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盛行于中国的所谓国民性批判，起源于殖民者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的卑贱化建构、歧视性描述与否定性评价。它将人性的许多阴暗面，描述为中国人特有的劣根，将人类群体的许多种属特征，描述为中国社会特有的黑暗。

随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我们必须重新打量这种国民劣根性批判运动。我们对人性恶展开思考与批判时，应该包含东方西方所有的人群、所有的社会。摩罗、杨帆编选的这本《人性的复苏(国民性批判的起源与反思)》选辑的论文，出自几代中国学者手笔，展现了中国国民从人性的扭曲到人性的复苏的艰难历程。

摩罗、杨帆编选的《人性的复苏(国民性批判的起源与反思)》是一本围绕着“国民性”问题“吵”得不亦乐乎，“吵”得既有深度、又有看头的论文集。

《人性的复苏(国民性批判的起源与反思)》分为三辑，从梳理“国民性批判”的起源，到辨析中国国民性批判与殖民主义霸权的关系这一极具争议性的论题，再到关于这一问题名家学者的众说纷纭，为自己支持的观点据理力争。本书所收论文出自中国几代学人之笔，无论是支持国民性批判，还是认为国民性批判来自殖民话语，他们的文字对中国及中国民众皆饱含深情，而文章与文章问的观点争论过程也展现了中国国民从人性扭曲走向人性复苏的艰难历程。

解题：从人性的扭曲到人性的复苏

 “国民劣根性”学说是怎样兴起的？（代序）/摩罗

第一辑 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思想史起源

 “国民性批判”与近代思想史的逻辑关系/摩罗

 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研究综述/袁洪亮

 “国民”与“奴隶”——对清末社会变迁过程中一组中坚概念的历史考察/郭双林 龙国存

 梁启超及晚清启蒙论者的国民性批判/杨联芬

 杨度与加纳治五郎的国民性讨论及其对鲁迅国民性思想的影响/〔日〕北冈正子 著 靳丛林 译

 “五四”时期陈独秀对国民性的剖析/张洪波

 关于鲁迅的早期论文及改造国民性思想/潘世圣

 奴隶文化与奴隶道德是国民奴隶性的根源——谈鲁迅对国民奴隶性的剖析与批判/崔银河

 重思百年“国民性”论述/伍国

第二辑 中国国民性批判与殖民主义话语

 鲁迅终生念念不忘史密斯《支那人气质》/摩罗

 评《中国人的素质》/潘光旦

 评《中国人的素质》/辜鸿铭

 国民性话语质疑/刘禾

 塑造“野蛮的中国人”/周宁

 “被别人表述”：国民性批判的西方话语谱系/周宁

 对《国民性话语质疑》的质疑/陶东风

 质疑“国民性神话”理论——兼评刘禾对鲁迅形象的扭曲/杨曾宪

 刘禾“国民性神话”论的指谓错置/王学钧

 《中国人的气质》与清末民国的“民族性改造”话语/黄兴涛

 中国第三代学人对《中国人气质》的批评/摩罗

第三辑 中国国民性批判的质疑与争论

 鲁迅的功与“过”——国民性批判之批判/冯骥才

 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的由来及意义——兼评冯骥才先生的鲁迅论/刘玉凯

 “国民性”之误——我们今天需要鲁迅吗？/邵建

 但愿柏杨的时代就此结束/摩罗

 黑马原来是黑驹——评摩罗《但愿柏杨的时代就此结束》/胡胜华

 “不存在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劣根性”吗？——就“国民性”问题与摩罗先生商榷/古大勇程玖

 读《“国民劣根性”学说是怎样兴起的》/邵建

 莫须有的国民劣根性/摩罗

 道德沙尘暴与国民性问题——答《精品阅读》编辑部/易中天

 中国人真有易中天说的那么坏吗？/摩罗

 易中天如何治理“道德沙尘暴”？/刘仰

后记

“国民性批判”与近代思想史的逻辑关系

摩罗

国民性批判：思想文化视角

以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为开端的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最为耻辱、最为痛苦的一段酷史。以此为背景的中国近代思想史，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每一代思想家都在积极寻找抵御殖民主义之掠夺、凌辱的方法。这些方法不外乎学习先进技术、壮大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调整社会组织模式和政治制度。第二，调整社会组织模式和政治制度，由抵御殖民者掠夺的外在需求，逐步演变为限制君权、扩大民权、改造社会、强国富民的内在需求。从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第一代先知先觉者，到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再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改良派和孙中山、宋教仁等革命派，这条思想的历史脉络十分清晰。

可是，到了“五四”运动时期，新崛起的一代时贤忽然较少讨论政治制度、权利限制等问题，而将历史的注意力引向思想、文化、教育、意识形态、国民精神等务虚的领域。陈独秀说：“孔教之精华日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其存废为吾国早当解决之问题，应在国体宪政问题解决之先。今日讨论及此，已觉甚晚。”

这种与文化“相见恨晚”、抓住历史机遇努力解决文化问题的思路，不只是陈独秀的个人意见，而是那个时代一批精英分子的共同认识。胡适在《陈独秀与文学革命》中说：“在民国六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后世学者林毓生苛评“五四”前贤企图借思想文化解决中国的问题，此种表述甚有概括力。如果考究一下“五四”时贤跟前辈思想家的血肉联系，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再造中国、开创历史的路径选择，并不是妄想妄为。

陈独秀、胡适这一代精英人物，在前几代精英人物之挫折和失败基础上的幡然醒悟，才有新的选择。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郭嵩焘、薛福成)致力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制度改造，未能造出一个新中国；立宪改良派(王韬、郑观应、陈宝箴、皮嘉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致力于民权的伸张和政治制度的改造，也未能造出一个新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严复、章太炎、孙中山、邹容、陈天华、宋教仁)一举颠覆了王权，以民权的名义建立了中华民国，算是完成了政治制度的彻底改造，可是中国并没有旧貌变新颜。

每一代人的失败，都启示下一代精英人物必须从新的角度、新的基点上重新起步，寻找超越前辈的改造中国的新方案。“五四”一代的新方案是真正的焕然一新，它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案，而是企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历代前贤在致力于中国改造工程的时候，都是立足于上层社会、针对着上层社会用力。比如洋务派必须得到皇上和精英群体的支持，于是他们游说于皇上和大臣之间。改良派必须说服皇上和皇室对民权作出妥协与让步，于是致力于跟皇室讲道理、向皇室启蒙。孙中山的革命派有意依靠新兴的资产阶级力量打倒罪恶的皇权，于是致力于唤起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响应和支持。

只有“五四”一代精英人物的思维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对业已掌握权力的人物感到非常绝望，不想在他们身上白费力气。他们将工作的对象调整为社会中下层的普通民众，因为这些普通民众才是文化最广泛的承载者。文化是政治的基础，中下层普通民众是文化的基础。中国的文化改造若是不抓住这广泛的中下层群体，也就无法拥有基础，其他更加远大的社会理想就无从谈起。

既然顽固的专制、混乱的社会都是以腐朽的文化为基础的，而腐朽的文化又是以中下层普通民众为基本载体，那么，抓住了中下层普通民众的文化习性，也就抓住了中国一切黑暗因素的根源，只要中下层普通民众的文化习性改造好了，中国一切黑暗因素的根源也就消灭了。中国一切黑暗因素的根源消灭了，那一切黑暗、腐朽、罪恶等自然也就消灭了。

中下层普通民众的文化习性，有时候被称为民族性，有时候被称为国民性，有时候被称为国民精神，有时候被称为国民劣根性。

如何改造中下层普通民众的文化习性？首先是对这一切不良习性予以否定和批判，所以，国民性批判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个举足轻重的主题，它比“打倒孔家店”的主题持续得更加长久。

中下层普通民众的文化习性就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所以，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是二而一的工程。传统文化是一种精神存在，国民性是这种文化精神在国民身上的性格体现。

中西技术、科学方面的比较，中西经济模式方面的比较，中西军事力量和军事体制方面的比较，中西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方面的比较，都给中国近代思想家带来了巨大的启示，为他们寻找富国强兵、振兴民族的方针提供了依据。现在，“五四”时贤致力于中西文化和中西国民精神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也许是最为深刻的研究，它能一层层剥掉表面，直探支撑中西不同国家、不同制度最隐秘的原因。

“五四”精英群体对文化的关注、对国民性的关注，从路径上看与前辈思想家确实有某种断裂。致力于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造，与致力于文化、精神的改造，思想的脉络颇有分道扬镳之感。但是，仔细研究“五四”时贤弘扬思想启蒙的文本，认真领会他们进行国民性批判的意旨，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动机，他们的出发点，与前辈思想家具有紧密的逻辑关系。在抵御强敌、弘扬民权、再造民主中国方面，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每一代思想家，都是一脉相承的。

国民性：批判的帝国主义压力

正如上文所及，中国近代史和近代思想史的一个基本背景，是我们在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掠夺下节节败退，清王朝统治集团无法组织国人进行有效的反侵略、反掠夺。这个时代的社会精英十分清楚，抵御西方压迫与凌辱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命题，所以，他们的思想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针对性。

“五四”时贤虽然着力于批判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和精神生活，可是这种自我批判、自我清理也是为了寻找更好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动力，以便及时调整中国社会的组织模式，有效抵御和摆脱殖民者的压迫和掠夺。他们的国民性批判，也是为了寻找国人反抗侵略、抵御外侮、保种卫国、奋发自强的精神动力。如果没有这种现实针对性，他们的思想就不会激起那么大的社会反响。

P3-5

解题：从人性的扭曲到人性的复苏

近代以来盛行于中国的所谓国民性批判，起源于殖民者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的卑贱化建构、歧视性描述与否定性评价。它将人性的许多阴暗面，描述为中国人特有的劣根，将人类群体的许多种属特征，描述为中国社会特有的黑暗。

它为中国国民所建构的特殊性，实际上并不存在。

可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的文化精英逐步接受了殖民者为我们建构的国民劣根性和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一百年来，我们按照这种不如实的学说来体验自己的文化和精神生活，导致了一定程度的人性的扭曲。

 随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我们必须重新打量这种国民劣根性批判运动。我们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人类，只有一种人性。中国人的一切缺点都可以纳入人性论的范畴予以解释。而我们对人性恶展开思考与批判时，应该包含东方西方所有的人群、所有的社会。本书选辑的论文，出自几代中国学者手笔，展现了中国国民从人性的扭曲到人性的复苏的艰难历程。

我们编著的关于国民性批判的五本图书，费力最多的是这本《人性的复苏——“国民性批判”的起源与反思》。为此书所费精力，不但超过了《太阳的朗照——梁启超国民性研究文选》、《月亮的寒光——鲁迅国民性批判文选》，甚至超过了《中国的疼痛》、《中国站起来》这两本专著的任何一本。

其实这也不是没有道理。正是通过编选这本《人性的复苏》，我们摸清了国民性批判的文化起源，以及百年来这一命题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的流变。有了这个底，其他几本书才心中有数。所以，这本书是另几本书的基础。

为了将这本书编得更好，我们阅读了大量材料。总希望能发现新的精彩的论断。研究国民性问题的文献虽然很多，但是绝大多数著述都是同质同材，都是不经论证就相信“国民劣根性”是中国人特有的某种内质，必须痛批和革除，中华民族才有出路。这些作者既没有像梁启超那样通过宽广的文化比较，来理解中国人的文化特征，也没有像《菊与刀》作者本尼迪克特那样，以某种特定的文化结构为背景，来理解一个民族(日本)的思想模式和行为方式。他们都是人云亦云地、煞有介事地批判着某种虚构的幻影。我们读这些著作越多，越是深切认同“天下文章一大抄”的民间谚语。“大抄”——这就是文人工作的基本内容。离开了“大抄”，中国文人学者绝大多数都无法挣来基本生存资料。

当然，在致力于国民性批判的无数文章中，终究也有好一些的作品。虽然这些文章的前提也是虚构并相信“国民劣根性”的存在，但是这些文章毕竟从某些侧面，展现了中国学界接受、传播这个伪命题的过程和方式，因而具有思想史价值。本书第一编《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思想史起源》中的文章，都是这样挑选出来的。

让我极感欣慰的是，最近二十年，中国学者终于能够站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对这个毒害中国百余年的伪命题进行反思和批判。率先从事这一工作的，有冯骥才、刘禾、周宁等。冯骥才、刘禾的文章一经发表，在中国学界激起了巨大反响，受到许多学者的质疑与批评。其实，对“国民性批判”命题反思最多、最系统的学者是周宁。他在这方面进行了十年研究，最后发表了长文《国民性批判的西方话语谱系》和专著《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十分重要，我认为是对百年中国思想史上这个伪命题的终结。正因为看到了冯骥才、刘禾、周宁的学说意在揭示并摆脱殖民主义文化霸权的奴役，我们编选第二编《中国国民性批判与殖民主义霸权》时，感到十分欣慰。

可惜，在一个笃信“国民劣根性批判”百余年的学术传统中，周宁的研究颇有离经叛道的意味，难免受到某种冷遇。当年冯骥才和刘禾的观点受到关注和批评，可能得益于他们的特殊地位(一位是新时期德高望重的作家，另一位是美国高校的教授)，事实上他们所论仅显出冰山一角，周宁的研究却相当完整。因为对周宁学说之冷遇感到不公，我还写了一篇书评，发表在2008年10月8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名叫《“国民性批判”是否可以终结？》。当我著此后记时，已经忘了当初为什么没有将这篇书评编入此书中。也许是因为本书中我的文章太多，而其主要内容在业已编入的《中国第三代学者对(中国人气质)的批评》中已有体现。

第三编《中国国民性批判的质疑与争论》是一组争鸣文章。这几年笔者发表了几篇质疑国民性问题的文章，今年元旦出版的《中国站起来》，核心也是强调我们要从“国民劣根性批判”的文化自虐中挣脱出来。我的观点得到一些朋友(比如刘仰、孔庆东、陈智富、司马平邦、谢宗玉等)的理解与支持，也受到更多朋友的批评。易中天先生的批评意见，是时任《精品阅读》主编老愚先生用采访方式逼出来的，所以易先生没有申明是针对我的言论而发。易中天强调在新的现实语境下，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国民性批判，他把中国当下那些令人不满的精神文化现象，都归结为“国民劣根性”问题，其思路与五四前贤一脉相承。

邵建先生对鲁迅“国民性批判”命题也有批评意见，有一次我还将他的观点作为研究生的考题，让学生予以学习和评说。不过他的批评角度既不同于冯骥才、刘禾、周宁，也不同于我的思路。所以，当他读到我的相关言论时，慷慨赐教。为了充实这一编，我把冯骥才先生《鲁迅的功与“过”》，以及其他学人对冯文的批评文字，也放了进去。

这本书是去年夏天大致编成的，今年初春又作了一次修订。

这本书可能较为准确地表现了当下中国学界面对“国民性批判”命题的思想生态：有坚持者、维护者，也有质疑者、否定者。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国民劣根性批判”的影响多么广泛。下一步应该做的工作，是在新的语境和新的文化框架中，对中国“国民性”做出新的解释和新的塑造。在中国崛起的呼声中，在文化复兴和民族复兴的历史潮流中，我们感到，这种新的工作正在开始。

编选这本书的最初念头，是在徐跃先生反复约稿、反复敦促下萌生的。由于这本书的编选，催生了后边另外几本书(包括《中国的疼痛》、《中国站起来》、《太阳的朗照——梁启超国民性研究文选》、《月亮的寒光——鲁迅国民性批判文选》)，徐先生的一个建议，竟然决定了我们这几年的研究内容，这是当初他和我们都没有想到的。在此，我们对徐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邓正来先生为这几本书的出版提供了支持，陈军先生为了编辑这几本书，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他为我们斟酌文字，订正错误，让我们深受感动。跟他俩无数次的信件往来，记录了我们合作的过程，我们在信中一遍遍重复着我们的感激之情。

最后，对于入选本书的作者，我们表示衷心感谢。感谢他们写出了这些好文章，感谢他们对我们编选工作和版权的支持。

2010年8月27日，写于北京北小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