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为民族解放奉献的一代人,他们在硝烟中出没,在时局中坚撑,战殉于川黔山地,幸存于铁马冰河。时光流转60年,伟人的丰功伟绩,英雄的横刀立马,多已家喻户晓,但那些无名战士的勇气、血气和坚忍,似已被流云吹散。然而正是他们,铸就了历史的肌理-9血肉,值得我们珍视。
但到哪里去寻找他们?
作者行程5,000公里,沿60年前二野大军进攻重庆的路线,历时数十天,经常德、秀山、酉阳、黔江、彭水、武隆、南川、万州、涪陵、巴南等地,深入每一个战役现场详细调查采访,寻访到数以百计的老干部、老战士和见证群众,力图生动再现刘伯承、邓小平以高超的智慧和决绝的勇气,指挥我二野大军从南京出发,经湖南、湖北入川,一举解放重庆的伟大历程。
这是60年来,第一部描述重庆解放的全景纪实作品。
它第一次全方位披露60年前发生在重庆境内的所有战斗。60年前战争的激烈和惊心动魄,远远超乎今天人们的想象。作者寻访了血战的每一处战场,填补了军史上的一段空白。60年前的那段光荣、牺牲与悲壮,值得铭记,更值得收藏。
南京聚集热血青年心系大西南
1949年5月,南京。
温暖的阳光洒在这座刚刚获得新生的六朝古都。
国府路原国民政府行政院高大的门廊下,第二野战军警卫团2l岁的班长李志顺,胸挎美制汤姆式冲锋枪,带着两个战士站岗。他们脸上浮现出抑制不住的笑。南京打下来了,他们高兴;天天能见到二野各级首长从门前进进出出,有时还能见到刘伯承和邓小平,他们高兴,更高兴的是,他们刚刚换装了全新武器。
“作为野司警卫团,我们的枪并没有兄弟部队想象的那么好,就说我吧,参军后用过马步枪、中正式、英式七九等,全团枪支可以说五花八门,没想到一打下南京,上级就给我们换装了。”60年后,李志顺还清楚记得,5月的一个下午,大卡车将他们拉到南京郊外一座大仓库前,推开库门,战士们全愣住了:我的天,这可是个从未动过的武器库啊!
武器全部是侵华日军留下的,青幽幽三八大盖簇新锃亮,歪把子机枪成箱成捆,九二式重机枪怪兽般蹲着,黄澄澄的子弹堆积如山,还有日军官佐视为荣誉和生命的军刀,成捆裹在油纸里,竞没开封……大伙回过神来,议论纷纷:
“这小日本的家伙可好使哩!蒋介石怎么就没拿来用用?要它生崽么?”
“可不,他一直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嘛,我们想要啥,他就送来啥呀!”
“同志们,当年我们在山西打鬼子时,做梦都想有一杆三八式。今天,每个战士都能领到一支崭新的三八枪,每个班都将配备歪把子!”警卫团二营营长张晨生大声说,“另外,班排长全部装备美军汤姆冲锋枪。有这么好的武器,咱们不打胜仗是说不过去的!”
热烈的掌声打断了张营长的话。
作为班长,李志顺领到一支汤姆枪和180发子弹,还领到一顶日式钢盔。日式钢盔下沿是平口的,美式和德式钢盔下沿有弧形,“你看现在二野进军大西南的老照片,只要我们的战士戴有钢盔,那一定是日式的,它有2斤多重呢!”
李志顺,1927年生人,老家在山西省黎城县东阳关区长脚底西村。1938年,他不满12岁就赶起小毛驴,给八路军129师驭运物资;1945年,进入八路军黎城兵工厂;1947年正式参军,先后参加强渡黄河、汝河、攻打羊山集、千里挺进大别山和淮海战役等。半个月前渡过长江后,他所在的警卫团成为二野为数不多进驻南京的部队。
二野警卫团都是老战士,无一个新兵。当时进警卫团有几条硬杠子:一、必须身强力壮,结实健康。二、必须是经过两年或三年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考验而没有变节行为的。三、必须是翻身农民且是自愿报名参军的,俘虏兵不要。四、最好是党团员,战士年龄不超过20岁。“作为二野的精锐之一,我们一个连有200多人,一个营上千人,加上团直机炮连、侦察连、通讯连等,全团有五六千人,相当于一个师的编制。野司首长组建这样一个警卫团,并不只是让我们担任警卫任务,而是每到打大仗的关键时刻,就把我们派去啃硬骨头,发挥老兵的突破陛作用。”李志顺说。
在淮海战役围攻宿县、切断黄伯韬兵团退路的攻坚战中,警卫团大部分下到一线,李志顺和战友张明山、袁睦江等6人分到九旅25团1营2连,一上去他就被任命为排长。25团是主攻团,2连又是最前沿的一个连,牺牲了一大半,战斗打到最激烈时,各种火炮、枪弹、炸药的爆炸声像刮飓风一样轰响,天空在燃烧,大地在颤抖,一仗下来,死伤累累,“这时老兵的作用很关键,无论冲锋、爆破,还是阻击,我们都镇定自若,各个连队有了老兵加入,战斗力大大增强!” 南京换装后,全团上下自然要猜测,换上这么好的武器,肯定又要打大仗了,“是打上海,还是打广州?”但李志顺们没想到,这一次他们的任务艰巨而漫长——警卫团从各营抽调人手,组成一个打前锋的先遣营,由张晨生营长带队,随二野3兵团主力一起踏上漫漫征程,向大西南进军,“野司首长给我们先遣营下达了一个特殊任务,那就是抢敌伪档案,每一座县城,每一个乡镇,只要有档案,就必须抢下来,这些档案对建设新中国、打击敌匪特作用重大,敌人可能销毁它们,因此我们必须与一线部队一起冲锋!”
热血青年李志顺,从此踏上西征路。从青丝到白发,他已经在重庆的大山里生活了60年!当年与他一起西征的青年,竞达数十万之众!
上海,6月的清晨。
24岁的女青年张友谷踏上火车奔赴南京,一路同行的有钱丹、陆小用等青春活泼的少女。她们是到南京集结,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的。
张友谷,原籍湖南,时任上海建承中学教师,“听说西南服务团招人,我毫不犹豫报了名。”60年过去了,家住秀山的张友谷还保存着当年上海《解放日报》刊载她被录取的名单,“那时都是热血青年啊,最大的希望,就是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磨砺自己、建功立业!”
当年18岁的陆小用,原名陆珊璐,是个漂亮的小姑娘。小巧玲珑的她正在上海产科高级职业学校读书。父亲听到她报名参军,老大不乐意,说,就你这么小个人儿,到大西南去能派什么大用场?“父亲是想阻拦我。我想既然不能派大用场,索性就把名字改成了小用!”
陆小用喜欢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歌,“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她说这首诗唱出了那一代青年对自由和解放的向往。
18岁的钱丹到南京集结后,不幸在9月秋后染上伤寒,高烧40℃不退,人昏迷不醒,急送当地军医院。她所在大队送去3人,只有她幸存下来。那时治伤寒没有特效药,只能用奎宁退烧,从9月住到11月,身高一米六的钱丹瘦得只剩70斤,头发脱落,站不起身。钱父是上海((新闻时报》总编辑,专程从上海赶到南京看女儿,打算接她回家。钱丹执意要去大西南,父亲说大军早已开拔了,“那我乘船去追!”面对倔强的女儿,父亲让步了。两人抱头痛哭一场,父亲怏怏而去。钱丹后来果然一个人乘船追到了重庆……
“60年了,我们—直在内心追问:当年为什么要参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甚至从家里偷偷跑出来?”陆小用感慨地说,“那就是为了追求真理、民主、自由和平等。我们的追求很单纯,对革命的信念很执著。”
西南服务团,究竟有什么魅力吸引着数以万计的青年?
从大局看,解放和接管西南诸省,需要大批干部。时任中共南京市委副书记兼军管会副主任的宋任穷回忆:“二野南下时,从太行山、太岳带来一批干部,准备到西南去。到南京后,饶漱石向邓小平同志提出,福建缺干部,希望把太行、太岳的干部都给福建。小平同志顾全大局,痛快地答应了,说我们再另外想办法吧。此后,根据小平同志的建议,我们除从老区选调一部分新闻、邮电、财经、公安等方面的干部外,还从上海、南京、苏南等地吸收了大批知识青年,组建西南服务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就是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命名的。
1949年6月25日,西南服务团成立,宋任穷任总团长,其他领导成员有张霖之、曹荻秋、彭涛、段君毅、万里等,全团17000余人,包括老区干部6000多人,新招收的青年学生、职工、技术人员约10000人(其中上海4800人,南京3000人,其余来自苏南、皖南等地)。西南服务团第一团(上海团)团长曹荻秋,下设重庆支队、川东支队等6个支队及技术大队、财经大队、文艺大队等,成为接管和建设重庆的一支生力军。西南服务团按军事编制,列为进军大西南的第五梯队,跟随战斗部队同步进军。
1949年7月28日,刘伯承司令员在欢迎上海团的开学典礼上,称投身进军大西南的热血青年是“炎黄子孙优秀儿女大义昭然的壮举”,邓小平政委称赞“西南服务团有幸参加解放战争最后一次八千里路的小长征”。这些话让青年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1949年9月6日,南京原国民大会堂,蓄着平头的邓小平一袭布衣,向西南服务团的青年学生们讲解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9月21日,邓小平又在南京原中央大学运动场作了《论忠诚与老实》的报告。这两个报告让青年们茅塞顿开,一系列存在于他们头脑中的疑问,在邓小平深刻的剖析中得到解答和澄清。张友谷、陆小用等大部分团员“有幸聆听了这两场报告。邓政委那恢弘磅礴的伟人风度,铿锵有力的清亮语音,精辟深刻的论述,具有磁石般的吸引力,给我们留下永恒的记忆!”
大西南在召唤。八千里路云和月,西南服务团的战士们,如一股新鲜血液注入浩浩荡荡的刘邓大军,为解放和建设大西南贡献了青春年华。后来的历史证明,西南服务团在接管、建设重庆的艰巨任务中,做出了杰出奉献,至今扎根重庆的仍有3000余人,成为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的又一亮点。
南京,天气很热。青年们的心,比天气更热。
P2-6
这是一部献给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书。
也是一部献给重庆解放60周年的全景纪实作品。
更是一部献给为解放重庆而牺牲的英烈们的英雄诗篇。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
重庆的解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取得的巨大胜利,也是重庆人民在地下党领导下英勇斗争的结果。重庆解放,标志着蒋介石集团丧失了在大陆最后的老巢,使其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等待国际局势变化的阴谋彻底破灭。
重庆,历来是长江上游最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也是西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抗日战争爆发后,它被定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并高度“中央化”。由于沿海地区大批工厂、学校、机关的迁入,重庆人口急剧增长,工商金融业高度繁荣。随着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地位的提高,重庆亦成为国际知名城市。
重庆,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早在大革命时期,重庆AR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在以后的各个革命历史时期,重庆地下党组织虽屡经挫折,但仍前仆后继,英勇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长期驻在重庆,联合各民主党派及各界进步力量共同奋斗,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卓越贡献,在重庆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迅猛进展,重庆地下党组织团结全市人民,与国民党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取得了保护城市的重大胜利。
1949年的重庆市,是西南诸省最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面积300平方公里,人口110万,地居两江总汇,凡陕、甘、川、康、滇、黔之商货出入长江者,皆以重庆为转运枢纽,商业繁荣居西南之冠,物质力量雄厚;工厂有600余家,以机械(兵工)工业、化学工业、造纸印刷业为主;重庆的教育在西南地区相对发达,专科以上学校有国立重庆大学、国立女子师范、省立四川教育学院等7所,中学、师范及职业学校达80余所,小学279所。
对蒋介石集团来说,守住重庆,就能达到其长期控制和盘踞西南、以待国际事变发生,卷土重来的企图。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国民党中央政府迁回重庆,指挥西南防御作战的老巢也设在重庆。
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来说,进军西南、解放重庆,是全国解放战争在中国大陆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之一,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毛泽东从1949年5月起,就开始具体部署解放西南事宜,他指示我第二野战军等部,对西南诸敌应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的方针,包括二野第4兵团划归第四野战军指挥,配合四野解放广州后,再迂回广西,西出昆明断敌退路;二野主力取道湘西、鄂西出贵州,切断胡宗南集团及川境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再由18兵团迅速南下成都地区,协同二野聚歼西南之敌。
这就是毛泽东定夺南中国、解放全国大陆的战略核心。
1949年11月1日,我军发起川黔作战。川黔作战是西南战役的序幕。在刘伯承、邓小平统一指挥下,我二野主力和四野一部,从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500公里宽的战线上,对国民党西南守军发起全面攻击。
我军攻势凌厉,势如破竹。
敌军望风披靡,土崩瓦解。
西南战役前后历时57天,共歼灭国民党军10个兵团49个军,连同后方保障机构,地方保安团队,约90万人,解放了四川、云南、贵州3省及西康省金沙江以东地区,彻底消灭了国民党军在大陆最后的正规部队。
解放重庆的川黔作战是西南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约6万人,截断了宋希濂、罗广文等部撤往云南的退路,实现了刘邓首长在进军川黔作战命令中赋予的任务,为全歼西南之敌奠定了基础。
为解放重庆,我军官兵不怕艰难困苦、流血牺牲,凭着坚强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心,靠一双双铁脚,越高山、涉江河,英勇作战,坚决歼敌,付出了重大牺牲,无论在武陵山脉、大娄山脉还是在巫山峡谷,我军将士均遍洒鲜血。事实上,在60年前解放重庆的战役中,战斗次数-9规模远不止今天被广泛引用的“南泉战斗”,战争的激烈更是远远超出了今天人们的想象,如解放重庆的主力3兵团12军,先后在龚滩、马头山、笔架山、黄家坝、文武堂、白马山、南温泉及1950年涪陵地区的剿匪战斗中,牺牲了上千名指战员(据12军军史载,仅剿匪就牺牲503人)!
60年了,为了忘却的纪念,那些远逝的英灵,一定有许多让我们谨记的东西!
他们是为民族解放奉献的一代人,他们在硝烟中出没,在时局中坚撑,战殉于川黔山地,幸存于铁马冰河。时光流转60年,伟人的丰功伟绩,英雄的横刀立马,多已家喻户晓,但那些无名战士的勇气、血气和坚忍,似已被流云吹散。然而正是他们,铸就了历史的肌理-9血肉,值得我们珍视。
但到哪里去寻找他们?
为创作《解放重庆》,作者张卫、冉启虎在《重庆晚报》的支持下,行程5,000公里,沿60年前二野大军进攻重庆的路线,历时数十天,经常德、秀山、酉阳、黔江、彭水、武隆、南川、万州、涪陵、巴南等地,深入每一个战役现场详细调查采访,寻访到数以百计的老干部、老战士和见证群众,力图生动再现刘伯承、邓小平以高超的智慧和决绝的勇气,指挥我二野大军从南京出发,经湖南、湖北入川,一举解放重庆的伟大历程。
《解放重庆》再现了60年前我党-9国民党围绕重庆展开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较量,重点突出军事斗争,包括龚滩激战、马头山激战、黄家坝激战、彭水攻坚战、白马山追歼战、南泉激战、黄桷垭激战、江防舰队起义等,许多战役和史实是从未披露过的,包括我军在整个西南战役中唯一牺牲的师级将领安仲琨,也由作者在彭水山区现场深入挖掘并-9安仲琨家乡党史办、12集团军军史办反复核实,予以再现,填补了12军军史的一个空白。作者通过大量的史料查证和现场采访,再现了那场战争的壮烈与牺牲。
《解放重庆》既有由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的研究成果,也有重庆档案馆提供的解密档案,更有作者深入当年战役现场的详实采访,使作品史料丰富,观点鲜明,故事性强。全书约25万字,收录珍贵图片150余幅,并以生动的文笔、严谨的文风,再现了一部大气磅礴的革命英雄史诗,使之既是一部客观真实的纪实作品,又是一部珍贵的解放战争档案,更是一部精心制作的红色经典教材。
不可否认,今天我们正身处一个奔跑的年代,也身处一个忘却的年代。因为奔跑,我们来不及怀念;因为忘却,我们想不起正在消失的一切。
但有些东西,不能忘却!
因为,它是一种久留心底的诉说;它穿越时空,依然蕴含着一种激励和召唤我们的精神力量。就像裴多菲·山陀尔曾高声吟唱的那样——
我是你的,我的祖国!
都是你的,我的这心、这灵魂;
假如我不爱你,我的祖国,我还能爱哪一个人?
不可否认,世间难有不朽,文字也会过时,但先辈们的热血与情怀,人格与品性,将继续感染和鼓励我们。他们是永生的战士,他们的精神60年后仍然蓬勃昂扬,让国家、民族、大义、家园和情感,成为不时提醒你我的一种坚守,我们亦获得返璞归真的力量。
是为序。
《解放重庆》与您见面了。
首先要感谢《重庆晚报》。
如果没有《重庆晚报》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没有能力写这本书。
所谓能力,即认识世界和认识历史的水准。事实上,许多人有知识也有水平,但因职业原因,多足不出户,与书斋与互联网打交道,他们对特定历史有认识、有见地但无感受。十多年前,我们亦然。是新闻记者这一职业平台,给我们提供了认识世界的另一种可能。
倘若回到新闻的本源,问:新闻是什么?万人有万解。《重庆晚报》所倡导的是一种大文化新闻观,即以积极向上的道德价值、健康清新的审美情趣和传播先进文化为己任的新闻观,它有大的眼界和深入的视角。而我们,则是这种大文化观的执行者和践行人。早在七八年前,《重庆晚报》的《今天周刊》,就开始以大文化观的新闻方式,来记录现实和表述历史了。
我们从中获益,并懂得了表述历史要以史实为脉络,但必须深入现场,必须寻访到当事人,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以这种方式写出来的历史,就拥有了广泛的读者群。毕竟,在这个奔跑的年代里,很多人愿意短暂停下脚来,看一看昨天,以校正今天的奔跑方向,亦即所谓“以史为鉴”——它与突发性新闻事件相得益彰,丰富了人们认识世界的途径。
在这样的新闻实践中,我们得到历练和成长。
面对众说纷纭的重庆解放史,我们一直在思考:能不能给出一个比较准确、客观、全面的答案呢?准备早就开始了。解放重庆主要是一场军事斗争,研读军史,掌握国共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各种背景,对军事史实、战略、战役、战斗、人物、装备、线路等作认真分析,是非常必要的案头准备。
但这还不够。因为这方面的专家学者比我们懂得更多。我们的优势是跋山涉水去现场挖掘,在历史的缝隙中,寻找符合逻辑的佐证。
机遇总是惠顾给有准备的人。
《重庆晚报》给了我们这样的机遇。
在山花烂漫的春天,我们出发,沿着当年刘邓大军进军重庆的足迹,趟水过河,翻山越岭,行程数千公里,去寻访每一个战场遗址和进军节点。我们找到了那些亲历者和见证人,他们大多八九十岁了,他们对封尘60年的往事,依然记忆犹新,讲起当年的惊心动魄和壮怀激烈,仿佛又回到年轻的岁月。这是一段亟待抢救的历史,它贯穿着一个个令人感动的故事——
在秀山一间简陋民宅里,我们静静倾听一位84岁的老人讲述过去。西征重庆前,她已经在上海有了很好的工作,前途广阔。但她放弃了。1980年代,她回上海探亲,同辈亲人差不多都走了,唯嫂子还在。嫂子说,你当初不该去秀山那个乌都不拉屎的地方,让你哥哥担心了几十年。她一听就冒火了,“我的路,我知道该怎么走!”双方不欢而散。未曾想,嫂子临终前,专门对儿女们叮咛:“你们姑姑走的路是对的,你们今后要去看她呀……”如今每逢节假日,侄儿们都远赴千里来秀山看望她。60年来她一直孤身一人,“但我不孤独。那年邓政委过秀山,说同志们要努力啊,我们今后要把铁路修到秀山。58年后,他的遗愿实现了……”
问她:“你真不后悔当年的选择吗?”
老人平静地说,不后悔,我都80多了,用不着再说假话。她脸上波澜不惊。
我们却有想哭的感觉。
在偌大的白马山麓,一位60年前参战的老战士,带我们走遍了战场的每一处遗址。他81岁,健康乐观,还能用洪亮嗓音高唱当年的战歌。那些歌是我们从来没听过的,节奏明快,强烈动人。老人说就在这山上,牺牲了400多人,他们大多数尸骨无存,“我是幸存者,已经在这里奋斗了60年。”他坦陈,虽然老家在山西,但这片大山才是他真正的故乡……
一路上,太多的人和事感动着我们。
我们把它记录下来,表达出来,已经在《重庆晚报》刊发了数十篇精彩报道。但由于版面限制,许多故事无法展开,大量素材只能扔掉。便有割肉般的痛楚,便萌生写书的念头。
非常感谢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同志,对此专门作出批示、给予支持。市委党史研究室给我们提供了大量资料和热心帮助,特别是艾新全处长,给予我们耐心细致的一一指教、审改和倾心帮助。
非常感谢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总裁陈夷茁女士,专门为我们写序,给予鼓励;非常感谢重庆大学出版社领导和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元胜及他的同仁们,为这本书的立项、审批、设计、出版和发行,付出大量心血。
采访中,我们还得到市档案馆、市高速公路集团及二野进军沿线各区县宣传部、党史研究室、老干局、档案局(馆)等单位的大力帮助,如秀山的田儒海、金竹、熊壮,酉阳的陈华维、王明友、罗小波,黔江的曾祥远,彭水的蔡盛炽、张波、王俊,武隆的张德贵、瞿雪松,涪陵的蒲国树、张丁,万州的杜之祥,高速集团的濮家利、张曙临等,以及同事丁香乐、刘邦云、毕克勤、刘英鲁等,均给予我们热情帮助和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老照片,大部分从市党史办提供的二野军史《天下之脊》中获得,少部分取自网络和私人收藏。新照片除了我们自己拍摄的外,还有高速集团张曙临的友情支持;对在烽火战场上拍摄《天下之脊》的前辈,我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对少量网络历史照片,其中有卡尔·迈当斯的作品,其他因未注明作者,我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挂一漏万,无法一一,但张卫、冉启虎已把你们的情谊铭记在心。没有你们的支持,我们无法完成《解放重庆》。是你们和我们一起,为重庆解放60周年,献上了这份礼物。
希望读者能喜欢。毕竟,60年前那段光荣岁月,值得珍视,更值得收藏。
因时间跨度大,涉及内容多,书中仍有个别细节误差和不准确处,请你提出批评建议。
谢谢你们,我的朋友!
作者
二○○九年八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