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是“稗圣”曹雪芹留给世人的稀世文学珍品，是光彩夺目的世界级“文化国宝”，是永远值得国人骄傲的文化遗产。创立红学流派，继承红学遗产，推动红学发展，是毛泽东成功继承优秀文学艺术遗产的典型范例，其在新文化建设中的历史贡献有目共睹。

董志新编著的《毛泽东读<红楼梦>》记载和分析毛泽东解读《红楼梦》的个案，亦即理解毛泽东红学思想的各个理论支撑点，这恰恰是毛泽东派红学的主导部分；本篇序文则是据此论述该学派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曾经说过《红楼梦》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可见这部千古名著在他心目中的分量和在文学史、文化史上的地位。

《毛泽东读<红楼梦>》是一部研究和介绍毛泽东解读《红楼梦》的情况和经验的学术专著，也是一部有着填补学术空白意义的新著。

《毛泽东读<红楼梦>》作者董志新在较为充分占有研究资料的情况下，对毛泽东珍爱红楼遗产，痴迷阅读小说文本，多角度评论其思想和艺术，巧妙运用红楼典故于生活实际，热情关怀和关注红学人物成长，带动20世纪下半叶红学的波浪式发展和持续繁荣，创立区别于旧红学索隐派和新红学考证派的新的红学流派，深刻广泛地影响红学史的发展方向，等等史实情况，都做了翔实具体的介绍和见解独到的评论。

全书内容划分为五个单元：第一单元是毛泽东对《红楼梦》文本的阅读，对小说作者家世和生平、思想和艺术才能、文学创作实践(即所谓“曹学”)的评说。第二单元是毛泽东对《红楼梦》在文学史上地位的判定，以及对阅读文本经验的概括。第三单元是毛泽东对《红楼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多层面多角度的评论阐扬。第四单元是毛泽东对《红楼梦》人物形象的漫议、鉴赏和征引。第五单元是毛泽东对缸楼梦》故事典故、词语典故思想内容的发掘、借鉴和引用。本书全面展示了毛泽东解渎《红楼梦》的新鲜经验和独到见解，探讨了毛泽东在红学发展史上应有的独特地位。

毛泽东与红楼遗产(自序)——毛泽东派红学的历史地位001

他自己说读了十几遍(文本阅读之一)

 《红楼梦》就是在一师学的001

 口袋里装着，书架上放着003

 恰到好处的引证005

 线装本·石刻本·精装本006

 他能背《红楼梦》中很多诗词009

你们都要看看《红楼梦》(文本阅读之二)

 “《红楼梦》可以读”012

 “这些书不看是不行的”014

 “一定要精读《红楼梦》”016

 “你去读《红楼梦》吧”017

对《红楼梦》发表了许多精辟见解(文本阅读之三)026

家境不衰写不出《红楼梦》(曹学之一)029

 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029

 你是曹雪芹的同乡嘛034

 曹雪芹的家是在雍正手里衰落的036

 雍正时代兴“文字狱”040

 家境不衰写不出《红楼梦》044

曹雪芹还是想补天的(曹学之二)049

 曹雪芹只是个拔贡049

 因为有一肚子火气才写《红楼梦》053

 多才多艺的伟大作家057

 曹雪芹还是想补天的060

“曹雪芹的民主文学”(曹学之三)066

 “曹雪芹的民主文学”066

 曹雪芹的脂粉气比先生浓得多071

 写一部“像《红楼梦》那样的书”075

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阅读感悟之一)078

 在“位置是不很高的”七字旁画了个大问号078

 中国古代小说写得最好的一部084

 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086

 对世界的三大贡献089

看五遍才有发言权(阅读感悟之二)092

要读后面的部分(阅读感悟之三)0g8

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阅读感悟之四)104

 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104

 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107

 当作历史材料来学是有益的110

不读《红楼梦？就不懂封建社会(阅读感悟之五)111

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红楼思想之一)117

《红楼梦》写“四大家族”(红楼思想之二)123

 《红楼梦》是描写“四大家族”的124

 主要是写四大家族统治的历史126

 可以看出家长制的不断的分裂128

 借“四大家族”兴衰揭示封建制度腐朽130

第四回是个总纲(红楼思想之三)134

它是讲阶级斗争的(红楼思想之四)144

 它是讲阶级斗争的145

 一部形象的阶级斗争史150

 只有用阶级分析才能读懂《红楼梦》152

 都白白地断送了性命155

关于爱情掩盖政治(红楼思想之五)160

 谈情说爱与两派斗争160

 才子佳人与四大家族162

 当作色情书看待不公道164

 “吊膀子”是掩盖政治斗争的166

同一人生观相互结合的爱情(红楼思想之六)175

 《讲堂录》中的“意淫”说175

 同一人生观相互结合的爱情182

 为什么非林妹妹不可187

《红楼梦》尊重女性(红楼思想之七)192

 宝二哥说女人是水做的192

 贾宝玉对这些人都是同情的195

 写女奴“都写得好”197

很早以前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思想之八)200

 非“盗贼”去“抢田夺地”200

 助长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204

 写封建剥削只有一两处206

《红楼梦》写得有点希望(红楼思想之九)210

自道其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红楼艺术之一)214

 作者自道其现实主义创作方法214

 此回是现实主义最成功的范例221

 没有实际经验写不出“认镫”二字226

《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红楼艺术之二)229

通过家庭反映社会(红楼艺术之三)237

用假语村言写出来(红楼艺术之四)243

刘姥姥进大观园就是这么写的(红楼艺术之五)250

 宁荣二府与“小小之家”251

 刘姥姥进大观园就是这样写的254

 刘姥姥见凤姐一段“扯得开，收得回”255

石头会说话呢(红楼艺术之六)259

所有剧目与主旨切合(红楼艺术之七)265

 作者对戏曲极为熟悉266

 书中剧目为当时流行名剧268

 所用剧目与本旨切合269

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红楼艺术之八)274

 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274

 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279

 可以学习他的语言282

而且人物性格各异(红楼艺术之九)284

文学中的一个革命家(红楼人物·贾宝玉之一)291

 文学中的一个革命家293

 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295

 他觉得女孩受压嘛298

全不肯劳动的公子哥儿(红楼人物·贾宝玉之二)301

是个很有头脑的女孩(红楼人物·林黛玉之一)305

 林黛玉不是四大家族的305

 是个很有头脑的女孩308

 林黛玉写的诗全能背下来310

身上发出的一种香(红楼人物·林黛玉之二)314

 林黛玉身上发出的一种香314

 林妹妹自然不愿嫁给焦大315

 女同志不同于林黛玉317

 不学林黛玉 要学花木兰319

凤姐这个人物写得好(红楼人物·王熙凤)321

 治世能臣 乱世奸雄322

 想办法积攒私房326

 凤姐这个人物写得好327

 当内务部长的材料329

探春不过是代理(红楼人物·贾探春)334

 他们不喜欢探春334

 探春也当过家337

 您想让我当探春339

荣国府的最高家长(红楼人物·贾母)341

 贾母是最高家长341

 我是《红楼梦》里的老夫人343

刘姥姥是个典型的农民(红楼人物·刘姥姥)346

 知不知道刘姥姥这个人物346

 刘姥姥是个典型的农民348

 像刘姥姥借钱352

敢把皇帝拉下马(征引运用之一)354

 张学良敢把老蒋拉下马355

 我是“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人357

 这是古人王熙凤说的358

 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361

 要有王熙凤“舍得一身剐”的精神362

东风压倒西风(征引运用之二)364

 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365

 在路线上没有调和余地366

 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368

 东风已压西风倒371

 这是苏州姑娘林黛玉讲的372

 总结一个“东风压倒西风”374

 杜勒斯对“东风压倒西风”表不惊恐375

 东风要占优势376

 这一句不宜在这个时候讲377

 林黛玉有句话讲得好377

不知大有大的难处征引运用之三)379

 多次提起“大有大的难处”这句话379

 大国的事情也并不那么好办381

 美苏都碰到了许多困难383

 “大有大的难处”对我们特别有用384

党员干部警惕受人包围(征引运用之四)386

贾府运筹谋划者无人(征引运用之五)391

没有不散的筵席(征引运用之六)395

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征引运用之七)399

其实各有各的心事(征引运用之八)402

贾宝玉的命根与国民党的军队(征引运用之九)410

主要参考文献资料414

后记419

丛书后记——我这样写毛泽东读“四大名著”423

作为人民领袖，毛泽东交际广泛，与各行各业的人们都有交流，他认为读小说不只是作家的事，不只是文学爱好者和文化人的事，而是各行各业的人都要有的一种修养，一种储备和积累。他把《红楼梦》推荐给各类人员阅读，似乎它是各类人员的共同教材。

文工队员要看看《红楼梦》。1953年朝鲜停战后，志愿军第十二军文工团演员余琳奉调回北京，学习舞蹈和服装制作，不久调入中南海中央警卫团文工队。那时，中直机关常举办舞会，文工团员们常陪中央首长跳舞。有一次，余琳陪毛泽东跳舞。毛泽东问余琳平日学什么，余琳回答：“学您的著作，还有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还看看文艺书籍。”毛泽东摇摇头说：“那还不够，不够。你们要看看《三国演义》《红楼梦》。每天的《人民日报》也要读，还应该学学外文，我都在学外文。你们年轻，要多学一点，学深一点。”不久，毛泽东就让自己的秘书田家英给文工队讲了《红楼梦》。这件事对余琳影响很大。她感到自己年纪轻，文化程度不高，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由此产生了考大学去念书的想法。(李瀚：《墨海洪波涌芙蓉》《穿越硝烟——原十二军文工团老战士文集》，白山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552页)吴凤君也是中央警卫团文工队的队员，她在回忆录中说：主席与我们谈话时常常问到学习问题，我记得他不止一次地告诉我：要养成每天看报的习惯，要关心国家和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不然就变成了聋子、瞎子了。他经常问我都看什么书，喜欢读什么书。有一次我告诉他我订了一份《新观察》杂志，我很喜欢看。他听了笑着说：“要学会观察事物不是很容易的。你好好学习一下如何观察人，如何观察事物吧。”主席问我看过《红楼梦》吗。我说看过，只是其中许多诗词看不懂，还有许多不认识的字。他说：“多看几遍就懂了，那些字不认得记下来问我。”后来我又看了《红楼梦》，其中的疑难字通过查字典，向周围同志请教也认得不少，我未去打扰他老人家。但他对我们的教诲是极有耐心的。(吴凤君：《在毛主席关怀下成长》，《缅怀毛泽东》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81页)

搞公安的也应该看《红楼梦》。毛泽东在广东珠江游泳休息时，问省公安厅长薛焰：“最近读过些什么书？你看过《红楼梦》吗？”薛焰回答：“这是本文艺书，我是搞公安的，没有看过。”毛泽东便认真地说：

“搞公安的就不要看？你知道那里面有多少人命案子呀！这是一部讲阶级斗争的书，应该看看。你最少要看上五遍才能搞清楚。”“这里面有你们学习的。书内有四大家族，你知道吗？”(薛焰：《光辉的形象亲切的教导》，《广州文艺》1977年第5期。转引自《毛泽东谈文说艺实录》，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51页)

学医的要关心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红楼梦》。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汤沛回忆：一次吃饭时主席对我们说：“你们这些学医学的，不能光看医学书籍，要多看些其他书籍。”并进一步教导我们：“我们中国人要关心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一定要精读《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名著。”主席兴趣所至，在餐桌上深人浅出地给我们讲解这些书中的某些片断和情节以及它们的意义。周末的晚餐桌上成了他老人家考我们的场所。当然这也是我们增长知识的场所。(《中华儿女(国内版)》1995年第9期，第12页)

摄影师要看五遍《红楼梦》。1954．年初，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有一天爬山，他对身边的摄影师侯波说：“你现在看什么书啊？”侯波说：“《红楼梦》。”“看得懂吗？”“看故事呗。”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久了，侯波说话也就随便多了。“你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毛泽东说。“我一遍还没看完哪。”“那样的社会，那样的家庭，你们没看到过。只能看看故事。”(侯波：《毛泽东身边二三事》，《毛泽东在浙江》，中央党史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32页)

“你去读《红楼梦》吧”

夺取政权的战争年代，毛泽东带起来的各级领导，多数是出身贫苦、文化水平不高的工农干部。这些人斗大的字不识几升，更不要说读过《红楼梦》了。这也怪不得这些干部，是时代条件使然。毛泽东找这些工农干部谈话，要求他们“知识化”，对他们进行文学启蒙，一条基本的要求就是“学点文学”。P016-017

毛泽东与红楼遗产

——毛泽东派红学的历史地位(自序)

《红楼梦》是“稗圣”曹雪芹留给世人的稀世文学珍品，是光彩夺目的世界级“文化国宝”，是永远值得国人骄傲的文化遗产。

因《红楼梦》而产生的红学，二十世纪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中国学术中为全世界所瞩目的“三大显学”之一(另两门学问为甲骨学与敦煌学)。红学之所以成为“显学”，得力于三大红学流派的出现和推动。这三大红学流派，即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旧红学索隐派、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考证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现当代红学。三大红学流派以其不同的方式，都对红学的勃兴、繁盛和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以毛泽东派红学贡献最大。

毛泽东具有自觉的文化遗产批判继承意识。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对这个问题有过睿智的思考、前卫的观点和清晰的表达，他说：

“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作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60页)

创立红学流派，继承红学遗产，推动红学发展，是毛泽东成功继承优秀文学艺术遗产的典型范例，其在新文化建设中的历史贡献有目共睹。

本书记载和分析毛泽东解读《红楼梦》的个案，亦即理解毛泽东红学思想的各个理论支撑点，这恰恰是毛泽东派红学的主导部分；本篇序文则是据此论述该学派的历史地位。

有作为才有地位，有贡献才有地位。毛泽东派红学对当代红学建设的多方面贡献是世所罕匹的，二十世纪红学史上应该有它显著的位置，应该重彩浓墨将其载入史册。正如杨光汉教授所说：“注意：毛泽东也是一位红学家，而且是红学大家。谁写红学史而无视他的存在，决称不上是‘科学的’。”(杨光汉：《红学与经学——论“红学”的定位之争》，《红楼梦学刊》1997年增刊，第107～108页)

杨光汉教授提请“注意”，是因为还有不承认毛泽东派红学历史地位的种种令人不解的议论和现象。肯定这个学派在红学史上的地位，还要讨论清楚一些问题：

第一，毛泽东派红学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成熟的学派？一般情况下，红学家、红学史家认为二十世纪给红学发展以巨大影响的红学流派主要有三大派别：一是索隐派，二是考证派，第三派的具体指向则有两个，有人指毛泽东派红学，有人指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小说批评派”。试图把毛泽东派红学纳入“小说批评派”的学者，在整体观照二十世纪红学流派的演变时，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近代红学“小说批评派”的开先河者王国维，其专著《红楼梦评论》发表于1905年，尽管王氏的研究有开创的意义，尽管王氏的学术价值今天可以重新定位，但是，王氏的研究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被重新提起，中间七十余年不绝如缕，几无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让开创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毛泽东派红学去衔接与自身出现和发展没有什么内在联系的王氏“小说批评派”，这样的归类不知依据什么道理？似乎难于解释。其实，这种学术现象的出现，它的积极方面是对学界批评毛泽东派红学的学术缺失后的一种补救，是在更广阔历史背景下为毛泽东派红学寻求红学内在理论支持；它的消极方面则客观上否定了毛泽东派红学的学派独立性，把毛泽东派红学的海洋硬性溶入“小说批评派”的池水。毛泽东派红学是有个性的、独立的、成熟的红学流派。它在研究观念、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上有自身的特质，它在发生发展上有自身的轨迹。它不是红学中的一两个学术观点，而是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不是红学队伍中的一两个学人，而是一个庞大的、传承递进的学术集团；不是影响一两天，而是影响较长的历史时期。总之，毛泽东派红学是有自身特殊性的、具备学派各种基本要素的、别的学派不可取代和容纳的成熟学派。

第二，毛泽东派红学的出现是不是一场“红学革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余英时发表《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的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一文，该文依据孔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典范”理论，论定近代红学研究史上的“索隐派”和“考证派”是“两个占主导地位而又相互竞争的‘典范’。”余英时称毛泽东派红学为“封建社会阶级斗争论”，简称“斗争论”。余氏对近代红学发展史的考察，其理论基础或基本理念可称之为“典范论”，他对近代红学史各个学派的评论多有精彩之处，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刚刚走上思想解放之路的大陆红学界震动很大，不无启蒙启示意义。但是，其中对毛泽东派红学的论断，似可商榷。他说：

“斗争论”对于《红楼梦》研究而言毕竟是外加的，是根据政治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不是被红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所逼出来的结论。

我们必须承认，在摧破自传说方面，“斗争论”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斗争论”虽可称之为革命的红学，却不能构成红学的革命。(第二个“革命”取孔恩之义)其所以不能构成红学的革命，是因为它在“解决难题”的常态学术工作方面无法起示范的作用。更确切地说，它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历史理论在《红楼梦》研究上的引申。换言之，这是一种借题发挥式的红学。既是借题发挥，则它的结论是否有效便不能单独取决于所借之题——即红学的内在标准，而必须取决于历史唯物论在清初社会史研究方面的整个成绩。这一层自然越出了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外。

到了五十年代，由于自传说“典范”本身的局限性，考证派实已成强弩之末。大陆上“斗争论”之适于此时崛起，正如海外索隐派的复活一样，是红学发展将要进入新的突破阶段的一种明确表示。(《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的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红楼梦研究文选》，华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893、894页)

“典范论”在解释毛泽东派红学出现的历史动因时，使用了令人大感意外的“外加的”一词，而“外”是指“政治的需要”，所以它的结论是毛泽东派红学的产生不合“红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也就是说，“典范论”既没给毛泽东派红学“准生证”，也没给毛泽东派红学合法的“身份证”。毛泽东派红学不仅是“红外学”，而且是“外红学”。这里无意中提出个衡量红学派别与红学关系的标准：因“政治的需要”而产生的红学流派对红学来说是“外加的”。可是，“近代红学的发展”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蔡元培索隐《红楼梦》是“吊明之亡，揭清之失”，是实实在在的在搞“反清排满”的民族主义和民主革命；胡适考证《红楼梦》的初衷是借古典白话小说提倡白话文，推动文化革命，以适应五四运动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科学与民主)的时代政治思潮。蔡氏索隐红学、胡氏考据红学的出现，不仅是一般“政治的需要”，而且是社会大变革、大转型时期的“政治革命的需要”。那么，蔡、胡之论对于“《红楼梦》研究”来说，是不是也是“外加的”？！毛泽东派红学产生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行将结束的五十年代中期，它的出现直接原因是文化建设和文化整合的需要，“政治的需要”倒还在其次；仅就“政治的需要”而论，比之蔡胡两派红学还低了一个层次。同样的事情，同类的性质，单单把毛泽东派红学排除在外，至少有失学术公道吧！再者，说毛泽东派红学“不是被红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所逼出来的结论”，这个观点难于成立，且有自相矛盾、不合逻辑之嫌。上述引语中就有一段：“到了五十年代，由于自传说‘典范’本身的局限性，考证派实已成强弩之末。大陆上‘斗争论’之适于此时崛起……是红学发展将要进入新的突破阶段的一种明确表示”。从红学发展的历史演进来说，在考证派已成强弩之末并产生严重危机之时，毛泽东派红学适时崛起，应运而生，难道不是契合了“红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顺应了时代学术思潮吗？既然承认这是红学发展“新的突破阶段”，那么，如果这个“突破”带有质变的性质，毫无疑问就是红学革命。但是，“典范论”认为毛泽东派红学虽然可以“称之为革命的红学，却不能构成红学的革命”，原因在于它只是一种“借题发挥式的红学”。即借“红学的内在标准”之题，去“发挥”历史唯物论。并进一步认为毛泽东派红学的结论“取决于历史唯物论在清初社会史研究方面的整个成绩”，而这又越出了“讨论范围之外”。说来说去，毛泽东派红学之于红学是“外加的”，因此依据“典范论”的标准(即孔恩的“革命”之义)，不能看做是“红学的革命”。其实，衡量红学流派的出现是不是“红学革命”，把孔恩以研究“科学革命”为对象的“典范论”作为尺子，本来就不可靠，比较稳妥的还是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这把尺子。我们知道，事物有量变，有质变；质变决定两个事物之间的根本区别。毛泽东派红学的出现，并不是索隐派、考证派的量的增加和积累，也不是“小说批评派”的延伸和扩大，而是红学出现了一种新质，一种全新的形态。它对索隐派、考证派的否定，不是一两个学术观点的数量的否定，而是学派整体的质量的否定。它的根本标志是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红学流派，即人们通常说的“马克思主义红学”(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原则作指导研究《红楼梦》)。余英时教授也明白指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历史理论”或“历史唯物论”。在实践上，正如余氏所言，毛泽东派红学的最主要功绩是“在摧破自传说方面”“有其积极意义”。尽人皆知，“自传说”是胡适派新红学的核心概念，“摧破自传说”已经从学术基石上瓦解了考证派。“自传说”是考证派胎里带来的病根，至今它仍然是学者们诟病考证派最为有力的根据。二十世纪的红学流派，“新红学”是对“旧红学”质的超越，毛泽东派红学是对“新红学”质的超越，这种红学内部的学术性变革，正体现了事物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如果这还不是红学革命，还能在红学领域举出超出这种学术变革的别的例证吗？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赵建忠教授对近代红学各个流派颇有研究，他在《两百年来红学研究范式的转型与当代红学新批评视野的建构》一文中，认为毛泽东派红学(他使用的概念是“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是继“新红学”之后的“第二次红学革命”：

其实，着重对文本阐释的研究路向，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揭开了序幕，这就是以“典型论”为核心理论的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与胡适考证派红学的交锋。余英时在上引那篇文章中曾认为这种批评范式是“根据政治的需要而产生的，不是被红学发展的内在逻辑逼出来的”，所以“革命的红学”尚不能构成“红学的革命”，这种看法也还有商榷的余地。作为一种可能的研究视角和认知方法，“社会学”也并不外在于“红学”研究的内在逻辑，因为如果离开历史、社会而仅仅从作品本身去寻找答案，那么人物形象也就变得难于理解甚至解读流于随意性，这方面，恰恰是“典型论”对“自传说”的可贵反驳。胡适开创的“新红学”研究范式只强调“作者”与“版本”两项，虽然也提及“时代”，但仅是一笔带过，并没有取得什么骄人的研究实绩。对“时代背景”的深入考察，是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的重要贡献，不容抹杀。可以说，“典型论”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红楼梦》研究的学术空间。对于考证派独霸红坛的历史而言，它也确实构成了一场“红学的革命”，可以这样表述，就红学的发展历程看，“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是继“新红学”之后的第二次红学革命。(《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5辑)

1963年年底，早于余英时16年(余氏论毛泽东派红学不是“红学革命”的文章发表于1979年)，毛泽东派红学出色的组织家、研究家何其芳在《曹雪芹的贡献》的文章中，就评价从“批俞评红”开张的毛泽东派红学是“在《红楼梦》研究和整个文学遗产研究中的一个革命”：

一九五四年，新中国的文艺界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倾向、对胡适在《红楼梦》研究中的影响作了广泛的批判，反对了脱离时代、脱离社会、脱离阶级来研究文学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反对了贬低《红楼梦》的巨大价值的“自传”说和“色空”说，同时也批评了《红楼梦》研究中的烦琐考证的倾向和“不可知论”。经过这次批判，许多文学研究工作者初步建立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文学遗产的必要性的认识，对《红楼梦》的广泛而又深刻的反封建的意义得到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这次批判是在《红楼梦》研究和整个文学遗产研究中的一个革命。它给古典文学研究工作指出了新的方向。在这以后，用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和其他文学遗产虽然还只能算是一个开始，而且对有一些重要的问题还存在着分歧的看法，我们的方向却是正确的。(《阿其芳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368页)

何其芳的评价有充分的史实依据和严密的逻辑力量，结论令人信服。赵建忠对“典型论”与“典范论”作了细密的比较分析，肯定了前者，否定了后者，结论是毛泽东派红学是“第二次红学革命”。

第三，毛泽东派红学是不是处于主流红学的地位？谁都知道，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到四十年代末，是“新红学”考证派一统天下。1954年的“批俞评红”，毛泽东发现了两个“小人物”有开创意义的批判“新红学”考证派的文章；发起和领导了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一场全国性辩论，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研究《红楼梦》(及其他古典文学作品)的新典范。“新红学”考证派遭到重创，其红学主流地位基本丧失，毛泽东派红学正式形成，登上红坛，并取得“执牛耳”的地位。一时之间，大陆内地的红学，“索隐派”几乎踪影皆无，考证派也是溃不成军，独有毛泽东派红学经五十年代的“批俞评红”、六十年代的“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活动”、七十年代“‘文革’评红热”三次形态各异的高潮涌动，称霸红坛二十余年，成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没有匹敌的主流红学。尽管余英时不承认这一“典范”，但是这个“典范”却客观存在并有很大影响，它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未，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毫不动摇地占据大陆红学研究的主流地位，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客观历史事实。别的红学流派，即使偶有表现，也只配支流、潜流或暗流的地位。八十年代以降，考证派卷土重来，索隐派死灰复燃，其他新学派纷纷登场，但至今似乎难以撼动毛泽东派红学的主流地位。进入新世纪，虽然红学各派大有齐头并进之势，但是还没有哪派有力量取毛泽东派红学而代之。红学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几十年。从二十世纪红学史的角度看，索隐派、考证派与毛泽东派红学都曾经风光一时，“挂帅出征”，引领过红学发展的新潮流。这是因为它们都确立了自己的研究“典范”，并在一个相应的历史阶段使之成为学术研究的传统；这一传统既经形成之后，大多数学者即在其特定的“典范”笼罩之下从事“解决难题的常态工作”。八十年代以后，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背景下，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潮影响，红学界各派并起，表面上大有并驾齐驱之势，其实并非旗鼓相当。毛泽东派红学经过自身的痛苦裂变、反思和洗礼，也几度经历了挑战与危机，但是它清洗掉“以运动方式研究学术”等等灰尘和污垢，又以崭新的面貌轻装上阵了，它的主流地位似乎还没有替代者。人们在文章中和媒体上经常称呼的“主流红学家”，实质上绝大部分是毛泽东派红学家，就是最好的证明。所谓毛泽东派红学的历史地位，其实也就是它在红学发展中的主流地位。我们承认毛泽东派红学的主流地位，并不是说索隐派、考证派和其他红学派别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走向灭亡。相反，它们在新的红学语境和氛围中，也照样会通过扬长避短获得新的生机和发展前景，只是没有或不再占据学术研究的主流地位而已。

第四，毛泽东派红学是不是推动了红学发展？评价毛泽东派红学的历史地位，题中应有之义是要弄清楚它的作用是推动了还是阻碍了红学发展。倘若是前者，它的作用是积极的，在红学历史上有重要地位；倘若是后者，它的作用是消极的，在红学历史上将没有地位。二十世纪下半叶(从新中国建立到世纪末)的红学史研究中有一个最大的悖论：一方面认同红学大发展，是世界级“显学”，另一方面又全面抹杀毛泽东派红学的学术成果和对红学发展的巨大贡献。如论者在评论“阶级斗争红学”时说1954年到1978年的二十多年间，“红学”遭遇的只是一场浩劫。“阶级斗争红学”即指毛泽东派红学。“浩劫论”已经把毛泽东派红学的价值和作用全盘否认。这样说倒也痛快，只是不符合二十多年间红学发展的史实。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二十世纪红学发展的实际进程。杨光汉教授统计的百年红学成果是：

在1900年至1996年不到百年的时间内，发表过红学文章或出过专著的海内外研究者有2361人，在中国出版的红学专著及工具书586部，发表论文近6000篇。另有续书、仿作70部，以《红楼梦》为题材的诗词、图画28集，戏曲343种，话剧16部、电影8部，电视剧36集，音像制品161种。……这一百年的成绩充分说明，红学的存在并被中国和海外学者认同，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以至我们可以这样说，二十世纪中国的一大文化奇观，便是《红楼梦》研究成了专学、显学。(杨光汉：《红学与经学——论“红学”的定位之争》，《红楼梦学刊》1997年增刊，第98～99页)

杨光汉教授讲的红学研究成果是整个二十世纪的。如果把这个世纪上半叶五十年红学研究成果减掉，那么，余下的统计数字中的主要部分说明的恰恰是毛泽东派红学的研究成果了。因为这个学派对红学发展全局产生影响，是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时间段内。吕启祥和林东海主编的《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8月版)一书，统计和囊括的恰恰是二十世纪上半叶(191·-1949)的红学研究成果。吕启祥在该书《前言》中说：

返身回顾本世纪上半叶的红学研究……搜集和汇集了这一时期发表在全国各种报刊杂志上的红学评论约有五百余篇。

本书所收录的一百余位作者约三百篇文章，占到我们所及见的五百多篇的大部，未收入的……数量已不多……

本世纪上半叶单本的红学著作很少……吕启祥和林东海的调查结果是：二十世上半叶的红学研究成果的三个主要数据分别是：论文500余篇，论著“很少”，论者百余位。而与之相应的杨光汉教授披露的三个主要数据分别是：发表论文近6000篇，在中国出版的红学专著及工具书586部，海内外研究者有2361人。据此，我们得知二十世纪下半叶红学研究成果的三个主要数据大约是：红学论文5400余篇，论著560余部，论者2200余人。

山东大学马瑞芳教授引用的二十世纪下半叶红学研究成果数据更能直接说明问题：

有人调查：20世纪后半个世纪，明清小说研究论文百分之九十集中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红楼梦》《儒林外史》七部名著，总共发表论文17315篇，其中《红楼梦》研究的8756篇，也就是说，七部名著研究论文中，每两篇就有一篇研究《红楼梦》，真是“一部红楼，半壁江山”。这不成比例的研究恰好说明《红楼梦》无愧于“盖世之作”。(马瑞芳：《红楼人生五大事》《文史知识》2006年第3期第28页)

虽然数量并不就是质量，但是没有数量就谈不上质量；量变终久会引起质变，量多一般会显示发展。二十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红学研究成果数量上的悬殊比例，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占有主流地位的毛泽东派红学给予红学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如果抽掉这些内容，去掉这些成果，红学遭到的只是浩劫，那么它是如何成为显学的？说红学得到发展了还有客观依据吗？尽管由于统计标准和统计方法不一样，两处的统计结果有较大差异，尽管这些统计数据中还包括毛泽东派红学名下一些称不上“学术研究”的论文(如“文革评红热”中“梁效”的大批判文章)，尽管这些统计数据中还包括改革开放(1978)以后索隐派、考证派和其他红学流派的文章，但是主体部分还是毛泽东派红学的学术成果，它们对红学的发展和建设起到的推动作用是有大量事实证明的。

我们再看一些红学专家对这个问题的评论。

红学家陈毓罴在《红楼梦学刊》编委会与中国红学会常务理事会召开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说，毛泽东“开辟了红学研究的新天地”：

由于毛泽东对《红楼梦》作出了高度评价，《红楼梦》的地位得到显著提高，红学也进入一个新阶段，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红学的兴起，开辟了红学研究的新天地。解放前，也有个别人写了文章作了这方面的研究，但比较浅。而且自从毛泽东提倡后，红学研究中出现了许多新观点。例如，不再只把《红楼梦》放在单个作家或仅与曹家联系起来看，而是作为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看，指出它产生在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时代，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这就把《红楼梦》的真正意义显现出来了。当时批判“钗、黛合一”论，认为薛、林的思想倾向是对立的。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毛泽东多次谈到《红楼梦》的价值，还曾以后四十回中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来比喻世界形势。可见毛泽东对后四十回也不是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座谈会纪要》，《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4辑，第33页)

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之时，红学家胡文彬为参加学术会议特意撰写了《毛泽东与(红楼梦)》的论文，他评价毛泽东“在当代的红学研究界一直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作用”：

在当代的红学史上，《红楼梦》这部小说是与毛泽东同志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对《红楼梦》一书的评价，对红学研究所发表的许多重要评论，在当代的红学研究界一直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当代红学研究的盛衰曲折，是与毛泽东同志的许多评论所分不开的。

从整个当代红学史上看，毛泽东同志对发展红学、繁荣红学，曾经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他晚年对《红楼梦》有偏颇之论，不足为训。但是人们不会因此而否定他的贡献，否定他对当代红学史的巨大影响。因为，历史固然不是少数几个权威手中的玩物，它是由人民来写的，但人民是不否认杰出人物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作用的。

《红楼梦》自问世后曾经产生过数次“高潮”，但从来没有像在毛泽东时代这样走红过。曹雪芹地下有知，他会因为得到一位历史巨人毛泽东的相知而高兴。(《红楼放眼录》，华艺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1、14页)

红学家冯其庸在“扬州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词中阐述“20世纪下半叶是红学大发展的阶段”的观点时，列举了六点标志：《红楼梦》的早期抄本陆续有所发现，和曹雪芹祖宗的家世档案传记碑刻，以及曹家几代人的奏折有大量的发掘、发现和公布；对《红楼梦》文本的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新校注本”和翎旨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本，十多种早期抄本的相继影印出版，是“红学”发展的基础；对清代记事式的红学和评点派的红学也都有整理，在工具书方面有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红楼梦大辞血》等；《红楼梦》的思想研究、艺术研究、典型研究、美学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中国红学会成立后，领导了历次盛大的国际和国内的红学活动；“红学”走向世界，《红楼梦》文本传布国外，《红楼梦》外文译本的增多，《红楼梦》国际性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他说：

大家知道，“红学”的真正成为“学”并且得到发展，是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新红学”派，而得到更大的发展，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直到20世纪之末……可以说，20世纪的下半世纪是“红学”大发展的阶段。(《红楼梦学刊》2004年第4辑，第2～4页)

评价毛泽东派红学的历史地位，不能绕过对1954年“批俞评红”的评价。李希凡是当事人，又是“首难”者，经过半个世纪的红学风雨，他对那场至今聚讼纷纭的红学大讨论，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看法：讨论和批判促进了建国后红学的发展，造就了“红学”的显学地位。

人所共知，毛泽东同志还为了如何正确评价《红楼梦》，在1954年发动了一场批判运动。对于这场批判运动，至今还聚讼纷纭。尽管这场批判运动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却在主客观上大大促进了建国后的红学研究的发展……《红楼梦》流传后不久，就有了“红学”的出现，后来又有了新旧红学之分。但真正使“红学”有了系统性规模的研究，却是解放后这几十年来学术发展的丰硕成果。(李希凡：《“说不尽的(红楼梦)”——在’94莱阳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上的致词》，《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1辑，第330～332页)

这次讨论与批判，曾激发了知识界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至于在《红楼梦》研究方面，也应当承认，对这部杰作的深刻的社会内容，伟大的时代意义，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可以说都是从此时起，才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而且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对《红楼梦》有很高的评价，在他后半生中多次谈论《红楼梦》的政治历史价值、思想艺术成就，才引起了广大群众的阅读兴趣，造成了《红楼梦》研究历久不衰的所谓“显学”地位。(《关于建国初期两场文化问题大讨论的是与非——答<文艺理论与批评>记者问》，《传神文笔足千秋——<红楼梦>人物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457页)

如果有人以李希凡为“当事人”，其评价或可有先人为主的成见的话，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不是“当事人”的红学家张庆善在回顾百年红学史时，对1954年“批俞评红”积极作用的评价：

在百年红学的历程中，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无疑是对红学走向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今天我们用历史的客观的态度审视当年的过程，应该说以李希凡、蓝翎为代表的学者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红楼梦》，注意《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作品的思想意义，挖掘作品的社会历史内涵，拓宽了人们的研究视野，也取得了许多成果，这是值得肯定的，他们同样为红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历史给了我们什么启示——(百年红学)代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3—4页)

毛泽东派红学把红学发展推向了快车道，使其成果丰硕，盛况空前，影响长达半个世纪，乃至更为久远。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无法否认也没必要否认。至今，还没有哪个红学流派取得的实际成果超越它。“浩劫论”最大缺失是没有事实根据。《红楼梦》研究成为显学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的一大文化奇观”，这个“文化奇观”的出现，有几大学派的功绩，其中毛泽东派红学的贡献最大。这是任何努力都无法掩盖的事实。

第五，毛泽东派红学是不是现在仍然保持着学术活力？毛泽东身后，红学发展态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回归文本”的呼声大倡，而且三大红学流派取长补短、求同存异亦为趋势。仅从论文论著发表看，则有并驾齐驱、分庭抗礼之态。但仔细观察，却都在展示各自的历史命运，既遇到了机遇，也遭遇了挑战。索隐派的复活几乎进入亢奋期，然而并不是自我更新赢得发展的蜕变，虽然著作频出，并在研究方法上采取改变策略的规避性措施，但并没有多少学理上的真正进步，其成果虽然满足了部分读者的好奇心和探秘感，却得不到红学界的广泛认同，还时不时陷入“人人喊打”的窘境。学派内部各亮“谜底”，“索”出的“隐”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杂，“好奇”的读者也不知信谁。展望其前景，“索隐”的每一结果，都布下了一座新的“迷宫”；不仅没有增强发展的实力，反而缩小了生存的空间。考证派在“再评价”中获得学术发展机遇，不仅胡适、俞平伯的著作纷纷出版再版，学人研究其红学道路、红学思想、红学史料的著作也纷纷问世，而且别的流派的红学家、研红学人也出版了为数不少的“曹学”“脂学”“版本学”“探佚学”的考证性著作，一时蔚为大观。但是，复苏的考证派仍然摆脱不了胎里带来的学术危机：一是它作茧自缚的“自传说”仍然不断受到追问叩击，成为阻碍其发展的“致命伤”；二是它把红学圈定在史学的框架之内，渐次远离文本和文学，被讥为“红外学”，俞平伯晚年反思“红学实是反《红楼梦》的，红学愈昌，红楼愈隐”，其深层含义亦在于此；三是它依赖新材料的发现解决学术难题日渐窘迫，不少命题不能求解，成为学术“死穴”“死结”，陷入泥潭而难于自拔。毛泽东派红学经历了三十余年(1977—2008)红学研究实践的检验。其间，有全盘否定，有基本肯定，有是非参半，有功大于过，有客观总结其经验者，也有系统批判其教训者……经过涅槃、反思和洗礼，它抛掉了“运动批判式”“泛政治化”“庸俗社会学”等等束缚自身发展的绳索，远离了“领导干预”“政治参与”等等的政治背景，保留下现实主义和“典型论”文学观的批评模式和真理内核，维护和发展了红学研究对新时期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仍然保持着学派的生机和活力。几十年宽松的学术环境，民主的学术氛围，红学各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纷纷登台亮相，一较短长。在相互比较中，学人们越来越感觉到，就研究观念的科学、学术视野的广阔、探索层次的深邃、文化建设的实绩而论，毛泽东派红学虽然不是独领风骚，但也尽占头筹。进入新世纪，这个学派很有学术实力、学问功底的著作不断涌现，使其始终葆旺着学术青春。

红学演进到今天，毛泽东派红学本身也逐渐成为文化遗产。怎样对待和继承这一笔文化遗产，是当今红学建设重大历史性课题。在这个事关红学全局的事情上，玩世不恭的态度、不屑一顾的态度、一概抹杀的态度、误读曲解的态度和盲目信从的态度，都将贻害于红学自身。如果说，在对待索隐派、考证派等红楼文化遗产上，都曾经有过“全盘推倒”的鲁莽，都犯过“否定一切”的过错，难道我们在对待毛泽东派红学上还要重复这样的历史错误吗？论者好以“科学的态度”相标榜，其实“科学的态度”即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老实态度，毛泽东批判继承红楼遗产采取这种态度，我们今天批判继承毛泽东派红学遗产也应该采取此种态度。

丛书后记

——我这样写毛泽东读“四大名著”

庄子曾经说过一句大实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庄子·人世间》)事情开始的时候比较简单，事情将要完毕的时候比较繁巨，这反映了一般事物的发展规律。我写作毛泽东读“四大名著”也是如此。二十年前，我只是积累了一些毛泽东谈关云长、诸葛亮、孙悟空和贾宝玉的资料，写了诸如《关云长不如彭老总》、《关圣帝君一个土豪也不曾打倒》等几篇短文，那目的也只是写点随笔札记自我欣赏，并没有想到发表，更不用说要写成四大本书了。但从那时起，对此事就很留心，读书看报，每有所得，欣然忘食，不间断的积累材料，日渐丰饶。资料越来越多，思路越来越清，切块扒堆，条分缕析，渐渐地由写几篇文发展到写几部书了。

毛泽东是真正“读书破万卷”的人。有关他解读和运用“四大名著”的记载，我搜集和疏理到的就有数百处之多，这还仅仅是我目力所及的，没有披露的、我无缘见到的，还不知有多少。毛泽东解读和运用“四大名著”资料众多，经验丰富。那么，怎样把这些资料和经验梳理顺畅撰著成书呢？研究和写作中，我给自己树了标杆，想努力实现一些目标。

对于这个专题的资料占有，我的态度当然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没有全面性是谈不上权威性的。我广泛搜求，查阅了数百种图书，翻阅了难以数计的报刊，日有所积，月有所累，共得毛泽东读“四大名著”资料800余条，在同类著述中大约是占有资料最多的。可毛泽东政治活动时间之长，实践范围之广，决定了他与“四大名著”．发生联系的资料之多，我相信还有相当部分资料没有披露，或披露出来不为笔者所知，“全面”也只能是相对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肯定还会有新的资料披露出来，这方面的情形肯定是“譬如积薪，后来居上”。找到的资料，也并非“剜到筐里就是菜”，还要进行考据的工作。不用说，凡是从《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公开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中查到的资料是权威的；党史军史著作中的资料是权威的；严肃的回忆录、纪实文学之类，一般也是可信的；而有些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乃至回忆录中的资料的可信度则要大打折扣，有些则明显让人信不过，笔者的办法是尽量查到资料的原始出处。有些资料是可信的，录自当事人的回忆，但传闻异辞，在这种情况下，优先采录较客观、准确、真实的。本书在介绍毛泽东运用“四大名著”情节、人物、典故的背景时，实际上涉及的是党史和军史的历史资料，为保证这些资料的准确性，凡是有可能的，我都与《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等权威性著作做了核校。这套丛书的资料，其实都是史料，都应该有信史的特征。这是上不辜伟人，中不欺今人，下不负后人的态度。

曾经有几位朋友与我侃过一个共同的话题：毛泽东解读古典小说“四大名著”，其他三种资料都很丰富，唯独《西游记》的资料没见多少，能写成一部书吗？内中透出些许的担忧。起初，我也有这样的顾虑。尽人皆知，研究得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否则研究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少资料的全面性谈不上结论的权威性。研究《西游记》当然也是这样。顾虑和担心也有好处，它促使我处处用心寻觅资料，扩大搜索范围，广泛寻求帮助。数年前，我弟弟志先也加盟到这项工作中来，他把我处自备的、外借的、友情赞助的有关毛泽东的全部文献资料重新梳理一遍，所获为数不少，专题资料越来越多了。为了节省我的时间，他录制了后两部书的大部分资料。毛泽东读《西游记》的资料重点挖掘，这个专题的资料虽然较之其他三大名著略逊，但也还不失丰富，仅毛泽东谈孙悟空即达四五十次之多。那么，以前人们对专题资料的顾虑和担忧是怎样产生的呢？我分析原因大略有三点：当时这方面资料披露较少，不为人注意；以前没有关注这方面情况，印象浅淡；小说主要人物形象太少，毛泽东说来说去只有唐僧师徒四人，似乎形只影单。其实，毛泽东对“四大名著”都很热爱，解读和运用的实例都为数不少，只要用心搜集，较为全面地占有资料是办得到的。

占有了资料，怎样结构全书？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书稿很可能会杂乱无章。这里有两个时空系统，一个是毛泽东读“四大名著”历史过程的时空系统，一个是“四大名著”故事本身发展的时空系统。依据这两个时空系统可以有三种书稿结构：一种是按照毛泽东的实践经历，写出他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阶段读“四大名著”的情况；一种是按照四部小说故事的发展脉络，写出毛泽东读“四大名著”的各种情况；一种是把两个时空系统组合交叉在一起，以“四大名著”情节延伸、故事发展、人物形象为经，以毛泽东解读和运用“四大名著”的内容为纬，结构全书。本套书采用的基本上是第三种办法，但又不太拘泥于此。首先，笔者把要表达的内容分为若干单元。第一个单元是毛泽东对“四大名著”文本的阅读，对小说作者的评论；第二个单元是毛泽东对“四大名著”思想和艺术的借鉴；第三个单元是毛泽东对“四大名著”词语典故和故事典故的运用；第四个单元是毛泽东对“四大名著”人物形象的漫议、鉴赏和征引。《自序》是全景鸟瞰，各篇是个案透视。这样的谋篇布局使结构均衡些。但是，即使这样，有些同类内容，只能分散开讲，比如毛泽东借鉴三国故事阐述人才思想的内容，在《三国都有知识分子》《群英会上的英雄大多年轻》《错用关羽马谡》《曹操懂用人之道》《刘备这个人会用人》《“青年团员”周瑜挂帅》等篇章中都涉及到了。

毫无疑问，写作此套书是为了总结借鉴伟人的读书经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大思想家、大文化人，毛泽东的思想无疑是敏锐深邃的，深挖细察他漫评漫议“四大名著”所包容的思想内涵和人生价值，既挖掘到位，解释透彻，亮出底牌，又不牵强附会，坐地拔高，胡乱引申，使读者有所思，有所悟，有所启迪。要爬上这个陡坡，确非易事，但没有理由不努力去做。当然，这不是要去玩弄谁也不懂的新名词新概念，故弄玄虚。真理是朴素的，深刻是易晓的。这就要求行文生动而不呆板，流畅而不晦涩。语言通俗，段落短小，乃至“背景”几近讲故事，尽量做到寓理于事，理从事出，追求深入浅出浑然天成的行文境界。虽然做起来十分不易，但努力为之。

毛泽东对“四大名著”的解读和运用，其特点如同冰山——据说冰山只有六分之一浮出水面，而六分之五是沉在水下的。毛泽东评说“四大名著”，往往言约旨丰，语言少少许而内涵多多许。在当时的历史背景、语言环境和接受对象面前，极易理解。而今天人们要明了全部内容，就要给予扩展，给予说明，给予阐发。有朋友说，这是“解释学”的治学方法，或许如此。比如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问身边工作人员：“刘姥姥是什么阶级出身？”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发问，小说中对刘姥姥阶级属性如何描写，对人物做阶级分析是否属于文艺学范畴？涉及到不少社会背景和理论问题；再比如，上世纪60年代他在战备会议上问：“刘备为什么能在这里(四川)立国？”只是一句以问代答的问话，但有些读者可能要问：刘备在四川立国是怎么回事？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讲？类似的情况还有许多。因此，对毛泽东的评说和征引，本套书力图做到讲清三个方面：讲清评说的具体历史背景，知晓事情的来龙去脉；介绍小说中相关的情节、人物、词语，使读者(尤其是不熟悉“四大名著”的读者)对毛泽东评说征引的小说内容有个完整的把握；在做到前两点的基础上，揭示毛泽东解读和运用的微妙之处，欣赏其智言睿语的丰富内涵和无限风光。至此，毛泽东的读书经验也就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地显现出来。当然，这种准确的介绍根基于实事求是的态度，没有客观的态度无所谓准确，更无所谓正确。这里有一个怎样对待毛泽东“讲错了”、“用错了”的问题。把小说的思想内容混淆了，把人物经历张冠李戴了，把故事情节记错了，这个问题并不难办，指出来恢复小说本来面貌也就罢了。毛泽东的评说不少是即兴之语，信手拈来，并没有核对原书，要求征引的内容百分之百的准确，是不实际的。对“用错了”的情况则要多费些笔墨，具体分析产生错误的背景和原因，指出错误的程度和影响，不“为尊者讳”。这种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客观态度，是伟人生前所倡导的对待事物的科学态度；坚持这种态度，无损伟人的形象，只能增加伟人的光辉。道理很简单——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训，还在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

毫无疑问，要实现上述写作目标，需要个人的艰辛付出，也需要各方面的鼎力支持。所谓“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况且，在写作上我从来不是“好汉”，更需要帮助。爬格子的日日夜夜，我荣幸的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鼓励和支持。我的直接领导孙大发中将曾经细心地指出我书稿中的笔误，使我下笔时更加谨慎和用心。战友、文友、朋友刘嘉恩、郭宝山、黄永贤、冯连旗、王群、贾凤山、杜传友、高潮、高光辉、王传荣、苏文愚、张景山、曾福林、韩宝琛、张巨德、张宝印、张传相、蔡书成、王玉华、胡世宗、姜宝才、胡承山、张昌富、白金华，对我的援助和支持，使我永难忘怀。我的同事多年来的理解、鼓励、支持，更使我如鱼得水，勤勉奋力，大得工作和研究的乐趣。

中国红学会副会长胡文彬先生、沈阳军区一级作家李占恒、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刘伯和、技术侦察局副局长任志生、前进报社编辑王任飞、网上经营图书的、“大银鱼家”的经理常红，把个人珍藏的或搜求到红学、毛学和其他古代文学文献资料毫不吝惜地送给我(有的红学图书、红学资料珍藏几达半个世纪或几十年)，以作研究之用，令我感动唏嘘，推动我脚步不停笔耕不辍。《刊授党校》杂志社的陈力、刘东来、张炜，早在《毛泽东读(三国演义)》没有全部完稿之际，即抽出毛泽东借三国故事谈哲学的篇章，连载达两年之久，对我的激励和鞭策，如同电池板遇上充电器，代步车出了加油站。辽宁省图书馆的姜猛、刘晓霞、余荣全，沈阳市图书馆的李冬红，沈阳市大东区图书馆的王文风、李天福，沈阳军区图书馆的邹亚琴、唐华，辽宁民族研究所图书室的李琳镐，有求必应，解决了许多资料难题。学校老师赵春阳，学生梁慧颖、董博文、张洁，帮我网上查找资料和扫描图片，出了不少力气。

为写这套书，我几乎投进去所有的业余时间，节假日和双休日更是在所不辞了。头几年，我还不会摆弄电脑，女儿文斐和女婿德龙，经常工作在电脑旁，前两部书稿都是他们打的。电脑的技术故障，一直是德龙在解决。四部书全部写完，又是女儿女婿选配制作了全部插图。我们都上班忙工作，下班忙书稿，家务活自然较多的推给了妻去做。她那时每天教学，学校离家远，很忙，很辛苦。但是，她保障家里的“后勤”，不以为苦，却常以为自豪。一家人为此同心协力，其乐融融。其问，央视数次重播“四大名著”的电视连续剧，漫议“四大名著”就成了家人闲聊时的话题，不用说这是一种很好的家庭文化氛围。亲人的支持，也是我持之以恒写作的动力。

此套书的出版，得到了辽宁出版集团万卷出版公司李英健社长、编辑室王会鹏主任悉心指导和全力帮助，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董志新于沈城三八里凯旋楼

2009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