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上海英国人的街区诞生了一支都市乐队——工部局乐队。一百多年来，这支乐队经历了中国的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变迁。如今，该乐队已经由中国人继承，改名为“上海交响乐团”。本书为我们讲述的就是这支乐队的发展历程，也是一个以上海为舞台中心，跨海越洋闯世界的旅人和音乐的故事。

本书讲述的是深受上海西方侨民爱戴的都市乐队——工部局乐队的故事。这支19世纪末在亚洲生根开花的西方乐队，历经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变迁，最终为中国人所继承，如今作为“上海交响乐团”而衍生发展着。一个跨越了三个世纪，并且乐手亦从外国人转为本国人，但仍然得以续存下来的交响乐队，可以说在世界上也绝无仅有。如果我们努力追寻参与这支“都市乐队”活动的有关人员的足迹，自然可以展现出这些昔日欧洲音乐史上“默默无闻”的音乐家们，是如何在大上海谱写出一曲曲历史乐章来的。而且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乐曲还漂洋过海，令隔海相望的日本在接受西方音乐的过程中也受益匪浅。可以说，这支“都市乐队”的故事，就是一个描写以上海为舞台中心，跨海越洋闯世界的旅人和音乐的故事。

序曲 世纪长河

第一章 诞生于上海的“西方”(1845年—)

 1 英国人的街区

 2 大商人的“投资”

 3 业余爱乐家们的活跃

 4 音乐会之始

第二章 公共乐队的诞生(1879年—)

 1 “都市乐队”的成立

 2 市民生活与管乐队

 3 职业音乐家的活跃

 4 上海乐队与天津乐队

第三章 德国音乐家的命运(1906年—)

 1 对管弦乐队的向往

 2 变化中的社区音乐

 3 战俘音乐家

 4 恩格尔管弦乐队与日本人

 5 “乐队队长”米利埃斯的音乐生涯

第四章 大师登场(1919年—)

 1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困境

 2 梅百器的一搏

 3 工部局乐队的诞生

 4 黄金期的音乐会

 5 从俄罗斯到远东

 6 世界中的上海

 7 大师的活跃

第五章 大都会交响乐(1929年—)

 1 动荡不安的都市

 2 中国人与西方音乐

 3 乐队存废问题

 4 租界的终结

尾声 日本人与“上海交响乐团”(1942—1945)

后记一

后记二

插图出处一览

参考文献

上海工部局乐队史年表

1 英国人的街区

英国人最早来到上海是在1843年。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中，英军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击败了清军，迫使清政府于1842年缔结了《南京条约》。英国政府在条约中提出割让香港岛，以及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个港口城市的条件。在此之前英国一直以南方的广州为据点进行贸易活动，但是他们力求摆脱清朝独特的贸易习惯的束缚，寻求新的自由贸易空间。

上海位于长江(扬子江)支流的黄浦江沿岸，百川通衢，历来是交通要道。早期来上海的英国人乘船溯黄浦江而上，也许多少能够感觉到一点儿伦敦的泰晤士河的情致。从船上放眼望去的中国大地，是他们餐桌上一日不可或缺的茶的产地，也是他们令人神往的丝绸之故乡。同时中国也是英国人倾销本国高速增产的各种工业产品以及产自殖民地印度的大量鸦片的绝好市场。对于致力于扩张贸易的英国商人来说，上海无疑是他们得以致富的新天地。

另一方面，当时的上海，除了由高高的城墙围绕着的县城(清政府上海县所在地)以外，还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沼泽地。1845年英租界设置后，人们首先必须从建设港口、铺设道路等基础工程着手。最早感知到上海巨大潜力的贸易商——怡和洋行和宝顺洋行的商人们，有时甚至违背他们本国政府的意图，齐心合力，力图将上海变成一个自由贸易的据点，一个自治的堡垒。当时上海英国领事的权限还相当薄弱，之后在做棉线和茶生意上大发横财的商人们企图通过协商来推动上海的政治。

稍晚于英国，美国和法国也分别于1848年和1849年在上海设立租界。至19世纪60年代，美租界和英租界合并成为公共租界，而法租界仍然保持了它的独立性。本书的话题，将主要围绕以英国侨民为中心的公共租界的文化活动而展开。

有关公共租界的外国侨民初期的生活情况，人们常常引用卜舫济(Hawks Pott)的《上海简史》中的叙述。卜舫济在书中提到：“人们常说，英国人所到之处必有教堂和赛马场。上海自然也不会例外。初期的居民们一样为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体育娱乐而不惜重金o"1

当时的英国正值维多利亚女王执政的黄金时代，以印度为首，英国在亚洲和非洲各地拥有大量的殖民地。而随之而来的是英国人在世界各地建立的生活街区，而这些地区里必备无疑的是“教堂和赛马场”。上海也早在1847年就建立了圣三一堂，它成为英国侨民慰藉心灵的地方。而人们在这些教堂里所诵唱的赞美歌，应该说就是最早流传进上海的西方音乐吧。在那之后，随着欧美各国的各种会派在上海建立火大小小的各种教堂，尤其是进入26世纪之后，面向中国人的传教和教育活动愈来愈盛，西方音乐也以赞美歌和管风琴的形式传播开来。

那么赛马场呢？据说上海在英租界成立的翌年就设立了一个很大的公园(人称“老公园”)，在那儿已经开始有了赛马竞赛。1850年又重新建造了新的公园和赛马场(上海骑马场，又称新公园)，同时也可以作为日常的骑马道。当时蒙古马的买卖非常兴旺，绅士们都热衷于对一匹好马评头品足。之所以租界成立伊始就开始赛马，是因为在英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赛马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交场合。人们可以一边观看赛马一边高谈阔论，交换各种信息，扩展交友圈子。在信息传播的手段还相当欠缺的时代，这种能够聚集大量群体的社夺卒间称得E难能可贵。

此外，在早期的上海租界，赛马和各种户外运动最先发达的另一个原因，应该是缘于当时的外国侨民几乎都是男性的关系吧。最早的赛马场建立于1850年，这也是中国最早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The North China Herald)创刊之年。该报第一号(8月3号)上刊载的外国侨民名单详细记载了各人的姓名、职业、所属公司或洋行名称以及家眷的情况。而全部157人中带有家眷的仅有31人。而且有家眷的除了英领事阿礼国以外，几乎都是传教士。也就是说虽然商人占了外国侨民的大部分，但他们大多是单身。当时很多英国商社都将有能力的单身男性选送到上海，而这些男人们都指望着在短期内发一笔财，然后衣锦还乡。

当然他们当中也会有一些人已经结婚，将家眷留在国内只身来到异国他乡。他们之所以不愿意携家眷同行，是因为欧洲人很难适应上海的高温多湿天气。他们首先必须建造新居来抵挡炎热，并确保卫生的饮用水和食品。此外草创期的租界也常受中国不安定的政治局势的影响。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兴起，1853年与之呼应的“小刀会”占领了上海县城。英、美、法各国宣布租界中立，而衰弱的清政府也已经无力抑制这些武装起义。大量的中国难民涌进原本专为外国侨民居住的租界地区，而这种“华洋杂居”的情况之后便一直延续下来。1860年、1862年租界还两次受到太平天国的攻击，英法联军和由侨民组成的义勇军(万国商团)负责起了租界的防卫工作。直到1864年各国军队援助清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上海的社会和经济都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态。因此，19世纪60年代上半叶，上海租界地区很少能看到外国妇女和孩子的身影。

在当时租界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中，赛马、骑马、打猎、乘坐游艇出外郊游之类就成了主要的娱乐活动。而板球、长拍网球(和普通的网球相比，球拍柄稍长，面稍小一些)、保龄球之类的球类活动也于19世纪50年代以后开始盛行，并开始组成各种俱乐部定期活动或比赛。这些娱乐活动，对于那些在贸易和房地产生意中激烈竞争的男人们来说，无疑是一种难得的解脱，当然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交换和社交往来的场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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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曲 世纪长河

缓缓流过上海市中心的黄浦江，隔江相望的两岸有着迥然不同的面貌。东岸即“浦东”地区，高耸着充满现代气息的电视塔和各种摩天大楼。那种壮观的景象已经成为21世纪中国的象征而深深印入了人们的脑海。

而浦江西岸即“浦西”的滨江大道上，则蜿蜒着一排排厚重的砖石建筑群。高耸的钟楼，雄伟的圆柱，令人仿佛置身于欧洲的街区。虽然现在外壁变得灰暗，和周围的摩天大楼相比不再那么光鲜夺目，但是正是这些西式建筑构成了昔日上海靓丽的门面，让外来的旅人为之震撼。

百年前的上海曾经是西方人的街区。这个由英国人作为自己的贸易据点而开辟的港口城市，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们，他们又在这里逐渐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生活方式。这些外国人生活的地区当时被称之为“租界”，而当时的西方人将全套欧洲生活方式都搬进了租界，衣食住行以及赛马、网球、舞会等等，一切都希望和自己祖国的一模一样。于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了西方式的街区。

滨江大道北端有一个公园，即现在的黄浦公园，里面高耸着巨大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上海市人民英雄纪念碑。而这里以前称之为外滩公园，曾经是欧洲人歇息的场所：郁郁葱葱的林荫下是宽阔的步道，头戴礼帽的绅士和身穿洋装的淑女挽手并肩，缓缓而行。走累了可以坐到长椅上歇息，江面上吹来的凉风惬意宜人。而带屋顶的露天音乐堂的舞台上，身穿白色制服的乐队正在演出，轻快的乐曲顺风飘来，更添情趣……

外滩公园的乐队演奏，对当时生活在上海租界的欧洲人来说，实在是生活中的一大乐趣。因为他们远离祖国，生活在亚洲的土地上，自然更加迫切地寻求欧洲文化的馨香。虽然他们无法把欧洲的名画或雕刻作品搬到亚洲来，但是至少可以将乐器和乐谱带来。他们最初是自娱自乐，后来慢慢地组成了乐队，并将之发展为都市乐团。从一个小小的乐队，发展到被称之为东亚第一交响乐团的成长过程，可以说正好和上海的西方侨民的生活史相吻合。

可惜迄今为止，人们在讲述上海租界史的时候，很少将视线投向音乐文化这个层面。和砖石建筑不同，音乐留不下痕迹。上海的西方侨民当年聆听的音乐，无法在百年后再传人我们的耳朵。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文字资料，去寻求他们当年所追求的音乐。那些西方音乐家为什么要远离祖国，踏上亚洲的土地呢？在租界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他们又举办了什么样的演奏活动呢？一个乐队，虽然历经苦难，但是仍然不屈不挠地坚持了下来，其背后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本书所叙述的，就是深受上海西方侨民所爱戴的“都市乐队”的故事。这支19世纪末在亚洲生根发芽的西方乐队，历经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变迁，最终为中国人所继承，如今作为“上海交响乐团”而衍生发展着。一个跨越了三个世纪，并且乐手亦从外国人转为本国人，但仍然得以续存下来的交响乐队，可以说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如果我们努力追寻参与这支“都市乐队”活动的有关人员的足迹，自然可以发现这些昔日欧洲音乐史上默默无闻的音乐家们，是如何在大上海谱写出一曲曲历史乐章来的。而且我们还可以发现这些乐曲还漂洋过海，令隔海相望的日本在接受西方音乐的过程中也受益匪浅。推而广之，在近代以来的世界音乐文化史上，上海这个城市占有怎样的位置也就不言自明了。可以说，这支“都市乐队”的故事，就是一个描写以上海为舞台中心，跨海越洋闯世界的旅人和音乐的故事。

让我们静静地伫立在黄浦江畔，倾听波涛的翻滚吧。你注意到了吧，波涛声中不时有汽笛传来，而在那背后，隐隐的是灿烂的小号声，听到了吗？……来吧，大幕拉开，交响乐开演了。

十多年前初识本书作者榎本泰子女士时，她正以傅雷的西方音乐观作课题撰写硕士论文。一般说来，比较文学比较文化专业的日本学生(包括老师们)，通常做日本与西方的比较研究，偶尔也有做日本与中国或韩国等亚洲国家之比较的，但是将视线投向中国与西方的，可谓凤毛麟角，因为这似乎与日本人无干，有些“越境”了。译者本人在国内学的是法国文学，并酷爱傅雷的翻译，但是却阴差阳错来到日本，因此面对榎本，一边惊讶“为什么日本人会……”，同时又惊喜“日本人也”研究傅雷，颇有他乡遇知音之感。

才貌双全，又弹得一手好钢琴的棂本女士，通过研究傅雷，得以结识了傅雷之子、国际著名钢琴家傅聪。傅雷、傅聪父子传奇般的经历，引导她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音乐的关系，完成了博士论文《乐人之都上海——西洋音乐在近代中国的发轫》，进而译介《傅雷家书》，最后一发而不可收，开始探访远赴上海的西方音乐家的足迹，写出了本书。用榎本自己的话说，终于完成了她研究中国与西方音乐的“三部曲”。

因此我很高兴接受榎本的委托翻译本书。不过我对音乐是外行，在翻译过程中一直得益于榎本的指教，全部译稿完成后又经过她的仔细校阅。而且桓本还再三与日方出版社交涉，最终说服出版社同意以作者免费提供翻译出版权的形式使本书的中文版得以顺利出版，在此深表谢意。

本书中文版的出版，承蒙上海社会科学院熊月之先生和东华大学陈祖恩先生的大力推荐。尤其陈老师在具体的出版交涉方面不辞辛劳，做了大量工作，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因为译者生活在国外，在版权交涉及审稿校对等具体事宜方面，也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赵航先生不厌其烦地多次以电子邮件和国际快递的形式“遥控操作”，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目文版出版于三年前，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比如一些人物的生卒年代之类，根据情况的变化作了一些改动。为了方便国内读者阅读，必要处还加进了一些译注，用“链接”形式标出，以便和每章后的原注有所区别。因为译者水平有限，在译文和注释方面，若有疏漏之处，还望读者不吝赐教。

赵怡

2008年夏于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