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文学》是一本关于雷蒙德·威廉斯的访谈，把他作品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带入清晰的关注焦点之中。自始至终，威廉斯逐步展开了对自己作品的批判性反思。本书是一幅非凡的肖像描绘，呈现了一位在西方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

在文化研究领域，无论怎样赞美雷蒙德·威廉斯的贡献都不过分。马修·阿诺德和利维斯把文化视为人类“所思所言的精华”，宣称只有少数人才享有文化，他们强调了文化本身超越物质性的一面，以精神贵族自居，垄断了文化话语权。威廉斯则把文化定义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彰显文化的物质性和日常性，从而颠覆了精英主义的文化观念，用文化来诠释大众的日常生活。毫不夸张地说，威廉斯对文化定义的拓展预设了当代文化研究的疆域，奠定了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石。从事文化研究，威廉斯是必须加以了解的一个人物，《政治与文学》是《新左派评论》三位编辑对威廉斯的学术访谈，《政治与文学》内容涉及威廉斯个人生活和学术发展的几乎全部主要历程，对于理解威廉斯的学术思想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前言

雷蒙德·威廉斯年表

Ⅰ．传记

 1．少年时代

 2．剑桥

 3．战争

 4．重返剑桥

 5．《政治与文学》

 6．成人教育

 7．五十年代

Ⅱ．文化

 1．《文化与社会》

 2．《长期革命》

 3．《关键词》

Ⅲ．戏剧

 1．《戏剧：从易卜生到艾略特》

 2．布莱希特和布莱希特之后

Ⅳ．文学

 1．《阅读与批评》

 2．《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

 3．威尔士三部曲与《志愿者》

 4．《乡村与城市》

 5．《马克思主义与文学》

Ⅴ．政治

 1．英国：1956～1978

 2．《奥威尔》

 3．俄国革命

 4．通向变革的两条道路

参考书目

Ⅰ．传  记

1．少年时代

你的家庭和直属社区有什么样的特征？

我出生于潘迪(Pandy)，一个农业主导的村庄，它具有典型的威尔士乡村结构：农场以小规模的家庭为单位。我父亲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作为农场劳动力开始干活了。不过，后来山里通了铁路，他在15岁时找到一份铁路搬运工的工作，一直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参军入伍。复原后他成为一名铁路信号工助理，然后成为铁路信号工。因此我的成长环境非常特别，小型农场独特的乡村社会模式与另一种社会结构结合在一起，后一种社会结构属于铁路工人，他们是有组织的工薪族，能够感知到比连接他们的村庄更为广阔的社会体系。但是他们同时也被羁绊在直接归属的地方，与特有的家庭农场绑缚在一起。

来自东部的压力始终存在着，正如我们愿意说的那样——那种压力来自英格兰，因为我们正好居住在与其不同的乡村生活的边缘地带。这里有更为宽敞的庄园豪宅和曾经在印度殖民的退休主人，但是这些已经非常边缘化了，虚有其表。

社区有多大？

它是一个典型的离散型社区，而非一个核型社区——总体而言，这种典型的社区形式不仅适合于威尔士乡下，也适合于不列颠西部的许多地区。直属教区的范围：一个方向是3英里，另一个方向是4英里，大约有三四百人居住其中。因而，农场之间大约相距1／4英里。当然也有小片聚居的人家，比如我就成长于比邻而居的6个家庭之一。它与典型的围绕教堂核状分布的英格兰东部乡下社区相比，差异是非常明显的。村里有一所威尔士圣公会管辖的学校、一个教堂、一个浸信会小礼拜堂和一个长老会小礼拜堂，还有四个小酒吧。

据你所言，似乎在许多方面它都不是一个典型的地区，对于英国乡下而言，这无论如何是不寻常的，因为你所描述的实际上是小户农业，没有任何大的开发群体。这当然比不上土地所有者一承包者一农业雇工组合成的三联体，这是英国的主要模式。

是这样。

同时，虽然你的父亲在一个典型的工人阶级行业工作，但这不过是一种理论上的说法，实际上与现代城市无产阶级所处的通常环境不同。

我认为关键就在这里。我费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我的处境不具有代表性。村里半数以上的人口是小农场主，他们的直接活动基本上不涉及剥削(家庭内部除外，这里事实上存在着很多的剥削：但是仅表现在家庭内部，而在家庭之外没有)。他们不是典型的劳动力雇佣者。农场的平均面积为60～100英亩，其中大约一半是起伏不平的山坡牧场，另一半草场则在山谷里。然而，农场主们显然是这一社区真正稳定的社会阶层，其他人也确实觉得自己在这个地方定居的程度比不上农场主们。其他人的社会构成通常是混杂的。这里有铁路，促生了15～20个家庭、做零工的建筑工人、少许乘火车去城里上班的人，还有普通的乡下手艺人。

这些农场主或许看似非常稳定，但实际上小农场在经济上可能相对没有保障：年景有好有坏。

是的，那是让人沮丧的地方，小型农业直到现在依然长期投资不足，而且，正如我曾说过的那样，家庭里的劳动是剥削性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存在着推迟婚姻的压力；根据父母死亡年龄的偶然性和对遗产的处置情况，在兄弟姐妹之间存在着许多不公平；还有，孩子们在很小的年龄就开始干活。他们不认为这是剥削，但是劳动确实很辛苦。奇怪的是，当这样一个家庭为了还债而变卖家产时，忽然间感觉他们好像一直都是物质财产的拥有者。当目睹家产变现的过程时，就会得到这样一种奇特的双重印象。在这样的家庭里事实上从来没有任何剩余资金，钱都投到了建筑物或牲畜上，手头的几英镑现金在任何时候都要少于许多低薪工人。当然，变卖家产是一场灾难，因为它在某些方面意味着这个家完了。

贯穿整个19世纪的土地集中进程仍然一直在继续推进。有时难以相信，甚至现在还有那么多的小型农场，但是如果回到100年前，那时，小型农场的数量是现在的两至三倍。从那时起这类地区就一直在持续向外移民，以至于存留下来的也都是早前两三个小型农场的合并。

两次世界大战之问，这个社区整体一直在缩小吗？

人口一直在减少，因为一直有人无法找到任何适合自己的工作。他们像我们一样没有土地。举例来说，我的祖父曾经是一个农场雇工，他和雇主发生了争执(这雇主住在20英里之外)，后来就成为一个养路工。但是在类似的情况下，我所知道的其他一些人就离开这里去了矿上——许多人迁到有矿的山谷里，或者迁到城里工作。20世纪有一次向伯明翰的大规模移民，我家族中的许多人都去了那里。人们在不断地向外迁移。一直有大量的女性在离去，女性的迁移事实上要在男性之前。女孩们离开这里去从事家庭服务业。威尔士农村人口的最大流失首先是女性的流失。此后，男人们开始离开这里去别处寻找工作。铁路在当地显得重要的原因在于：铁路员工的工作受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评价，因为它没有风险。这话现在听起来像是在讽刺，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关于铁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它是一份高收入的稳定工作。

铁路员工和农场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在二者之间似乎完全没有任何社会障碍。我父亲最亲密的朋友就是一个农场主，这具有代表性。我父亲终生都在收获的时候帮助他的农场主朋友，也会在这个朋友的田地里种下自己的土豆，为我们全家提供重要的食物。如果你接近少数几个大农场主，就会开始意识到某种社会距离，那种感受你在遇到拥有汽车的某个人时也会发觉。当时只有两三个农场主才刚刚拥有汽车，学校的校长也有一辆。

有趣的是，村子里的政治领袖是铁路员工。我父亲所在的信号岗上有三个人，一个成为教区委员会的书记员，另一个是地方议员，而我的父亲则跻身于教区委员会。他们比村子里的其他任何人都要活跃得多。所有的铁路员工都投票支持工党。与之相反，多数农场主投票支持自由党。在村里内部事务上，两者之间也存在着趣味上的局部分歧——其典型表现是关于支出。铁路员工是现代化的，比如说，他们想要引进自来水和其他新事物。他们读的书多，还经常交谈，这是他们在地域性之外的另一社会维度起决定作用的地方。因为铁路信号工在火车通过的间隙有很长时间无所事事，他们就通过电话一聊几个小时，把电话打到远在斯温顿(Swindon)或者克鲁威(Crewe)的信号岗。当然，他们不应该这么做，但他们总是在这么做，因而他们一直从诸如南威尔士这样的工业化地区直接得到新的消息。他们接触了一个广阔得多的社会网络，努力把现代政治引到村子里。这就意味着提高税率，农场主们对此表示反对，因为他们确实没有多少可以自由支配的资金。如果农场主们有组织地反对，他们就会获胜。

P1-5

在当今英语世界社会主义作家中，雷蒙德·威廉斯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没有任何一个“左派”人物有如此大量的作品值得赞扬。而且，这些作品的范围在英国或美国可能是没有先例的，包括了政治介入、文化理论、思想史、社会学、文学批评、戏剧分析、语义学研究、小说、戏剧和纪录片剧本。无论根据何种比较标准，威廉斯的读者都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仅是他的英国版本的作品迄今已经售出大约75万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很少社会主义者能够通过如此恒定、经常具有极高智力标准的作品宣称赢得并保持了这么广泛的读者群。

然而一直到最近，对于威廉斯作品的持续讨论还是相对缺少的，尽管这些作品在英语研究领域里(这个领域或许是英国自战争以来对于民族知识分子阶层的构成最为敏感的领域)日益增长的权威和影响，使“右派”一方迄今为止还没有与其全力紧张交锋的任何尝试。威廉斯作品的广泛性和多样性跨越了学术疆界，打乱了学科预期，这无疑已经成为敌对方保持沉默的原因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同样智力上的困难无疑在“左派”一方也已经被感受到了。不过在这种情形下，更为重大的因素也在发挥作用。在过去10年间，活跃在英国的社会主义文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次是占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这种变化应该归功于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在20世纪40年代形成的本国杰出的历史学家群体的工作、费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辩论和社会辩论资源的枯竭，以及国际观念和国际习语在新一代——这代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引人注目的斗争期间或者之后——当中的传播。这种马克思主义与威廉斯的著作保持了值得关注的距离。当《文化与社会》和《长期革命》分别在1958年和1961年出版的时候，维克多·基尔南(Victor Kiernan)就《文化与社会》、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就《长期革命》写了两篇重要的评论。但是自此以后，威廉斯对戏剧、文学和电视的关注更具专业性，与那些专业史学家的分歧似乎已经妨碍了二者之间密切的持续对话。在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当中，即便分歧之处更多地在于使用的词汇和理论上的虔诚而非出于不同的兴趣，对其作品的直接关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较少。但是，最初的全面评价正是来自这一代人。1976年，《批评与意识形态》第一章发表了，作者是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威廉斯以前的学生。几乎与此同时，威廉斯本人在1977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第一次论述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定义和重要问题，在进行论述的时候，他披露了自己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某些未曾公开的历史。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左派评论》构想出版一部与雷蒙德·威廉斯的访谈录，深入详细地探究其作品的内容与形式。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新左派评论》成型的时候，它就已经反复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如果没有充分估量威廉斯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贡献，任何自主的或成熟的马克思主义都不可能在英国形成。伴随这一有计划的安排，威廉斯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了一些重要的政治和理论文章。这些文章包括《英国左派》(NLR 30)、《文学与社会学：纪念吕希安·戈德曼》(NLR 67)、《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础与上层建筑》(NLR 82)、《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战后笔记》(NLR 100)和《唯物主义诸问题》(NLR 109)。尽管如此，《新左派评论》证实了它在这些年里并不比其他左派刊物更有能力评估威廉斯不断取得的成就。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现代传统，其主要关注在于别的方面。在这段时期，《新左派评论》系统地介绍评价了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的代表人物——卢卡契、萨特、葛兰西、阿尔都塞、阿多诺、德拉·沃尔佩(DellaVolpe)。这一方针的原则是双重的：清晰而又连贯地陈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每一种潮流的结构性概念和主题，然后以一种既独立而又团结的精神、公正但却坚定不移地用批判的眼光评价它们。这种做法使《新左派评论》区别于老一代和年青一代中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化在英国扩大的两种反应：把外来学说看做异族理论对本民族传统的入侵而强烈谴责；或者以损失所有其他流派为代价对某个流派如导师般地拥护，视为某种具有优先权的知识所在。《新左派评论》对比鲜明的立场可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性读本》收录的文章中得到诊察。现在这本书是那项工作自然而必要的延伸，它是在威廉斯本人的写作自觉加入到更为广泛的国际马克思主义论争的时刻，转向评价当代英国卓越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它直接源于《新左派评论》编委会成员安东尼·本奈特(Anthony Barnett)在1976年的一篇文章中对于威廉斯全部作品的关注，这篇文章(《雷蒙德·威廉斯与马克思主义：对特里·伊格尔顿的反驳》)试图探究并鉴别威廉斯社会主义的独特不同之处。为了使这种关注发展成充分和直接的交流，就设想了用访谈构成一本书的方案。

从历史上看，访谈是现代新闻业的一个创造，还不到100年。它最初为报纸而设计，最近才零星地用于图书。作为一种形式，它通常受到人为缄默的限制：引发受访者回应的访谈者自己并不开口表明他们自己的立场。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访谈——可能尤其关于智识问题的方面——通常也是没有批判力的，因为真正批判性探索的先决条件是对可供选择的观点进行辩论的能力和意愿。在可能做到的地方，《新左派评论》尽力构建访谈的另一种模式，允许双方的陈述和辩论。这本书就是那种做法。但是，这本书的规模是非同一般的。这应归于我们对威廉斯著作性质及其重要性的评价：它与欧洲别处的类似著作完全不相上下，在某些极其重要的方面具有更高的价值；同时也应归于威廉斯自己毫无保留的自愿，他愿意回应向他提出的那些问题、批评和相反的论点——以往这样的先例是很少的。这些访谈是1977年6月到11月在剑桥进行的，其中关于小说的访谈是在1978年9月进行的。

NL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