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五四现场》续篇，近代中国的南北战争，中国历史上唯一由南方胜利统一北方的战争，详细叙述二十年代的金戈铁马、浴血奋斗，鲜活的信史，解说国共两党恩怨的前世今生！

尽管这场革命只是昙花一现，最终以国共两党流血分裂告终，但它的影子，却一直徘徊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当中。它所形成的一系列思想理论以及具体的政治方式，包括社会动员模式、革命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一直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在回顾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从井冈山到北京城，从土地革命到文化大革命，我们都不难找到1920年代那场大革命的遗传基因。

1920年代，一场震撼中国的大革命风暴，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

当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被辛亥革命推翻后，中国的未来，曾经有过无限的可能性。全体中国人都在黑暗中探索与奋斗。这是一出无剧本、无导演、无监制，亦无固定演员的历史大戏。直到大革命的星星之火，在国共两党合作之下，以燎原之势，在短短几年内席卷长江以南，波及全国，最终摧毁了北洋官僚集团的统治，使国民党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打破了以往只有北方统一南方，没有南方统一北方的历史神话，从而使中国迈入了一个新纪元。

第一章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革命，到南方去

 “孤胆英雄”那一套吃不开了

 请神容易送神难

 联俄容共政策的启动

 中共中央遭遇“迫迁”

 鲍罗廷携巨资登场

 苏联人让蒋介石去大西北搞农民运动

 今年以内，革命事业彻底大成功

 外蒙问题风云激荡

 法统谢幕，党统登场

第二章 一种不受约束的权力正在诞生

 想做华盛顿的商人

 百年繁华一夕成灰烬

 “泥腿子”们站起来

 海丰响起全国第一声雷

 和平、奋斗、救中国

 国民政府开张大吉

 我们工人有力量

 罢工委员会君临天下

第三章 后孙文时代的来临

 人死了，党也分裂了

 西山碧云寺上的哭灵大会

 十年干戈天地老

 暗潮汹涌的“无人地带”

 3月20日，两党重新洗牌

 浙江人赶跑广东人

 基督将军也革命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第四章 革命就是暴动

 是防御，还是进攻？

 气势如虹，饮马长江

 鲍罗廷向北，蒋介石向东

 迁都之争是决裂的先声

 罢工造成两败俱伤

 无条件结束省港大罢工

 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有土必豪，无绅不劣

 上海已成赤旗飘扬的天下

第五章 天柱折，地维缺

 荆门九派尽赤潮

 汪精卫重返舞台

 血海中的4月

 鲍罗廷的“西北学说”

 湖南一夜变天

 失败的革命，亦即新革命的起点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后记

苏联人让蒋介石去大西北搞农民运动

在11月26目的中执会第十次会议上，孙文提出要成立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拟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政治部主任。

蒋介石，浙江奉化人，早年就读保定军官学校、日本振武军校，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当过陈炯明的作战参谋，党内资望，远不及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一直在二三线上沉浮。当粤军兵变，孙文被困在永丰舰上时，蒋介石从上海千里赴险勤王，与孙文共患难，令孙文深为感动，从此一跃而成为孙身边的红人。

孙文的偶像是太平天国的洪秀全，而蒋介石的偶像是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但这并没有成为蒋介石追随孙文的障碍。有一种说法，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分“礼乐”与“诗书”两大系统，曾国藩是“礼乐”的代表，而洪秀全一类人则是‘诗书”的代表。其实，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礼乐与诗书本属一家，洪秀全与曾国藩有什么区别，看看孙文与蒋介石的关系，虽不能划上等号，亦不远矣。

孙文一直有个担心，就是中共会包办中苏关系，成为苏联在中国的代言人。这是他决不能允许的。因此，在他威胁要开除陈独秀之后，作出了一个决定：派代表团到苏联去，和苏联建立直接联系。

1923年8月16日，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代表团”，从上海前往莫斯科。除蒋介石之外，三个成员中——沈定一、王登云、张太雷——沈、张都是中共党员，只有担任过大元帅府英文秘书的王登云，是记者出身的国民党人。

俄罗斯的气温，一天比一天寒冷，给蒋介石这位南方人，留下了深刻印象。9月2日，一行人乘坐的车辆，经过长途跋涉，穿过俄罗斯原野的浓雾晨曦，终于抵达莫斯科。最令国民党人兴奋的，是他们获邀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在中共党人面前，带着“侬也凉凉去”的心态，蒋介石第一次现身于国际讲坛之上。

他在苏联和维经斯基、马林等“中国通”见了面，也和共产国际的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等人见了面。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看来，蒋介石“属于国民党左翼”，不仅“深受孙逸仙的信任，同我们很亲近”，而且“在中国，以最有教养的人之一著称”。

托洛茨基告诫这位最有教养的“左翼”分子：“应该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工作上来，把军事活动降到必要的最低限度。”“一份好的报纸，胜于一个不好的师团。”这是俄国人搞革命的经验之谈。后来蒋介石与红军作战时，有一句口号：“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也是师承于此。

蒋介石是否有教养，无关宏旨，但他的“左翼”名声，却令苏联人精神一振，维经斯基与之交谈，观其胸襟，果然有可异之处，于是竟怂恿蒋加入共产党，并承诺只要他肯加入共产党，“苏联便可以给他几个师的武器，以武装中国西北部的农民，用来打军阀，统一中国，不必回广东去帮孙逸仙博士练兵”。

这种不靠谱的话，证明维经斯基毫不了解蒋介石的文化背景与个性。须知蒋介石的家乡是浙江，他的发迹经历，亦与浙江密不可分，在上海滩滚打多年，你让他跑到遍地红枪会的黄土高原去组织农民武装，岂不是乱点鸳鸯谱？

由此也可知，苏俄对中国的情况，其实十分隔膜，因急于找代理人，才闹出请蒋介石到大西北搞农民起义这种笑话。

蒋介石正色答复：他的一切行动，皆秉承中国革命领袖孙逸仙博士的指示。是否加入共产党，自己不便决定，必须回国后，请示孙博士，才能有所决定。

蒋介石更关注苏联军事组织方面的情况，他拜会了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红军总司令、参谋长，一起商讨在中国建立军事学校的计划。还参观了步兵团、步兵学校、军用化学学校、高级射击学校和海军基地。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但别的花蒋介石都看不上眼，只看中了苏联军队中党代表制度这朵花。最后，在对苏联士兵演说时，蒋介石振臂高呼：“我们是军人，我们是战士，我们也准备在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牺牲！”赢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这番“左翼’，党人的激情进发，应该不是装扮出来的。据现场目击者称，当时他确实激动得浑身发抖，声音近乎吼叫。

代表团于11月29日离开莫斯科回国。12月15日，返抵上海，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都来迎接。蒋介石当天便转船回宁波。虽然广州的空气，一天比一天热闹，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密锣紧鼓，已到最后冲刺阶段，但蒋介石却似乎连行情也懒得打听，便转道回家，忙着给六十冥寿的母亲上坟去了。潜台词，反映出内心的不满。

蒋介石知道，孙文让他去主办一间军校，但他对这个职位不太感兴趣，主持一间学校的行政事务，能有多大出息？恃才傲物、眼高四海的蒋介石，决不可一世伏枥，做个郁郁不得志的穷教头。

一个人能否出人头地，与机遇甚有关系，与所处的位置也甚有关系。当年秦相李斯说过，粮仓的老鼠与厕所的老鼠大不一样，仓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厕鼠“食不絮，近人犬，数惊恐之”。都是老鼠，何以如此悬殊？并非本质有何差别，位置不同而已。只要互换个位置，它们的状态马上也会掉转过来，“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就拿胡汉民、汪精卫这些元老来说，他们真的比蒋介石更有能耐吗？未必，只是他们“在所自处耳”。

蒋介石内心那只权力的野兽，早已蠢蠢欲动，要一飞冲天九万里。自古圣贤，都是狂狷之士，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蒋的位置，应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因此，对南下当教头，推三推四，迟迟吾行。

可是廖仲恺急了，从上海一连发来三通电报，催蒋介石速到上海，与胡汉民、汪精卫一起南下广州，筹建军校。“万不能再延，否则事近儿戏”。12月30日，孙文也亲自致电蒋介石，请他到广州报告赴俄考察情况，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

蒋介石被逼不过，只好收拾心情，动身南下了。

P42-45

如果要提炼20世纪中国历史的关键词，“革命”二字肯定会入围三甲。纵观整部20世纪中国史，不就是由大大小小的革命串起来的吗？

革命到底是什么？按照美国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说法，现存架构不足以应付存在的问题时，失灵的观念就会导致危机，然后就会引起革命。简言之，革命就是架构中现存关系的变化。但这种解释太抽象了，远不如毛泽东的解释直截了当，容易让人明白，毛泽东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1920年代，这样一场暴烈的行动，席卷了全中国。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究竟要走哪条路？用什么来取代皇权专制？整个社会并没有达成共识，有人主张开明专制，有人主张效法英美，有人主张学习德日，有人主张联省自治，有人主张南北分治。总之，各种各样的主张，南辕北辙，各说各话。南方政权是从草莽中崛起的，带有很强的江湖味和暴民气质；而北洋政府沿着清末新政的路径，希望模仿西方的民主宪政体制，但却发生了洪宪帝制、张勋复辟、军阀混战、南北分裂等回潮与起伏，国内乱象纷呈，民不聊生，令这个实验备受质疑。

一个两千多年的专制帝国，要向现代共和、宪政国家转型，一时出现种种乱象，本不足为奇，这并非民主宪政带来的恶果，而是民主宪政没学好，没学到位的结果，是半桶水民主、半吊子宪政的现象。但那时中国的精英们，普遍都有急躁的心理，总想一夜之间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他们已经没有耐心慢慢摸索西方模式，干脆推倒重来。对于经历了鸦片战争以来各种屈辱的中国人来说，民族主义是最容易引起共鸣、最有凝聚力的一面旗帜。于是，就有了五四运动。

这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兴未艾，民族解放的口号响遏行云，与中国的民族主义有不谋而合之处，中国的革命又被纳入了世界革命的范畴。可以说，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既不像汤武革命那样，是关起门来自己人革自己人的命；也不像鸦片战争那样，是楚河汉界式的中外对抗。国民革命是中国第一次成为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人第一次登上第三国际的讲台，至少在名义上以平等的身份，对世界事务发表意见，中国首次有了与世界同呼吸、共命运的感觉。

这是一种很复杂而奇妙感觉，但为此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那就是：让俄国人进来。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正确的命题，还是在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提出了的。”毛泽东还说：“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一正确的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的。”

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北洋政府，一直以英美为师唱主旋律的时代，于焉中止。孙文虽然不赞成苏俄的共产主义，但只要搁置了对遥远的共产主义理想的争议，在政治伦理、政治制度，以及政治操作的技术层面，国民党是诚心诚意“以俄为师”的，这也是蒋介石到苏联参观一趟，便激动得高呼“我们也准备在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牺牲”的原因之一。

历史是一个连绵的过程。试看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这16年历史，一步一脚印，步步分明，简直就像有一只无形之手在幕后安排与操纵：

辛亥革命推翻了旧有的政制，旧的政制理论也随之瓦解，这是第一步；新文化运动的踵兴，猛烈地冲击了固有的文化传统，这是第二步；五四运动爆发，为未来的革命定下了民族主义的基调，这是第三步；由共产党与国民党共同推动的社会革命，在长江以南地区，广泛地动摇了旧有的经济结构与社会基础，这是第四步；随着北洋政府被推翻，以北洋政府为主导的长达16年——如果追溯到清末的立宪运动，则更加久远——所做的种种宪政实验，都成了殉葬品，被全盘否定，要另起炉灶，这是第五步。

当历史走到第四步时，整个中国已经天翻地覆了。旧有的伦理秩序、道德价值、传统惯例、文化模式都已纷纷决堤，革命的风暴从城市蔓延到农村，从南部省份蔓延到中部、东部、北部省份。毛泽东形容，“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的工人和农民，现在站在一切人之上，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为所欲为，一切反常。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

1926年的北伐，可视作辛亥革命的收官之战。南北政权之间的战争，其实只是一场单纯的军事对抗。在道德上、制度上、文化上，北洋政府都没有什么本钱，可资较量。清王朝被推翻之后，大家都延颈期待、充满希望，历史给了北洋政府16年的时间，但它却什么也没能拿得出来，它没有为社会提供一种有信誉的政治道德规范，没有能够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稳定而有序的、健康的政治制度，没有为民族的基本价值提供任何有力的保护。它用16年时间把自己一点一点毁了。

于是，辛亥革命曾经放出的许多气球与风筝，让人眼花缭乱，现在都要收回了，这是拜北洋政府的无能误国所赐。“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语）。国民党要另起炉灶，俄国人便手把手地教它。按照苏俄的经验，编制国民党的政治纲领和搭建组织架构，建立党团与党军，为它设计未来蓝图。用史家钱穆的话来说就是：“以革命的武力来扫荡军阀，以一党专政的理论来停止党争”。即使到1927年以后，国民党与苏俄闹翻了脸，但苏俄留下的政治遗产，依然浸透于国民党的血液之中，继续发挥巨大的影响力。而共产党在协助国民党砌炉灶的过程中，也逐渐成熟与壮大起来，从给国民党“当苦力”（鲍罗廷语）的角色，成长为一个独立自主的、领导全国革命的政党。

在中国近代史上，大革命是重要的一幕，虽然它不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起点，也不是终点，但它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它开创了一种社会革命的模式、一种典范。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埋下的种子，开出了璀璨之花：也为以后几十年波澜壮阔的土地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一颗等待发芽的种子。

2009年8月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