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和建设(主要是前者)这个切入点，进入毛泽东解读《水浒传》的内心世界，并不是笔者的发现，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早已在谈论“《水浒》与革命”这个话题了。笔者所做的工作，只是把这个话题涉及到的问题更全面、更系统地表达出来罢了。在无以数计的《水浒传》读者中，毛泽东解读《水浒传》的特点恰好在这里。

阅读活动并非消极的接受，而是创造性的活动。日本学者今道友信在其所著《存在主义美学》中引证萨特的话指出：“阅读欣赏是读者的自由创造，是在作品引导下的创造。作者为了引导读者而设置路标，但连接着路标向前迈进的是读者。”(第37—38页)毛泽东虽然没完全无视《水浒传》作者、评者所设下的“路标”，但他的创造自由度更大些。他创造了全新的《水浒传》价值体系。读了董志新编著的《毛泽东读<水浒传>》，读者或许会知晓毛泽东解读《水浒传》的崭新天地。

一千个读者读《水浒传》，就该有一千种“自由创造”；今天的读者读这部名著，创造主题该是建设和现代化吧！

《水浒传》几乎伴随了职业革命家毛泽东的一生，毛泽东的全部革命生涯受到了《水浒传》的很大影响。毛泽东爱读《水浒传》，善解《水浒传》。这部描写古代江湖好汉造反起义的传奇小说，在他的精神锻造、意志磨砺和性格形成中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他也让这部反映古代农民革命的小说在现代革命中发挥了作用。

董志新编著的《毛泽东读<水浒传>》围绕毛泽东与水浒精神这个主调，全面收集、详尽介绍了毛泽东阅读、欣赏、评论、运用《水浒传》的专题资料，仔细分析了毛泽东那视角独特、个性新奇的读书经验，具体揭示了毛泽东从梁山好汉身上挖掘到的古代革命造反者的精神内涵。毛泽东对梁山好汉的反抗精神、民主精神、平等精神、拼命精神、“打虎”精神……都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精心的吸纳；对梁山好汉的政治和政策、胆略和策略、战略和战术……都给予了别开生面、启人心扉的解读，并恰到好处地将其转化为革命实践中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物质力量。同时，作为革命的借鉴，毛泽东也毫不含糊地指出了梁山好汉在精神状态和斗争策略方面的不足和失误。

《毛泽东读<水浒传>》分为四个单元：第一单元是毛泽东对《水浒传》文本的阅读，对小说作者和点评者的评论，以及对《水浒传》版本的关注；第二单元是毛泽东对梁山好汉革命精神、斗争艺术、经验教训的提炼、阐扬和运用；第三单元是毛泽东对小说人物的漫议、分析和引证；第四单元是毛泽东解读和运用《水浒传》在政治生活中受到误解的辩驳以及晚年他发表谈话引起“评《水浒》”运动的评析。总之，本书把一位革命家解读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的整个情况和新鲜见解全部展示在读者面前。

毛泽东与“水浒精神”(自序)

我让你找本《水浒传》

 把“经书”放在“杂书”上面

 一百零八将的故事大王

 销售《新标点水浒传》

 《水浒》与水壶

 引述《水浒传》典故

 “中国人”与“中国知识”

 《水浒传》上没有国民党

 增加知识的办法

 《水浒传》里有一首歌谣

 语文课可选《水浒传》的作品

 关心对《水浒传》的研究

 《水浒传》发行了

施耐庵有一肚子火气才写《水浒》

 施耐庵“不是科名显赫的人”

 有一肚子火气才写《水浒》

 施耐庵的“民主文学”

《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

找一部金圣叹批的《水浒传》

 再看看金批《水浒传》

 金圣叹的批注是好的

 金圣叹很讲究文章的提笔

 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

《水浒》三种都要出

中国农民富有民主传统

我看老百姓还是喜欢道教

 造反的百姓都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帜

 说中央委员是三十六天罡星

 《水浒传》第一回有极神气的描写

 赫鲁晓夫就是洪太尉

每次起义都是被逼上梁山的(逼上梁山之一)

 我们也是逼的上山打游击

 山上来了游击队

 当“土匪”还不是国民党“剿共”逼的

 七逼八逼就逼上了梁山

 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

 他们是被反动派逼迫革命的

 帝国主义者正把人民逼上梁山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逼上梁山之二)

后来逼上梁上非打不可(逼上梁山之三)

 逼上梁山 非打不可

 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

这支队伍统帅得好

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

高级将领中就有做特务工作的

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

四海之内皆兄弟

历史上“水寇”曾演过无数的武剧

你们也没有对付日本人的“蒙汗药”

很喜欢看《打渔杀家》

 击掌作拍看《打渔杀家》

 打鱼老汉走投无路才跟地主拼命

 旧戏《打渔杀豸窃是好的

 团结人民反抗力量就大

 萧桂英离家时还爱惜家具

 萧桂英终于同梁山好汉一起“革命”

要研究故事里的辩证法

 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

 有一批人假装合作打宋江

 调查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齐心协力打胜了第三次

 主观主义就不行

 三打解决三个矛盾

《三打祝家庄》很有教育意义

宋江起义与农民战争(宋江之一)

我们造反跟宋江差不多(宋江之二)

 我们造反跟宋江差不多

 省委的指示本该是“及时雨”

 劫富济贫理直气壮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宋江之三)

 宋江失败是因为不容于现实社会

 重视宋江形象的讨论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

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

是命令主义强迫卢俊义上梁山

没有吴用这些人就不行

 吴用是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

 请你这个智多星仔细看看

 吴用不愿意投降

王伦不准人家革命

方腊·摩尼教·农民战争

 方腊领导的农民战争

 摩尼教与原始社会主义色彩

 不“替天行道”的强盗

林教头的“战略退却”(林冲之一)

“男儿有泪不轻弹”(林冲之二)

 你们都用这成豆豆欢送我

 只是未到提级时

 眼泪要往里头流

爱看昆曲《林冲夜奔》(林冲之三)

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鲁智深之一)

 五台山就在晋察冀

 鲁智深是在哪个寺庙里当和尚

我来介绍鲁智深进共产党(鲁智深之二)

 “鲁智深”解放了！

 鲁智深从来没有考虑到女人

 鲁智深可进共产党

李逵之大忠大义大勇(李逵之一)

 李逵仗打得很好

 理论界的“黑旋风”

 李逵的办法叫做“剪拂”

 李逵不愿意投降

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李逵之二)

 李逵式的官长

 李逵还是有缺点的

 不要学李逵粗野

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

 武松打大虫演得很像

 不愧是打虎英雄

 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

 阳谷县是武松的故乡

 武松的缺点是好杀人

石秀有一种拼命精神

黑旋风为什么斗不过浪里白条

三阮是反皇帝的

 是梁山泊上的阮氏兄弟吗？

 这绝不是阮小五说的话

 三阮不愿意投降

“没有出息”的宋徽宗

高俅代表地主阶级的_派

被错批的“梁山侠义行为”

关于“民粹主义”的责难

只反贪官 不反皇帝

 毛泽东：《水浒》专门反对贪官

 芦荻：毛主席评《水浒》没有别的意思

 姚文元：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

 江青：《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

 邓小平：有人借这做文章搞阴谋

 周恩来：我不是投降派！

 张闻天：用唯物史观评《水浒》的“不够多”

 胡乔木：不应把历史和现实作肤浅对比

 张春桥：让大家都知道投降派

 芦荻：不买江青的账

 毛泽东：画在杂志上那黑色红色的大圈

 “前言”和专著：《水浒》是投降主义的教唆书

 外电外报：超越文艺范围的新的“政治问题”

 笔者：简短的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资料

后记

丛书后记——我这样写毛泽东读“四大名著”

这里说的“关于造反的故事”，当然首推《水浒传》。

1906年秋天，13岁的毛泽东从韶山冲桥头湾私塾结业后，在父亲的陪同下，来到了井湾里私塾毛宇居门下。毛泽东讨厌经书喜读杂书，这就与塾师毛宇居在思想上形成了较大的反差。在以后的教与学中，他们的关系有时很难协调。毛宇居并没有因他与毛泽东是五服之内的堂兄弟，两家过往甚密，关系融洽，就放弃自己的“原则”。毛泽东如违反教规，他同样处罚。一天，同学们在课室里温习功课，毛泽东端端正正地坐在席位上，先把老师点的经书读熟了。接着，悄悄地从怀里摸出一本绣像足本《水浒全传》来。他又把《论语》摊开，压在上面，做出认真读经书的样子。正当他看得入神的时候，毛宇居已经悄悄地站在他背后。毛泽东一点也没有发觉，他正被“林冲雪夜上梁山”那段故事深深地吸引着。突然间，一只大手从后面伸过来，猛地一下把那本《水浒全传》抢走了。

毛泽东吃了一惊，回头一看，情知大事不好，只见毛宇居鼓起眼睛，怒斥道：“你……你大胆妄为，违反塾规，偷看杂书，欺骗先生，这还了得！”这一次，毛泽东手心上添了几道鲜红的竹条血印，虽然钻心般痛，他却强忍着，没有哭喊，也没有眼泪。

冒着被体罚的危险“偷读”《水浒传》，这是一种痴迷，这是一种执著，这是一种热爱。当然，少年毛泽东用“经书”掩盖“杂书”，只是一种下意识的恶作剧，还不是一种有意识的反叛；但他醉心于阅读“造反的故事”，长期的耳濡目染，在可塑性极强的青少年时期，则十分有利于反叛意识的滋生养成。

一百零八将的故事大王

1910年秋天，17岁的毛泽东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准备去县城读书。他把杂物卷成一捆，扎到扁担的一头，另一头系着一个篮子，里面装着他的两本宝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毛泽东到东山学堂求学。在堂长办公室，毛泽东立在桌前，勇敢而又恭敬地重复一遍他的请求，“先生，请你准许我进你的学堂读书。”堂长望着这位不卑不亢很有勇气的学生，似有所动，用平和的声调问：“你叫什么名字？”“毛泽东。”“毛泽东！”堂长慢慢咀嚼，“你住在哪里？”“韶山。离这儿五十里。”“你多大了？”“17岁，先生。”“你在村里读过书吗？”“我跟王先生读过两年书。”“那么，你能阅读三年级的课本吗？“我没读过。但我能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我还读了《盛世危言》，所以我有了继续上学的要求。”

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拼命用功学习。5个月后，已经突飞猛进。毛泽东惊喜地发现自己现在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比以往容易多了。很快地，他的伙伴们公认他为有关三国历史和一百零八将的故事大王。他常常给他们讲述书中的故事，他们聚精会神听得津津有味。

“一百零八将的故事大王”，说明东山高等小学时期的毛泽东对水浒故事不只是读，而且能讲，能够与同学们互相讲述，互相交流，这当然有助于增强记忆，有助于消化理解。在讲解的过程中，也会逐渐形成自己的见解和观点。

喜欢向身边的人们讲述《水浒传》故事，这个读书习惯毛泽东保持了一生。他在不知不觉中已在传播《水浒传》了。

销售《新标点水浒》

毛泽东还曾经销售过《水浒传》。那是1920年他在湖南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时候发生的事情。

1919年，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的时候，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已由“五四”前的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转到宣传马克思主义了。在北京，他深受宣传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热潮的影响，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7月初，毛泽东从上海(这时的上海同北京一样是宣传马克思主义主要阵地)回到了长沙。当时的湖南，还没有受到系统的新文化熏陶，封建思想仍然根深蒂固。面对这种现实，毛泽东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当务之急。还在北京时，他就思考着如何在湖南掀起一个新文化运动的高潮问题。回到湖南后，毛泽东根据湖南文化界的现状，决定创办一个以推销新书报、介绍新思想为主要任务的新式书社。P002-003

毛泽东与“水浒精神”

(自序)

《水浒传》几乎伴随了职业革命家毛泽东的一生，毛泽东的全部革命生涯受到了《水浒传》的很大影响。毛泽东爱读《水浒传》，善解《水浒传》，这部捕写古代江湖好汉造反起义的传奇小说，在他的精神锻造、意志磨砺和性格形成中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他也让这部反映古代农民革命的小说在现代革命中发挥了作用。

(一)

鲁迅先生说：“《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鱼迅全集》第7卷，第202页)

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也是毛泽东阅读《水浒传》的时代背景，适应时代的需要亦即革命的需要，毛泽东对《水浒恸的关注和解读，着眼点在于从梁山英雄好汉这些古代革命造反者身上挖掘、提炼、吸纳革命精神，这即是他解读《水浒传》的最为成功之处，也是其独特之处。

那么，毛泽东从《水浒传》中挖掘到梁山英雄哪些精神内涵呢？

反抗精神。毛泽东在陕北保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我爱读的是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美]埃德加·斯诺：《坌工星照耀中国》第94页)所谓“造反的故事”，《水浒传》自然是首选。这讲的是少年时代的情形。湖南一师时代，毛泽东与同学们探讨“救国之道”，有的同学主张“教育救国”，有的同学主张“从政救国”，毛泽东断然宣称：“学梁山泊好汉。”([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第26页)意即像梁山好汉那样武装反抗当权者的黑暗统治，他主张的道路是革命救国的道路。延安时期，他指出：“梁山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喜民：《魂系中南海》，第92页)钟情的依然是对反动统治阶级的反抗精神。建立新中国以后，毛泽东回顾中国现代革命与历史上梁山义军的某种关系，仍然这样说：“我们这些人好造反，跟宋江差不多。”(陈晋：《毛泽东之魂》，第132页)毛泽东借助梁山运动，肯定被压迫阶级革命造反的正义性和合理性，确立和张扬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反抗精神。

民主精神。毛泽东认为《水浒传》是对文化史、教育史有深刻影响的“民主文学”。(《毛泽东文艺论集》，第191页)抗日战争时期，他在与外国记者谈话时指出：“中国农民富有民主传统。千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有着民主的含义，历史上的一个例子，在著名的小说《水浒传》中就有所描绘。在接受和评价中国历史和外国条件时，采用适当形式极为重要。不可盲从。政府代表制的三三制适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条件。”(蒋建家王宏斌：《毛泽东外交生涯第一幕》，第223页)《水浒传》是有较多的“民主性精华”的古典文学作品，在思想内容上较集中、较强烈、较突出地表达了中世纪农民阶级的民主性和革命性要求。毛泽东认为描绘宋江起义的《水浒传》，是展示中国古代农民阶级民主思想的伟大著作，它的故事情节“有着民主含义”，体现了中国古代农民阶级的民主传统。应该说，这种评价把《水浒传》思想内容价值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毛泽东用梁山义军等农民战争的民主传统，以佐证各个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政府代表制民主政治性质，借以批评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斗争是坚强有力的。

平等精神。作为农民小生产者的理想追求和价值选择，《水浒传》大力鼓吹平等精神——政治上、经济上乃至人格上的平等。这种平等精神集中体现在梁山英雄“排座次”以后“单道梁山泊的好处”的一段话语里面：“都一般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论称分金银，换套穿衣服”。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口号是“劫富济贫”义军所到之处，即“开仓”放粮，“赈济满城百姓”。这种平等精神可说是农民小生产者最具有革命性的理想，它虽然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但却鼓舞过一代又一代的农民起义。在民主革命时期，“劫富济贫”这种水浒英雄平等行为模式，无疑是号召和动员贫苦农民参加革命的有效口号。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并站稳脚跟，实行的一项基本政策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这事实上体现着以往农民革命中的平等精神。不同的是，“劫富济贫”只重视分配关系的改变；“打土豪，分田地”，则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毛泽东说：“那时的豪杰打劫，是对付超经济剥削，对付封建地主阶级的。他们的口号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七星聚义，劫取生辰纲，他们有充足理由。给蔡太师祝寿的财礼，就是不义之财，聚义劫取，完全可以，很合情理。大碗吃酒，大块吃肉，酒肉哪里来？我们也搞过，叫打土豪，那叫消费物资，我们罚款，你得拿来。……过去打土豪，我们对付的是地主，那是完全正确的，跟宋江一样。”(陈晋：《毛泽东之魂》，第373页)总之，“劫富济贫”与“打土豪，分田地”，因为共同点都是对付超经济剥削，对付“不义之财”，对付封建地主阶级，所以是“完全正确”的。平等精神有助于革命力量的号召和凝聚，有助于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是十分显然的。

“打虎”精神。《水浒传》武松打虎的故事体现了英雄的豪气和神勇，毛泽东却另派用场，张扬一种敢于斗争的精神。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夸奖战将许世友“不愧是名副其实的打虎英雄”，敢打“国民党这支虎”！新中国建立前夕，面对“你们太刺激了”的责难，毛泽东在《沦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我们讲的是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不是讲对付任何别的人。……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3页)在国内外反动派这个野兽面前，要学习景阳冈上的武松，丢掉怯懦，敢于斗争，决心“把老虎打死”。武松的“打虎”精神，就是克服了怯懦的勇敢精神，就是放弃了妥协的斗争精神。  拼命精神。有一句流行很广的新谚语：“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拼着性命去干革命事业。大概这句新谚语的广泛传播，与毛泽东借水浒英雄石秀提倡“拼命精神”大有关系。1957年3月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他号召全党同志要有一种拼命精神，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0—801页)毛泽东提倡革命战争时期的干劲、热情和精神，在于克服有些人在胜利后停滞不前的现象。拼命精神，是实现人生价值和成就伟大事业最高的精神境界。有了这种精神状态，战争年代可以夺取革命胜利，建设时期可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

毛泽东遨游于水浒英雄精神世界的海洋，并站在现代革命的时代巅峰上，对那些虽然带有革命性但还是原始、粗糙、杂质的精神材料，进行剔除、冶炼和提升，熔铸成共产党人和时代先行群体的革命魂魄。

(二)

无论是古代与现代，革命者仅仅有革命精神是不够的，还必须懂得革命的道路和途径，懂得革命的策略和方法，也就是说不仅要敢于革命，而且要善于革命。毛泽东是一位自觉的理论家、革命家，在参与并领导中国现代革命和建设中，他注重总结经验，创新理论，探索规律。他在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问题时，好多时候都借鉴了《水浒传》梁山义军的经验。

革命动因的揭示。革命是怎样发生的？被压迫阶级是怎样起来反抗的？造反者是怎样揭竿而起的？毛泽东归纳梁山一百单八将的革命经历，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逼上梁山”。梁山运动的产生，农民起义的发生，原因正是“乱自上作”，“官逼民反”。因此，毛泽东说：“《水浒传》里面的梁山好汉，都是逼上梁山的。我们现在也是逼的上山打游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编：《忆董老(第二辑)》，第67页)他在向外国记者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时，甚至说：“革命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迫革命的。……每次起义都是逼上梁山的。他并不想去，但压迫者使他们无路可走。”(于俊道李捷：《毛泽东交往录》，第413—414页)毛泽东认为这是一条普遍适用的革命规律，不仅受压迫者的反抗是这样，受压迫的阶级、受欺负的民族、受侵略的国家的反抗也是这样。世界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压迫也是被逼上梁山。毛泽东用“逼上梁山”这句十分通俗，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有普遍影响的话语，深入浅出地解释了革命运动、反抗运动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和正义性。

革命道路的选择。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向何处去？这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成败。这时，毛泽东正确地提出了“上山”思想，后来发展为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乡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红色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大革命遭到失败后，毛泽东在党的重要的八七会议前后提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主张拿起枪杆子打天下。他婉拒当时党中央负责人瞿秋白要他去上海参加中央工作的要求，明白无误地表示：“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我要跟绿林交朋友，我是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跟绿林交朋友。”(邸延生：《历史的真迹——毛泽东风雨沉浮五十年》，第220—221页)他带领秋收起义队伍到了井冈山之后，有人说他是当“山大王”，毛泽东坦然地说他这个“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闹革命的‘山大王”’。(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8l页)毛泽东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对前往晋察冀五台山区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聂荣臻回忆录》，第486页)毛泽东盛赞聂荣臻，是因为他创建了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模范抗日根据地”。这块根据地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而且在后来的解放战争时期，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毛泽东“上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显然受到梁山绿林好汉斗争实践的启发。建国后毛泽东对外国友人说：“中国有部小说叫《水浒传》，写了一百零八位农民战争的英雄，他们都是被逼上梁山的，在山上建立了根据地，统统是被政府逼上去的。梁山在山东济南附近……”(陈锋王翰：《毛泽东瞩目的文人骚客》，第300页)毛泽东“上山”思想在中国革命正确道路选择上具有重要的决定性。如果没有“上山”的理论和实践，就不可能产生“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理论，也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革命力量的组织。要实现革命目标，完成革命任务，必须调动一切革命积极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组织起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这就要克服革命队伍因各种原因形成的宗派主义、分散主义、山头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等不利手团结统一、削弱组织力量的倾向。毛泽东说：“《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剧，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230页)毛泽东讲这番话是想表明，梁山义军曾经来自各个山头，而我们的革命队伍曾经来自各个根据地，这是历史条件造成的。因此，只有采取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的组织工作方针，才能有效地克服山头主义，使来自各根据地的力量拧成一股劲，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他赞扬来自十几个山头的梁山义军“统帅得好”，正表达了他在革命队伍建设上的追求和目标。实践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自身队伍，比之梁山义军队伍，可以说统帅得更好。

革命策略的运用。毛泽东曾经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政策的制定，策略的运用，对革命事业的成败关系重大。无论是古代的农民战争，还是现代的革命战争，造反起义者都是面对掌握政权的强大敌人，因此恰当地运用斗争策略，是以弱胜强、以小克大的重要环节。毛泽东在论述战胜国民党军队“围剿”，实行战略退却的必要性时说：“《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723页)毛泽东举这个小故事，讲的却是劣势之军战略退却时乘敌之隙，相机破敌的大道理。毛泽东还多次分析了“三打祝家庄”这个《水浒传》中有名的战例，指出要把合法斗争和秘密斗争结合起来，把军事打击和瓦解敌军结合起来，把主力军、地下军和群众力量结合起来，把主观指导和客观实际结合起来，才能顺利战胜敌人。毛泽东还将这个战例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指出它是最好的“唯物辩证法的事例”(《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13页)。即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对于发现、认识、重视和解决现实工作中的问题，仍然有着方法论方面的启迪意义。毛泽东还运用浪里白条张顺水中斗黑旋风李逵的故事，启发干部群众认识事物和矛盾的特殊性，在与敌人斗争、与自然斗争中，随机应变，随材器使，扬长避短。借助《水浒传》故事，毛泽东把对敌斗争策略的认识和运用，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使其充满哲理的睿智。

革命阶段的转移。中国的现代革命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依据党的工作重心，可以分为以农村工作为重点和以城市工作为重点两个阶段。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党基本上是以农村工作为中心的。但是，这并不是绝对的，正如毛泽东在1939年12月提出的那样：“着重农村根据地上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和尚在敌人统治下的其他广大农村中的工作；相反，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会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36页)到了抗日战争临近最后胜利的1944年，党中央逐渐将工作重点转向城市，中央和各根据地成立了城市工作部。1945年2月，在毛泽东直接关怀和指示下新创作的平剧(仨打祝家庄》在延安演出后，时任中央城工部负责人的彭真在发表观后感时，就谈到这出戏对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的意义，他说：《三打祝家庄》的演出证明平剧可以很好地为新民主主义、为人民服务，特别是第三幕对于抗日斗争中收复敌占区城市的斗争，是有作用的。在1945年4月召开的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揭示了这个故事对于认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的价值，他说：“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秘密工作就打不开，如果内部没有动摇，内部不发生问题，就很难解决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333页)毛泽东于此处引证“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的文学典故，用孙立打入祝家庄开展秘密工作的战例，用戴宗奔波于城乡之间进行联络的实践，来说明在抗战接近全面胜利的情况下，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工作上来的必要性。这是战略性转移，它标志着革命进程的质的变化。毛泽东借助梁山义军的城市工作实例来说服全党同志，实现思想和行为的转轨。

毛泽东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革命的所有问题上，都到梁山英雄们那里去寻求灵丹妙药。但不可否认，在为数众多的问题上，他却是很好地借鉴了梁山义军的成功经验，或者说他着眼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慧眼独具地从小说中发现了破解现实难题的钥匙。

(三)

“哄动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的梁山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威武雄壮的武剧，以悲剧结尾落下了帷幕。毛泽东解读《水浒传》，在珍视梁山好汉精神遗产和吸纳梁山运动成功经验的同时，也多侧面地总结了梁山义军失败的教训。

早在上世纪30年代末，毛泽东就指出过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文章中说：“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5页)封建时代农民革命总是归于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指出的“三个没有”。这样，农民起义最终只能有三种前途，或叫三种结局：一种像方腊那样被残酷镇压；一种像宋江那样投降招安；一种像李逵说的那样“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打倒一个旧皇帝，立起一个新皇帝，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刘邦、朱元璋起义就是如此。由于农民革命并没有改变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农民不是一个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他们的革命即便是“胜利”了，也只能是摧垮一个黑暗腐朽的封建政权，而不是铲除封建制度。所以，从社会性质的变化来说，农民革命没有胜利可言。毛泽东在这里讲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农民革命，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也适用于观察文学作品《水浒传》所描写的宋江起义的结局。因为从整体趋势上说，小说中的宋江起义与历史上的宋江起义的结局是一致的。《水浒传》描写了梁山义军从兴起到失败的全过程，它证明了毛泽东结论的广泛概括性和客观真理性，或者说是毛泽东关于农民起义终归失败论断的一种文学证明。

毛泽东还多次具体阐述了导致梁山义军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不容于现实社会。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毛泽东认为，封建社会的政治完全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造反起义运动所代表的都是农民利益，因此他们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举例说：“梁山泊宋江等人英勇精明，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不容于现实社会，遂致失败。”(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第153页)毛泽东还说黄巢起义、李自成起义的失败也是因为“代表农民利益”，而朱元璋起义所以能得天下，是因为初起时代表农民利益，“以后遂变为代表地主的利益了”。宋江等农民起义虽然在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方面代表农民阶级，但并没有产生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历史条件还不可能达到淘汰封建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程度，也就是说，地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封建的皇权思想、封建的生产关系并没有从根基上遭到破坏，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农民革命“不容于现实社会”，尽管它代表农民阶级(封建时代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多少推动了社会进步，但它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失败。

不讲政策，乱杀无辜。梁山义军的失败，还失败在不甚懂统一战线，有些义军将领执行了“左”的政策。1959年2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讲：“扈家庄是用武力解决的，作家写李逵为了使扈三娘没有顾虑，只放走了他的一个哥哥，其他都统统杀了。所以李逵这个人还是有缺点的。”(陈晋：《文人毛泽》东，第253页)同年8月，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说：“李逵、武松、鲁智深，这三个人……缺点是好杀人，不讲策略，不会做政治思想工作。总之，对犯错误的人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李逵作战勇猛，但有时不分敌友，只顾“排头砍去”，杀个痛快，结果杀了不少无辜群众；武松侠肝义胆，疾恶如仇，但在复仇杀死赃官恶霸时，连下人奴仆也一并杀害，则完全没有道理。部分梁山好汉的乱杀无辜反映了游民无产者破坏性的一面。毛泽东曾经多次指出，游民无产者既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破坏性的一面。对其破坏性，毛泽东指出：“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46页)毛泽东这个概括，完全可以解释出身游民阶层的梁山义军将领“左”倾行为的根源，并明了这种破坏性如果得不到遏止和克服，终将导致起义军失败。

没有进行整风。农民起义队伍，虽然绝大部分成员是社会底层的贫民、游民、市民，但人员混杂，思想庞杂。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受本身阶级意识、政治经验和组织能力的局限，也没有意识到从理论上、思想上、政治上提高造反起义者素质的必要性。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肯定了梁山义军内部政治工作有好的一面，但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毛病”：“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进行整风。那个卢俊义是被逼上梁山的，是用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去的，他不是自愿的。”《(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329页)卢俊义出身于“富豪之家”，宋江和吴用使用计谋将他骗上梁山，此人表示“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虽然当上了梁山“二把手”，身在义军之中，但思想基础并没有变。一支革命队伍，只有统一理想信念，明确奋斗目标，坚实思想基础，才能长期艰苦战斗，战胜凶恶的敌人。梁山义军受历史条件、时代视野和思想境界的限制，不可能进行这样的整风(像共产党人的延安整风那样)，他们的队伍不纯和思想庞杂问题，无法得到解决，这是促成他们失败的原因之一。

招安投降搞“修正”。如果客观地看待《水浒传》全本，就会遇到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梁山义军是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胜利形势下，主动打通关节去乞求招安的，也就是梁山大业是被宋江的主动投降断送的。毛泽东晚年在那个《关于<水浒>的评论》的著名谈话中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57页)毛泽东还强调《水浒传》七十一回本、百回本、百二十回本都要出，都要看，让读者了解梁山好汉是怎样兴，又是怎样败的，懂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从总结梁山义军失败教训的角度看待毛泽东的这番话，那么，梁山义军重要领袖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其必然投降的政治倾向，也是梁山悲剧产生的主要原因，而其直接恶果是两支农民义军在互相火并残杀中的同归于尽。晚年毛泽东，外有国际修正主义的压力，内有资本主义“复辟”的担心，特别关注怎样保持、巩固和发展中国革命的政治成果的问题，特别忧虑中国革命的政治前途，“防修反修”是他此时政治思想的核心和主脉。在这种政治语境下，他用招安、投降、修正主义等主题词来总结梁山义军失败的原因，也是他内心世界政治律动合乎逻辑的产物。

毛泽东谈梁山英雄的“走麦城”，分析了梁山义军失败的主客观因素，把它们归纳起来，可以说基本上把梁山悲剧的成因都找到了、点到了。成功经验是财富，失败教训何尝不是财富呢！他把这些教训也借鉴到中国现代革命实际当中来了，对于革命的成功也是起到了相当大作用的。

(四)

从革命和建设(主要是前者)这个切入点，进入毛泽东解读《水浒传》的内心世界，并不是笔者的发现，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早已在谈论“《水浒》与革命”这个话题了。笔者所做的工作，只是把这个话题涉及到的问题更全面、更系统地表达出来罢了。在无以数计的《水浒传》读者中，毛泽东解读《水浒传》的特点恰好在这里。

阅读活动并非消极的接受，而是创造性的活动。日本学者今道友信在其所著《存在主义美学》中引证萨特的话指出：“阅读欣赏是读者的自由创造，是在作品引导下的创造。作者为了引导读者而设置路标，但连接着路标向前迈进的是读者。”(第37—38页)毛泽东虽然没完全无视《水浒传》作者、评者所设下的“路标”，但他的创造自由度更大些。他创造了全新的《水浒传》价值体系。读了本书，读者或许会知晓毛泽东解读《水浒传》的崭新天地。

一千个读者读《水浒传》，就该有一千种“自由创造”；今天的读者读这部名著，创造主题该是建设和现代化吧！

丛书后记

——我这样写毛泽东读“四大名著”

庄子曾经说过一句大实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庄子·人世间》)事情开始的时候比较简单，事情将要完毕的时候比较繁巨，这反映了一般事物的发展规律。我写作毛泽东读“四大名著”也是如此。二十年前，我只是积累了一些毛泽东谈关云长、诸葛亮、孙悟空和贾宝玉的资料，写了诸如《关云长不如彭老总》、《关圣帝君一个土豪也不曾打倒》等几篇短文，那目的也只是写点随笔札记自我欣赏，并没有想到发表，更不用说要写成四大本书了。但从那时起，对此事就很留心，读书看报，每有所得，欣然忘食，不间断的积累材料，日渐丰饶。资料越来越多，思路越来越清，切块扒堆，条分缕析，渐渐地由写几篇文发展到写几部书了。

毛泽东是真正“读书破万卷”的人。有关他解读和运用“四大名著”的记载，我搜集和疏理到的就有数百处之多，这还仅仅是我目力所及的，没有披露的、我无缘见到的，还不知有多少。毛泽东解读和运用“四大名著”资料众多，经验丰富。那么，怎样把这些资料和经验梳理顺畅撰著成书呢？研究和写作中，我给自己树了标杆，想努力实现一些目标。

对于这个专题的资料占有，我的态度当然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没有全面性是谈不上权威性的。我广泛搜求，查阅了数百种图书，翻阅了难以数计的报刊，日有所积，月有所累，共得毛泽东读“四大名著”资料800余条，在同类著述中大约是占有资料最多的。可毛泽东政治活动时间之长，实践范围之广，决定了他与“四大名著”．发生联系的资料之多，我相信还有相当部分资料没有披露，或披露出来不为笔者所知，“全面”也只能是相对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肯定还会有新的资料披露出来，这方面的情形肯定是“譬如积薪，后来居上”。找到的资料，也并非“剜到筐里就是菜”，还要进行考据的工作。不用说，凡是从《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公开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中查到的资料是权威的；党史军史著作中的资料是权威的；严肃的回忆录、纪实文学之类，一般也是可信的；而有些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乃至回忆录中的资料的可信度则要大打折扣，有些则明显让人信不过，笔者的办法是尽量查到资料的原始出处。有些资料是可信的，录自当事人的回忆，但传闻异辞，在这种情况下，优先采录较客观、准确、真实的。本书在介绍毛泽东运用“四大名著”情节、人物、典故的背景时，实际上涉及的是党史和军史的历史资料，为保证这些资料的准确性，凡是有可能的，我都与《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等权威性著作做了核校。这套丛书的资料，其实都是史料，都应该有信史的特征。这是上不辜伟人，中不欺今人，下不负后人的态度。

曾经有几位朋友与我侃过一个共同的话题：毛泽东解读古典小说“四大名著”，其他三种资料都很丰富，唯独《西游记》的资料没见多少，能写成一部书吗？内中透出些许的担忧。起初，我也有这样的顾虑。尽人皆知，研究得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否则研究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少资料的全面性谈不上结论的权威性。研究《西游记》当然也是这样。顾虑和担心也有好处，它促使我处处用心寻觅资料，扩大搜索范围，广泛寻求帮助。数年前，我弟弟志先也加盟到这项工作中来，他把我处自备的、外借的、友情赞助的有关毛泽东的全部文献资料重新梳理一遍，所获为数不少，专题资料越来越多了。为了节省我的时间，他录制了后两部书的大部分资料。毛泽东读《西游记》的资料重点挖掘，这个专题的资料虽然较之其他三大名著略逊，但也还不失丰富，仅毛泽东谈孙悟空即达四五十次之多。那么，以前人们对专题资料的顾虑和担忧是怎样产生的呢？我分析原因大略有三点：当时这方面资料披露较少，不为人注意；以前没有关注这方面情况，印象浅淡；小说主要人物形象太少，毛泽东说来说去只有唐僧师徒四人，似乎形只影单。其实，毛泽东对“四大名著”都很热爱，解读和运用的实例都为数不少，只要用心搜集，较为全面地占有资料是办得到的。

占有了资料，怎样结构全书？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书稿很可能会杂乱无章。这里有两个时空系统，一个是毛泽东读“四大名著”历史过程的时空系统，一个是“四大名著”故事本身发展的时空系统。依据这两个时空系统可以有三种书稿结构：一种是按照毛泽东的实践经历，写出他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阶段读“四大名著”的情况；一种是按照四部小说故事的发展脉络，写出毛泽东读“四大名著”的各种情况；一种是把两个时空系统组合交叉在一起，以“四大名著”情节延伸、故事发展、人物形象为经，以毛泽东解读和运用“四大名著”的内容为纬，结构全书。本套书采用的基本上是第三种办法，但又不太拘泥于此。首先，笔者把要表达的内容分为若干单元。第一个单元是毛泽东对“四大名著”文本的阅读，对小说作者的评论；第二个单元是毛泽东对“四大名著”思想和艺术的借鉴；第三个单元是毛泽东对“四大名著”词语典故和故事典故的运用；第四个单元是毛泽东对“四大名著”人物形象的漫议、鉴赏和征引。《自序》是全景鸟瞰，各篇是个案透视。这样的谋篇布局使结构均衡些。但是，即使这样，有些同类内容，只能分散开讲，比如毛泽东借鉴三国故事阐述人才思想的内容，在《三国都有知识分子》《群英会上的英雄大多年轻》《错用关羽马谡》《曹操懂用人之道》《刘备这个人会用人》《“青年团员”周瑜挂帅》等篇章中都涉及到了。

毫无疑问，写作此套书是为了总结借鉴伟人的读书经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大思想家、大文化人，毛泽东的思想无疑是敏锐深邃的，深挖细察他漫评漫议“四大名著”所包容的思想内涵和人生价值，既挖掘到位，解释透彻，亮出底牌，又不牵强附会，坐地拔高，胡乱引申，使读者有所思，有所悟，有所启迪。要爬上这个陡坡，确非易事，但没有理由不努力去做。当然，这不是要去玩弄谁也不懂的新名词新概念，故弄玄虚。真理是朴素的，深刻是易晓的。这就要求行文生动而不呆板，流畅而不晦涩。语言通俗，段落短小，乃至“背景”几近讲故事，尽量做到寓理于事，理从事出，追求深入浅出浑然天成的行文境界。虽然做起来十分不易，但努力为之。

毛泽东对“四大名著”的解读和运用，其特点如同冰山——据说冰山只有六分之一浮出水面，而六分之五是沉在水下的。毛泽东评说“四大名著”，往往言约旨丰，语言少少许而内涵多多许。在当时的历史背景、语言环境和接受对象面前，极易理解。而今天人们要明了全部内容，就要给予扩展，给予说明，给予阐发。有朋友说，这是“解释学”的治学方法，或许如此。比如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问身边工作人员：“刘姥姥是什么阶级出身？”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发问，小说中对刘姥姥阶级属性如何描写，对人物做阶级分析是否属于文艺学范畴？涉及到不少社会背景和理论问题；再比如，上世纪60年代他在战备会议上问：“刘备为什么能在这里(四川)立国？”只是一句以问代答的问话，但有些读者可能要问：刘备在四川立国是怎么回事？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讲？类似的情况还有许多。因此，对毛泽东的评说和征引，本套书力图做到讲清三个方面：讲清评说的具体历史背景，知晓事情的来龙去脉；介绍小说中相关的情节、人物、词语，使读者(尤其是不熟悉“四大名著”的读者)对毛泽东评说征引的小说内容有个完整的把握；在做到前两点的基础上，揭示毛泽东解读和运用的微妙之处，欣赏其智言睿语的丰富内涵和无限风光。至此，毛泽东的读书经验也就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地显现出来。当然，这种准确的介绍根基于实事求是的态度，没有客观的态度无所谓准确，更无所谓正确。这里有一个怎样对待毛泽东“讲错了”、“用错了”的问题。把小说的思想内容混淆了，把人物经历张冠李戴了，把故事情节记错了，这个问题并不难办，指出来恢复小说本来面貌也就罢了。毛泽东的评说不少是即兴之语，信手拈来，并没有核对原书，要求征引的内容百分之百的准确，是不实际的。对“用错了”的情况则要多费些笔墨，具体分析产生错误的背景和原因，指出错误的程度和影响，不“为尊者讳”。这种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客观态度，是伟人生前所倡导的对待事物的科学态度；坚持这种态度，无损伟人的形象，只能增加伟人的光辉。道理很简单——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训，还在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

毫无疑问，要实现上述写作目标，需要个人的艰辛付出，也需要各方面的鼎力支持。所谓“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况且，在写作上我从来不是“好汉”，更需要帮助。爬格子的日日夜夜，我荣幸的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鼓励和支持。我的直接领导孙大发中将曾经细心地指出我书稿中的笔误，使我下笔时更加谨慎和用心。战友、文友、朋友刘嘉恩、郭宝山、黄永贤、冯连旗、王群、贾凤山、杜传友、高潮、高光辉、王传荣、苏文愚、张景山、曾福林、韩宝琛、张巨德、张宝印、张传相、蔡书成、王玉华、胡世宗、姜宝才、胡承山、张昌富、白金华，对我的援助和支持，使我永难忘怀。我的同事多年来的理解、鼓励、支持，更使我如鱼得水，勤勉奋力，大得工作和研究的乐趣。

中国红学会副会长胡文彬先生、沈阳军区一级作家李占恒、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刘伯和、技术侦察局副局长任志生、前进报社编辑王任飞、网上经营图书的、“大银鱼家”的经理常红，把个人珍藏的或搜求到红学、毛学和其他古代文学文献资料毫不吝惜地送给我(有的红学图书、红学资料珍藏几达半个世纪或几十年)，以作研究之用，令我感动唏嘘，推动我脚步不停笔耕不辍。《刊授党校》杂志社的陈力、刘东来、张炜，早在《毛泽东读(三国演义)》没有全部完稿之际，即抽出毛泽东借三国故事谈哲学的篇章，连载达两年之久，对我的激励和鞭策，如同电池板遇上充电器，代步车出了加油站。辽宁省图书馆的姜猛、刘晓霞、余荣全，沈阳市图书馆的李冬红，沈阳市大东区图书馆的王文风、李天福，沈阳军区图书馆的邹亚琴、唐华，辽宁民族研究所图书室的李琳镐，有求必应，解决了许多资料难题。学校老师赵春阳，学生梁慧颖、董博文、张洁，帮我网上查找资料和扫描图片，出了不少力气。

为写这套书，我几乎投进去所有的业余时间，节假日和双休日更是在所不辞了。头几年，我还不会摆弄电脑，女儿文斐和女婿德龙，经常工作在电脑旁，前两部书稿都是他们打的。电脑的技术故障，一直是德龙在解决。四部书全部写完，又是女儿女婿选配制作了全部插图。我们都上班忙工作，下班忙书稿，家务活自然较多的推给了妻去做。她那时每天教学，学校离家远，很忙，很辛苦。但是，她保障家里的“后勤”，不以为苦，却常以为自豪。一家人为此同心协力，其乐融融。其问，央视数次重播“四大名著”的电视连续剧，漫议“四大名著”就成了家人闲聊时的话题，不用说这是一种很好的家庭文化氛围。亲人的支持，也是我持之以恒写作的动力。

此套书的出版，得到了辽宁出版集团万卷出版公司李英健社长、编辑室王会鹏主任悉心指导和全力帮助，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董志新于沈城三八里凯旋楼

2009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