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向朝廷借官的启示
据《资治通鉴》记载，公元32年，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四月，光武帝刘秀亲自率军征伐隗嚣。在进军中，颍川郡出现民变，盗贼蜂起，掠夺侵占所属县城。河东郡的守军也发生叛乱。这些民变、军变都离京城不远，直接影响到京城的安全。八月份，刘秀就急忙返回京城，九月初一回到宫中。刘秀在布置平叛中对执金吾寇恂说：“颍川临近京城，应当及时平定，只有您才能胜任这件事情，请您以九卿的身份，率军出征。”刘秀没有直接下命令，而是以商量的口气来说，这也是刘秀的用人风格，尊重人，理解人，推心置腹地同臣下商量事情。寇恂对颍川的盗贼看得不重，而且对平乱也心中有数，就没有直接接受这个任务，而是对刘秀说：“颍川郡之所以盗贼变乱，是因为听说您带兵到陇西、蜀国远征去了。您不在京城，他们才敢胆大妄为，乘机作乱。现在您回来了，只要一出面，这些盗贼就会害怕而归顺，不需要大动干戈。我愿意手执兵器为您做先锋。”刘秀接受了寇恂的意见，亲自率军出征。正如寇恂所判断的那样，颍川的盗贼看到皇帝亲征，也就全部投降了。
公元26年，汉光武帝建武二年，寇恂曾任过颍川太守，而且政绩不错，当地老百姓都很怀念他。史书记载他曾把扰乱地方的军人抓起来斩首示众，明正典刑。由此可见，他执法公正，从不徇情。他还担任过汝南太守，在任上时，盗贼清静，郡中无事，而且还曾兴修乡校，大办教育，很得百姓拥护。刘秀让他到颍川平定盗贼，也是知道他曾在这里做过太守，而且治理有方，熟悉情况，并想让他再到这里任职。现在刘秀亲自出马，盗贼平定了，也就不再提寇恂到颍川任职的事情。但在回军的路上，老百姓挡住了刘秀的车马，请求他把寇恂留下来。《后汉书》的记载是：光武所经之处，百姓纷纷遮道请求，说：“愿陛下复借寇君一年。”老百姓向皇帝借官，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刘秀答应了百姓的要求，把寇恂留在长社县（今河南长葛），让他安抚当地官民，收容投降的残余盗贼。
寇恂是东汉跟随刘秀创业打江山的著名将领之一，“云台二十八将”榜上有名，是开国的功臣。史书说他“明习经术，德行高尚。一生戎马，奋其智勇。治民有方，威望素著。屈己为国，顾全大局。朝廷倚重，遐迩闻名”。在当时也是被世人称道的。我们今天不去更多地评述寇恂的历史功绩，仅就百姓向朝廷借官这件事来说，就值得深入思考。一个人在地方为官，而且处于乱世，能够做到让老百姓心服口服，并向皇帝当面提出“再借用一年”，的确是很感人的。如果寇恂心中没有百姓，没有为百姓办多少好事，老百姓绝对不会提出这种要求。一些官吏在任时，还可能有不少人说好，恭维之声不绝于耳，一旦离开，人民就开始骂娘。这样的事情不少。所以，看一个官吏，不仅要看他在位时的政绩名声，更要看他离位后的群众评价。如果都能做到像寇恂那样，老百姓主动向朝廷借官，天下肯定大治。当然，现代社会，这种现象不会有，但如果真正让人民去选官，选举自己信任的官，同借官的性质当是一样的。
百姓向朝廷借官，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件十分特殊的事情，虽然罕见，但寓意深刻。这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是对能为人民办事、能确保一方平安、能给人民带来幸福的官吏，人民群众是信任、爱戴、拥护，并留恋的；二是提出借官，就说明对现任的官吏是不满的，说明现任官吏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连社会治安问题都解决不了，在他的管理下，人民没有安全感，既不能安居，也不能乐业；三是对朝廷的用人制度是不赞成的，你的制度选不出好官，老百姓就按照自己的评判标准，向朝廷借官，借来的官比你派来的官好。
这一发生在近两千年前的事情，对今天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至少有三点：一是做领导的，应树立什么样的政绩观，怎样赢得人民的支持，为人民干点什么，能使人民真正富裕安康。人民是最公道的，干得好，干得不好，人民心里都有一杆秤。二是对谁负责的问题，是对上负责，还是对下负责，是做给上边看，还是真正为了人民干。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是不一样的，我们常说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要一致起来，因为两者是不矛盾的，都有一个共同目标，为人民群众谋福利。这在理论上是说得通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要走了样的。对上负责、做给上边看和对下负责、真正为了人民干，由于着眼点不同，结果往往大相径庭。唯上还是唯下，这是个为政观的问题。三是怎样选人用人问题，也是用人观的问题和用什么样的办法选人用人问题。是用亲近的人、自己信得过的人、照顾各种关系的人、会说不会干的人、善于搞各种关系的人，还是用老百姓信得过，能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而不唯上、不媚上，不去拉关系、走门子、投其所好的人；是凭实绩用干部，还是凭感情用干部，是让人民群众来定干部，还是由上边少数人来选干部，把选拔干部的权力交给谁，这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P5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