所生，父亲与塞巴斯蒂安的母亲离婚后不久就再婚了。奇怪的是，古德曼先生写的《塞巴斯蒂安·奈特的悲剧》(一九三六年出版，后面会详细提及)一书中竟只字未提这第二次婚姻。因此，读过古德曼那本书的读者一定会认为我这个人并不存在，不过是一个虚假的亲戚、一个唠唠叨叨的不速之客；可是塞巴斯蒂安本人在他最具自传性的作品(《丢失的财物》)中，却讲到了我的妈妈，说了一些好话——我认为妈妈受之无愧。塞巴斯蒂安去世后，英国报刊说他的父亲是在一九一三年的一次决斗中被杀的，这也不确切；事实上，父亲胸部的枪伤逐步好转，可是整整一个月之后他突然得了感冒，他的肺部尚未完全愈合，没抵挡住感冒的侵袭。

父亲是一个优秀的士兵，一个热心、幽默、情绪高昂的人，他生性爱冒险，不安于现状，而身为作家的塞巴斯蒂安正是遗传了这种性格特点。据说去年冬天在南肯辛顿的一次文学午餐会上，当人们聊起塞巴斯蒂安·奈特英年早逝的事时，一位著名的老评论家(我一向仰慕他的天才和学识)说：“可怜的奈特！他实际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用蹩脚的英语写作的乏味的人，第二阶段——用乏味的英语写作的心灰意冷的人。”这是一种恶意嘲讽，其恶意不仅仅表现在一个方面，因为议论一个已故作家并对他的作品妄加评论简直太容易了。我相信，这位小丑回忆起那句玩笑话来是不会感到骄傲的；现在更是如此，因为他在评论塞巴斯蒂安·奈特几年前的作品时表现出了更大的克制。

然而，必须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讲，塞巴斯蒂安的生活虽然远非乏味，但缺少他的文风所具有的那种巨大的活力。我每次打开他的书，仿佛都能看见我父亲冲进屋子——父亲总是猛地推开门，一下子就扑向他想要的东西或他所爱的人，这是他特有的作风。我对父亲最初的印象总是伴随着一种喘不过气的感觉：我觉得自己突然从地板上升腾起来，手中的玩具火车还有一半拖在地上，大吊灯的水晶挂件就垂在我的头旁边，险些碰着我。他会突然把我放下，就像把我提起来时那样突然，就像塞巴斯蒂安的散文体作品突然席卷读者，又让其惊恐地跌进下一个疯狂段落的欢快的突降描写之中。还有，父亲最爱说的一些俏皮话似乎也突然成了美妙的花朵，出现在奈特最典型的小说如《穿黑衣的白化病患者》或《有趣的山》之中。《有趣的山》可能是塞巴斯蒂安最好的作品，讲的是一个优美怪异的故事，总让我想起一个孩子在睡梦中大笑的情景。

父亲是在国外遇见弗吉尼娅·奈特的，据我所知是在意大利，那时他还是个年轻的近卫军士兵，正在休假。他们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九十年代早期，与在罗马进行的一次猎狐活动有关，但这事我究竟是听妈妈说的呢，还是看见家庭照相簿上的几张褪色照片时下意识地想起来的呢，我实在说不好。父亲追求了弗吉尼娅很长时间。弗吉尼娅是一个有钱的绅士爱德华·奈特的女儿；关于爱德华·奈特我只了解这么一点点，但是从严厉任性的祖母(我还记得她的扇子、手套、冰冷苍白的手指头)强烈反对他们结合，并且在我父亲再婚后还不厌其烦地讲述她反对那段婚姻的情况来看，可以推断，奈特家族(不管他们是干什么的)并没有达到俄国旧政权那些穿红高跟浅色靴子的宫廷贵族们所要求的标准(无论是什么样的标准)。我也不能肯定父亲的第一次婚姻与他的军团的传统是否没有冲突——不管怎么说，他真正的军事业绩只是从对日战争才开始的，那是在他的前妻离去之后。

我失去父亲的时候年纪还小；妈妈是在很晚的时候，在一九二二年，也就是在她接受最后一次手术前几个月，才把她认为我应该知道的几件事告诉了我，手术后她就去世了。我父亲的第一次婚姻并不幸福。那个妻子是个很怪的女人，无所顾忌，毫不安分——但不同于我父亲的那种不安分。我父亲的不安分表现在持续不断的追求，达到目的后才改换目标。而她的不安分则表现为半心半意的追求，变化无常，漫无目的，有时突然转向，远离目标，有时中途忘掉目标，就像你把雨伞忘在出租汽车上一样。她在某种程度上是喜欢我父亲的，至少可以说是一阵一阵地喜欢，而有一天她觉得自己可能爱上了另一个人(那人的名字我父亲始终没能从她嘴里打听出来)，就突然离开了丈夫和孩子，就像雨点突然滑下山梅花的叶尖。刚才还承载着晶莹雨珠的叶片突遭遗弃，微微地向上颤动，这情景一定使我的父亲极度痛苦。我不愿意想象那天在巴黎一家旅馆里发生的事情：塞巴斯蒂安才四岁，由一位表情茫然的保姆照看着，父亲则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那种完全适合上演最惨的悲剧的特殊旅馆房间：一个擦得锃亮的停摆钟表(指针停留在两点差十分，活像涂了蜡的两撇胡子)罩在半圆形玻璃罩里，摆在令人厌恶的壁炉架上；一扇法国落地长窗，在窗玻璃和薄布窗帘之间有一只苍蝇乱飞；一张旅馆专用信纸，放在一叠多次使用过的吸墨纸簿上”。这是《穿黑衣的白化病患者》里的一句话，虽然从文本上讲它与那次灾难没有任何关系，但仍然保存了一个孩子对久远苦恼往事的回忆，那孩子在凄凉的旅馆里站在地毯上，无事可做，有的只是奇怪地扩展的时间，那错失的、无序扩展的时间……

远东的战事让父亲得以参加一种快乐的活动，这种活动虽然没让他忘记弗吉尼娅，但至少帮助他重新找回了生存的价值。他那活跃的自我主义只不过是男性生命力的一种形式，因此与他的慷慨本性是完全一致的。在他看来，不要说自我毁灭，就是长久的悲伤也一定是件卑鄙的事，是可耻的退让。他在一九。五年再婚时一定感到满足，因为他在与命运抗争中占了上风。

一九○八年，弗吉尼娅又出现了。她是一个执著的旅行者，总是到处游历，无论是住小旅店还是豪华宾馆都觉得像在家里一样，因为“家”对她来说不过是持续变动中的舒适场所而已。塞巴斯蒂安就是从她那里继承了对火车卧铺车厢和欧洲特快列车的一种奇怪的、几乎是浪漫的深情，他喜爱“夜间蓝色灯罩下抛光面板发出的轻柔噼啪声，列车在朦胧中到达旅客猜测的车站时车闸发出的悲哀长叹声，雕花皮窗帘的向上滑动(随即露出了站台、推行李车的男人、奶白色圆形路灯罩以及一只围着它飞的白蛾)，一把看不见的锤子检测车轮发出的当啷声，列车进入黑暗时的滑动，以及一瞬间瞥见的景象——明亮的车厢里，一个孤独的女人在蓝丝绒座位上抚摸着旅行包里银光闪闪的东西”。

弗吉尼娅是在一个冬日乘坐北方快车来的，事先谁也没有通知；她派人送来一封措词唐突的短信，要求见她的儿子。当时我父亲正在乡下猎熊，我妈妈就悄悄地把塞巴斯蒂安带到了弗吉尼娅下榻的欧洲饭店，弗吉尼娅只准备在那里待一下午。就是在那里，在旅馆的大堂里，我妈妈见到了丈夫的前妻。她是一个苗条的女人，稍微偏瘦，大黑帽子下面露出一张微微颤动的小脸。她已把面纱撩到嘴唇以上准备亲吻她的儿子，而她刚接触儿子就潸然泪下了，仿佛塞巴斯蒂安那温暖而柔嫩的额头既是她悲伤的源头又是她悲伤的圆满终结。吻过孩子之后，她立即戴上手套，用非常蹩脚的法语给我妈妈讲了一件毫无意义、不着边际的事，关于一个波兰女人如何在餐车里试图偷她的梳妆包。讲完后，她把一小包紫罗兰糖塞进塞巴斯蒂安手里，对我妈妈神经质地笑了笑，就跟着给她提行李的搬运工走了出去。情况就是如此，第二年她就去世了。

P1-7

《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是俄裔美籍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一八九九-一九七七)用英语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纳博科夫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市一个贵族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一九一九年，他们全家为躲避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而逃亡到英国，他进了剑桥大学。一九二三年大学毕业后他定居柏林，用俄语创作诗歌和短篇小说。后来由于纳粹德国崛起，他流亡到巴黎，继续用俄语写作，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在西欧文学界小有名气。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他在巴黎用英语创作了《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据说当时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他只好在卫生间里写作。一九四。年，他在纳粹入侵法国之前移居美国，并带去了此书的手稿。一九四一年，《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由美国新方向出版社出版。此书长时间没有受到评论界的重视，直到他的长篇小说《洛丽塔》(一九五五年)获得国际声誉后才得到重新评价和认可。

《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中，主人公塞巴斯蒂安-奈特是一个虚构的俄裔英籍作家，他行踪隐秘，特立独行，以擅长写“研究小说”著名，但不幸英年早逝。故事的第一人称叙述者V是塞巴斯蒂安的同父异母弟弟。为了反驳传记作者古德曼对已故哥哥的歪曲，他决心为哥哥写一部传记。然而他对哥哥并不完全了解，加之缺少文学创作经验，写传记有一定困难。他仔细研究了哥哥的作品和少量遗留文件，走访了为数不多的知情人，力图追溯哥哥生前的踪迹，特别是要解开其两次恋情之谜。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一个有才华、有个性、有怪癖的小说作家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而叙述者本人也在调查和写作过程中思考人生，思考文学创作，成了书中的又一个主人公。

对于《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许多欧美评论家已从不同角度做了评论，其中“带有不合理的魔幻色彩的文学侦探小说”(见英文版封底)这一评价似乎更为贴切。译者认为，这部小说内容丰富，内涵深刻，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层面来解读：

从“侦探小说”的层面上讲，这部小说具有扑朔迷离、悬念迭生的特点，叙述者V虽然不是在侦办犯罪案件，但也是在破解一个秘密。由于“破案”所需的线索散见于全书各章，因此读者必须反复阅读，和叙述者一起观察、思考、分析，才能理出头绪，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并感受探秘的玄妙和破谜的惊喜。

从“现代主义小说”的层面上讲，这部小说具有许多现代主义小说的特点，如意识流、内心独白、戏谑性模仿、打乱时空顺序的叙述等等，甚至带有一点荒诞的(或者说魔幻的)色彩。主人公对人性和社会的思考，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代主义的反传统思想和现代派作家对社会现实的消极看法。然而在小说快要结尾时叙述者还是暗示了某种“毋庸置疑的谜底”，相信作家去世后其精神将在作品中永存。

从“关于文学题材的小说”的层面上讲，这部小说探讨了一个作家的人格和生活经历对其作品的影响，以及“研究小说”和“传记”的创作方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叙述者V虽然声称不想把哥哥的传记写成“小说化传记”(biographies romancees)，但从他讲述的调查和构思过程来看，最终的成果仍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许多虚构成分，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第一手资料(如塞巴斯蒂安的言谈、日记、书信、论文等)，只能以自己的回忆为基础，从哥哥的小说作品中寻找其思想轨迹，根据知情人提供的线索进行调查、猜测、分析、拼凑和想象，这必然给他的叙述加上诸多主观因素和虚构因素。

纳博科夫的小说通常具有多重含义，因此除了上述三个层面之外，读者还可以从自己感兴趣的角度出发阅读这部作品，做出更多的解读，感受更多的乐趣。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得到了南开大学孔延庚教授、谷恒东教授、陈曦教授、李珠副教授和天津大学潘子立教授在俄语、法语、德语方面给予的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