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跋集》是《奥登文集》中一部重要的随笔集。《序跋集》中所收录的随笔,写作时间横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内容涉及文学、神学、哲学、艺术甚至日常家居,材料翔实严谨,文笔纵横捭阖,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序与跋》是作者W.H.奥登撰写的一部有关诗作前言、后跋的集子。这些诗歌创作前言和后跋反映作者的创作思想、创作过程和创作感受。如有关1937年创作的长诗《西班牙》,他在前言中写道,作为救护车驾驶员,1937年他参加了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武装斗争。关于《战地行》(1939)的前言中,他道出了与小说家衣修午德一起到中国战地采访的感受。这些有关创作的前言和后跋对读者了解奥登的创作全貌有一定的帮助。
W.H.奥登是二十世纪改变了整个英语文学世界的人物,他的成就不仅仅是在诗歌、戏剧和评论该领域留下了不朽巨著,而且其文字中所蕴涵的独特的现代性在当代文学所产生的影响,为文学各个领域的作家带来的深远启迪,是难以统计、不可磨灭的。《序跋集》是出版于奥登晚年的随笔/评论集,在其文字生涯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序跋集》中所收录的随笔,写作时间横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内容涉及文学、神学、哲学、艺术甚至日常家居,材料翔实严谨,文笔纵横捭阖,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同时又巧妙地将个人经历融入给他人写的书评,许多段落犹如奥登的浓缩版自传。作为奥登最后一部随笔/评论集,整部作品从人类的内在生活延续到外在生活,最后以人类成员之一的“我”加以整合,暗含了奥登的二元性思维模式和对人类双重属性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他对自己长期以来的思维模式的总结性陈词。
沉思的英雄:希腊史诗中的理想人物是强大的个人;希腊悲剧中的理想人物是对正义的律法怀有敬畏之心的谦卑公民;希腊哲学中的理想人物与两者都有共同之处:他像后者一样遵纪守法,但如同前者,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个人而非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因为学会如何遵守律法已成为一项普通人力所不能及的壮举。对于“什么是邪恶和苦难的原因?”这个问题,荷马只能回答“我不知道,也许是神的一时兴起”;悲剧的回答是“狂妄强大的人对公平正义的律法的违背”;哲学的回答是“对律法的无知,它致使头脑听命于身体的激隋”。
荷马式的英雄希望通过英勇的行为在死前赢得荣誉;悲剧里的群众希望通过谦卑地生活使自己一生免遭劫难;沉思的英雄希望当他成功领悟真正和永恒的善,进而使灵魂摆脱身体和时间的流变的羁绊后,其灵魂能获得至福;除此以外,他必须教导社会如何摆脱不公从而获得同样的自由。
理论上,所有人应该都能做这件事,但实际上能胜任者仅限于那些有幸被天国的爱神赋予对知识的渴求,而尘世际遇又允许其毕生致力于追寻智慧的灵魂们;愚钝的人无能,浅薄的人无意,贫穷的人无暇去领会,因而被排除在外。他们或许有某些重要社会职能要履行,但他们无权制定社会的律法。那是哲学家的责任。
这一理念对我们而言比它乍看起来更奇怪。我们熟悉两种类型的沉思者:第一种是以各种级别的僧尼或单个神秘主义者为代表的宗教沉思者。他旨在了解隐秘的上帝,所有现象背后的真实,但他把这个上帝视作一个人,换言之,他所谓的知识不是关于某物的客观知识(客观知识对所有头脑都一样,像数学的真理,一经领会便可通过教学传授给他人),而是对每个个体都具有独特性的主观关系。关系是无法被教授的,它只能由主体自愿达成,而说服别人照此行事的唯一方法是身体力行。假如乙是甲的朋友而丙不是,乙无法通过描述甲使丙成为甲的朋友,但如果乙因为和甲的友谊而成为丙想成为但还没成为的那种人,丙就可能会决定去结识甲。
客观知识是另一类沉思者的领域,他们包括知识分子、科学家、艺术家,等等。他们所寻求的知识无关任何先验的事实而和现象有关。和宗教沉思者一样,知识分子也需要个人的激情,但在后一种隋形中,这种激情被限于对知识的探求;而对于他所探求的对象,或者说事实,他必须不带任何感情。
关于希腊^对沉思的英雄的概念,令我们困惑不解的是,这两种行为密不可分地混杂在一起,有时他谈论一个超验的神,就仿佛他是一个被动的客体;有时他谈论类似于行星运动的可被观察到的现象,就好像它们是我们能对之怀有个人情感的人。比方说,关于柏拉图,最叫我们费解的是他的这种方式:在辩证过程中,他会引入一则神话并且他自己承认这是神话,却丝毫不感到这种做法的古怪。
很难说希腊人和我们谁在思维上更拟人化。一方面,在希腊的宇宙论中,自然界的万物都被认为是有生命的;自然法则不是对事物实际上如何运行的描述,即不是描述性的法则,而是和人类的律法一样,是规定性的法则,即事物应该遵循却可能没有严格遵循的法则。另一方面,在希腊的政治理论中,人类被当作手艺人—政治家通过自己的技艺来塑造美好社会的材料,就像陶工用黏土制造花瓶。
对希腊人来说,人和自然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如果愿意,可以理性地思考,而对我们来说,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有自我,也就是说,就我们所知,除了上帝,只有人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而且这种意识不以他的意愿或智力为转移。因此希腊人没有区别于欲望的关于意志的真正概念,这就导致尽管他们显然注意到了有关诱惑的心理学事实,即人可以觊觎他知道不该得的东西,他们却对如何解释这一现象不知所措。希腊伦理学最大的弱点是它对选择的分析。由于政治是希腊哲学的核心而非外围,这点就显得尤为严重;建立美好社会是首要任务,其次才是寻求个人救赎,探求关于物质的科学真理或是关于人心的想象性的真理。他们将善的积极的源头等同于理性而不是意志,这就无异于将寻找社会的理想形式这项注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加诸自身,所谓社会的理想形式就如同理性的真理(倘若存在)无论在哪或对于何人都是成立的,与个人性格或历史境遇无关。
一个概念非对即错。一个抱有错误概念的头脑也许可以通过层层推论而接受正确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错误的概念变成正确的了;在辩证过程中总是存在这样一个点,它类似于悲剧中的认知时刻,在这一刻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错误的概念会随着主体意识到它一直是错误的而被摒弃。辩证过程可能会费些时间,但它发现的真理却亘古不变。
P29-32
亲爱的A先生
奥登在《一个务实的诗人》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我敢说,每个评论家一定都意识到,他不得不以快于正常阅读的速度看书。”这句话显然是肺腑之言,尤其当我们意识到这篇书评写于他人生的最后时光,而且在时间线索上是《序跋集》的收官之作。《序跋集》中的四十六篇序言、导言和书评,不仅见证了奥登的阅读速度,也展现了奥登遨游书海的广度和深度,从中我们可以管窥这位诗坛“顽童”在散文领域极具个性化的演绎。
笔者翻阅《序跋集》,首先存疑的是篇目的选择和排序。奥登多年来浸润于书香,写下的散文非常多,其文学遗产受托人门德尔松教授推出的《奥登全集:散文卷》,足足有六大卷。而在如此浩繁卷帙之中,可以归为“序跋”范畴的篇章委实不少。编者为何独独青睐这四十六篇?笔者给编者(即门德尔松教授)去信,得到的回答让人始料未及:
《序跋集》付梓之际,奥登坚持把我的名字放在封面页,尽管整个编选工作几乎是由他独立完成的。我仅仅提议了几篇他可能遗忘的文章(比如,写吉卜林的那篇)。
既然《序跋集》篇目的选择乃是奥登主导,那么,篇目的排序呢?这四十六篇散文既没有分门别类,也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可见笔者的疑问绝非空穴来风。我们在此不妨抽出几篇来看看:第一篇《希腊人和我们》是奥登为自己编选的《袖珍希腊读本》撰写的导言,1948年面世;第二篇《从奥古斯都到奥古斯丁》是他为加拿大历史学家、哲学家科克伦的著作《基督教与古典文化:从奥古斯都到奥古斯丁的思想和行动》撰写的书评,1944年9月25日发表于《新共和》杂志;第三篇《异端邪说》是他为英国古典学家E.R.多兹的著作《焦虑时代的异教徒和基督徒》撰写的书评,1966年2月17日发表于《纽约书评》……第四十六篇《依我们所见》是他为英国作家伊夫林·沃的自传《一知半解》与英国政治理论家及出版商莱昂纳德·伍尔夫的自传《从头再来》撰写的书评,1965年4月3日发表于《纽约客》。
乍看之下,似乎真的毫无章法可言。不过,笔者很难相信这是奥登的任意所为。奥登虽然背负“顽童”之名由来已久,却是一个非常讲求“秩序”和“规则”的人。他在评价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时说:“尽管他们对自己生于维多利亚时期的父母的浮夸和俗套极尽反叛之能事,尽管痛恨教条、惯例和虚伪的情感表达,然而,他们还是继承了那个时代的自律和一丝不苟的精神……”(《对真实的自觉》)奥登从自己的“生于维多利亚时期的父母”那里继承的东西,显然也包括了“自律和一丝不苟的精神”。熟悉奥登生平的人都知道,他几十年如一日地维持着自己的生活秩序,按照严谨的作息时间表工作、进餐和休息。斯彭德回忆说,如果有人在他工作的时间来访,他会很不客气地让他吃闭门羹。进餐的时间也有严格的规定,哪怕是在别人家做客,他也会看着时钟说:“哎呀,亲爱的,现在是12:56,你肯定不会推迟午餐时间吧?”到了晚上睡眠的时间,即使高朋满座,他也会赫然站起身,走向卧室;如果那个时间点正在外面会客,他会匆匆离开,“就像赶着去赴重要的约会”。在艺术上,奥登倡导“游戏”的精神。他有一句关于诗歌的著名论断一“诗歌是知识游戏”,脱胎于他对瓦雷里诗歌创作的认识。此论断还有后半句——“却是一场严肃、有序、意味深远的游戏”。所谓游戏,必然涉及到规则,否则只会沦为胡闹。他不止一次地说:“玩游戏的时候,他是一个坚持规则的人;在他看来,规则越复杂,对游戏者的技能便越有挑战性,游戏也就越精彩。”如此自律的游戏精神贯穿了奥登的生命始终,绝无可能在编选最后一本自选集时发生颠覆陛的改变。
此外,笔者还有一个参照物,即《染匠之手》。这本散文自选集的选篇和排序一目了然,根据主题分成了八个章节。虽然奥登在前言中直截了当地说,体系化的批评往往死气沉沉,甚至错漏百出,所以他会将自己的批评文章缩减为系列笔记,但他不忘提醒读者一句——“章节的排序是深思熟虑的,我希望人们逐篇阅读它们。”从生活到艺术,再到编辑工作,奥登处处表现出规则的意识和严谨的态度,这让笔者自一开始捧读《序跋集》时,就燃起了“解密”章法的附加诉求。解密,即在奥登释放出的书籍、人物、概念等一系列文字符码中探寻他的排序逻辑,就仿佛潜入40多年前的奥登寓所,观察他整理这些篇章时偶尔流露的戏谑笑意。
……
《一个务实的诗人》还涉及一个“务实”的话题——金钱。奥登判定特罗洛普“务实”的依据之一在于他“对金钱的理解最为到位”,那么,奥登呢?笔者不由得想到奥登在《染匠之手》里坦言自己写评论性文字不过是因为缺钱;长期以来眼巴巴地追着出版商、制片人、杂志社要稿费;六十岁以后多次表示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理由不是名誉而是那份可观的奖金……奥登真的如此缺钱吗?这样一位在某些人眼里“视钱如命”的家伙,却毫不声张地把现金、支票、手稿送给了急需用钱的朋友,甚至是陌生人,如若不是门德尔松教授无意中发现了他的那些善举,估计奥登就要把他的慷慨和悲悯留给沉默的自然时间了。奥登说,“现代世界的各种现实里最为实际的无疑是金钱”,“金钱是一种牵动我们与他人关系的交换手段”。在笔者看来,奥登对金钱的理解和由此牵动的人际关系也颇为“务实”。正如他读到歌德的逸事一“歌德突然从马车里出来,开始端详一颗石头,我听到他说:‘好啊,太好了! 你怎么到这儿的?’——这个问题他重复了一遍又一遍……”——不由得称呼歌德为“亲爱的G先生”,笔者读到他的诗句“金钱无法买到/爱的燃料/却能轻易将它点燃”,也想直呼他为“亲爱的A先生”。
笔者推测了《序跋集》的两条编辑线索,一是依据主题分类、排序,二是依据写作时间选篇、埋线。那个说了“仍然热爱生活”的奥登,还说了一句“多么希望/上帝来带走他”。他留下来的最后一部自选集,永远不会再发出邀请,永远不会再接收回执。如果笔者所欣赏的奥登和所理解的《序跋集》“在很大程度上是我本人创造出来的形象”,那么,那个写了《一个智者》的人会“第一个领会这个笑话”。是吧,A先生。
蔡海燕
2015年7月15日于浙江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