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庚(1894-1983)，广东东莞人，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收藏家、书法家。他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具有崇高的地位，1925年，他以一部《金文编》蜚声学界。他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毕业后，历任燕京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著述不断，成就斐然，其中最重要者，当属《商周彝器通考》。直到“大跃进”、“文革”期间，容庚被立为要拔除的“白旗”，被批为中山大学的“三家村”，他仍坚持学术研究，写出《丛帖目》、《颂斋书画小记》这样的重要著作。

《容庚传》由易新农和夏和顺所著。

容庚1894年出生于莞城镇，是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书法家、鉴藏家。他于1922年北上求学，受到著名学者罗振玉的赏识，以中学学历直接入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研究生，随后以一部《金文编》震动了学界，奠定了在古文字学研究领域的地位。

北大毕业后，容庚受聘任教于燕京大学，兼任《燕京学报》主编。任教燕京大学时期，是他学术研究的高峰期，他的青铜器研究方面的集大成之作《商周彝器通考》，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1934年他还曾组织过考古学社，这是现在的中国考古学会的前身、中国第一个考古学组织。1946年，容庚南下广州，被聘为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主任。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容庚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直到逝世。

《容庚传》由易新农和夏和顺所著，勾勒出容庚敢言无畏的大师形象，弘扬了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既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容庚奠定了基础，又为广大普通读者提供了一部优秀读物。

前言

第一章 北上求学

世代书香

北游结识罗振玉

走进北太国学门

《红楼梦》与古史辨

第二章 故都旧事

《金文编》问世

“粤中后起之秀，以东莞为盛”

故宫的文物海洋

视权贵蔑如也

第三章 燕大教授

受聘燕京大学

主编《燕京学报》

诀别王国维

“所以报母者，惟当自奋于学”

第四章 钟鼎彝器

购藏青铜器

颂斋与善斋

神交郭沫若

与郭沫若的隔阂

第五章 考古学社

考古旅行

“颂斋之会”肇其端

治甲骨选铜器

著录青铜器

鸟书与石刻

第六章 抗日学者

组织抗日十人团

百名教授抗日宣言

通俗读物与《史地周刊》

第七章 北平沦陷

寄情山水图画中

琉璃厂淘宝

燕园沦陷

伪北大教授

战后“劫收”

与傅斯年的抗衡

第八章 回到岭南

见证岭南大学的辉煌

自由主义的教学方法

学术研究的最后高峰

陈寅恪助教风波

第九章 静观事变

进入新社会

“美帝分子也有好人”

康乐园易帜

“地主阶级是敌人，地主不是”

第十章 惊心动魄

“几十年的思想不易改造”

辞谢中科院商调

“胡适治学态度值得学习”

怀疑肃反运动

第十一章 早春气象

奉派赴港统战钱穆

支持简化汉字

批判陈梦家

招收古文字学副博士

绿绮台琴与二级教授

第十二章 悬崖勒马

“秘密秘密，多少罪名假汝以行”

为右派分子喊冤叫屈

与王起比赛加入共产党

老师“交心”学生“送礼”

“你已经到了右派的边缘”

第十三章 红专白专

大跃进和拔白旗

虎门风波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增订《金文编》与北上考古

“先到党部来报到”

第十四章 野马鬼锁

“歌颂海瑞没有什么不好”

“我看有点像文字狱”

砸“鬼锁”、宰“野马”

扫地出门

内查外调

第十五章 批林批孔

“林彪造反是斗争哲学的结果”

因“文物外交”获“解放”

“批林就批林，为何又要批孔”

批林批孔批容庚

“你们搞你们的，我搞我的”

第十六章 余霞满天

“我还是我容庚”

“我不交不读书的年轻人”

通会之际，人书俱老

“聚实不易，散则何难？”

立德立言俱不朽

附录：颂斋自订年谱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1922年6月23日，28岁的容庚留下妻子儿女三人，与三弟容肇祖一起北游京师，希望在文物汇聚之地增补《金文编》以成定稿。当时他或许没有想到，此行将完全改变其人生轨迹。

容庚于1894年9月5日(清光绪二十年八月初六)出生于广东东莞县莞城镇，原名容肇庚，字希白，号容斋，因“容”“颂”古通，他后来便以“颂斋”名其室。

东莞容氏为晚清书宦世家，容庚对出身于世代书香家庭至感荣幸，他在手稿《我的回忆》中写道：“在满清二百九十六年当中，科举中的人在我的县里如晨星寥落的，我的家能够挂上‘父子科甲’的匾额，且科甲的前后尚有些岁贡，附上拔贡的人们，‘世代书香’更足以夸耀阊里。”

容氏家族自宋代时南迁广东，其第九代致政公由新会迁居东莞板桥村，是为东莞支初祖。东莞位于珠江三角洲中南部，土地膏沃，日照充足，雨量充沛，适宜农耕。容氏家族在这方土地上世代繁衍，生生不息，历数朝数百年之久，至二十六世容宽(1719—1782)开始崛起。容庚称其“善冶生富至钜万”，容宽迁居莞城旨亭街，“迄今旨亭街第宅皆公遗也”。

容庚祖父容鹤龄(1831—1897)，字翥云，号青田，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科并补行戊午科举人。容鹤龄父亲因会试病殁，母亲本不愿让他进京，后经亲友力劝，容鹤龄才得以成行，遂中癸亥恩科第七十三名进士，殿试三甲第八名，授知县。鹤龄并未赴任，奉母家居，改授韶州(今广东韶关)府学教授，援例为六部补用郎中。后任东莞龙溪书院及顺德凤山书院院长十余年，奖掖后进，成绩斐然。容庚称他“作了十几年龙溪书院的院长，成就的人才甚多，隐然为当时士大夫阶级的领袖”。

容庚之父容作恭(1872—1908)，字朝昌，号邺南。喜治史学，作诗填词，藏书万卷，诵读不辍。作恭于光绪壬辰年进县学，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愤慨难平，常填词赋诗以抒胸臆，其诗受到学使恽彦彬激赏。作恭岁考初试第七，复试拔置第一，补廪生。第二年科考再列第一，被送广雅书院就读，考选丁酉科拔贡。容庚说：“我父亲是一个少子，小于我伯父十五岁，志气明决，是我祖父所最钟爱的。我祖父和我外祖，是顶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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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0月，杜国庠在广州石牌中山大学演讲，盛赞岭南大学教授陈寅恪、容庚，可谓眼光独到，他为陈、容二人在广东乃至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定下了基调。

陈寅恪一直张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旗帜，其1953年《对科学院的答复》更是振聋发聩。容庚则自谓“野马”、“鬼锁”，狂放不羁，直言不讳，在历次运动中都留下了堪称经典的言论，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他是一面飘扬不倒的旗帜。

容庚(1894—1983)，广东东莞人，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收藏家、书法家。他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具有崇高的地位，1925年，他以一部《金文编》蜚声学界。他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毕业后，历任燕京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著述不断，成就斐然，其中最重要者，当属《商周彝器通考》。直到“大跃进”、“文革”期间，容庚被立为要拔除的“白旗”，被批为中山大学的“三家村”，他仍坚持学术研究，写出《丛帖目》、《颂斋书画小记》这样的重要著作。

从1922年北游京师，问学罗振玉，入读北京大学国学门，到1983年去世，容庚的学术生涯横跨20世纪之中的60年。

容庚生于一个革命的年代，后人总结他的学术成就，将其一生分为两个时期，即北京时期和广州时期。其实他一生90年特别是其学术生涯60年，也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战争时期，后期则是斗争时期。

他父亲曾希望他能成为一员武将，虎虎杀敌，但他最终却成为一介文人，终身教书写字为业。生活在那样的年代而为文人而从事学术研究，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中艰辛外人难以想象。总的来说，容庚在北京时期或者说战争时期的学术成果富于广州时期或斗争时期，究其原因，除前一时期他更加年富力强，更富有学术创造力外，当时北京活跃的学术氛围和宽松的政治、生活环境也起了重要作用。

容庚南归后无法致力于自己长期经营的彝器铭文研究，甚至也无法进行正常的学术研究。曾宪通在《容庚先生的生平和学术贡献》一文中说：“先生南归以后，由于南方有关青铜器铭文的资料十分匮缺，甚至连求一个拓墨的人也不容易，苦无用武之地，于是便把注意力逐渐转移到碑帖书画方面来。这一时期，先生无论对竹谱的研究，对倪瓒画的研究，对飞白书的研究，以及对淳化阁和澄清堂法帖的研究等，都有很深的造诣。”

在一般人看来，容庚后期治学，成果同样丰硕，但他自己并不这样看，他常常对人说，自己的所谓成就都是在燕京大学完成的，解放后一个字也没有写过。如果硬要找出一个客观理由，说是因为南方资料匮乏，也未尝不能自圆其说，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根本原因是政治环境的变化，1949年以后，容庚赖以生存的学术土壤已不复存在。

1958年3月18日，反右斗争尘埃落定，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董每戡、叶启芳、詹安泰、吴重翰、卢叔度等被打为右派反党小集团，容庚仍为他们奔走呼吁，希望有关方面放他们一马。学校领导警告他：“容庚，你已经到了右派的边缘！”他坐在台下大声回应：“我退休！”对方说：“划了右派才让你退休。”

1958年“向党交心”运动中，容庚又有许多精彩言论。据陈世铙日记，容庚说：“这几天，我的思想很沉重。思想像竹子，有些地方通了，有许多地方还是不通……”对所谓学生给老师“送礼”，他说：“口头上说是送礼、送礼，实际上就是批判，跟批判胡适一样。”

在自我检查中，容庚发表了许多“奇谈怪论”，比如他用问答的方式写道：“右派损害党的利益，你能起来和他们斗争吗？我说有怀疑。”“右派是你的敌人吗？我说有怀疑。”“党和政府的政策你宣传过吗？我说宣传的少，而反宣传的多。”他还对来访的同学们说：“他们叫我参加九三学社，我没有参加，所以没有成为右派。九三学社的领导人许德珩号召别人鸣放，他没成右派，别人倒成了右派。要划谁，谁就是右派。”

1966年5月，全国都在批判吴晗、邓拓，文化大革命一触即发，容庚仍在会上为吴晗、邓拓喊冤叫屈。他说：“毛主席自己说过‘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现在却把这批文章(《燕山夜话》)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有谁敢提意见，这不是防民之口吗？这样防民之口，只好挂个牌牌‘莫谈国事’了。这样一来谁还敢说话，台湾不是又该说我们兴文字狱，焚书坑儒了吗？”会议主持人问他：“不管台湾如何看，你自己看是不是文字狱？”容庚非常直白地说：“我看有点像文字狱，这也反党，那也反党，反正大家都没有看出来。”就这样，容庚成了中山大学的第一批“牛鬼蛇神”，与刘节、谢文通并称康乐园里的“三家村”。

1971年10月30日，批林批孔运动中，中文系教职工学习中央文件，容庚说：“但是什么原因使得他(指林彪)走这条路？有一点是‘斗争’，逼着他走上叛党叛国的道路，是斗争哲学的结果。”“斗争斗争，我心里一直不安，斗来斗去，莫须有。”“不说又不行，沉默就是反对，又一条罪状！究竟怎样做人好？如果七八亿人都拥护，中国是无敌于天下的。可是现在还有两种人，把话闷在心里，不敢说话，这不是好现象。”“整天喊思想改造，越改造越坏。”

在当时，有谁敢说这样的话？全国找得出几个？

这就是容庚。中山大学校长黄焕秋在容庚追悼大会上致悼词时说：“在十年动乱期间，他身处逆境，备受迫害，依然刚直不阿，不讲违心之话，不作悖理之事。”这是对容庚最直白、最平实的赞誉。

容庚同样承继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同样风骨傲然，令人景仰，是康乐园里足以与陈寅恪比肩的大师。

四

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曲学阿世，不随风俯仰，是那一代学人思想和人格的精髓。

容庚的学术地位，有家学渊源，有自己的勤奋努力，当然也有那个时代学术氛围的影响。从他的学术交往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学术道路选择和独立自由人格确立的轨迹。

容庚与罗振玉、王国维、林白水等人的交往很有传奇色彩。1922年，容庚带着《金文编》初稿北上求学访师，在天津拜见罗振玉，罗对他十分赏识，介绍他到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攻读研究生。这样，只有中学学历的容庚成了北大早期研究生。1925年，《金文编》初版问世，也是罗振玉出资帮助印行的。为表示感谢，以后《金文编》每次再版，他都要寄一份稿费给罗的家人。

因为罗振玉的关系，王国维也成为容庚的老师。在治学道路上，王国维对容庚帮助很大。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此前数日，曾到容庚位于燕东园的寓所长谈，王国维死后，容庚也是第一批到达现场者，他还一直保留着王国维遗书的石印件。“文革”中，容庚“宁跳珠江，不批孔子”，这无疑是王国维宁折不弯个性的精神延续。

林白水为20世纪初著名报人，与邵飘萍齐名。容庚曾任林白水女儿的家庭教师，有一次林家车夫作梗将容庚抛在半途，林白水获知后立即辞退车夫，并叫女儿向容庚磕头请罪。容庚回到林家讲课，林白水见到他又亲自向他下跪谢罪。容庚十分感动，两人遂成莫逆之交。林白水被直系军阀张宗昌杀害后，容庚集林白水文章成《生春红室金石述记》一书，以资纪念，并作跋颂扬林白水“视权贵蔑如也”。“视权贵蔑如也”也是容庚精神的写照。

1929年，流亡日本的郭沫若以“未知友”署名给容庚写信，以寻求甲骨文研究资料，容庚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燕京学报》主编，他无私地将自己所能搜罗到的资料全部寄给郭沫若。但对郭的政见和热心政治的行为容庚并不苟同，他曾在信中劝郭埋头于学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又写信劝郭回国抗日。1946年，容庚在重庆第一次与郭沫若见面，相谈并不欢畅，他事后与人谈起，用“退院之僧”来形容郭，意指郭不务正业。

1962年3月，“康生驱车访容庚”，在中山大学康乐园里传为奇闻。康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他在“黑石屋”与容庚谈论文物收藏、书画鉴定，两人因容庚所藏《兰亭集序》真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令在座的中山大学领导目瞪口呆。正因如此，康生敬重容庚的学识和不畏权威的胆量，支持他北上考古访学，还亲自为他开具给各地党委宣传部门的介绍信。

五

写《容庚传》，不能回避1942年一1945年容庚任教伪北京大学一事。我们无意为贤者讳，平心而论，任教伪北大是容庚一生中的最大失误，他的后半生也为此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但容庚也有其初衷和难处，就事论事，傅斯年高调地指责“伪教授”，甚至“伪学生”，在当年就受到部分学人批评；容庚致傅斯年信中自辩“人有子女，待教于我；我有子女，亦待教于人”，是合情合理的。

不少中外学者对那一段历史做过详尽研究后认为，“学校伪而教授并不伪”，本书中已作部分引述。周启博在《我的父亲周一良》一文中写道：“抗日战争中，中国大半领土沦陷，中国当局只控制西北的延安和西南的重庆这样空间有限的后方。广大沦陷区人口只有少数有条件有能力撤退到后方。多数人，即使能去，也绝非后方的土地和资源所能容纳。沦陷区人口的多数因此不得不接受在日军占领下生活的现实，也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和日军合作以换取生存、就业和上学的可能，以民族大义为理由指责这样的合作是不现实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北京、南京等大城市的大学，把沦陷时继续任教者当作‘伪教授’不予续聘，把在校学生当作‘伪学生’，要先办‘学习班’一年才能复学毕业。由于波及学生众多，有日后贵为中共要人的也在其中。学生理所当然向国民党当局反弹，中共地下党从中组织，酿成学生向国民党政府交涉抗议。我认为这是国民党政权受中国文化极端意识影响而罔顾人权的一例。父亲的上级傅斯年参与主持此事，也难辞其咎。”

尽管我们不能完全同意周启博文中对“独立人格”的理解，但他将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认为西方文化重视个体生命、个人权利，而中国文化则强调抽象的主义、礼教或道德规范，这确是我们理解当年“伪教授”事件的一个关键。借此写《容庚传》的机会，让我们反思中国式的思维或中国文化的缺失，应是不无裨益的。

六

古人云立德立功立言，孔子述而不作，或许以为三者之中言是最次要的。容庚虽自谓解放后一个字也没有写过，但他依然达到了中国传统学人的标高。

容庚是一个传说，是一个时代不朽的记忆。容庚蜚声海内外，桃李遍天下，每一个热爱他、景仰他的人都有关于容庚的不同的记忆，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容庚形象。我们写作《容庚传》因此受到鼓舞，也受到挑战。

我们理解，容庚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在学术领域，特别是在古文字、青铜器和书画研究方面的成就，二是他作为社会良知的代表、作为知识分子的典型，在弘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上所作出的贡献。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后者显得尤为重要。

人物传记首先是历史，然后才是文学，是用文学语言再现传主历史风貌的一种体裁。撰写人物传记，一定要掌握第一手资料。传主的著作、日记、题跋、往来书信、档案资料是第一手资料，同时代人物的日记、回忆文章等虽属第二手资料，但作为写作时的参考与佐证十分重要，不可忽视。

容庚著作等身，其《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更为学界奉为圭臬。我们在写作中，有幸得曾宪通、张振林等专家指点，对容庚著作进行了研读，其中涉及生平、学术活动、友朋往来者成为传记重要内容。容庚一生与学界名流交往广泛，并有大量书信往来，这些往来书信部分收入《郭沫若书简——致容庚》、《郭沫若致容庚书简》、《陈寅恪集·书信集》、《王国维全集·书信》、《容庚法书集》、《颂斋珍丛》中，另有一批散见于各类书刊，我们广为搜求，从中获益不小。

容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敢言人所欲言而不敢言者，表现出一位学人的铮铮铁骨。容庚言论往往切中时弊，独具风采，因而时时被人传颂。但传颂中的容庚言论(包括时人所写回忆文章)往往又与本来面貌存有出入。我们在写作本传时，查寻参阅了中山大学档案馆容庚档案材料，应为当时言论的确切记载，当为信史。

武汉大学陈世铙教授是中大中文系1956级学生，他有记日记的好习惯，且是用自己特别的速记法，别人看不懂。我们写作本传，得其慷慨应允，将当年日记中有关容庚的记载抄录寄赠，实为难得！陈世铙日记给本传提供了不少宝贵的资料。比如1958年夏，容庚在虎门写的那张著名的大字报，当年的同学虽然都有所记忆，但最完整的是陈世铙日记所载。

稍感遗憾的是，容庚生前收藏的还有一批日记，如其家属捐赠中山图书馆的那一批，我们还不得而见；容庚生前有写日记的习惯，其日记多关乎学术与交往，但却仍未对社会开放。我们仍然关注着上述文献资料，希望本书如有重订再版机会时能够加以利用。

七

罗家伦在为蒋梦麟《西潮》(台南文国书局1986年12月初版)所写的序言中说：“时代的转变愈快，被人们忽略的史实愈多。若当时的人不予以记载，则后起的人更无从知道，无法了解。这种忽略和遗忘都是人类很大的损失，因为在不断的历史的过程中间，以往的经验，正是后来的教训。”

撰写《容庚传》是作者的夙愿。数年来，两位作者深入容庚故里东莞，采访容庚子女、学生及生前友好，查寻中山大学档案馆容庚档案资料，广泛收集容庚生前著作，参阅大量的有关容庚的回忆文章，认真创作，终于完成这部逾30万字的传记作品。

作者试图在中国现代文化史的大背景下，通过连缀大量历史的片断，再现出真实、生动的容庚形象，同时，通过容庚的生平遭际进行深刻的反思，弘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倡言回归学术传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作者才疏学浅，力不从心，上述目标因而未必能在我们笔下实现。本书错漏难免，欢迎各位方家不吝赐教，匡我不逮。

容庚教授是我心目中最为崇敬的一位老师。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凡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求学或工作过的人，对容老莫不抱一种特别敬重之心。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他是著名的古文字学、青铜器学和书画研究的专家学者，还因为他是一贯说真话的人，他心口如一，心中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都是声名远扬的“运动员”。我的学长曾宪通教授是容老的真传弟子，又长期同容老一道在中文系古文字学研究室工作，既是学生、助手，又是同事。他曾对我说：每有什么政治运动要来了，校领导就找他去谈话，交代他先同容老打招呼，不要乱说话。可是每次招呼都是白打。因为容老还是有什么就说什么。容老是全国闻名的专家学者，学校领导都不想他出什么事，也怕他给领导惹麻烦。但他就是不听招呼，到头来还是充当“运动员”，挨批挨斗。

容老在我心目中，不仅是敢说真话，年高德劭的长者，也是一位极容易亲近的师长。他面对学生，不是一脸严肃，而是常带笑容。我在中大中文系一年级有幸听过容老给我们讲上古文学史课。听他讲《易经》，我们才知道《屯卦》中所述“屯如嬗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讲的是古代的抢婚习俗。又一次讲《尚书》中的《秦誓》：“嗟我士。听无□。……昧昧我思之。”容老开玩笑说：这不是“妹妹我思之”，如果你说“妹妹我思之”，我说“哥哥你错了”。引得同学哄堂大笑。

容老是著名书法家，求他写字的人太多，我一直不敢去求。1982年春的一个上午，我在中文系办公楼前碰到容老，壮胆向他求字，容老爽快地答应我说：“过两天到古文字研究室来，我给你写。”不幸的是，过不了两天，容老不慎摔倒而至股骨茎断折，此后卧床不起，直到仙逝。我虽然没有得到容老的法书，但一直感激在心。

2007年底，我与夏和顺合写的《叶启芳传》出版后，我们就商定再次合作写《容庚传》。2008年春，我把《叶启芳传》送给吴宏聪教授，请他指正。吴老看了，很高兴，并对我说：“你给叶老写了传，容老还没人写呢。”这就更坚定了我们给容老写传的决心。

要给容老写传，搜集资料是第一要务。中山大学档案馆有容老的档案，档案馆对我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但档案部门有规定，不许拍照，不许复印。我只有采取笨办法，一字一句地抄。每天按照档案馆上下班时间伏案抄写，抄了一本厚厚的笔记簿。又去中山大学图书馆、中文系档案室、中文系容庚商承祚纪念室等处查阅抄写有关资料，得到上述单位的大力支持。特别是管理中文系容庚商承祚纪念室的黄光武研究员，给了我很多帮助。前后花了三个多月时间，得以把有关资料搜集整理出来。又同和顺去莞参观容庚故居，承东莞市政协惠赠《颂斋珍丛》和《容庚容肇祖学记》二书，进一步提供了有关容老的丰富资料。

2009年2月，我开始动笔写作本书。此时，和顺正在全力写他的新著《全-盘西化台前幕后——陈序经传》。我则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写初稿，写了一半，因要去美国探亲，遂把所有材料及半部初稿，全部复印交给和顺，由他接下来写。我在美国通过越洋电话和电邮同和顺商谈写作中的问题。好在现今科技发达，资讯方便快捷，沟通极易。和顺随后购到《容庚文集》、《陈寅恪书信集》、容庚当年主编的《燕京学报》(影印本)等书，又到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省档案馆等处查阅有关资料。2010年初，我回到广州，和顺所写初稿已基本完成。我们再通力商谈修改，全书终告定稿，得以付梓。

本书承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题写书名，在此对饶老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谢忱。1956年饶老的《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出版后，曾寄赠容庚教授。1956年7月中的一个晚上，中文系学生梁元新、余福智等人访问容老，容老取出此书向他们推介，并赞扬饶宗颐教授的学问和才华。他在讲话中说：“他(指饶老)曾是两广监察使刘侯武的秘书长，现在港大当教授，每月拿一千元港币。”为此容老还受到一场批判，此事，在今天看来，真是匪夷所思。这就是容庚当时生活在其中的政治环境。但从此事亦可见容老与饶老的交谊非同一般。

为写作此书，我们先后访问过中山大学与容老共过事的教职工，以及容老的亲属、友人、学生等。我们访问过年届93岁高寿的中山大学前校长黄焕秋，黄焕秋先生于今年2月28日仙逝，谨在此表示哀悼！我们还访问过年逾90的前中文系主任吴宏聪教授，以及黄天骥、曾宪通、张振林、陈炜湛、孙稚雏诸位教授。曾宪通把他所写有关容老学术成就的论文及其他有关文章都复印送给我，给我们在记述容老关于古文字学、青铜器研究方面提供了很大帮助，最后并审阅书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黄光武研究员在查找容老著述方面给予了我们大力支持和帮助。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黄树森先生、陈世铙教授等都是中大中文系学子，曾在康乐园聆听过容老教诲，他们也为本书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其中武汉大学陈世铙教授是我在中大同窗四年的老同学，他有一个记日记的好习惯，他把他在中大读书时日记中有关容老的记载全部抄录下来寄给我，这是难得的参考材料，饱含了可贵的同学情谊和对容老的师生情谊，为本书增色不少。

容老的子女容瑶、容璞、容珊及女婿梁世雄教授等，对我们的写作提供了大力支持，并审阅了原稿，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谢忱。

此外，我们还要感谢前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副馆长王贵忱先生、中山大学图书馆终身研究馆员刘少雄先生和中山大学前校长办公室秘书刘翰飞先生。

和顺与我谊兼师友，为忘年至交。我们思想相通，志趣相投，能倾心交谈合作。和顺思想明睿深刻，文思敏捷。本书的完成，他是出力最多的。我因有这样一位好学生、好学友而自豪。和顺同我和叶启芳教授、容庚教授都是师生三代情，他是致力于承传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一位学人，也是对中山大学优良学术传统怀有特别感情的一位校友。《陈序经传》、《叶启芳传》、《容庚传》的写作就是明证。

本书得以顺利出版，还要感谢花城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倪腊松先生曾参与策划、编辑《容庚容肇祖学记》、《颂斋珍丛》、《邓尔雅诗稿》等，眼光独到，极具文化情怀，他为本书的写作及编辑出版贡献良多。责任编辑路华对本书的修改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易新农

201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