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开放初期的反走私
走私是现代海关的最大业务风险之一。世界上自从有海关之日起，打击走私就是它的重要职责之一。现代海关依法监管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防止走私。只有管住了走私，国家经济安全才有了保障，关税才能充分征收，国家进出口统计才能够获得确切数据，社会经济也才能健康运行。
海关监管是国家主权的体现，而一切别有用心者都会极力企图逃脱这种监管。这种“猫捉老鼠”的对抗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将长期继续。
新中国接管海关的同时也接管了反走私的责任。新中国按相对封闭的社会结构建立起自己的反走私体系。这个体系经实践证明是有效的。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时代变革要求开放国门，而适应新形势的反走私体系还不可能迅速建立起来，不法分子乘机在福建沿海干起大规模的海上走私活动。走私货物上岸后迅速通过铁路、公路等运输渠道进入内地。沿海大批走私分子深入内地收购黄金、银元、贵重药材、文物等返回沿海，走私出口换取手表、收录机、电视机等，再走私进口并通过铁路、公路等散向全国各地。福州、厦门海关根据这一特点，加强了与铁路公安部门的联系，在铁路线上全面查禁走私货物，逐步堵住走私货物的流通销售渠道。
改革开放使广东进出境旅客激增，海关旅检现场查获的走私案件呈明显上升趋势。
这时偷带文物出境的走私开始活跃。以广州为中转地的毒品走私日渐增多，走私进口淫秽物品案件更是明显增加。
所有沿海地区的走私势头都呈现增长趋势。
走私泛滥使国家损失了巨额关税。
走私行为致使法律尊严扫地，这些地方迅速陷入了社会失序的危机状态，执法部门丧失了权威性，走私分子围攻殴打海关缉私人员、不明真相的群众哄抢私货等恶性案件时有发生。
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允许成立地方外贸公司，经营地方生产的某些商品，以及经营利用地方外汇进口的一般物资：允许有直属企业的工业部门成立外贸公司，出口所属企业产品。1985年后，随着对外贸易经营权的下放，机关、团体、事业单位纷纷经商办企业，法人走私的势头上升。厦门海关重点打击利用国家对厦门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逃避国家税收和许可证管理，非法转售限于特区内销售的物资到特区外牟利的大案要案。
20世纪80年代，国家逐步赋予有条件的生产企业外贸自营权，而不再仅限于沿海省份。随着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逐步扩大，政府不断降低外贸经营领域的准入门槛。这样，具有独立利益追求的多元经营主体出现了，独立自主的利益追求手段也发现了，如果有力的监管体系建构不能同步跟进，就只能希冀这些独立的利益追求者成为严守法纪的道德家，但人类经济史却早就铁定证明，以企业经营为利益追求方式的“经济人”绝对不可能成为这样的道德家。
这时的现状是，有力的监管体系没有建构起来，一切必要的管理措施都没有得到相应跟进，那么，在走私高额利润诱惑下，相当普遍地出现“法人”走私就是意料之中的事。
走私的深层原因是利益驱动。由于经济利益的存在，因而走私打之不完、禁之不绝。同时，利益集团和不法企业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会不惜重大代价，行贿权力机构和权力人物，寻找走私机会，二者很容易一拍即合。也正因为如此，走私与腐败紧密相连，权力机构和人物一旦有非法干涉海关关政的重大举动，肯定隐含着大问题。海关工作者时刻不能放松的职业心理防线就是：非法干涉关政与走私风险有密切关联。从体制上最大限度地切断非法干涉关政的通道应是海关体制建设的重点。 P3-4
2006年春天，我应邀为海关总署的一部电视片撰写脚本，首先开始的自然是采访。海关总署10多个司局的领导分别向我阐释所属部门的工作，从细节到宏观，使我对海关有了多方面的认知。
随后是分段进行的3个多月的实地采访，从鸭绿江口的东港海关到北部湾的东兴海关，从20多个直属海关到这些直属海关管辖的40多个隶属海关，采访的行程真是“万里海关”。
在实地采访中，各地海关给予了热情的照应配合，从各级领导到工作在第一线的关员，不厌其详地介绍他们的工作，讲述采访所需要的实例，带领我去观察海关实际工作的方方面面。
在万里采访的行程中，海关总署新闻办的王桦主任全面筹划，细心布置，使得采访地点的选择与材料的获取准确而有效。王志中先生一直是采访带路人，他周到的安排和迅捷的联络让整个采访颇富效率。他自己在海关工作多年的丰富阅历对采访信息的获得也是一个特别有益的补充。他自己积累多年的海关题材的照片更给这本小书增加了“靓丽”的艺术色彩。
深圳海关的李展章先生伴我远赴西藏和青海，让我了解了“高原海关”的工作特点。
在写作过程中，海关总署办公厅的杨晨光主任给予了高屋建瓴的指导。王桦主任深入而富有见地的构思意识和具体建议，成为写作质量的保证。
海关总署委派的专家审读小组在本书的结构改善上助益良多。也使本书避免了概念和提法上的不准确，乃至字词方面的错漏。
本书虽小，实是一个社会工程。如果还有可阅之处，都是源于集体智慧。其中的行文粗糙、阐发浅薄、眼界狭窄等不足，则是因为执笔者未能对集体智慧作出准确的“转述”。欢迎读者给与批评指正。
在今天的中国，中央财政每4元钱中就有1元多来自海关税收。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笔收入举足轻重——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义务教育的投入、基础科学研究的财政支持、社会公共事业的供给、发展农业的补贴等，都与海关税收密切相关。
2005年，全国海关税收总量5278亿元，每个工作日平均税收额达21亿多元。
2006年，全国海关税收总量6104．23亿元，每个工作日平均税收额达24亿多元。
2007年，全国海关税收总量7584．6亿元，每个工作日平均税收额达30亿多元。
2008年，全国海关税收总量9161．07亿元，每个工作日平均税收额达36亿元。
这些税款都是按照一定的税则税率收取的。海关的税收统归中央。哪怕是再小的海关，税单上写明的收税款方总是四个字：“中央金库”。
进出境物品由海关负责监管。海关对进出境物品予以检查管理，是一个国家的主权、尊严和利益的直接体现。一个主权国家有权决定什么样的物品可以或不可以进出境，以什么方式进出境，海关就依照国家意志来落实“禁行”或“放行”的决策。对通关者而言，依法通关表示他对通行国主权的尊重。他只有表达了这份尊重，通行国才会对他在通行中拥有的各种权利予以保护。一个以违法方式冒犯通行国主权尊严的人，是不会被允许通行的，并要付出相应代价。
海关对进出口货物及进出境物品征收关税，也是一个主权国家调整经济运行秩序、保卫国家经济免受外来冲击的必要手段，而查缉走私更是对国家利益和公平贸易秩序的直接保护。
由此可见，海关对进出境物品及进出口货物的监管权、征税权和对走私行为的缉查权，都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体现手段。
随着社会的发展，海关还增加了统计职能。中国海关的统计职能自清代就开始了。咸丰九年(1859年)，江海关开始编制进出口贸易统计。今天的海关统计准确记载着中国外贸经济一日千里的发展。每年几千万张报关单经过统计汇总，就是一个庞大的外贸经济统计数据库，是经济学家进行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依据，是国家管理者进行决策的基本参照，宏观决策者能够依据这份确凿而全面的数据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使中国经济进出有度、增减有方，实现宏观经济的科学管理。在当代经济中，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社会决策，数据分析都是不可替代的手段。在海关事务中形成的丰富真实的数据库还可以为经济运行提供预警参数，海关的进出口预警监测系统，为国家宏观调控准备了可靠的决策辅助信息。海关扎实的数据也是中国在世界经济贸易谈判中的有力证据。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全面活跃，进出口量陡然大增，广开与畅通的海关之门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桥梁。中国要让自己的经济具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化性质，直到发展成 “市场经济体系”，要融入世界“全球化”进程，就必须拥有一个适合市场经济需要、适合外向型经济发展需要的海关。换言之，一个奋力追求现代化的中国，首先必须拥有一个现代化的海关。这个现代化的海关包括海关的构建理念、法制体系、运作流程、管理模式、服务意识、人员素质、操作工具、信息交流手段等，都必须是具有充分现代化内涵的、具有广阔国际视野的。以往在计划经济时代所习惯的一切必须彻底转型。新中国海关自运行之日起，就认真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严格依法监管进出境物品，依法征收关税，为国家建设积累宝贵的建设资金，支持国营外贸，严把国门，严查走私，严防一切有害新中国建设的图谋和行为，旧中国时期肆虐海关的劣迹恶行在新中国的主权大门面前销声匿迹。本书以纪实文学的形式记录了中国当代海关。
作者3个多月的实地采访，从鸭绿江口的东港海关到北部湾的东兴海关，从20多个直属海关到这些直属海关管辖的40多个隶属海关，以纪实文学的形式记录了当代中国新海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