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年之梦》是日本传奇浪人宫崎滔天前半生的自传，是一本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名著。本书是有关日本明治时代社会和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第一手史料。宫崎以日本所说的“大陆浪人”身份，参与清末的中国政治运动，书中对于他个人及其侪辈的思想、生活和行事，他们的上层头领和日本政府的用心、策略，以及他所曾接触的中国人士和所曾参与的在中国的行动，都有翔实生动的描述。书中所述涉及犬养毅、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黄兴等近代重要人物，对于研究日本明治时代社会、近代中日关系、中国民主革命等，均提供了值得重视的史料。

《三十三年之梦》是宫崎滔天于惠州起义失败后，在一种经济极度拮据、心境极度愤怨的情况下写成的前半生经历的回忆录。全书分为二十八节。前半部叙述了滔天自己的家世，早年受教育的经过，他的大陆思想的产生与形成，以及早年在南洋、泰国等地的移民活动。后半部详细记录了他与中国革命活动的关系和经历，主要包括他如何结识孙中山和投身中国的革命运动，到华南去营救康、梁，运武器支持菲律宾的革命志士，促成华南、华中等地会党与孙中山的合作，以及参与策划惠州起义等事件，而以惠州起义失败后，他投身于浪花节界为生一事终结全书。对研究近代中日关系、日本明治时代社会问题，本书都富有价值。

《三十三年之梦》现收入“辛亥记忆”丛书。

新修订版序 林启彦

三联版原序一 王德昭

三联版原序二 林启彦

孙中山序

宫崎滔天自序

半生梦觉思落花

故乡的山河

我的家庭

中学和大江义塾

自暴自弃者的回头

成为耶稣教徒

思想的变迁和初恋

建立了根本方针

进入梦想中的乡国

无为的四年

远征暹罗

归国中的三个月

第二次远征暹罗

呜呼！二哥死矣

揭开新生的一面

再入梦想中的乡国

兴中会领袖孙逸仙

外行外交家

康有为到日本

南洋的风云和我党的活动

形势急转

大举南征

新加坡入狱

在“佐渡号”船中

运筹擘划悉皆失败

与孙逸仙书

惠州事件

唱吧！落花之歌

附录一：先父滔天的一些事迹宫崎龙介著林启彦译

附录二：宫崎寅藏(滔天)与中国革命活动编年纪要

林启彦编

人名索引

当时大哥在家乡养病，突然来信云：“因为连年歉收，家道大衰，已不能再供给每月的学费。”叫我们暂时回乡。我和二哥终于先后返回故里。兄弟三人阔别日久，重聚一堂，相与承欢于慈母膝下。

我们的家庭忽然成了宗教哲学的研究所。我和二哥想用耶稣教说服大哥，大哥用理性主义来辩驳，母亲经常居于旁听地位，有时也谈其亲身体验支持我们。不久，近村的青年参加这个研究会的也逐渐增多，邻居的子女，以至我家的男女仆人，也放弃了淫鄙的俗谣，唱起赞美诗来，大家欢乐地各从其事。每逢星期日我便召集开会，且定必作一场说教。果然，因迫于这种需要，竟使讨厌演说的我成了一个讲演家。

母亲现在几乎不再挂虑家道的衰落，而安于“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的生活。她领着男女仆人和村中子女，参加了这个研究集团。意想不到的春风充满了我们全家。然而走出家门一步，则全村的境况真是秋风落叶般的景象。接连几年的歉收，不用说什么积蓄，连一日三餐的薯饭也难得一饱，又加上纳税之期既迫，缴租之时已到。放款人毫不留情地收去抵押的土地，甚至农民唯一财产的马也被夺去。现在我仍然记得，有几十个佃户群集我家，哀诉穷状，恳求母亲减低地租。其中甚至有人带着酒意口出粗言。母亲不仅未因此动怒，并且恳切加以劝慰，共商解决的方法。特别使我感动的是大哥对他们说的一段话。他说：“一小撮人拥有大片土地，然后租给你们去耕，坐食地租，这根本是不合理的。我是很希望现在就把土地重新分配给你们。只是你们也得要稍为忍耐一下。只要一旦出现一种学问，在世界上能用得着，我就一定要尽力打破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为广大的佃农们恢复权利。现在是准备时期，不做好准备，是没法战斗的。请你们谅解我这种心情。”他说话时热情洋溢，佃户们竞感动得无言可对，鞠躬垂泪而去。啊！他们真是些心地淳朴而境遇可怜的人。

我们村中还有一个农妇，名叫阿仲。她不仅是个比男子还强的劳动能手，而且还是个天生的雄辩家。听了她的谈话，我曾一夜未眠。她说：“俗语说：‘勤劳的人不受穷’，可是不管你怎样劳动，受穷的总还是庄稼人。我也曾度过二八年华，梦想着爱情，于是迷迷糊糊地跟了那老汉一辈子，那时的他，只有一口锅，两个饭碗：四根筷子这点家当。一家两口，就租了府上的地，还说什么劳动不劳动，简直是拼命地干。老太太是知道的。挨到了第三个年头，才勉强积蓄了四五十包米。缴租纳税倒是一次也没拖欠过。可是，既是恩爱的夫妻，难免情不自禁，于是就来了一个小鬼。生了孩子总得有人照料，这样添人增口，地里的活儿我也就只能干一半。接着就是什么孩子闹感冒啦，什么请医生啦，什么添衣服啦没个完，可是肚子偏偏不争气，第二个接着要来。唉，我真的希望这一胎产下来是死的。可是听到孩子呱呱之声，却又杀不下手。这一来地里的活连三分之一也干不了啦。好辛苦积存下来的米，眼看着越来越少，结果也都耗光了。真把我们气疯了，但已后悔莫及。发誓要从头来过，不再重蹈覆辙。可是，不知怎的又来一个小鬼。当中也有夭折的，但办丧事就得要钱，这样一来，就不知费了多少米呀饭呀。于是就负了债。从此被利钱迫得气也透不过来。怎么能翻过身来呀！一辈子过的是苦日子……”啊！应该先给面包呢，还是先给福音呢？当时在我心中发生了这样一个新疑问。于是向大哥询问恢复地权的意见。他说：“由宗教的安心来慰解身处贫境的人，不是完善的方法。慈善救济，一如道义的廉价出售，不过是一时的姑息手段。必须追溯人权的大本源而谋恢复之策，然后方可。”又说：“土地乃上天给予人类的共有物。人类仅享有赖耕作土地而获利之权，并无权垄断土地以逞一己的私欲。”大哥以这套道理大法，对照于现实社会，希望找出其中的缺陷，而马上使它在其道理大法中融化消解。他又指出：“土地的性质以及人类对土地的权利这两问题，在现社会中仍被忽视而未给予正当合理的解释。倘这重大的问题一旦得到正当合理的解释，不仅天下穷人的状况可以一变，同时现社会的根本弊病亦可革掉，真正的和平幸福迟早可达致。”我又从他那里听到欧美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和他们运动的大概。我又知道有亨利·佐治、克鲁泡特金的名字。大哥真是我启蒙之师。见到一个死人，便激发了感情，终而悟出生死之道的释迦牟尼，当然是一个具有上乘慧根的人。我是个慧根鲁钝的人，见过乞丐贫民不知有几千几百，但见到时，也不过空掬一把同情之泪，漠然走过而已。偶尔扔给一二分钱，也只是装饰一下自己一点纯洁的好心肠而已。心里从未把“穷”当做问题。上天此番降祸，促成我回乡的机会，使我耳闻目睹穷人的实情，尤其是能令大哥从理论上下断语，在我的心灵上，遂铭刻了“穷”的印象。

家居半年有余，我便到熊本去，人海老名牧师门下。以后又到长崎进了加布里学校。这个学校是美国美以美会属下的教会学校。当时同学有百余名，其中有免费生，也有从事少许劳动而取得学费的所谓自费生。我在这学校里头一次看见了从未见过的情形：那就是为了免费而假装信仰的伪信徒，以及传教师对待非信徒和信徒间所耍弄的手腕。并且还看到了一种可称为定期复活的奇怪宗教仪式。但是，我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心胸狭窄了。所以我只是专心一意地钻研学业。教派虽然不同，但我的信仰却非常虔诚，根本和假信徒不能同日而语，故在教师和信徒中间深得厚遇，他们曾几次劝我转会，我始终没有同意。因为我认为离开公理会的教会政治，就等于放弃自由民权。

以前当我在海老名牧师门下的时候，常听他的说教和讲演，喜爱他的思想和议论的新颖，深恨自己学识浅薄。因此，到长崎以后，便努力钻研以期有所收获。自己定下了课外的课程，由神学和哲学的一般理论，以至大哥所指点的社会学的门径，无不自行探索。又怎料到正由于这个原因，竟使我在信仰上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我为了求知而读书，读书明白了一个问题，随之又产生另一个疑问。我为了求道而潜思默想，想透了一个道理，随之思想上又发生了另一个疑惑。为了打破这种疑云迷雾而努力奋斗，终于在理论上否定了基督的神性，然而在感情上却始终想以神事之。如果服从理性的命令，否定基督的神性，那就必须脱离教会并和信徒断绝来往，亦毋须祷告，靠自勉自励，卓然成为独立自主的人。换言之，要成为一个不是依靠神力而是依靠自力得道的人。当我忍痛认定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时候，却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寂寥之感，泊然涌上心头。仿佛自己在千里无垠的旷野中孤独地前进。那么，仍然信奉基督吧，却又得放弃既得的知识，重返无知的旧态。这怎么可能？既然知道祈祷不能改变自然规律，怎么能再喊“在天上的父……”云云呢？既然懂得人的思想要经修养锻炼才得进步的道理，怎能再去祈求基督赎罪呢？我的感情和理性就这样搏斗着，胸中的喜悦顿然消失。不久，我又变成了一个沉郁烦闷的人。于是，我放下书本，藏在我所谓“祈祷之山”里，时而号泣，呼吁苍天；时而自嘲愚鲁，沉思默想，到了感情激动，无法抑制的时候，又哭着向基督呼救。如是者七日，我终于叫道：“世间有真理，而我具理性，‘还有什么可悲的呢？”于是鼓励着自己，下山回校。然而，心中一点疑惧，仍未完全消除。

这时二哥偶然寄来一信。拆开一看，是说他的信仰也发生了变化，希望供我作参考。他详细地写出变化的经过和他的意见。信中的大意是说：始则怀疑基督的神性，终则否定了它，并且以宇宙森罗万象为《圣经》的启示，相信自己的理性就是自己的救主，想依靠自己的刻苦潜修，以进入自化的大道。他的变化的经过同我如出一辙。二哥的信中还附有友人藤岛0的手书，也是向我和二哥报告他信仰上的变化。他说：“天赐清闲，却得到接近古圣先贤的机会，静坐默思，对阳明知行之说亦颇能领会。终于决定脱离基督教，开辟自己的道路。二位近来的感想究竟如何？”藤岛原籍筑前，号豪咄，身躯魁梧，膂力过人，识见卓越，慷慨而有气节，常以东方(亚洲——译者]之事为念。是我专科学校的同学。他和二哥先后在小崎牧师处学习，信奉了耶稣教。现在我们三人同时发生这样的变化，不亦奇哉！当时他受秘密出版事件所牵连，身系囹圄。所谓“天赐清闲”即指此而言。如今，他早已物故，离开人世，二哥亦随其后名登鬼篆，只有我尚在人间，撰文记梦。这也是一场梦吧！

P27-31

宫崎滔天所著《三十三年之梦》的中译本原由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迄今已经历了三十载的岁月。此书自面世以来，一直深受中国读者欢迎，在史学界中，亦经常被征引援据。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决定重新排印本书，并列入近代中国贵重回忆录丛书中之一种，以垂久远，实为此书之幸。笔者乘此机会，得对本书重温一遍，并得仔细校订前版未及改正的错误，亦一美事也。在新版将要付梓之际，谨撰数言，以抒感怀。

宫崎滔天(1871—1922)是近代中日两国民间友好交往历史中最值得怀念和尊敬的人物之一，他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近代中国革命家建立的友谊及对他们的革命事业毕生的支持，可谓最诚挚感人。

宫崎滔天一生有极不平凡的经历，他的思想是超前于时代的，他不像明治以来多数的日本人，理想的追求只停留在欧化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之上，他提出支那革命主义(宫崎使用支那一词，绝无贬义——笔者)，要支援中国以至亚洲各国受压迫的民族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与统治，以建立一个自由、平等与和平的亚洲。这思想成为他终生奉献于中国革命活动的原动力。

为了实现他的理想，宫崎滔天选择了参与中国的辛亥革命运动为其行动的第一步。对中国革命领袖的支援，滔天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由于他的努力斡旋与奔走，许多被清廷通缉的政治犯，包括孙中山、黄兴等人，获得了庇护；他又促成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的会面与合作，对同盟会的成立，起了重大作用。他主张中日提携论、土地国有、平均分享的思想，影响和启发了孙中山与黄兴等人的社会政治观。为了增强革命派在海外尤其是在日本的活动能力，他在日本政界、留学生以及立宪派之间奔走撮合，争取他们支持革命，结成盟友，而自己则甘于做中介者的角色。他为了让日本社会知道中国人革命事业的重要意义，做了大量的文字工作，首先翻译孙中山自撰的《伦敦蒙难记》为日文(1898年出版)，撰写数量可观的纪实文学作品如《三十三年之梦》、《支那革命物语》、《清国革命军谈》等，尤以《三十三年之梦》影响最为深远。?还创办了《革命评论》(1906年)，撰写大量的政论，以声援《民报》而大造舆论工作，为宣传革命思想及提高中国革命党人在国内外的道德形象，努力不懈。

这些工作，极大地鼓舞着不少海外和国内知识分子，包括一些日本人加入革命派的行列。他在经济与军事方面给予革命派实质的援助，缓和了当时革命党人极为拮据的财政状况，帮助解决革命军火筹措的难题，所以滔天对辛亥革命可谓贡献良多。为此，宫崎滔天得到了许多史家学者高度的赞誉与评价。卫藤瀋吉形容他是一位“唐吉诃德型的行动派”，近藤秀树称他是“日本的拉弗耶特”，詹逊(Marius　B.Jansen)认为他是“众多日本志士中最重要的一人”，吉野作造评价他是建构“中国与日本间桥梁志士之一”等等。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国运岌岌可危，经历甲午战败和义和团事件以后，列强加紧分割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人亡国灭种的日子，迫在眉睫。处于如此危急存亡之际，中国社会上出现了两股革新力量，试图通过两种不同形式的政治运动，以促进中国的更新，救亡图存。其中之一是1898年由康有为、梁启超所领导的自上而下的温和的政治改革，欲仿效明治维新，推行君主立宪，但结果因保守派的反对及破坏而以失败告终。主张立宪改革的康、梁，被迫亡命海外，才能保住生命，致力迎救康、梁出险的，是宫崎滔天。另一场是由1895年起至1911年止，由孙中山领导的由下而上激烈的政治革命，以确立法美模式的共和民主制为理想，期间的革命起义失败了多次，到了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才最终成功，推翻清朝的统治，建立民国。在这十多年策划起义的生涯和亡命海外的日子中，当孙中山事业最低沉、境况最恶劣的时候，给予孙中山有力的物质资助和精神支持者，是宫崎滔天。日本自明治维新以还，拥抱西洋文明，厉行欧化政策，脱亚入欧，国势迅速强大，摇身一变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之一员，与西方列强竞逐亚洲的霸权，日本朝野正为日本这些“文明”成就而欢呼喝彩之时，对日本“文明”发出质疑，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行径加以谴责，批判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呼吁日本应回归亚洲，做亚洲民族的忠实盟友，与他们一道联合起来，抗击西方列强，争取自由平等、民主共和政治在亚洲诸国实现的，是宫崎滔天。对日本政府自明治维新以来一贯的军国主义扩张侵略，予以痛责；对其对华政策一贯玩弄压制与利用的两面手法，深表不满；对大隈内阁的助袁和提出廿一条要求，以及寺内内阁的援段压南(南方革命军政府)的政策，提出尖锐批评的，也是宫崎滔天。对日本军部的骄横跋扈，提出指责；对日本右翼民间团体如黑龙会、玄洋社等，以利用援助革命派的手段来谋求扩大日本在华的利权的做法，予以坚决抵制的，也还是宫崎滔天。是什么思想力量，主导滔天有这样坚强的侠义性格与独立特行的言行呢？

滔天是一位自始至终真诚拥护自由平等及民主共和理念的人。他更有一个民胞物与、人人平等的人道正义的信念。这样使他能发展出一种世界公民、世界革命的意识，以献身于全人类的自由与平等的事业。我们不妨引用他在《三十三年之梦》一书自序中的一段话来说明，他是这样表白自己的：

我深信人类有同胞之义，故对弱肉强食的现状，深恶痛绝；我信奉四海一家之说，故对现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甚为憎厌。深恶之事，不可不除；憎厌之事，不能不去，否则世界大同的理想，就只是梦想。……所以我便以世界革命者自任。

滔天希望建设的是一个“车夫马夫有车坐，穷苦农民亦富有，四海兄弟皆自由，万国和平自由乡”(《落花之歌》)的世界。

宫崎滔天以他的崇高的理想、侠义的胸怀、正直的言论，与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革命志士建立起真挚的友谊，共同促进双方国家的进步，谋求世界大同，树立起中日两国民间友好的典范。对两国人民来说，这段历史尤应珍惜重视。透过本书的记述，我们当可细味其中史实的一二。

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发展，道路可谓无比曲折坎坷，两国人民始终无法建立坚强的互信和真正的友谊。我们期待廿一世纪的中日新关系，将能有所突破。廿一世纪，中日两国将更能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发展友好邦交。廿一世纪的亚洲各国也将有更大可能建立和平、亲善与合作的新关系。今日中日两国人民，以及亚洲各国人民，若能以昔日宫崎滔天与孙中山等革命家的抱负和友谊为明灯、为资鉴，极力消除彼此之间的猜疑障碍，努力推动友好合作，则孙中山与宫崎滔天当年期待建立的民主、自由、和平、均富的亚洲盟邦，应不会是很遥远的事吧！

林启彦

二○一○年六月于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退休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