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所周知，周作人与鲁迅是亲兄弟，也同样是个文学界名人，但由于其在日伪时期有过一段极不光彩的经历，使其人生永远蒙上了难以抹去的污点。尽管如此，本书还是想让广大读者知道周作人这位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化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了解他的一生经历，他的荣辱浮沉，他的是非功过。

周作人是个极其复杂的人物。新文学作家中，就意识的复杂，思想的深邃而言，鲁迅之外，就要数他了。这样一个人，要透彻地理解他，实在是难。

周作人又是个毁誉参半的人物，他在新文化运动、新文学史上的功绩是明摆着的，其渊博的学识、散文的功夫一直受到世人的推崇。然而他在日伪时期又有过一段极不光彩的经历，对此他至死也没有悔过，即使我们不是给他简单套上一顶“汉奸”的帽子就算数，他人格上的污点也是不能回避的。

周作人一生过得基本上是一种平静的书斋生活，读书做文几乎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内容，丝毫没有传奇性可言——找不出戏剧性的事件，甚至也没有多少趣闻轶事。这样一位传主的生平，要想写得生动有趣，有可读性，近乎不可能。

尽管如此，作者仍希望这本书能够使读者知道周作人这位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化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了解他的一生经历，他的荣辱浮沉，他的是非功过。同时，他也希望通过对他思想演变大致轮廓的勾勒，帮助读者理解他何以走过了这样一条曲折的人生路。

新版题记／1

一 老人转世／1

二 家变／15

三 读书滋味／27

四 走异乡，逃异地／41

五 洋学堂／51

六 求学日本／69

七 归来／91

八 告别绍兴／103

九 教书北大／116

十 成名／129

十一 青春期／143

十二 迷惘／163

十三 “自己的园地”／181

十四 兄弟失和／189

十五 斗士／212

十六 “两个鬼”／232

十七 小品文家／258

十八 失节／285

十九 “寿则多辱”／309

后记／332

绍兴城东有一条东西向的街，叫东昌坊，东昌坊口有一周姓大户人家，当地人称作“新台门”。所谓“台门”，即是大的宅子，通常是为官者或巨商富贾建的府第，大宅里的人家便是“台门人家”。新台门是相对于老台门而言：周家聚族而居，原只有一个台门，即是说，只有一处宅院，后因后代繁衍，人丁兴旺，到清末，原先的房合已不敷用，于是择地又先后盖起两座新宅院。三个台门都在覆盆桥左近，统称为覆盆桥周家，相对于“老台门”，东昌坊口的这最新盖起的一处便唤作“新台门”。

新台门周家的确不同于寻常百姓家，单看那共有三进的大宅院，众多的房合，族中人晚上出门多有仆人打着灯笼前面走，也就可以知道。那黄壳灯笼上“汝南周”三个黑字更在提示周家不一般的来历：汝南伯乃是宋代理学大师周敦颐的封号。 据说这位写过《通书》、《太极图说》，更以《爱莲说》为人所知的大儒便是周家的始祖。另一种说法是，“汝南”指的是周家的祖籍，即河南汝南县，照这一说法，周家的祖先乃是河南汝南人，其时南宋皇帝宋高宗被金人打得仓皇南逃，先逃到越州(绍兴)，后至明州(宁波)，最后在杭州建立了偏安小朝廷。周家便是那时为躲避金兵，来到绍兴落户的。

不过这些说法在周家的家谱上是看不到的。照家谱的记载，周家的始祖周逸斋于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定居会稽竹园桥。此前种种，皆不可考。即使如此，到清朝末年，周家也已有数百年历史，称得上源远流长。这数百年间，周家曾有过极盛的时候，据说明朝万历年间，“家已小康”，累世耕读，到清乾隆时，“分老七房，子七房，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称大族焉”。谁想后来族中出了些不肖子孙，奢侈挥霍，将偌大家产尽皆散去，到清末，台门周家的日子已过得很拮据，勉强维持个小康局面。只是‘倒驴不倒架”，外人眼中，“台门”、“汝南周”之类，仍然提示着这是大户人家。

与大宅院、“汝南周”相比，更令乡人对周家肃然起敬，也与寻常小康之家更显区别的，是周氏家族三个台门的仪门上都高悬着的翰林匾。那匾额蓝底上大书“翰林”两个金字，旁边则是一行泥金小楷：“巡抚浙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节制各镇兼管两浙盐政杨昌浚为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周福清立”。不用说，周家是出了举人的。一人中举，阖族光荣，至于那匾上留名，点了翰林的周福清，则是东昌坊口“新台门”的当家人。

周福清少时家贫，请不起塾师，只好到族中较富裕，请得起塾师的人家旁听经义时文。如此做“旁听生”，受到族中人的冷落讥嘲可以想见。周福清因此暗自与那些“正牌”学生较劲，发奋攻书，定要博取功名，让他这一房扬眉吐气。也许他真是个“读书种子”，也许因为他肯用功，结果这个旁听生念书比别人更像模样。也算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吧，他虽在乡试通过后经历了一次会试的失败，可三年过后他再次应试，终于在三十岁上中了进士并点了翰林。

像旧时中国的大多数读书人一样，周福清的最大心愿莫过于光宗耀祖。也许正是因为点了翰林，周家人才感到有了向人提起那位想象中的荣耀祖先的资格，在明晃晃的灯笼上标上“汝南周”的醒目字样。可以肯定的是，周家人一定从这里看到了家道复兴的希望。

学而优则仕，读书的终点乃是为官的起点，不想周福清的仕途却很是不顺。清代的翰林院乃是人才仓库的性质，翰林官在这里实是处在等待朝廷任命的状态。翰林虽是名头好听，却并无实际的好处，“穷翰林”一直是个笑柄。要到从“仓库”里出来，授了实缺，那才真正算是修成了“正果”。周福清在京城里“待命”多时，最后总算外放江西省金溪县知县。可即便这七品芝麻官的位子，他也没能坐安稳，没过几年就因事犯在对他不满的顶头上司手上，被奏了一本，革职还乡。从此以后，他再没有做过官。更糟糕的是，像后面将提到的，他后来涉嫌科场案，遭了牢狱之灾，差一点性命不保。  在狱中，周福清于忿恨命运待他不公的同时当然清楚，他的仕途彻底完结了，他功成名就、光大门楣的梦想已成画饼。如同多数失意的中国人一样，他将希望寄托在子孙身上。他有一子名周介孚，曾中过秀才，可体弱多病，且在他蹲大狱时即已过世，所以他如果还有家道复兴的梦想的话，这梦想可能更多地着落在了孙辈的身上。他在给两个孙子(其时一个十九岁，一个十五岁)的“恒训”里叙说了周家的兴衰史，这份家史应是结于周家的“衰”，瞻望的是日后的“兴”。

P1-5

这本小册子是十年前写的，有关的话，大多已在原后记中说了。还有些“内幕”，现在说出来似亦无妨。

大概是1998年，江苏文艺出版社上马一套“中外名人传记丛书”，对象明确，就是中学生。“一般读者”只是兼顾，因为照策划者的设想，大体上是不进入市场。据说其时教育部正在狠抓中小学建设，其中就包括图书馆，须得藏书多少多少，才算合格。、图书馆大楼好盖，藏书却是积累的过程，一时间哪来那么多合适中学生的书，此外买书钱从来都是有限的，如何以有限的经费让书籍的册数迅速膨胀，在上级的考核中达标？出版社的策划就是冲着这“市场”去的，于此见微知著，倒也可知中国式“市场”的概念，确有别解。对出版社，这是商机，对学校，这是图书升级的方便之门，必要条件是教育部门的肯于买账，比如发文令下属学校图书购置时优先考虑这套书，就像诸多报刊的销路可以靠饬令单位订阅来维持。当然，大约没有这样的红头文件，不过后来印出的书上出现了庞大的编委会，“顾问”、“主任”皆由相关的头头担纲，也算是“过了明路的”了。

凡此种种，与作者原无关系，就像这套书与编委会大多数有头有脸的人物与丛书的编辑工作毫不相干一样。与作者相关的恐怕只有一条，即每书限定十万字，——如此才可保证售价的低廉，学校的藏书量也才可以于一样的费用之内一举有大的飞跃，反正是黄仁宇所说的那种“数目字管理”，不论皇皇巨著抑或笺笺小册，以册计数，都是一样的。

我不明白的是，这样一套书中，周作人怎么会入选。周固然是名人，在我们的正统教育中，此“名”却大体上是臭名昭著之“名”：大多数人或者对他的学问文章、二三十年代在人们心目中要可与鲁迅相埒的地位或不甚了然，他额上的“汉奸”戳记却差不多尽人皆知。中小学的教育，首在励志，知晓名人，意亦在此，出版社除了文字浅显、通俗易懂之外，好像也对作者提了这方面的要求。但是其他人犹可，周作人则如何去“励志”？既然中小学教育中的“励志”一向被赋予最狭义的理解？

我后来猜测，是不是周作人的文章进入了中学课本，故有这样的安排，问了问，似乎也不是，虽说知堂文章比充斥现今语文课本的那些滥情造作的课文，不知要好多少倍。

当然选题早已定下，无须作者多虑。在我个人，揽下这件应属“来料加工”的活计，乃因于对周作人的兴趣：借此机会重读知堂，看看相关的资料，倒是快事一桩。但事情显然不是这么简单，读书，尤其是读知堂，固然惬意，一旦写起来，便觉处处为难。首先是找不到叙述的口吻与节奏，虽然并不格外在意面向中学生的“既定方针”，却也做不到全然不管不顾。问题是，中学生是怎样的，我并不知道。孙敬修爷爷给小朋友讲故事？似乎太小儿科了，何况怎么讲周作人的故事？依着面对小朋友的调子，周作人只能是个罪大恶极的汉奸。以我曾为中学生的经验，应将这个人群看作较少阅历而求知欲更强的成年人，事实上在我们的环境中，成年人的是非观比中学生也复杂不到哪儿去，尤其在面对历史的时候。

浅白的文字适合于表达早有定论、“成竹在胸”的内容，而只是照本宣科式地娓娓道来，又心有不甘。并非我一向写文章有艰深的倾向——就几滴墨水，想要艰深恐怕也只能是做艰深状——，相反，自以为是通俗易懂的，但此番似乎更应有另一副针对青少年的笔墨。结果是开头几易其稿，弄出了一种略带俯就，多少类乎“从前有座山，山上有个庙”的调子，而后面虽然文字上刻意明白畅晓，却也不能一以贯之。

当然也就并未如我所愿，在书中夹带更多的“私货”，即我对周作人的个人理解。一方面固然如上面所说，体例、对象、篇幅均不许，更重要的是我虽不甘俯仰随人，真正要做到对周作人深入的体认与把握，以我的知识储备与思考的力度，事实上却有所不能。读知堂越多，越觉其人不可测。此前写过《张爱玲传》，对如何追踪传主心路，不能说全无经验，然而张爱玲固不简单，周作人却复杂得多，更复杂的思想，更曲折的人生轨迹，对中西传统更纷杂的取用，与时代之间更紧密也更周折的关系……总之张可以当作文学家较封闭地处理她深而狭的世界，周作人则有远出于文学家的多个侧面，甚至首先不是、文学家，他的世界进去即不易出来，反倒容易迷失其中。写张爱玲虽不容易，至少自以为较有把握，写周作人则并落笔时颇为必要的“自以为是”也不易确立。有一点是越写到后来越明白的：即使没有篇幅等等的诸多限制，任我“自说自话”，我也写不出一部合格的周作人传来，这当然关乎材料，——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不过倘是面向对周作人已有所知的读者，我可以有更多的讨论，至少可以将我的困惑呈现出来，以为讨论的进阶。“中学生”的预设则要求作者扮演一个全知叙述者的角色，心存疑惑也要笃定权威，仿佛成竹在胸，就像教师爷面对学生提出的问题不能无解，强词夺理也要给出明确的答案，态度坚定，不容暧昧。不能说，“我也不懂”。

所以这部小书是不许(“通俗易懂”的体例限制)，不甘(不愿只是敷衍事迹，重复“公论”)，不能(做不到对传主的透彻理解)的“三不”产物。之所以还拿出来重印，一是因于那一点“不甘”，虽非出诸我喜欢的形式，七折八扣的，多少还是留下了一点自己的思考，就算半生不熟，也是一种理解。二是有些朋友读过之后以为还算可读，对周作人可知其大概。他们大多是周作人的读者，并非专家，其判断让我相信，以十来万字的篇幅，对周作人生平做尚不算公式化的交待，这书也许对传主不无普及之功。

当然，相信朋友所言并非敷衍，没准只是“敝帚自珍”的自恋的某种反射。这可能也要算做“人性的弱点”吧？我对人性并无过高的要求，对过度的自恋虽极反感，敝帚自珍，则还能接受。因此对自家这毛病，也倾向于宽容，所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是为记。

2009年11月2日于南京黄瓜园

从写书的角度去说，传记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好写的，一类是难写的。给周作人做传，显然属于后一类。说难写，其因有三。第一，周作人是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以我看，新文学作家中，就意识的复杂，思想的深邃而言，鲁迅之外，就要数他了。这样一个人，要透彻地理解他，实在是难。第二，周作人又是个毁誉参半的人物，他在新文化运动、新文学史上的功绩是明摆着的，其渊博的学识、散文的功夫一直受到世人的推崇。然而他在日伪时期又有过一段极不光彩的经历，对此他至死也没有悔过，即使我们不是给他简单套上一顶“汉奸”的帽子就算数，他人格上的污点也是不能回避的。对这样的人物，评断上要拿捏得准，把握住分寸，做到恰如其分，颇不容易。第三，周作人一生过得基本上是一种平静的书斋生活，读书做文几乎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内容，丝毫没有传奇性可言——找不出戏剧性的事件，甚至也没有多少趣闻轶事。这样一位传主的生平，要想写得生动有趣，有可读性，近乎不可能。

前两个难题可以合二而一，事实上，如果我们对周作人有了较透彻的了解，评断也就自在其中。这方面因为已经有过几本很不错的周作人传记，作者可以占些便宜。最麻烦的却是第三条——对于一本面向普通读者的书，可读性也许应是第一位的，偏偏传主不给我们提供增加可读性的机会。对此，除了多一些叙述，少一些议论，文字力求平易浅显之外，我实在也想不出什么别的高招。“深入浅出”应是这类书最理想的境界，也是我希望达到的，但一边写着，一边我就在怀疑，我是否既未能“深入”，也没做到“浅出”。因为我总想，对于这样一位复杂的人物，不抵达他内心的某些角落，实在是无从说起的，写了也等于白写，所以不免要对传主思想的起承转合做些交待，可这么做时，又在不住提醒自己，不可卷入太深，纠缠太过，再不抽身退步，读者就要弃书不观了。如此忽“深”忽“浅”，首鼠两端，其结果，很可能是于“深”于“浅”，两皆失之。

尽管如此，我仍希望这本书能够使读者知道周作人这位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化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了解他的一生经历，他的荣辱浮沉，他的是非功过。同时，我也希望通过对他思想演变大致轮廓的勾勒，帮助读者理解他何以走过了这样一条曲折的人生路。

1999年6月2日于南京西大影壁

读知堂越多，越觉其人不可测。此前写过《张爱玲传》，对如何追踪传主心路，不能说全无经验，然而张爱玲固不简单，周作人却复杂得多，更复杂的思想，更曲折的人生轨迹，对中西传统更纷杂的取用，与时代之间更紧密也周折的关系……总之张可以当作文学家较封闭地处理她深而狭的世界，周作人则有远出于文学家的多个侧面，甚至首先不是文学家，他的世界进去即不易出来，反倒容易迷失其中。……

……这部小书是不许(“通俗易懂”的体例限制)，不甘(不愿只是敷衍事迹，重复“公论”)，不能(做不到对传主的透彻理解)的“三不”产物。之所以还拿出来重印，一是因于那一点“不甘”，虽非出诸我喜欢的形式，七折八扣的，多少还是留下了一点自己的思考，就算半生不熟，也是一种理解。二是有些朋友读过之后以为还算可读，对周作人可知其大概。他们大多是周作人的读者，并非专家，其判断让我相信，以十来万字的篇幅，对周作人生平做尚不算公式化的交待，这书也许对传主不无普及之功。

——余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