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选取了新中国历史上五个颇具影响的典型村庄——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南岭村等，述其创业，绘其风貌，赞其英模，评其功过，多角度、多方位地讲述有关村庄及其村民的故事。本书的编著者近十多年来走遍五村的村舍里外、田问地头，拍摄风物，采访人物，由是使得本书内容翔实，资料完整，图文并茂，别具一格。

村庄，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细胞。大寨、小岗、华西……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这几个“明星”村庄可谓各领风骚、不同凡响。它们历经了多少风雨坎坷，承载了无数国人理想，见证着建国六十年来的历史波澜。本书选取了新中国历史上五个颇具影响的典型村庄，述其创业，绘其风貌，赞其英模，评其功过，多角度、多方位地讲述有关村庄及其村民的故事。本书的编著者近十多年来走遍五村的村舍里外、田问地头，拍摄风物，采访人物，由是使得本书内容翔实，资料完整，图文并茂，别具一格。

序 

第一章 河北省遵化县西铺村 

 一、西铺村和“穷棒子”时代 

 二、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 

 三、两篇通讯和一本书 

 四、“穷棒子”精神 

 五、声名远播的王国藩 

 六、在时代的风雨中 

第二章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 

 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事迹 

 二、省里的典型 

 三、大寨的事迹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 

 四、大寨成为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 

 五、大寨的“四清”运动与耕地面积 

 六、典型与变形 

 七、“农业学大寨”运动 

 八、陈永贵 

 九、大寨的今天 

第三章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 

 一、农村的困境 

 二、万里与安徽省委“六条” 

 三、躲不开的交锋 

 四、小岗村的大包干 

 五、青山遮不住 

 六、轻舟已过万重山 

 七、小岗发展了 

第四章 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 

 一、辉煌的成就 

 二、奋斗的历程 

 三、咬定青山不放松 

 四、乘风破浪 

 五、创造辉煌 

 六、共同富裕的理想和贡献 

 七、吴仁宝 

 八、吴协恩 

第五章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南岭村 

 一、争一口气 

 二、崭露头角 

 三、更上一层楼 

 四、富而思进 

 五、再接再厉 

 六、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七、真正的共产党员

党领导的农民互助合作的实践，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即已开始。井冈山时期是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延安时期是变工队，在华北、华东和东北各地有互助组。

1943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提出了组织个体农民的任务，边区的变工互助组织普遍发展起来。他把土地革命叫作陕甘宁的“第一个革命”，把用合作社方式将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叫做“第二个革命”。毛泽东作了《论合作社》和((组织起来》两次著名讲话，号召各抗日根据地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广泛地组织这种集体互助的初级的生产团体。

1949年，作为共和国开国宪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引导农民逐步地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的每一步骤均应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相结合”。

建国之初，中国当时的基本国情还是农业立国。由于广大农村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加上自然灾害，全国的农业产量一般较抗日战争爆发前下降了四分之一左右。

分到土地的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农下中农，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对农产品的需要日益增大，另一方面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也促进了个体农业向合作化方向的发展。

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中央强调，这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要“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决议(草案)》指出：“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方面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党中央从来认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他工业原料，同时也就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销场，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 “这种劳动互助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

中央强调，过去的经验证明：在农业的互助合作运动上，强迫命令的领导方法是错误的，但放任自流也是错误的。强迫命令就是违反自愿和互利的原则，而且容易伤害联合中农的政策，即使运动能够暂时轰轰烈烈一阵，但是不能够巩固的。放任自流会使互助合作运动陷于消沉和解体，或使互助组和合作社内部滋长资本主义的倾向，因而增加贫苦农民在生产中的困难和出卖土地的情况，结果只有利于富农经济的发展而不利于贫雇农经济地位的上升，这当然是很有害的。

建国之初，农业生产战线上，有许多积极走合作化道路、努力发展生产的先进典型。比如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李顺达生产合作社、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吉林省蛟河县保安村韩恩农业生产合作社、吉林省延吉县英成村金时龙农业生产合作社、山东省莒县吕家庄吕鸿宾农业生产合作社、山东省广饶县三柳树村李田英农业生产合作社、河南省鲁山县马楼乡苏殿选农业生产合作社、陕西省长安县王蟒村蒲忠智互助组。

1952年，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过渡时期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个体农业，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

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项工作总体上是成功的，其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遗留了一些问题。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二、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年里，全国农业生产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如果将1949年粮食产量和棉花产量当作100，那么粮食产量在1950年上升为117，1951年上升为128，1952年上升到140左右。棉花产量1950年上升为159，1951年上升为252，1952年上升到300左右。

1953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经过修改后成为正式决议。决议指出：为克服农民在分散经营中的困难，使贫困农民增加生产，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并使国家得到更多的粮食和原料，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决议要求在全国各地，有领导地大量发展互助组(包括临时的和常年的)，在群众有较丰富的互助经验并有比较坚强领导骨干的地区，有重点地发展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决议强调要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按照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开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工作中，既要反对消极放任自流的右的倾向，也要反对强迫命令、急躁冒进的“左”的倾向。

1952年11月，毛泽东曾说：关于农村问题，中央已经有了一个文件，即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文件。在这个文件中，要求把开展互助合作当作新时期一项历史任务。其中，正式提出农民的两个积极性，一个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个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要发挥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又必须保护个体的积极性，而不要挫伤它。我们不是说过上下两篇文章吗？上篇搞民主革命，下篇就是搞社会主义嘛；就农村说，土改已经结束了民主革命，现在是要做第二篇文章了。

在这个《决议》的指导下，全国互助合作运动迅速发展起来。

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后，10月至11月间召开全国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总结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指出：经过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和在共同劳动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而有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实行完全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公有制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发展道路，就是我们党所指出的对农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P4-7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有几个村庄不同凡响。

河北省遵化县(1992年改为遵化市)西铺村，在农业合作化时期以“穷棒子”著称，更以勤俭办社闻名，被毛泽东称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今天，这个村庄依然克勤克俭，依然信守着“穷棒子”精神。王国藩，和“穷棒子”一样响亮的名字，在他身上有许多东西值得追忆。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被树为典型，毛泽东曾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文革”前夕直至结束后两年，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的精神影响广泛，大寨的历史聚讼纷纭。大寨在共和国历史上的影响之深之久，至今难以估量；陈永贵从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国务院副总理的升迁，可谓前无古人。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里程碑”。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文革”结束后，安徽、四川、内蒙古等几个省区大胆尝试农业生产责任制，安徽省尤其突出，小岗村的“大包干”尤为典型。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共和国历史上一项重大改革，说到这次改革就必须提到小岗村。

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中国农村共同富裕的样板。华西村的成就是个奇迹，华西村的发展历程和成功经验是值得深入研究的社会课题。老书记吴仁宝，一个目光远大的农民思想家和创造了奇迹的农民实践家，他应该是并且也已经成为鼓舞人心的传奇。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南岭村，依靠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深圳的地缘优势、干部群众的苦干实干精神，把一个贫困山村发展成为富裕文明的模范村。穷困时有志气，富裕后讲文明，张伟基和他的同事们实践着他们的诺言，他们为共产党争了气，为社会主义争了气，为我们的国家争了气。中国共产党的两任总书记曾莅临视察并予以嘉勉。

西铺、大寨、小岗、华西、南岭，五个在不同历史时期引领风骚的村庄。每一个村庄都有一串动人的故事，每一个村庄都有一种感人的精神，每一个村庄都给人一段启发。尽管有的村庄在某些方面值得商榷或招人诟病，但那是历史造成的。

历史造就了它们，它们影响了历史。

出于对上述五个村庄的敬慕与好奇，近十多年来，笔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阅读这五个村庄，走进这五个村庄，搜集整理其文字资料和图片资料，拍摄其风物人文。

2008年春，当山东画报出版社傅光中先生询及准备为建国60周年写点什么的时候，我表示想介绍上述五个村庄，并且与傅先生约定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王朝彬

200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