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在我们的潜意识中生了根。你我身上都有挥之不去的中庸。中庸,可以成为你做人的机趣、生命的智慧、文化的优势,也可以使你陷入心理误区,滋生民族劣根性,可谓“成也中庸,败也中庸”,“美也中庸,丑也中庸”。你想不想品一品你身上的中庸,看一看自己的影子?你想不想深入自己的心灵,升华自己的品格,做大写的中国人?
中庸,一种处世的态度,中庸,一种心灵的学问,中庸,一种生命的智慧。
读读中庸,学会轻松;读读中庸,学会决乐;读读中庸,学会自信;读读中庸,学会充实;读读中庸,学会成功;读读中庸,学会幸福的生存。
中庸是中国自古的文化财富,是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化积淀,在中国入的潜意识中生了根,成为一种微妙的自发的心理力。中国人性格的秘密,中国民族性的复杂性.中国历吏的复杂性,中国国情的复杂性.其机理藏于中庸。中国人的中庸,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发生过不同的作用,可谓“成也中庸,败也中庸”,“美也中庸,丑也中庸”。
本书揭示了中庸这一中国人性格的秘密,全面、深入、细致、客观地解读了中庸之道,对中庸与中国人的关系、中庸的哲学机理、《周易》《中庸》《菜根谭》这些中庸文化元典的哲学关联、儒释道文化风格中的中庸智慧,以及自5000年前的黄帝、伏羲一至于今日的中庸文化源流,作了深入浅出的解说。
二、中国人性格的最深秘密
民族性是民族成员之间共通的思想感情、意志,是一个民族区分于另一个民族的“个性”、“根性”。因为文化积淀的根深蒂固,所以,从整体上说,民族性是很难改变的。如果那么容易改变,世界上就不可能有林林总总的民族了。
中国文化是早熟的,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也是早熟的。中国人性格既见之于孔子的精神和老子的精神,又见之于一代一代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既见之于中国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理想,也见之于成年中国人对待人生、对待人际关系、对待社会生活的态度。社会心理学家沙莲香在上世纪末的著作《中国民族性》一书中用“复杂”、“深刻”、“宽厚”、“圆熟”四个词概括中国的民族性。他说,这种性格到了不以为然、左右自如的成熟程度、深刻程度、宽厚程度、复杂程度,如同一个精神境界很高、造诣很深的人不觉其高、其深,能够己立立人,己达达人。
(一)中国民族性格的“理想层”
《论语》中孔子说到他的治国方略:“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均”、“和”、“安”是治国的总方针,并且从“均”、“和”、“安”出发建设“精神文明”,修文德,悦近来远。远方的人——其他民族的人和外国人——来了又怎么办呢?“既来之,则安之”,使之安居乐业。
从这一治国方略可以看出儒家和孔子从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出发,以开放的政治心理观察世界,思考问题,它追求的是社会管理之“安”和人伦之“和”。
再看看道家老子“柔弱胜刚强”的生命理想。《老子》说:“上善若水”,“至柔者莫如水”,又说:“曲则全”(《老子》二十二章)。水因为至柔,它往低、下、空的地方运行,并随时接受外部力量的约束,流到湖里就是湖,流到海里就是海,它也可以在江河中曲折而行,处于一定的势位,蓄积到一定程度,它的力量大得惊人,“攻坚者莫之能御”。“水”蕴涵了老子“至柔至刚”的哲学道理。确实,水是最具备“圆而神”灵性的东西。它淡而无味,最善于适应环境,但任何生命都离不开它。老子通过“水”,给了中国人中庸审美价值和人格理想。
孔子精神和老子精神作为中国人性格的理想层,几千年来塑造了历代的中国人。 中国人读经史子集、“四书”、“五经”;求识几个字者读《三字经》、《增广贤文》和《菜根谭》等蒙学教材和普及读物。这些书哪一本不“中庸”?《三字经》以“人之初,性本善”开篇;《菜根谭》的主题是“得天地中和之气;识人间淡泊之真”;《老子》教人如何“守雌节”;《论语》教人“反躬修己”,“温柔敦厚”;《诗经》采自民间,孔子说它“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二十四史”本传人物以中庸文化的价值标准推介与评价:例如司马迁《史记》以“太史公日”赞“飞将军”李广:“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会不从。此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为人,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人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精诚,自见于士大夫也。谚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矣。”
中庸通过文化理想模型一代代中国人。
(二)中国民族性格的“心理层”
“理想”是人们头顶上的太阳,而我们只能在“事实”的平原上追逐“太阳”。由于环境的制约和条件的局限,人们在追逐理想的过程中,可以有积极的心理效果,也可以有消极的心理状态。特别是腐朽的封建专制和1840年以来的半殖民地社会,天灾、战乱、人祸,中国人求生不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的性格在心理层面上免不了积极与消极并存、优质和劣质兼有。
沙莲香在《中国民族性》一书中,对中国民族性格的心理层有过绝妙的描述。他说:中国人对待人生,对待人际关系,对待社会生活的态度都比较规范,有一套处世哲学,委婉,幽默,乐观,达理,重人际和睦,善顺应自然,同时又好用心机,捉弄世道,冷眼相看,取乐于世,如此等等。中国人的这样一些性格特点,看上去好似不相容,但这后一种特点正是前一种的补充,特别是在长期经济落后和教育落后的情况下,这后一种性格是摆脱困境、自我保存的一种方式,一种心理投射。因此,中国人民族性格中的优点和劣点常常分不开,委婉与虚伪,幽默与狡猾,长乐与知足,微笑与心机,拔刀相助与冷眼旁观等等,都以微妙的形式结合起来,性格表现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由于中国在世界上的特殊位置,近代和现代有许多中外人士对中国民族性进行了研究,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庄泽宣的《民族性与教育》,该书193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通过对中国民间谚语、格言、歌谣和文学艺术的具体分析,考察中国人的民族性,并且按照中国的哲学视野将考察放在“天”、“地”、“人”(“三才”)这三个维度上。
对待人生,表现为个人修身、乡党亲谊、宽厚和平、中庸调和、容忍谦让五个方面;
对待宇宙,表现为听天由命,自然放任两个方面;
对待事物,表现为安分知足,笃实力行两个方面。
三个维度的安排,表现天地人和谐,而以人为本,这正是中国民族心理。
庄泽宣在书中设计了中国民族性表。这个表的启示性,不仅在于他的三维分析法,而且在于他把主次观点和层次观点纳入维度构建之中,使中国人民族性格结构呈纵横交错状态,维度和层次既有区别,又互相联系,结构复杂又有弹性。(见下页图)
难怪沙莲香教授认为中国民族性“既复杂又深沉,既宽厚又圆熟,复杂得深,深得复杂,宽得圆熟,圆得宽厚”。
在“天地人”的三维结构中,庄泽宣以人生为出发点,也以人生为归宿处。“人生”成为“宇宙”、“事物”之“中轴”;而这个中轴的“轴心”,是心理层面上的“中庸调和”。这是很有见地的,可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
庄泽宣说:“中国民族对于宇宙及人生都注重一个‘和’字,因此融合天道及人道,产生了天命;常注重一个‘乐’字,由于重视人生享乐,可以求淳朴的生活;在家族生活方面,既要力求家族关系的和睦,更应重视家族生活的融乐,故重伦常道理,以家族为中心,推及个人修身及乡党亲谊。”可以看出,构成三维交叉点(或叫立足点)的是两位一体的“和”“乐”精神。中国人比较看重和合,因而家庭占了社会的第一位。庄泽宣不无见地,似乎未尽其要:“天清地泰,和乐光明”,中国人确实重“和”又重“乐”,但乐从和,乐是和的结果。如果说中国人重两个字,应该一个是“中”字,一个是“和”字。“导之以中德,齐之以中音”(《国语·周语》);“有生有制,美在中和”(《尚书大传》)。《中庸》以“中”为“大本”,以“和”为“达道”。“中和”是中庸之核心。构成天地人三维交叉点(或叫立足点)的应该是“中和”精神。
在庄泽宣的三维分析中,通过对“积极面”与“消极面”的分析,具体指明中国人性格在“心理层”上的复杂情形。还提出了中国民族心理与民族理想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民族心理大都由民族理想而来,而民族心理与民族理性互为因果。他说,中国民族的理想是,对于宇宙,产生天命的观点;对于人生,重视伦常道德;对于事物,能守淳朴生活。中国民族理想见之于孔子精神、老子精神,《大学》、《中庸》、《孟子》、《庄子》以及程朱理学文化典籍。由于现实的局限和个人的条件,理想和现实存在差距。人们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积极的心理后果和消极的心理状态并存。例如,重视天命的结果,积极地产生了顺天命、尽人事的态度,消极地产生了听天由命,甚至迷信鬼神的思想;重视伦常道德的结果,积极地谨守廉洁和忍让之道,养成宽厚和平之德,消极地产生无原则忍让、懦弱、麻木的精神状态;重视淳朴生活的结果,积极地养成俭朴、吃苦耐劳的精神,消极地产生了安分知足,不求上进的心理。这就使民族性格的心理层之中,优质因素和劣质因素并存。由于两千年的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和以家族为中心的伦理生活的负面作用,特别是进入近代之后,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社会生活相对贫乏,经济相对落后,故出现民族性格心理层的复杂情形,最终导致了人格上的不足。这就是庄泽宣在三维表下端所列:“缺乏科学发明”、“缺乏社会意识”、“缺乏宗教信仰”。不管庄泽宣的这一结论是否允当,但他对中国文化的“理想层”和“心理层”的分析方法是很有见地的,它使复杂的文化现象变得相对简单。
P14-18
中国“文化热”已经持续三十多年,大致与“改革开放”同时。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保守走向改革,从落后走向崛起,外部世界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人,有的外国人甚至想体验另一种文化;而我们自己呢?要在跻身世界中做“大写的中国人”,也希望深入自己,于是便有了持续的“文化热”。
这场“文化热”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表现为“毛泽东热”,这是“转型的困惑”;90年代直至前几年,“说孔孟”、“侃老庄”、“品三国”,这是在传统中寻找心灵归依,有的则希望找到官场角逐与市场竞争的“法宝”;最近几年的“文化热”则处于徘徊状态。“戏说”了那么多,“调侃”了那么多,“品味”了那么多,头脑中留下的印迹不过是夫子们的几句箴言,“三国”、“明朝”的刀光剑影,以及许许多多琐碎的东西。有个叫何塞·路易斯的西方人,他归纳出中西文化有4500个差异,如果从现象“流散”开去,还可以更多。这正应了一句老话:知其要者,可以通神;不知其要,流散无穷。现在的“文化热”要结束徘徊,走出“流散”状态,唯一的出路是深入下去,从根上知文化。
这使我想起历史上“文化热”的曲折: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中国文化的亮点。之后,两汉有儒学热,有“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之争;魏晋有“玄学”热,隋唐则“佛学”成为主流。尊儒既已失,尊道亦未为得,佛学也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开始了五代至宋初的文化徘徊。时代要求结束徘徊,开启新的文化局面,于是宋代范仲淹、张载、周敦颐、二程、朱熹等一批文化巨子应运而生。他们出入儒释道,寻文化之根。范仲淹、张载倡“《易》《庸》之学”;程颐则认定“人心惟微,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心传为儒学真谛,并归之于《中庸》,以之融合儒释道,开“宋学”先声;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编为“四书”并作注,以之为理学教材,他把《中庸》定为“四书”之首,说:“不攻下中庸难底,难以议天下之事,读天下之书。”程朱理学成为元明清的文化主流,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民族性格。
当然,历史不能简单地类比,但是,寻文化之根,结束文化徘徊的道理是相通的。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DNA,它在一代一代的传承中,既有遗传,又有变异。“变异”是民族在生存发展过程中适应时代和环境的结果。这种适应性也积淀在新一代的DNA中。
对于中国人,最难让世界理解的仍然是我们身上挥之不去的中庸。中庸,中国人性格的最深秘密,理解中国人性格的钥匙。中国人性格的秘密不在乎具体的是是非非,而在于中庸所起的微妙作用。在有些方面,中庸是中国人的智慧,是中国人做人的机趣,是宝贵的精神遗产,是文化优势;而在另外一些地方,或者因为简陋,或者由于历史歧途或环境因素,中庸成为误区,成为民族的劣根性。《中庸》说:“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世界正发生关键性转折。我们生活在必须改变自己生活、思想和处世之道的变革中。中国人,你想不想品一品你身上的中庸,看一看自己的影子?——只有深入自己,才有健康的自信和自觉的改进,适应时代变化,做大写的中国人。所以,当代文化大师林语堂说:“不理解中庸,难登中国文化之堂奥。”“文化热”到了该直面中庸的时候了!
《中庸》说:“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社会心理学家沙莲香说:“中庸之道是中国自古的文化财富,中国人自古的品格,连同文化积淀一起,在中国民族性底层起作用,成为民族的一种微妙的心理力,成为被后人遗漏的自发心理力。”中国民族性的复杂性,中国历史的复杂性,中国国情的复杂性,其机理藏之于中庸。
一方面,从小到大的无处不在的文化濡染,q-庸在潜意识中生了根,常常“成为无意识的首犯”,但自发不是理性,我们需要理性的眼睛;另一方面,因为不大理解中庸蕴涵的关系哲理,仅仅作为实体概念运用,其负面多而作用小,使许多人不大喜欢中庸,也不大愿意在这方面深入自己,特别是青年人。青年人对中庸评价最低,对进取评价最高,‘将中庸和进取、安全与效率对立起来。他们的心力处于膨胀状态,因而“心”‘的特征多偏于一隅:心境忙而难闲,心气刚而难柔,心事忧而难乐,心术险而难平,心胸窄而难宽……青年人不喜欢中庸,但处于人格成长期的青年人恰恰需要中庸文化的滋养。这就像有偏食习惯的人对合理营养的需要,客观上要求他走出偏食习惯的误区。市场经济下的人们太过匆忙,而急功近利的心态,其实已经构成病症。那些在事业、投资、婚恋、家庭和个人生活中遭受挫折或者暂时得意的人们,品味一下原来意义上的中庸文化(而不是大多数中国人和外国人感觉的那种中庸),去和自己的生命对话一下,或者能悟出人生成功、人世自乐的深层道理。
中庸哲理“广大而精微”。有一位青年学生,问我什么叫中庸,我写了一首小诗,从一个侧面回答他:
中庸像弹簧,自性本矫强。
说刚它有柔,说柔它也刚。
应物有节度,伸缩自主张。
人生不容易,进退学弹簧。
与此类似,在本书中,我尽可能通俗地解说q-庸,但预览者仍说有点“深奥”,同时表现出兴趣。人们都喜欢挑战自己的悟性与智力,这或许可以唤出更多的潜在读者。
中庸哲理是关于伦理生活的。人生万事,人生百态,为理会中庸的精神实质,本书举例不得不宽泛一些,无法以某一人群为q-心,但应该说,所有问题都是人生中值得关注的。《内经》说:“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一言而终”即“通神”。凡真正希望深入自己而浏览本书者,无论属于哪一群体的人,我相信多多少少都能从中得到自己的人生启迪。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适合每一个中国人和关心中国的人。
作者
2010年7月于上海东林居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