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世界上文明绵延最长的文明大国。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祖先以其特有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为人类的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世界七大文明古国都为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过积极的贡献，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有的中断了，有的落伍了，只有中国文化从山到今一脉相承、历久而弥新，仍然屹垃于吐界民族文化之林，继续为世界和人类文化作着贡献。这是中国文化一个突出的特点。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积淀与创遣。中国文化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生活样法，同时也蕴含着她的情感、智慧和民族精神，数千年来，历风雨而不衰，遭浩劫而弥坚，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已提供了不竭的生命源泉，成为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是我们今天应当加以批判继承的珍贵文化遗产。

绪言

第一章 封建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明代社会与文化

 第一节 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加强

 第二节 思想文化的一统

 第三节 商品经济的繁荣

 第四节 思想文化发展对社会的反作用

第二章 方生与方死相搏的文化特色

 第一节 程朱理学的式微与主体意识的觉醒

 第二节 正宗诗文的衰落与市民文艺的勃兴

 第三节 传统科技的总结与西方文化的汲取

 第四节 从虚浮空疏走向经世致用

第三章 聚讼纷纭的文化论争

 第一节 理学的分化与纷争

一、“性即理”耶？“心即理”耶？

二、本体、工夫之辨

三、程朱派学者对王学的论难

 第二节 复古与反复古

一、明中期的古调摹拟

二、抒写真情

三、明末回归传统的潮流

 第三节 有关西方传教士的论争

一、容纳与排斥之争

二、耶、释、老三氏论战

第四章 绚丽多姿的少数民族文化与各族文化的交流

 第一节 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

一、蒙古、满族文化的发展

二、维吾尔、回族文化的发展

三、藏族文化的发展

四、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

 第二节 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

一、汉族与满族、蒙古族的文化交流

二、汉族与藏族的文化交流

三、汉族与白、彝、壮等族的文化交流

四、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

 第三节 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一、藏传佛教对蒙古、满、纳西等族文化的影响

二、蒙古族文化对满、藏、维等族文化的影响

三、南方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第五章 形式多样的中外文化交流

 第一节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

一、与朝鲜的文化交流

二、与越南的文化交流

三、与日本的文化交流

四、与缅甸的文化交流

 第二节 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及非洲的文化交流

一、与东南亚、南亚的文化交流

二、与西亚的文化交流

三、与非洲的文化交流

 第三节 中国与欧洲、拉美的文化交流

一、与欧洲的文化交流

二、与拉丁美洲的文化交流

第六章 哲学思想的演变

 第一节 明代中前期的哲学思想及学派

一、明初程朱理学的式微

二、薛碹与河东学派

三、吴与弼与崇仁学派

四、心学先驱陈献章与白沙学派

 第二节 王守仁与阳明心学

一、王守仁学术思想的形成

二、阳明心学的思想体系

三、阳明心学的意义和影响

 第三节 泰州学派

一、王艮的思想特征

二、何心隐的“师友”说

三、李贽的“异端”思想

 第四节 晚明实学思潮

一、实学思潮的勃兴

二、西学的传播与晚明实学的提倡

三、晚明实学思潮的时代特征

第七章 互有消长的宗教

 第一节 盛极而衰的明代道教

一、明朝诸帝崇尚方术，信奉道教

二、道教状况及成就

三、道教的影响

 第二节 佛教盛衰

一、佛教发展在明代的机遇

二、佛教的发展状况

三、藏传佛教的流布与明王朝的关系

四、晚明士大夫的佛学研究

 第三节 白莲教等民间秘密宗教的成熟与发展

一、明朝统治者的心腹之患

二、白莲教活动的基本状况

 第四节 基督教的传人

第八章 严密的宗法与等级制度

 第一节 尊尊亲亲的宗法制度

一、宗法制度的提倡和利用

二、巩固以尊亲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统治

 第二节 贵贱有别的森严等级

一、居住、行止上的森严等级

二、衣冠服饰的等级规定

三、等级森严的丧葬制度

 第三节 摧残女性的贞节观

一、贞节旌表制度的建立

二、明中晚期思想界对节女贞女的再认识

三、明晚期贞节观的裂变

 第四节 悖礼越制的社会潮流

第九章 人才培育与科举取士

第一节 学校教育

一、各级学校的兴办

二、学校的教学与管理制度

三、学校教育的特点

 第二节 书院教育

一、书院的兴起

二、书院教育的形式和宗旨

三、书院的教学与管理

四、书院的命运

五、书院教育的特点

 第三节 科举制度与人仕

一、科举取士制度的确立

二、科举取士制度

三、科举制度的实际功能与流弊

四、科举取士对社会心理的影响

 第四节 教育理论与著名教育家

一、教育理论的发展

二、著名的教育思想家

第十章 朴实无华的史学

 第一节 官修史书的优势

一、修史制度的变化

二、卷帙浩繁的实录

三、典制史《大明会典》的纂修

四、《元史》的修撰

五、方志纂修的发展

 第二节 私修史书

一、王世贞的史学成就

二、李贽及其《藏书》、《续藏书》

三、焦竑及其史学著作·

四、谈迁与《国榷》

五、王圻及其《续文献通考》

 第三节 兴盛的刻书业与图书收藏

一、图书刊刻

二、图书收藏

第十一章 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

 第一节 文学思想的嬗变

 第二节 诗文的盛衰与革新

一、明前期诗文

二、诗文的革新

三、明末诗文

 第三节 小说的繁荣

一、文言小说

二、长篇章回小说的成熟

三、短篇白话小说的繁荣

第十二章 异彩纷呈的艺苑

 第一节 绘画与雕塑

一、绘画艺术成就

二、形式多样的雕塑艺术

 第二节 书法与篆刻

一、书法艺术

二、印章篆刻艺术

 第三节 成熟的工艺美术

一、织绣印染

二、陶瓷器

三、金属器皿与首饰

四、漆器、雕漆与《髹饰录》

五、家具制作工艺

六、雕琢工艺品与文房用具

 第四节 戏曲与乐舞

一、戏曲艺术

二、民间歌曲、曲艺和舞蹈

三、十二平均律的创建

第十三章 科学技术的成就

 第一节 建筑与园林

一、北京及其他城市的建筑

二、陵墓建筑

三、万里长城

四、园林、住宅

五、塔、寺

 第二节 天文、历法与数学

 第三节 手工业技术、造船与航海

一、冶金技术

二、采煤技术

三、纺织技术

四、吸卤、制盐

五、造船

六、航海

 第四节 农学与水利工程

 第五节 医学与药物学

 第六节 地理学

第十四章 丰富多彩的社会风俗

 第一节 社会生活的发展与变化

一、风格迥异的汉族与少数民族服饰

二、传统饮食的创新与地方饮食特色

三、等级身份与起居行止

 第二节 婚丧与敬老养老习俗

一、婚姻礼仪与婚姻风俗

二、葬礼与丧葬习俗

三、养老与敬老习俗

四、官民结合的社会福利与公益事业

 第三节 岁时节日与文体娱乐

一、官方节日与民间节日

二、宫廷、民间的宗教节日与习俗

三、传统节日活动与地方风俗

 第四节 明前后期社会风尚的变化

一、明初的尚朴风气

二、明中后期的竞奢风气

三、明中后期的官场风尚与士人风尚

四、明中后期的民间风尚

五、明人移风易俗的努力与实践

参考书目

再版后记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已开始步入衰落的暮年时期，封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已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明朝开国之初，尽管大规模农民战争的风暴刚刚平息，各种社会矛盾仍然十分尖锐，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封建统治很不稳固。为了朱家王朝的长治久安和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明太祖朱元璋及其后继者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强化封建专制统治。

首先，加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明初的统治机构基本仿自元朝，中央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分割了君主的一大部分权力；在地方设行中书省，作为中书省的分出机构，统揽一省的民政、军政和财政，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明太祖按照“权不专于一司”、“事皆朝廷总之”的原则，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洪武九年(1376年)废行中书省，设立承宣布政使司，作为朝廷的派出机构，主管一省的民政和财政。另设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管一省的监察司法和军事。三司互不统辖，分属中央有关部门管辖。布政使司之下的行政机构，由原先的路、府、州、县四级归并为府(直隶州)、县(府属州)二级。稍后又改革中央机构。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谋危社稷”罪名诛杀左丞相胡惟庸，罢黜丞相，废中书省，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为最高一级行政机构，分理全国政务。六部长官尚书，均直接对皇帝负责。秦汉以来实行一千七百多年的丞相制度自此废除，相权与君权合而为一，皇权大为膨胀。同年，又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负责纠劾百官，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纠察内外官员。都察院与大理寺、刑部共同理刑，合称三法司。此外，还按六部的建制，设立六科给事中，负责稽查各部，驳正章疏违误。为了加强对臣民的监视，明太祖还设立特务机构锦衣卫，后来明成祖朱棣又设立东厂，明孝宗朱祐樘再设西厂，合称为“厂卫”。大都督府也在洪武十三年分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管京师内外卫所和各地的都司，与兵部互相配合，又彼此牵制。经过改革，行政、监察司法、军事三大系统的机构，互相独立，彼此钳制，最后均听命于皇帝，形成了空前发展的高度集权的专制系统。

丞相废除后，因百务丛集，明太祖曾仿照宋制，挑选几名文人充当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明成祖时，使阁臣并预机务，逐渐形成内阁制度。明宣宗朱瞻基更授予阁臣“票拟”(代皇帝草拟对各种奏章的处理意见)之权，同时又授予司礼监“批朱”(代皇帝审批阁臣的票拟)之权，使之互相制约。皇帝通过内阁与司礼监两套机构来行使专制权力，指挥整个统治机构的运转，明朝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趋于完备。

其次，厘定礼制，维护壁垒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贵贱有别的封建等级制度，是维护专制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明太祖强调：“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礼制，以辨贵贱，明等威。”立国之初，他务未遑，即命开局制礼，广征耆儒，分类考订。经过三十余年，先后制定《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等十余种礼制。永乐时，又颁布《文公家礼》。至嘉靖朝，又颁布《明伦大典》、《祀仪成典》及《郊礼考议》。弘治、正德朝纂修《大明会典》，记载礼制尤详，经嘉靖、万历朝的修订，而成一代定宪。

明代的礼制，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对君臣士庶的各种行为包括朝会、舆服、仪卫、朝觐与相见、祭祀、丧葬等仪式，皆依等级的尊卑高下作出严格的规定，不许逾越紊乱，否则就将受到严厉的惩处。例如对服色、器皿、房舍，“国初著令，凡官民服色、冠带、房舍、鞍马，贵贱各有等第，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僭上。官员任满致仕与见任同，其父、祖有官身殁，非犯除名不叙子孙，许居父、祖房舍。及衣服车马，有官者依品级，其御赐者及军官军人服色，不在禁例。又禁凡服色、器皿、房屋等项，并不许雕刻刺绣古帝王、后妃、圣贤人物故事及日月、龙凤、狮子、麒麟、犀牛等形，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冠服制度规定：一品至九品，“以冠上梁数为差”，公冠八梁，侯、伯七梁，一品也冠七梁，二品六梁，三品五梁，四品四粱，五品三梁，六品、七品二梁，八品、九品一梁。一品、二品穿杂色文绮、绫罗、彩绣，帽顶、帽珠用玉；三品至五品穿杂色文绮、绫罗，帽顶用金，帽珠除不得用玉外，随其所用；六品至九品穿杂色文绮、绫罗，帽顶用银，帽珠用玛瑙、水晶、香木。官吏的衣服、帐幔，俱不许用玄、黄、紫三色，不许织绣龙凤纹。庶人初戴四方巾，洪武三年(1370年)改戴四方平定巾，穿杂色盘领衣，不许用黄色。又令民间男女衣服，不许僭用金绣、锦绮、紵丝、绫罗，只许服绸、绢、素纱，其靴不许裁制花样，不许用金线装饰。首饰、钗、镯不许用金玉、珠翠，只能用银。洪武六年(1373年)令：庶人巾环，不许用金玉、玛瑙、珊瑚、琥珀。庶人帽，不得有顶，帽珠只许用水晶、香木。洪武十四年(1381年)令：农民穿绸、纱、绢、布，商贾只准穿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穿绸、纱。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令：农夫戴斗笠、蒲笠，可以随便出入市井；不亲自耕种的，不许。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严禁庶人穿靴，只许穿皮札■，而北地苦寒，许用牛皮直缝靴。正德元年(1506年)禁止商贩、仆役、娼优、下贱穿用貂裘。正德十六年(1521年)禁止军民穿紫花罩甲，若被发现，立即擒拿治罪。就连一个小小的饮酒器，也是贵贱有等。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公侯、一品、二品，酒注、酒盏用金器，其余用银器；三品至五品，酒注用银器，酒盏用金器；六品至九品，酒注、酒盏用银器，余皆用瓷、漆器。庶民，酒注用锡器，酒盏用银器，其余用瓷、漆器。建文四年(1402年)又申饬官民，不许僭用金酒爵。正德十六年(1521年)定：一品、二品，器皿不许用玉，只用金。商贾、技艺家器皿不许用银。

再次，坚持传统的重本抑末政策，明朝初年，明太祖就说：“先王之世，野无不耕之民，室无不蚕之女，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什一之涂开，奇巧之技作，欲人无诈，得乎？朕思足食在于禁末，足衣在于革靡。”他指示户部大臣：理财之本，是“使农不废耕，女不废织，厚本抑末”。从此，重本抑末便成为明王朝保护小农经济、巩固专制统治的一项基本国策。

P7-9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欲理解中国文化，舍其历史无由。而欲理解中国文化史，界定文化的概念，梳理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脉络、特质及其研究状况，又是十分必要的。爰作是序。

一、文化概念的界定

文化问题是世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但是，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文化的概念，迄无统一的界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邀请各国学者讨论什么是“文化”，也未取得共识。据统计，有关文化的概念，多达数百种，人们见智见仁，莫衷一是。

从西方的历史上看，人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古代。最具代表性也是最古老的文化概念，是由约两千年前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提出来的，它从拉丁文译成英文是“culture is the philosophy-or cultivation-of the mind”。汉译为“文化是心灵的哲学(修养)”。其中cultivation本义是耕种，引申意为耕种一栽培一培养一修养。这可谓哲学的文化概念。它强调文化是人类心灵的创造物，并视文化是一个趋向品德修养终极目标的动态的创造过程。

第二个时期是中世纪。有代表性的是艺术的文化概念：“文化是艺术的总称。”它是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们提出来的，强调文化是人类对美的追求和自由的创造。

第三个时期是19世纪。其间出现了两种有代表性的文化概念。一是英国著名学者阿诺德在1869年出版的《文化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提出的：

文化就是追求我们的整体完美，追求的手段是通过了解世人在与我们最有关的一切问题上所曾有过的最好思想和言论……引导我们把真正的人类完美看成是为一种和谐的完美，发展我们人类的所有方面；而且看成是一种普遍的完美，发展我们社会的所有部分。

这是心理学的文化概念。它强调文化是人们借助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包括文学艺术中一切真、善、美的东西，陶冶心灵，追求社会完美与和谐的过程；二是另一个英国著名学者泰勒1871年在《文化的起源》中提出的人类学的文化定义。他说：

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

泰勒的定义第一次强调文化是“复杂的整体”和“文化是整个的生活方式”。

第四个时期是20世纪。20世纪初社会学家提出了社会学的文化概念：

文化是一个多义词，我们这里是在包容较广的社会学含义上使用它，即它是指人造物品、货物、技术过程、思想、习惯和价值观念，它们是一个民族的社会遗产。这文化包括所有习得的行为、智力知识、社会组织和语言、经济的、道德的或精神的价值系统。一种特定文化的基础是它的法律、

经济结构、巫术、宗教、艺术、知识和教育。

此一定义第一次强调价值观念和价值系统，是文化内涵的核心。

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科学的进步和视野的拓展，人们进而在生物学乃至在整个宇宙的范围之内，探讨文化问题。例如，生物学的文化定义为：“文化是不同物种的组织结构和行为规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项目”主持人、加拿大学者谢弗，则进而提出了宇宙学的文化概念：“文化一般是指物种，特殊地是指人类观察和感知世界，把自己组织起来，处理自身事务，提高和丰富生活，以及把自己安置在世界上的那种方式。”

由上可知，西方文化概念的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拓展与深化的。据统计，1920年前只有数种不同的文化定义；但是到1956年，就已多达150余种，也集中说明了这一点。其中，如果说阿诺德的定义是对古代以来文化认识的集大成的话；那么泰勒的定义强调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和“整个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学家强调文化内涵的核心是价值观念与价值系统，则更具有开创性和划时代的意义，构成了今人理解文化的现代基础。这说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现代文化观念形成的重要时期。至于其后新说迭起，尤其是生物学的、生态学的、宇宙学的概念的出现，固然反映了人们视野的开拓，但是文化的概念既囊括了物种与宇宙，实渐泛化了，以至于无从把握。

……

编纂这部多卷本《中国文化通史》，目的正在于助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本书研究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揭示其发展规律，彰显中国文化的民族精神。

本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同时积极吸收和借鉴当代社会科学的各种相关的理论与方法。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因之，本书不仅写汉民族的文化，同时也重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创造及其特色，尤其注意突出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各民族间的文化互相渗透、交流与融合。

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本书将中国文化置于世界文化发展的总体格局中去考察，既注意中外文化的交流、冲突与融合，也注意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避免民族虚无主义与民族虚骄情绪。

从目前已出版的有关文化史的著作看，编纂体例不一，其中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重宏观把握，突出问题，以论说为主；一是重微观透视，突出部门文化，以描述为主。前者的优点是脉络清楚，简洁明快，论说有深度，但历史信息量小，失之抽象；后者的优点是具体翔实，便于查阅，但头绪纷繁，失之散漫。文化史究竟应当怎样编写，是一个不易解决的大问题。当年常乃德曾说：“有时具体记录所表现不出的内在精神，非有抽象的理论加以解释不可。故理想的文化史必多少带有史论的性质，不过不可空论太多，影响事实的真相罢了。”足见他已深感到了困惑。今天学术界的意见仍不统一。我们以为，编纂一部大型的文化通史著作，当有理论框架一以贯之。该书既要具有能帮助广大读者从中学得丰富的中国文化史知识的功能，又应是视野开阔，脉络清晰，有助于人们理解和把握中国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与特点。为此，须将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体、问题论说与部门描述很好地结合起来。

总之，本书力图突出一个“通”字：从纵向上说，要求全书各卷之间脉络贯通，要于沿革流变之中体现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和一以贯之的民族精神；从横向上说，当避免写成部门文化的简单拼盘，要注重时代精神对文化现象的整合，注重诸文化部门的内在联系及其不平衡的发展。同时注意文化的层间、空间差异，以及二者间的互动关系。

本书共分10卷，即：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两宋卷、辽西夏金元卷、明代卷、清前期卷、晚清卷、民国卷。各卷附有参考书目。

本书实行各卷主编负责制。编委会同仁通力合作，历时四年，备尝艰辛。但因中国文化通史的编纂工作本身难度甚大，加之主编来自京城内外不同的单位，作者为数较多，联系不便和学养有限等原因，著者虽然尽了很大的努力，各卷水平仍难一致，全书与既定的目标，也存在着差距。我们敬祈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借鉴和吸收了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不敢掠美，这里谨表谢意。

本总序是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完成的。

郑师渠

1999年8月初稿

2009年6月修改于北京师范大学

本套丛书第1版出版于2000年，若再上溯到1995年项目正式起动，则距今已有15年之遥。15年前的中国，改革开放正进入重要阶段。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深层次的文化问题愈益受到普遍关注。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所谓现代化，首先就是人的现代化；而所谓人的现代化，离不开人的道德文化素养的提升，所以，归根结底，现代化的实现有赖于文化的现代化。也因是之故，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的宏伟目标。报告不仅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而且强调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学术反映时代。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随着文化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持续升温，其时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关注对中国文化总体史的探究。这也正是本丛书当年创蒽的缘起。

本丛书的作者多是来自京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中青年学者。当年既没有什么科研经费，也没有什么津贴，大家的合作主要是出于共同的学术兴趣。整套丛书写作长达四年之久，尤其是最后一年，几乎每周末都需要开会讨论问题。但大家心态平和，似乎都乐此不疲。当然，说到底，这还要感谢当年比较宽松的学术环境，因为那时侯高校没有如今这样沉重的量化考核的压力，作者得以避免产生浮躁的心态和陷入急功近利的怪圈。当年参与本丛书编写的作者，今天多成了有成就的学者和各单位的学术骨干，大家有时聚首，说起来都很怀念那一段共事的时光。

由于种种原因，本丛书出版后没有为更多读者所熟知，也没有产生应有的社会效益。2009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找到我，认为这套“文化通史”依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值得向广大读者推介，希望能够将之再版。这一动议让我看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对学术与市场双向的判断力，和助益学术的执着追求。所以，我当即表示欣然同意。

现在本丛书即将出版，我们想利用这个机会，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深表感谢。策划编辑饶涛、李雪洁同志为本丛书出版付出了很多的辛劳；硕士研究生明天、李艳凤、鞠慧卿同志为本丛书的图片选取，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一并申致谢意。

郑师渠

于北京师范大学

2009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