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集作家、教师、记者等多重身份于一身，曹聚仁生前曾广泛接触过文坛、政界、新闻圈等各方人士，留下了“人物志”一类的大量文字。其中一部分他曾收在自己未完成的自传《我与我的世界》中。《浮过了生命海》则是作者晚年病中的随笔。

《我与我的世界·曹聚仁回忆录：浮过了生命海（修订版）》是曹聚仁晚年撰写的回忆录，后由家人整理增补，将其生平世界”不加掩饰地揭示出来”。

曹聚仁终身怀抱“饱读万卷书，身行万里路”的理想，躬履行之也是不遗余力，故其一生行迹颇富传奇。《我与我的世界·曹聚仁回忆录：浮过了生命海（修订版）》是曹聚仁晚年撰写的回忆录，后由家人整理增补，将其生平世界”不加掩饰地揭示出来”。从金华童年的”神道黄昏”，到浙江一师的”四大金刚”；从”国学”和”文坛”，到“我与鲁迅”和“文白论战”，从上海春秋、报刊生涯，到抗战军兴、执笔从戎；不但阅历丰富、见识繁多，而且作者，颇想勾画出我们那一世代的生活轮廓以及当年所共同经营的文化工作”，所以“史的意味，比较更重一些”。曹聚仁将《我与我的世界·曹聚仁回忆录：浮过了生命海（修订版）》按“传记文学”自觉经营，坦诚自白，纵横上下，酣畅洒脱，是一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与文本意义的传记。

《浮过了生命海》记述了作者晚年入院手术治疗的经历和见闻，写出了病中对生命意义的反思，对自己人生价值观的剖析。可说是作者晚年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这多少弥补了《我与我的世界》未能终篇的遗憾。

曹聚仁作品系列总序

我与我的世界

代序：谈传记文学

一、我的自剖

二、金华佬

三、我的童年

四、初试云雨情

五、己酉辛亥之间

六、先父梦岐先生

七、育才学园

八、地盘动了

九、浙东

一○、我的母亲

一一、她的婆婆

一二、神道的黄昏

一三、父子之间

一四、时代的讽刺

一五、永生的时代

一六、另外一群人

一七、环绕蒋畈的另一群人

一八、金华一年半

一九、诸侄

二○、“志趣卑下，行为恶劣”

二一、杭州初到

二二、明远楼前

二三、我们的校长

二四、五四运动来了

二五、“留经运动”

二六、后校长姜伯韩

二七、前四金刚

二八、后四金刚

二九、我们的教师

三○、从夏丐尊先生说起

三一、白屋诗人刘大白

三二、《霞底讴歌》

三三、一师的毒案

三四、一代政人沈仲九

三五、衙前那一群朋友

三六、拾遗

三七、杭州

三八、湖上

三九、失望的旅行

四○、在上海生根

四一、国学与《国学概论》

六六、几位有些相干的师友

六七、和平老人邵力子

六八、文白论战史话

六九、望平街巡礼

七○、陈灵犀与《社会日报》

七一、《申报· 自由谈》

七二、黎烈文与《自由谈》

七三、我与黎烈文

七四、小品散文

七五、《背影》作者朱自清

七六、鲁迅与我

七七、我与鲁迅

七八、补谈鲁迅

七九、我和林语堂吵了嘴

八○、初谈“余致力"

八一、也谈郁达夫

八二、“不除庭草斋夫”

八三、再记姜伯韩先生

八四、三个胖子剪影

八五、插说苏州

八六、“乌鸦”商标的《涛声》周刊

八七、楚狂老人陈子展

八八、洋人

八九、辣斐德路

九○、务本女中

九一、《芒种》与《太白》的时代

九二、《太白》社

九三、《论语》与幽默

九四、大众语运动

九五、一幕对话

九六、《立报》

九七、京派与海派

九八、补谈海派

九九、“文人相轻”

一○○、文坛续话

一○一、酒人与诗人

一○二、上海丙记

一○三、几个小人物

一○四、回力球

附 答一读者

一○五、“机遇”之页

一○六、上海丁记

一○七、语文教学

一○八、朋友与我

一○九、缘法

一一○、有趣的例子

一一一、我的家

一一二、我的梦想与梦境

一一三、房龙的故事

一一四、屠格涅夫与我

一一五、罗素的启示

一一六、性与道德

一一七、续谈性与道德

一一八、历史因素四等分论

一一九、罗素在中国

附 答一读者

一二○、《读书三昧》

一二一、斯巴达与雅典

一二二、谈裘可桴

一二三、谈蒋梦麟

一二四、莫罗亚的路子

一二五、前夜

一二六、军旅之事

一二七、东战场的轮廓

一二八、战场剪影

一二九、插说一段话

一三○、战神的脚步

一三一、战场初旅

一三二、军事新闻

一三三、从“四行仓库”谈起

一三四、最黑暗的日子

一三五、一个战地记者的基本条件

一三六、乱离初页

一三七、首都之战

一三八、生命究竟

一三九、生命意义

一四○、金华—南昌—武汉

一四一、向徐州行进

一四二、台儿庄巡行

一四三、陇海路上

一四四、大武汉的命运

一四五、东战场巡回

一四六、新闻圈内

一四七、山城初往

一四八、鹅湖之忆

一四九、东战场再巡回

一五○、折冲侧语

一五一、再插述一段闲话

一五二、弋阳一瞥

一五三、福州初旅

一五四、闽学

一五五、沿海风景线

一五六、溪口之行

一五七、杭州湾之南

一五八、东南堪察加之行

一五九、《谈敌军之用兵》

一六○、外汇率与农村物价

一六一、矛盾中之矛盾

一六二、魔术箱中之市场物价

一六三、抚河行进

一六四、上下古今谈

一六五、情与理

一六六、乱世男女

一六七、从唐仲友说起

一六八、“履霜坚冰至”

一六九、让我交代一下

附录一 三育版《校后记》

附录二 人文版《后记》

浮过了生命海

出版说明

扉语：达“死生”

一、病中杂感

二、广华小住散记

三、浮过了生命海

1.我做不了神仙

2.动手术前后

3.禁食十天

4.初醒、初食

5.姑娘经

6.大道在屎溺

7.“期待”是一首诗

8.隔床、对床

9.女诗人

10.“大道在屎溺”补

11.病人的心情

12.小商人群

13.杂感

14.天使们的知识水准

15.补谈输血

16.哀乐中年

17.活下去

18.但丁《神曲》

19.十二楼东

20.留念

21.世间

22.调养

23.晚景

24.再补输血的故事

25.补说护士的故事

26.生事

27.余话

后记

甲、生命的意义

乙、一位朋友的来信

一○九、缘法

我首先申明一下，五四运动以后，我研究历史，便接受唯物史观的观点；因为这一观点，和我所了解的王船山史论最相接近；而周易论变，正是辩证法。但我并未抛弃“缘法”的观点，这又是受了梁启超的影响。

十多年前，我曾说过：“近来许多朋友，用历史故事写小说，我们且搁开他们的成就如何不管；但他们对于人世演变的观点，和古人的观点绝不相同。（他们或许没有这种自觉。）所谓‘古人’，只是指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的文士而言，那正是产生传奇小说的时代，也正是佛教东来在中国生根插条、开花、结果之时。他们的观点，逃不了因缘和合的解释。扰扰红尘的群生相，何以如此，何以如彼，总是用一个‘缘’字做一条鞭的解释。在唯物史观的新论点上，对‘缘法’该如何交代，这是我几十年来时常考虑到的课题。”我们且看清代大小说家蒲松龄，他的《聊斋志异》可以说是一面人世相的镜子，他对于社会人生，通达极了；但他对于“惧内”（怕老婆）这件事，实在参不透，于是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醒世姻缘》，只能用前世冤孽来做解释，他在《聊斋》中，已经用这一观点来解释杨万石惧内的因由（见《马介甫》篇）。后来又用这一观点，来贯穿这一部长篇小说，觉得因缘果报事出前定，冥冥之中，自有不可抗的力量是存在着的。

我们且慢否定这一种观点，且看一些事实。明代抗倭统帅戚继光将军，他真是伟才大略，文经武纬，旋转乾坤的大英雄，他可以气吞河岳，却不能一振夫纲，到了家中，见了夫人便发抖。有一回，他的部属助他收拾夫纲，他的夫人一出了，他就请夫人来阅兵了。时人之中，张继先生，魁乎其伟的北方汉子，连那向汪精卫放枪的刺客，他都双手抱着，立即就擒。可是，他真是P.T.T会的会长。张氏惧内，国人有口皆碑，留法同学多目击之。彭济群先生，也是留法学生，他一日到张氏寓中去，进了门便看见张氏与其子女环跪于其夫人之前。夫人执鞭痛打张氏不已。彭氏想替他求饶，张氏却说他太太是好人，让她打打，出出气。有一回，那时在重庆，新年元旦，居觉生先生前往其家贺岁，至则其大门前置马桶一只；人内则见张氏跪厅中。居问所以，张氏摇手谓：“此我家事，汝毋问。”这些记载，见于坊间刊行的正式记载，决无夸张成分。如此这般，妙不可言。我也见过张夫人，也颇明事理，通达人情，何以对张氏就表现这么一种不可解的他虐狂呢？无可解释，只好托之前世缘孽了。

前代文士，如《红楼梦》中那些男女的离合，《西湖佳话》中许仙和白娘娘的离合，也都是用一个“缘”字来解释的。十五年前，我在北京碰到了张恨水先生，谈次及于他的小说《啼笑因缘》。他向我郑重说及“因缘”不是“姻缘”，（流俗妄人，替他用错。）我说：“我懂老兄的意思，这是‘缘法’，不是‘姻缘’。”

我推想：唐宋以来文士，接受了“因缘”的说法，也和我们接受唯物史观一样，拿到了一串百灵钥匙，开起来头头是道，觉得新奇有趣的。人类，或许需要一种精神上的麻醉药，（麻醉药，有时也颇有效果的，只要是适度的应用。）把我们所无奈何的“离合”归之于前定的缘法，也是一种心灵上的安慰。曹雪芹写《红楼梦》，有着这样的观点，说林黛玉是欠了泪债，才到大观园来的，这说法多么动人。西湖月下老人庙前对边联句：“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这条红丝，又是多么有趣。我在暨大教书时，有一福建学生Y君，他一直领导校中童子军；因此，他进了大学部，还是到中学部来领导童子军。那年春假，他带领暨中童军到杭州去旅行。有一天，他在苏堤柳荫下垂钓，恰好钓到一条青鱼，鱼竿出了水，那条鱼却脱钩而去。那时，恰巧一位小姐从堤上经过，鱼从空中落下，正落在她的胸前。她双手捧着活鱼，又惊又喜。Y走了过去，对她说明这鱼是他钓起来的，她便把鱼还给他，彼此点头而别。哪知第二天，暨中女童军和上海女子体专童军一同拍摄纪念照片，正由Y君拍摄。他抬头一看，那位小姐正是女体专的同学；她呢，才知道他原是暨中的童军指导。其后两校童军各自回上海去了。有一天，Y君刚从照相馆拿到了那一批湖上留影，恰乘上了六路环市电车，刚坐了下去，忽见一位小姐接着上车，正是那位小姐。彼此惊视，便交谈起来。从那以后，他俩交往密切，终结成夫妇。假使照《拜月亭》的往例，不妨称之为“鱼缘记”。“缘法”这一种观点，也和其他史观一样，它能够替芸芸众生的人世相拼出很有趣的玩意儿来，看去觉得很顺眼，也可说是头头是道。却也和其他史观一样，穿成串了的，虽是有条有理，散落在另一边的，仍没法理出头绪来呢！似乎“缘法”的解释，有似印度的那种图画，那图画把世界放在一个乌龟的背上，而乌龟又放在一条蛇的头上，却不曾说明那条蛇又放在什么上面呢！

因此，我觉得小泉八云，这个东方化的西洋人，倒有所悟解呢！他曾说：“倘使我问一位住在佛教的真实现存的气氛中数年、而有着反省的西洋人，东方的思想方法和我们自己之间，有什么特别差异的根本观念时，我想他一定回答道：‘前世的观念。’这个观念，比任何观念都更深地渗入远东全部的心底生活中。它像空气流通般普遍，它色彩着一切的情绪，它直接或间接地几乎影响及于所有的行为。人民各种的语言，他们家庭中的应对，他们的俗语，他们的敬虔或亵渎的呼喊，他们的悲哀、希望、快乐或失望的告白，全部和它有密切的串联。憎恶的表现词，也同样地受了它的影响；‘因果’或‘因缘’这句话，不可避免的报应之意，自然而然地要从所有人的唇边流露出来，当为一种解释，当为一种安慰，当为一种咒骂用。”这番话，引我入于沉思。

小泉八云，又举了几个浅近的事例：一个种田人，他正在挣扎着走上峻坂，满盛着的手车重量压住了他，便喃喃自说：“这是前世的因由，只好受苦啦！”人们在吵嘴，便会互相责难：“到底是什么冤孽，和你这样的人住在一起呢？”无能的或是恶人，要被人们用他的因果来咒骂；聪明的或是善良的，碰上了不幸，也会被别人用这样一句佛语来作譬解。没法团圆的爱人们，相信他们因前世犯了罪过，所以结果这一世才结下了不了缘。这都是包含在前世观念中的一切人生观念，对于人世间的众生相，是不是还有比这说法更逻辑些呢？那是另一问题。我们似乎应该承认从我们祖先到我们这一代，多少都安于这一套七巧板的安排方式呢！

不过，因缘和合之说，也并不如一般人所想的，那么粗糙简单的。梁启超论史迹的动态，说：“人类心理，时或潜伏以待再现。凡众生所造业，一如物理学上物质不灭之原则，每有所造，辄留不可拂拭之痕迹以诒诸后。但有时为他种势力所遮抑，其迹全隐，浅见者谓为已灭；不知其乃在磅礴郁积中，一遇机缘，则劲发而不能复制。”他对于“因缘”，曾作如次的解释：“观察所缘，有可能性谓之因，使此可能性触发者，谓之缘。‘因’为史家所能测知者，‘缘’为史家所不能测知者；治史者万不容误缘为因；然无缘则史迹不能现，故以观所缘终焉。”（观所缘缘论，佛论之一，梁氏即用其说。）“因果之义，析言之，当云因缘果报，史迹之因缘果报，恒复杂幻变至不可思议；非深察而密勘之，则推论鲜有不谬误者。”即以义和团事件为例，这一事件的起来，根于历史上所遗传的两种心理：一、排外，二、迷信；这两种心理，实使义和团运动，随时有爆发的可能。虽有这两种心理，其性质完全是潜伏着的；苟环境不宜于它的发育，它也终无由自遂；可是清末的社会环境，实有以滋酿之。其一，则外力之压迫，其二，则政纲之废弛；在两种环境中，乃使义和团立即爆发的可能。梁氏接着对于“缘”字，有很精到的解释。他说：“因虽夙具，然非众缘凑泊，则事实不能现；所谓‘缘’者，有亲缘（直接缘），有间缘（间接缘）。义和团之亲缘有二：一则社会革新运动之失败。二则宫廷阴谋之反拨。此二者又各有其复杂之间缘。社会革新运动，自有其心理之可能性，其所以觉醒而督促之者，尤在外交压迫之新形势。外缘与清室宫廷间发生联带关系，其间缘亦至复杂。如是内外新故诸缘凑合，遂有戊戌政变之役，戊戌政变为义和团之亲缘，其上列诸种事实，则其间缘也。亲缘之中，复有主缘，有助缘。因缘和合，‘果’斯生焉。有果必有报，义和团所得果报，复产生间接果报，以次演成今日之时局。因缘生果，果复生因，此事理当然之程序也。”一般运用佛家因缘果报之说，都没有梁氏所说的这么周密。（观所缘缘论，有的地方，比梁氏所说的更周密。）就梁氏所说的推寻下去，慢慢地又和唯物史观相接近了。

P502-506

曹聚仁作品系列总序

曹雷

曹聚仁先生是位多产的作家。从1921年来到上海时起，到1972年临终前一个月，他手中的笔就未曾放下过。他几乎每天都写，有时一日要写三四千字。他曾为自己统计过，自称一生写了不下四千万字。他的文字散见于海内外多种报纸及杂志刊物上，抗日战争时期，更见诸他发的战地通讯和专栏中。这些文字中的一部分，曾先后结集成书，约七十种。

曹聚仁的一生执过教鞭、当过记者、办过报纸。他的文字，涉及面甚广。早期以杂文随笔见长，上世纪30年代曾出版过《文思》、《笔端》、《文笔散策》等。他对国学也有研究，较著名的有他年轻时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笔录整理的《国学概论》和晚年在香港出版的《国学十二讲》（后以《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为书名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大陆出版）。

抗日战争烽火燃起，曹聚仁带笔从戎，穿上军装走上战场，当了一名战地记者，写下了大量新闻通讯。这些新闻类的文字在抗战中曾结集出版过《大江南线》；抗战胜利后曾与著名新闻摄影家舒宗侨合作出版了《中国抗战画史》，收一千多张真实的照片，四十万字文字史料，是当时最为完整的有关中国抗战这段历史的记录。以后在香港又陆续出版了《采访本记》、《采访新记》、《采访二记》、《采访三记》、《采访外记》、《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人事新语》等新闻采访、时事评论类的著作。其中也真实地记录、剖析了自己思想的演变过程。

作者对文史研究有浓厚的兴趣，他著述的《文坛五十年》、《上海春秋》（曾以专栏形式发表在香港报纸上，后由作者家属依手稿整理在大陆出版）、《万里行记》、《万里行二记》以及他晚年致力编著的《现代中国通鉴》（他原本计划写五卷，但只完成了甲编，就因病重无力写下去了），应都属于这方面的著作。

曹聚仁先生一生博览群书，写下了许多书评和读书笔记。在他生前，曾出版过《书林新话》；在其身后，他的家属又将他多年来发表在报刊上的这方面文字整理出版了《论杜诗及其他》、《曹聚仁书话》和《书林又话》。

由于集作家、教师、记者等多重身份于一身，曹聚仁生前曾广泛接触过文坛、政界、新闻圈等各方人士，留下了“人物志”一类的大量文字。其中一部分他曾收在自己未完成的自传《我与我的世界》中。他故世后，遗稿中的人物类文字由女儿曹雷编纂成《听涛室人物谭》和《天一阁人物谭》二书，在上海出版。作者生前与鲁迅先生友情甚笃，60年代他在香港出版了《鲁迅评传》和《鲁迅年谱》。前者于上世纪末曾在大陆和香港再版。而作者的《蒋经国论》和《蒋百里评传》二书，在香港出版后，也曾在台湾和香港再版。

作者生前也写过小说。抗战时期，他写过反映一群学生在战乱中生活和命运的小说《灯》，在战时的报上连载。他还曾打算用说书的形式结合评述战况分多天来讲演这部小说，不料场子接洽好了、海报也张贴了，却赶上日机炸毁了发电厂，也炸毁了他当一回说书人的梦想。50年代初，他在港报上连载过小说《新双城记》和《夜半》，都未成书，原稿也失散了。他的小说《酒店》，反映了50年代从大陆流落到香港的一个特殊人群的苦闷和彷徨，曾在香港出版，并于近年再版。他生前在香港出版的另一部章回体的小说《秦淮感旧录》，则描绘了国民党政坛人士逃离大陆时的纷乱和错综复杂的心理。

《论杜诗及其他》是作者的妻子邓珂云根据作者遗稿《杜诗二十证》整理，并补加作者生前有关旧体诗的论述成书出版的。

《浮过了生命海》则是作者晚年病中的随笔。  作者喜爱中国的戏剧，一生未曾停止过对中国戏剧发展史的研究。他曾写过相当数量的剧评和有关戏剧史研究的文字，在他的《人事新语》和《万里行二记》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这方面的评述。作者晚年正值国内文化大革命时期，他深爱的祖国艺术瑰宝和他崇敬的艺术家们大受摧残。在这样的萧瑟气氛中，作者将他收集多年的艺术类刊物、杂志、剪报，加以编辑影印，出版了一本《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书中收入两千多张自1949年以后国内各舞台剧种及电影剧照，设立了梅兰芳、周信芳等多位艺术家的专辑，这是他努力想保存下来的资料。《集成》中还有作者的撰述、评介文字二十多万字。1985年，这本大书中的文字部分，经女儿曹雷整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听涛室剧话》。

作者晚年写下的那部未完成的自传《我与我的世界》，先后有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三个版本，均面世于作者身后。每版都对前一版有所增补，以山西北岳文学出版社的最为完整。详情可见各书的出版说明。

作者生前所写文字已不可能收集完整。结集成书的作品，除三四十年代上海出版的以外，大陆见到的不多。80年代后，大陆的出版社陆续再版了他在香港的一些作品以及由作者家属从他的遗稿中整理出的作品。这二十来部作品分散在各个出版社出版，其中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上海东方出版中心、上海书店、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等，其中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书种最多。

此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曹聚仁作品系列，计划五年内将曹聚仁的代表性著作分批出版。其中有一些将重加整理，使其更为完善。更有不少则属首次在大陆与读者见面。通过这些作品，读者或可对作者及其文字生涯有一系统全面的了解，而有志于曹聚仁研究的学者自然也有了更丰富的文本资料和可靠的版本依据。

“曹聚仁作品系列”的出版，得到各出版社和上海鲁迅纪念馆等单位的支持，在此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2006年11月2日

甲、生命的意义

昨报载一双男女服毒身死的新闻，看了不觉惘然！人生所为何来？生命究竟有什么意义？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自必趋于悲观的。

友人郑振铎先生，他多年前曾译了路卜洵的《灰色马》（小说）。（启示录：“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以此得名。）这部小说的译介，在那时很震动一时的，前面有瞿秋白、沈雁冰（茅盾）的序文，后面有俞平伯的跋。这小说中的主角佐治，他是极端的厌世主义者。在佐治看来，便杀人也算不了什么，打猎时杀了一只兔子，归来时便忘了。杀人与杀兔子又有什么分别呢？他的憎厌与怀疑到了极点，便接受了尼采的个人主义，“我是孤独的，如果没有什么人保护我，我便是我自己的保护者；如果我没有上帝，我便是我自己的上帝”。他如此的在人间孤矫地游行着，便成了一个冷酷而忽视一切的人了。一切事情，在他看来，都是可笑而无谓的。生命，他觉得是可厌的，他说道：“一切都是虚无，都是谎话呀！”于是最后手枪同他在一起了。他的杀人，不是为了主义，也不是为了爱，仅仅是不愿生活着过和平的生活而欲以流血为娱悦的。杀X总督与杀Y总督是一样的，杀依黎娜的丈夫也是一样的（依黎娜是他的爱人）。打猎杀了一只白兔子，不是仅仅为了自己的娱悦么？这完全是生的厌倦与生的怀疑的归宿。，不唯佐治的思想是如此，近代的人也至少有一部分是充满了怀疑与厌倦，带了佐治式的冷酷与忽视一切的色彩的。这实在是近代人的社会人生问题。我们看了社会新闻的叙写，又把《灰色马》的佐治式人生观看一看，此中确有十分相似之处，佐治说：

没有爱，没有世界，没有生命，所有的只是死。死是冠，是荆棘之冠。

我倦于生活了，今天同昨天一样，同样的乳色的雾，同样的灰色的日常生活，同样的恋爱，同样的死亡。我们且看一些人所表示的厌世手段虽不同，而其趋向则是一致的。（作者的态度，对于“生”、“死”都是歧出而暧昧的。他赞美死，又诅咒它，既视死为唯一的解决，却又同时憎恶它。）

在鲁迅的小说中，有一篇题名《伤逝》的，也是刻画这一型的灰色人生观的。《伤逝》的主人公涓生，是一个神经质的狷介冷僻的青年，他的对手子君，也似乎是一个忧郁性子。她的温婉，她的女性的忍耐勇敢和坚决，使人觉得她更可爱。然而这种委婉的悲哀的女性心理，似乎涓生并不能了解。所以当经济的压迫终于到来时，这对人儿的心理状态起了变化，走到了分离的结局了。涓生心头，自以为“她（指子君）所磨炼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也还是一个空虚，而对于这空虚却并未自觉。她早已什么书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她应该决然舍去，——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责，忏悔了”。结果，子君并没通知涓生，回到自己家庭，并且死了；怎么死的？不明白。涓生说：“要向着新的生活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这些话，虽是小说家言，但在我看来，恰正是那些社会新闻的注解，最好的注解。

前几天，我的闲谈，因为潘君的下问，便涉及人生究竟，这一古往今来的哲人所关心而不曾获得结论的问题。我也由于潘君引用了道家所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话，也引用了一些悲观哲学家的议论。昨承谢、吕二先生严正指教，认为我们不应该否定生命的意义，深感至意。（之斌先生来信，刊在后面。）自来悲观哲学家，不一定消极地否定人生，生命无常之感，几乎每一哲人都有此感受；所以，《旧约·传道书》的议论，颇和佛家相接近，而肯定人生的死亡，也是“逝者如斯夫”之叹息。而乐天派哲学家，如杨朱的“贵生爱身”，却也不一定是肯定人生。因此，我且把那些一时的感触，再向朋友们说一说。

我们列举的，如辛克莱（他写了《人生鉴》，也正是《煤油》的作者），如罗素（他写了《快乐的原理》），如鲁迅，他们都是肯定人生的，但不一定否定悲观主义的。我的看法，也正如此。前几天，看了连三接二的自杀、双死的新闻，这不是对自己生命开玩笑吗？使人不能不追问一句：生命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最近，日本青年也组织了“活下去”的会，反对自杀，见日前的东京电讯。）但那死者如地下有知，一定会反问我们：你们且看，千千万万的人，每天在吃喝嫖赌的糜烂生活中过活，他们甚至用毒物来消耗自己的生命，慢性的自杀，其对于生命又有什么意义？而那些殉情的男女，反而用“生命”来证明爱情的伟大，也未可知。所以，我曾说过，我们所碰到的是各种哲学而不是一种哲学。正如辛克莱所说的：世界是充满着思想的派别的，其中有神学家，有形而上学家，有经院派哲学的教授，有超绝学派，有通神学派，有基督教的科学家，不住地在我们面前演出思想上形形色色的猴儿戏。他们都找各人心喜的事情来证明，然而其中没有两个人会证出同样的东西；这使我们终于明白他们毕竟是一无所证。他又嘲笑基督教的科学家，说他们宣言无所谓物质，又言寻常所谓苦痛，只不过是人心的一种幻想。他们对于这种信仰，始终神志是清醒的，直到他们有一天，偶尔被汽车所压，折断了大腿骨，于是，他们不再以为是人心的一种幻想，也跟我们一样，要去找一个胜任的伤科医生替他们接骨了。所以，我们不一定说怪话，我们不妨先问一句：所谓“意义”的“意义”是什么？而所谓人生的“价值”的“价值”，究竟总是核算的？要问“一斤爱情”，值多少“钱”？只好说“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了。而“死有重于泰山者，有轻于鸿毛者”，为爱情而死，是否重于泰山呢？也就看各人的看法了。

当然，我的话只是闲谈，我们且回上去，说说快乐派杨朱师徒所安排的生死问题：孟孙阳问于杨朱，曰：“有人于此，贵生爱身，以祈不死，可乎？”曰：“理无不死。”曰：“以祈永生，可乎？”曰：“理无久生。生非贵之所能存，身非爱之所能厚。且久生何为？五情好恶，古犹今也。四体安危，古犹今也。世事苦乐，古犹今也。变易治乱，古犹今也。既闻之矣，既见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犹厌其多，况久生之苦也乎？”孟孙阳曰：“如此，早死愈于久生，则践锋刃，人汤火，得所志矣。”杨子曰：“不然，既生则废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于死，将死则废而任之，究其所之，以致于尽。无不废，无不任，何遽迟速于其间乎？”（西方古代哲学家伊壁鸠鲁也说：“你须便常想，死与我们绝无关系，因一切好与不好，皆在感觉之中，而死乃是感觉绝灭。因此，我们若真正知死与我们无关，对我们有死的人生，于我们为可乐；盖此正确知识，使我们知人生有限，而可免于希求长生之苦。诸不好中之最凶顽者——死，与我们无关，因为当我们存在时，死尚未至；及死至时，我们已不存在矣。”）这样的议论，怕又不是醉生梦死的人所曾体会得的。

总之，我并不是哲人，只是闲谈而已。

前天，报载一位七十多岁的老翁，丢开了他的妻儿，离家自杀了。这一类人生悲剧，几乎天天见报，只能付之一叹。不过，这位老翁，他六十五岁时才养了孩子，我们可以料想，六十五岁以前，一定时时觉得孤独、寂寞，人生没有什么意义。他也曾享受过老年得子的愉快。可是到了七十多岁，他有两个孩子，因为生活艰难，又走向自杀之路。人生真是多么矛盾！读者潘君，要我说：“人生所为何来？”我自己也就在这些人生悲剧面前，彷徨失措，我想，我如能下答案的话，也就是哲人了。（我自愧不是哲人！）（辛克莱在《人生鉴》中也说：“不幸，我不晓得人生是什么，我的唯一安慰，只在别的人也没有一个晓得。”有一回，辛克莱坐在铁道旁边，跟几个叫花子谈闲天，看他们拿着一个旧罐头煮汤吃。那几个叫花子，就说起：“人生是多么奇怪的一件事，我到底是什么？我是怎么来的，又将怎样去？我到底有什么意义？我生在世间为的是什么？”他们的结论，跟我们一样：“天晓得，真是一桩怪事，不是吗？伙计！”这真是永恒不能解答的问题。）

我们在许寿裳先生（鲁迅老友）回忆鲁迅的文字，看到他们一同、看佛经的事。鲁迅承认释迦牟尼是大哲人，他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释迦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但鲁迅又说佛教和儒家一样，都已死亡了，永不会复活了。也就是说，对于人生究竟的解答，释迦也不曾替我们解答了的。鲁迅所下的答案，比较积极得多；但是说鲁迅已经下了“终极”的结论，也还是有问题的。（古往今来的哲人，悲观的每比乐观的更了解人生，更接近真理。辛克莱在校中读书时，他们的教授提出一个老问题来问他：“你愿意做一个快乐的猪呢，还是做一个不快乐的哲学家呢？”他说：“我愿意做一个快乐的哲学家。”那教授说：“这个也许是不可能的。”）

乙、一位朋友的来信

××：

好久不见了，你好吗？你忙吗？我祝你好，祝你忙，更祝你进步。

我每天“猛读”贵报，至今已逾五阅月了。

我很喜欢读贵报的“黎明试笔”。姬旦先生的畅通流利，清洌干净的文章，我觉得很“醒目”，虽然我不知先生何许人也。但是昨天的那篇《人生所为何来？》（即“论生死”）似乎有多少意见。

姬旦先生在《人生所为何来？》的“试笔”中，引辛克莱（不知是否指Upcon Sinkire）、鲁迅等对“人生所为何来”的观点，我不同意。姬旦先生好像认为人生是无意义的，他在怀疑人生为的是什么？怀疑我们生在世间为的是什么？最后他还引述“有一天下午，在某菜馆遇郑振铎先生，而第二天下午，郑先生在伊尔库次克坠机身亡了。”接下去是呜呼一番。从这样的观点，这样的观念，来写这样的文章，我认为有提意见的必要。

你和我包括姬旦先生在内，“来”到这个世界，生存在地球上，不是“自愿”或“志愿”而来的，而是依照生物界自然规律发展而来的。我们一直推上去，推到我们的祖先——原始人，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也是依照这个规律发展而来的。并且他们绝对不是突然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他们是依照自然的规律，进化的法则，由动物进化过来的，生命本身就是自然界进化过程中的产物，这是人的来历。

假使人生没有意义和目的的，所谓“人生所为何来？”那么我们祖先的人生也一定没有意义和目的的，因为他们也是人。如此，则生老病死，从原始人开始，永远是原始人，我们到现在可能还生活生存在原始社会中，这岂非笑话？可幸我们祖先在人类发展的进化过程中，学会了劳动，他们用劳动来改造生存的环境，用劳动来创造世界，他们以不断的劳动，创造了比其他动物更美好的世界，这是我们祖先的人生有所为。

我们的人世是什么？我们生存在这世界上为的是什么？简单得很，为的是要创造比今日更美好的世界。

姬旦先生继续说：“假使太阳系整个毁灭，又化为星云，重新来过，也未始不可能的，生命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假使以这样的论调来否定人生的意义，那么一切都完了，姬旦先生还写什么《人生所为何来？》。写文章本身就是无意义的了。等因奉此，饥寒交迫的奴隶，全世界上的罪人，更不必争取什么翻身，要求过人的生活，反正什么都没有意义的，乖乖地保持现状罢！我认为这样的论调有毒。相反的，我们的人生观是：好！来吧，太阳系请今天就立刻毁灭，我们重新来过，还是一样要来的。从地球冷却开始，从各种化合物进入有机物的产生开始，从单细胞变成活的物质；由形成最简单的生物开始，地球上还是一样会有生物的。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年代，地球上还是一样会有人的。人，还是一样要生活，要劳动，要进步，要创造世界的，人生还是一样有意义，有目的的。再来__次太阳系毁灭怎么样？对不起，我们还是一样要重新来过的……重新……重新……这不是人生有没有意义的解释，这是生命起源的问题。姬旦先生不能拿太阳系毁灭来吓人，来否定人生的意义。

至于“古往今来的哲人，悲观的每比乐观的更了解人生，更接近真理”。我无话可说，我的回答是：我们宁可不要这样的“了解”，不要这样的“真理”，更不要这样的“哲人”。祝撰安

弟之斌上 3月21日夜

（附注）我在《循环日报》用姬旦笔名写了《人生所为何来？》，之斌先生来信指教，足备参证，特附刊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