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征与迫害中国“慰安妇”，是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重大罪行之一。而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原“慰安妇”在日本提出的受害索赔诉讼，虽然已经被日本法庭宣布不再受理，但以往的诉讼过程一直为中日两国以及国际社会所关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编审刘萍女士撰写的《被侮的女性--战时日军性奴隶制度》，详细地介绍了中国“慰安妇”的受害历史，以及她们现在的悲惨境遇与诉讼斗争情况。

二战时期，日军推行的“慰安妇”制度是极端残暴的性奴隶制度。《被侮的女性--战时日军性奴隶制度》(作者刘萍)对这一制度的源起、实施过程、推行的原因、“慰安妇”制度的实质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原“慰安妇”对日诉讼，日本政府的态度，国际社会对推动解决这一问题的努力等均作了详细的介绍，《被侮的女性--战时日军性奴隶制度》并对“慰安妇”身份的界定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揭露了“慰安妇”制度实质上是日本国家和军队的共同犯罪，是对人权和人性的极端践踏。

总序

序章 揭开冰山一角

第一章 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源起

 第一节 伴随侵略战争而孽生

 第二节 日本公娼制度在海外的发展

 第三节 军妓院——慰安所的雏形

第二章 日军“慰安妇”制度的确立

 第一节 南京大屠杀中的性暴力

 第二节 军队慰安所的正式建立

 第三节 上海——日军慰安所的发源地

 第四节 南京地区日军慰安所的建立

第三章 太阳旗下的罪恶——各地日军慰安所

 第一节 华东地区的慰安所

 第二节 华中地区的慰安所

 第三节 华北地区的慰安所

 第四节 东北地区的慰安所

 第五节 华南及台湾地区的慰安所

 第六节 滇西地区的慰安所

 第七节 东南亚及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慰安所

 第八节 在日本本土的慰安所

第四章 日军“慰安妇”制度剖析

 第一节 军方与“慰安妇”制度的关系

 第二节 关于“慰安妇”的界定问题

 第三节 “慰安妇”的主要来源

 第四节 “慰安妇”的人数和比例问题

 第五节 “慰安妇”制度产生的原因¨

 第六节 “慰安妇”制度的实质

第五章 肉体与心灵的摧残——苦难的“慰安妇”

 第一节 战时的性奴隶

 第二节 回忆与诉说——中国“慰安妇”

 第三节 回忆与诉说——朝鲜“慰安妇”

 第四节 回忆与诉说——马来西亚“慰安妇”

 第五节 回忆与诉说——荷兰“慰安妇”

 第六节 “慰安妇”的悲惨结局

 第七节 “慰安妇”战后的生存状态

第六章 此恨绵绵无绝期——艰难的诉讼

 第一节 重提“慰安妇”问题的历史背景

 第二节 漫长的诉讼过程

 第三节 “慰安妇”诉讼中面临的难题

 第四节 日本政府的态度及其对策

 第五节 来自民间的努力和审判

 第六节 如何认识“慰安妇”对日诉讼问题

后记

早在侵占中国东北之后，日本关东军就掠夺当地妇女作为性奴隶。据资料记载：

散在东北各城镇的寇军，几年来竞习以为常地命令四乡村长供给少女，以满足其兽欲。有时日寇及日本浪人，更自己出马，去寻找妇女。例如有一次，兴京县的某村长，受日军的命令，供应少女20名。该村长不忍全村少女被蹂躏，乃透出消息使年轻妇女逃避，另找20名老妇塞责，以致引起日军的愤怒，竞把村长枪决。

日军还通过汉奸以各种欺骗的手段，诱拐中国妇女作为“慰安妇”。

1932年4月，日军占领嘉定后，“某次汉奸等假托上海某工厂招募女工，给资甚丰。无知妇女信以为真，争随前往。汉奸等率领大批妇女绕道上海而止嘉定南阳旅馆，幸为在沪国人知悉，设法向上海日军司令部交涉。日司令部无法，下令禁止，否则此大批无知妇女，均将有不堪设想之虞矣。”

日本学者川田泰代在《日本军队与朝鲜人“慰安妇”》一书中写到：

日本军队与“慰安妇”的关系，恐怕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军队中看不到的特异现象，也是可耻的存在。……这种现象要溯自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以“东北出兵”“五族协和”为宣传，但在战场上日本兵对当地住民妇女的强奸行为相当激烈，结果军队中性病蔓延，兵力消耗。关东军准许日本人经营料亭(高级宾馆)供军官用，游廊(妓院)供士兵用。

在得到日本关东军的允准后，“日本人买春业者，在地理上靠近东北的朝鲜各地，以招募女工的方式招募妓女，征调到后投入下海，他们称为‘满洲之女的鱿鱼房间’，官宪正式默认”。

从川田泰代的研究中可以得知，与冈村宁次征召“慰安妇”团几乎同时，日本关东军也在中国东北开始指定专门的民间妓院为军队使用了。采取该措施的理由与在上海的派遣军如出一辙，是因为强奸中国妇女这一暴行而导致军队中性病的流行。因此可以肯定，“慰安妇”制定的源起确实是为了防止性病，不过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军队“慰安妇”的功能也不仅仅止于这点，日本军方发现该制度的诸多“益处”，从而在军队中大力推行，并使之贯穿于整个侵略战争的始终。

由上述资料可知，日军的“慰安妇”制度，是20世纪30年代初首先伴随日本的侵略战争，在中国的东北和上海萌芽、孽生的。“慰安妇”制度从萌芽到确立，都是与日本侵华战争紧密联系着的，完全是为侵华战争服务的产物。这个制度名义上是为了防止军队出现强奸事件，而实际上却是组织军队对占领区妇女进行所谓“合法”的强奸的制度。并且，从这一制度在侵华日军中确立之始，对“慰安妇”的征召就明显地带有强制性。而随着日本在中国占领区的不断扩大，在这一制度下的受害妇女，也主要是中国妇女。

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实施与日本封建时代建立的公娼制度具有密切的关系。所谓公娼制度，是政府对妓女实行登记注册的制度，内容包括对妓女的卖淫地点、身体状况等进行登记，对妓女实行强制性的性病检查。妓女作为人类社会私有制的一种产物，靠出卖肉体换取金钱，是性别歧视最典型的一种表现。自其产生后，不同的社会阶段，不同的国家，都将之纳人过国家的管理轨道中，或作为一种职业认同，承认其合法；或认为有伤风化，而加以取缔。日本的公娼制度形成于德川幕府时期，以后不断发展，到1900年正式确立。在公娼制度下的娼妓被称为“乙种艺妓”。

随着日本向海外的侵略扩张，公娼制度随之被带到了亚洲的其他国家，如朝鲜、中国的台湾以及东北等地。到海外从事卖淫的职业妓女，以日本九州一带的妓女数量最多。因此，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后，最初的日本“慰安妇”大多是来自九州一带的妓女。“所谓天草女，早在德川幕府时代，就以娼妇进到海外”。朝鲜是亚洲最早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国家，也是受日本公娼制度侵害最深的国家。1916年，日本开始在朝鲜全面推行娼妓注册制度，吸引了大批的日本妓女涌向朝鲜，从而带动了朝鲜娼妓业的兴旺。1929年前，在朝鲜的日籍妓女人数一直都高于当地的妓女人数。但随着日本对朝鲜殖民统治的加深，越来越多的朝鲜妇女为生活所迫沦落为妓女。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汉城从事娼妓的代理商有五六千人，每年贩卖妇女达3万人，其中有5 000人被贩卖到中国东北、中国台湾以及日本和库页岛。

日本占领中国台湾后，即在中国台湾开设贷座敷、料理屋、饮食屋，大到城市，小到乡村，都有日本和朝鲜人经营的各种名义的酒馆、饮食店。这些酒馆、饮食店，实质上起着妓院的作用。根据《台湾总督府的统计书》，1940年登记在册的贷座敷有34家，料理店474家，饮食店2 163家；艺妓507人，酌妇2 890人，娼妓30人。

日俄战争期间，大批日本军队进入东北，与军队随行的，还有日本和朝鲜的妓女。根据《奉天巡按使公卷宗》所载：1915年奉天省辽源县有日本人38户，其中从事开设妓院的有5户。根据商工会编《营口日本人发展史》的记载，1919年在营口的日侨中，从事娼妓、女招待职业的女性有130人。不过，由于当时在东北的日本军队和侨民人数不多，所以日本人经营的娼妓业还不算发达。但是，九一八事变后，这种局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随着关东军大规模开进东三省，大批日侨涌人东北从事经济掠夺活动。为了满足日本军队和侨民的性需要，在东北从事娼妓职业的日侨人数迅速上升。根据日本人自己的统计数据，九一八事变前，在东北的日本娼妓有519人，事变后迅速增加，1932年增加到1955人，1933年达4035人。大批的朝鲜妇女也被日、朝娼妓业主贩卖到东北地区。因此，在关东军驻地周围，形成了妓院林立的局面，关东军成为妓院的最大主顾。

在长春，日本人藤井于1935年在桃源路北侧开设了一家规模很大的妓院，建有妓楼60栋，有956个房间。大院四周围有高墙，东院称为“东圈”，西院称为“西圈”。大院内又分为若干个方形小院。藤井把市内29家妓馆和200余妓女牵人西院和东院，把妓女分为三等和四等。后来藤井的妓院发展到100多家，妓女上千人，人称“新天地”和“欢乐地”。

在牡丹江，日本人和朝鲜人在七星街、昌德街、园明街一带开设了多家妓楼，拥有妓女200余人。P8-10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发生80周年，抗日战争史又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其实，我们的国歌就是源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这足以说明，抗日战争史对于中华民族，对于中国人民是何等重要。在这个时候重新审视那段历史，应该说意义非常重大。因为，我们的国家正处于空前的复兴时期，而复兴的枢纽却产生于抗日战争。通过那场战争，中国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一百多年的压迫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通过那场战争，中国的进步力量上升到了可以率领中华民族向着光明的前程迈进。而如何总结抗日战争的历史，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

以上各书，全部是关于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的研究。但是，中日战争遗留问题还不止这些，如细菌战实施及其受害情况问题、战时中国劳工受害及战后诉讼问题等等。这些也是十分引入关注的问题。而由于种种原因，本丛书未能把这些问题纳入进来，确实有些遗憾。不过我相信，随着史料的发掘与不断丰富，随着研究者不断地努力，这样的研究必将会出现更新的成果。

最后，我以主编的名义，并代表丛书的所有作者，对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表示由衷的感谢。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直接负责这套丛书编辑、出版的王爽女士，几年来为这套丛书的面世，积极奔走于哈尔滨和北京，倾注了大量心血，我向她表示深深的敬意。另外，虽然丛书的作者都是在学术前沿上进行努力的，但仍然可能会有一些疏漏。因此，我们不仅期盼这套丛书能给人们知识和启迪，同时也希望得到研究同仁和各界朋友的批评指正。

荣维木

2011年2月于北京

2006年3月间，《抗日战争研究》执行主编荣维木先生给我打电话，说由他主编的一套“战后遗留问题丛书”因故缺一本关于“慰安妇”专题的著作，而其他书稿已基本完成齐集，希望我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补写一部书稿。

之前我曾经关注过“慰安妇”问题的史料及相关研究，参与过关于中国“慰安妇”受害史实的调查，有一些资料的积累，也希望能够在这方面做一些研究性的工作。后来因为发现“慰安妇”史料非常稀缺，尤其是中国“慰安妇”的史料，除了相关的口述资料外，文献资料几乎是空白，难以支撑有深度的学术研究；加上自己的日文水平有限，所以知难而退，放弃了当初的打算。基于上述原因，再加上时值儿子“小升初”的关键时期，因而我不假思索地婉拒了维木先生的盛情。但维木先生一再强调，兹事体大，缺少“慰安妇”专题，整个“战后遗留问题”就不算完整，希望我能够“救场”。我自知学力不逮，但又不好意思坚拒维木先生的诚意与信任，所以也就勉为其难地应承了下来。

受命后，我重拾“慰安妇”问题研究，虽然时间有限，但为了不耽误整套书稿的出版，尽可能利用以前积累的资料和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初稿。虽然“作业”按时完成，但自认非常粗糙，心里不免惴惴。

也许应了好事多磨的老话，从书因为送审等方面的原因出版搁浅，一拖就是几年，我心中也暗怀丑妇之喜。2010年9月，出版社通知书稿将作为“九一八八十周年纪念丛书”出版，并希望作者进一步修改完善。这样，使我又有重新对初稿进行补充修改的机会。

好在这几年海内外学界新发现了不少资料，对“慰安妇”的研究以及民间诉讼都有不少推进，也为我的研究提供了不少的便利。特别是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印的《台日官方档案慰安妇史料汇编》，汇集翻译了日本学者吉见义明编的《从军慰安妇资料集》以及“日本女性和平国民基金会”编的《政府调查“从军慰安妇”资料集成》中的重要资料，不仅提供了不少新资料，同时也有助于我对日文资料更全面准确的理解。

史料是一切历史研究的基础。有了资料，也还需要慢慢地“咀嚼”、“消化”。因为留给修改的时间有限，即使“咀嚼”过的地方也还有很多没有来得及“消化”，仍然显得很粗糙，也许还有不少错误，真诚地希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在日文资料利用和翻译上，得到近代史所同仁郑匡民研究员、王士花副研究员、张会芳博士等热心的帮助，本室同仁李学通、卞修跃等也提供了不少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刘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