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为观察对象，透过丰富鲜活的民俗材料，描述了1880年至1910年间的瑞典中产阶级的生活图景。

本书试图回答以下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由人们认定的美好生活定义引出。例如，为什么要善待动物，要有儒雅的举止，要尊重个体？在某种程度上，本书研究的是文化定义背后的文化，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瑞典中产阶级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形成过程。我们关注这种过程：中产阶级文化如何转变成为一种主流生活方式，一种现代社会的主导文化。

本书以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为观察对象，透过丰富鲜活的民俗材料，描述了1880年至1910年间的瑞典中产阶级的生活图景：他们尝试摆脱“暴发户”的嘴脸，并希望与农民、没落贵族以及无产者划清界限；在努力营造自身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他们也认为自己的文化形式是最文明、最先进的，并应被推广给普罗大众。正是在对“美好生活”的包装与塑造中，中产阶级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也成功地渗透到现代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琐碎庸常的角落。

序

绪论

理性与感性：对时间、自然和家庭的认识转变

 第一章 拥有时间的人

 第二章 崇尚自然的人

 第三章 构建家庭的人

洁净与得体：农民与中产阶级眼中的身体和灵魂

 第四章 身体嫌恶的文化基础

 第五章 农民眼中的洁净和肮脏

 第六章 中产阶级的纪律

结论：变动中的文化

参考书目

索引

译后记

海岸、群山，渔夫、旷野里孤独的牧羊人，这些成为新兴而新奇的景观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这些景观的兴趣同时伴随着观看自然的新视角和新方式。“浪漫之眼”追求全景——无论看山还是观海的最佳视角。辛苦攀登的奖赏便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广阔视野，以及那种将整个世界踩在脚下的控制感。

新审美方式还包括判断哪种景观是新奇、有趣、美丽、真实、自然的景色。在这个排行榜顶端，通常是日落、山顶俯瞰或者海边绝壁。这类景观满足了许多人新的情感需求。独自品味或与一位安静的同伴一起欣赏这类风景，在审美上备受推崇，也是体验沉静、圣洁以及完整感的方式。绝对静止的景观、每日终结的时刻，以及视野开阔的景象，所有这些带给人们一种完全的归属感，一种宁静的狂欢。沉浸其中的人觉得时间停滞了，或者经历着一种“自然的”时间，他们的心绪完全沉浸于风景中。这如同回归神秘过去和真实生活的仪式(Lofgren 1985a：92ff.；参见Grossklaus and Oldemeyer 1983：169ff.)。矛盾的是，这些感觉某种程度上既是疏远自然的结果，又是对自然的驯化。

19世纪，人们开始规划和开垦荒野。探险队本着收集美景的目的出发，乘火车、坐汽船或者徒步，深入野外。他们有计划地开辟小道，制作旅行指南列表，建立新观光台，不断发现和享受风景：“看哪，又一处美景！”人们无意识地在学习如何框定自然景观，如何创造出一个个独立的景观空间。

其他因素也影响了这种文化框定的过程。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交通工具的改变。四轮马车被铁路包厢和汽船船舱取代，观赏到的风景也因此不同。大自然现在是作为火车或轮船窗外流动的风景被窗内的旅客们体验。旅行者们已学会将目光集中于远处的田野，而不再是眼前的道路。自然景观更像是一副设计好的图画或者是一张照片(Schivelbusch 1977：51ff.)。

在19世纪，不同类型的艺术作品存在着有趣的相互影响，比如，宏伟的风景油画、艺术家和旅行者的水彩素描、维多利亚时代艺术爱好者的摄影，与全景画、透视画之间就存在有意思的交集。周末家庭出游，既可以直接去户外欣赏风景，也可以去艺术画廊，在那里，逼真的油画向观众展示出同样宏伟的风景。这些类型的艺术作品建构出人们应该如何欣赏自然，应该欣赏自然中的何物的标准，也在潜移默化中表达出怎样的自然才是生动、充满田园风情、新奇和雄伟壮丽的。

对生活在城市的旅行者来说，大自然也许是一些固定印象的集合，是一幅幅的图片。在19世纪末，廉价的大众摄影新技术使人们可以将旅行中的风景带回家，并与朋友分享。这种新技术使风景明信片应运而生，风景明信片反过来又将人们对外部自然世界的认知加以结构化了。为明信片选择合适的母题有助于定义和巩固人们的审美标准：什么景色是美丽的、有趣的，或者无与伦比的。五星级景点不仅被列在地方旅游指南上，也做成微缩纪念品在当地商店出售。明信片既是建构地方风景的方式之一，也俘获了欣赏者的心绪。它大批生产出欣赏日落的感觉，俯瞰高山的神圣。在某种程度上，明信片使人更容易与他人分享难以形容的私人感觉(Lofgren 1985a)。

19世纪末，室内装饰同样体现出人们面对荒野时，既远离自然又驯化自然的矛盾。在18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间，中产阶级的客厅和休息室均被一些充满异域情调的、承载自然母题的装饰占据着，诸如藤蔓植物和野生植物图案装饰的地毯，室内摆放着棕榈树，不知名的异域植物摇曳在窗台上，甚至可以在壁炉或者附近刺绣的垫子上找到更为奇特的风景图案。客人可以在饰有玫瑰图案的沙发上休憩，浏览记录着纯粹自然风景的相册，或者静静欣赏对面墙壁上令人过目难忘的风景油画——画面上海浪拍打着崎岖的海岸，远处蓝色的山脉融入地平线中；这些巨幅风景画大得足以让观众有身临其境之感。在不怎么富裕的人家中，客人也会对石版画或十字绣上壮观的落日聚会饶有兴趣(Paulsson 1950:2.362ff.)。相比热火朝天的工作和生产生活，舒适的家庭与野性的自然融为一体。P43-45

除开民俗学的圈子，英美学界并不熟悉斯堪底纳维亚半岛民族学家的工作。这是桩憾事，因为他们民俗学界的革命亦如英语世界“新史学”的进展一样令人兴奋。在这里，我怀着极大热情介绍瑞典民族学界的这两位后起之秀：奥维·洛夫格伦和乔纳森·弗雷克曼。在本书中，他们不仅对瑞典中产阶级文化成形期做出了引人入胜的探索，更将民俗学与历史学融会贯通，给那些致力开拓新的、令人激动的文化领域的社会历史学家树立了典范。

在英美两国，民俗学和历史学长久不相往来，恰如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关系一样疏远。在19世纪晚期，人类学醉心于非西方“原始”文化，民俗学则专注农民文化，把它当成纯粹的民族文化遗产。无论人类学家还是民俗学家，都对现代工业城市社会熟视无睹，他们预设所接触的文化无时间性，故此对破坏他们研究对象的历史进程视而不见。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近来才开始逐步反思一系列二元对立：传统一现代，乡村一城市，民间传统一当代文化；他们现在开始大量转向当代城市、工厂、办公室文化、多媒体和大众娱乐等等。在这种转向中，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重新发现了历史。

人类学和民俗学转向历史，打开一个极富成效的新领域，这正是本书的读者将要领受的愉悦。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文化历史学家使自己置身所研究对象的整个领域之外，诸如魔法、仪式、食品、有关动物的知识、入会、谚语、礼物交换等等，究其个中原因，不仅由于他们只关注文字文化，更是由于他们认定所有非文字的东西只不过是老古董，不值得重视。最好的历史人类学已经把历史上溯到中世纪和现代早期。近现代史学家们全心投入仪式或象征研究时，总是着眼于农民社会或边缘群体，如吉普赛人，而没有把精英阶层纳入思考范畴。

洛夫格伦和弗雷克曼在这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他们将民族学的眼光转向瑞典，中产阶级成形和全面得胜的时刻——1880到1910年，完成了一部足以令欧美史学界关注和尊崇的力作。洛夫格伦和弗雷克曼重新采纳民俗学的方法，仔细研究首先创造出中产阶级纪律的那个群体。由此，他们具有全新的研究视角。19世纪晚期中产阶级将自身置于科学观察者的地位，强化它作为一种进步、普遍的文化的意识。它使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彼此势不两立。农民阶级被定义为纯朴的，但是老古董；而无产阶级很堕落，却可以改良。中产阶级文化毋庸置疑，甚至置身于历史之外。为使自己成为人类进化史上的顶点，中产阶级创造出自身不朽的神话。

这本书解构瑞典中产阶级以及它在西方世界的同伙，他们在19世纪建构起来甚至渗透到20世纪的种种神话。在某种程度上，它使我们重新认识之前以为永恒或是客观的事物：时间、性、卫生，甚至大自然本身，这些事实上都是主观地营造出来的，服务于特定阶层的需要和利益，乃至于不惜牺牲其他的群体(尤其是性别方面)，中产阶级首先打倒了封建贵族，然后是无产阶级。此前也有人提出过这种观点，但常常是历史学家，洛夫格伦和弗雷克曼的原创性在于，他们令人信服地揭示出中产阶级通过日常仪式和规范，建构起自身文化霸权的方式。作为民族学家(非人类学训练的视角)，他们看到社会事实的建构方式，不仅有文字，还有仪式、禁忌、姿势、远游等潜移默化的隐形途径，强化中产阶级价值观。中产阶级的幽灵依然活在我们的餐桌上，度假中；甚至幼儿园、卧室、厕所，都在展示这种文化如何制度化自身；它通过繁缛的日常仪式和象征展演，创造出普遍的、高人一等的幻象。

那些对斯堪底纳维亚文化的了解仅限于伯格曼的电影或偶尔翻翻小说的英文读者，本书因其“他者性”而会非常有趣。但这本富于创新的著作更重要意义在于，它的瑞典经验也使我们反观自身文化的神话和仪式。在这个意义上，洛夫格伦和弗雷克曼打开了双重大门：既解放他们自身的文化认知，也启迪其他人。

约翰·吉利斯(John Gillis)

罗格斯大学荣退教授

作者在绪论、结论部分已对本书的内容、方法、目的等作过详细解说，因此译者无需赘言，以免繁缛，只就译完此书后的一点心得呈上。

原著其实由两本书合编，二位作者都试图从文化营造之过程揭示其背后的文化逻辑、意义和关系。它主要勾勒19至20世纪初，在与封建贵族、农民和新兴无产阶级文化的相互作用中，瑞典中产阶级文化及其世界观和社会生活方式逐渐成形，并成为一种主流文化和主导生活方式。在描述这个漫长的巨幅画卷时，二位作者采取福柯、埃利亚斯式的路径，一方面，选取这一时段内社会生活中人们最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细节，诸如多数人天天都戴着的手表、一幅照片的取景、家里窗帘和墙壁的装饰、父亲对孩子的一个眼神；另一方面，关注当时社会生活中最边缘、禁忌、隐讳的现象，比如性、排泄、异味、脏话等等。无论正常现象还是异常之物，实则都是文化分类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如没有肮脏，何来干净，异常之物所呈现出的无序、消极状态，是有序和积极状态的对立依存。文化恰是在二者的相反相承中得以营造。如果说瑞典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过程好比一个巨大的机械钟，那么，作者选取和描述的种种现象、事物便是这个大钟里的一个个微小齿轮，它们环环相扣地运转、作用，共同构成我们看到的整体面貌——19至20世纪初瑞典中产阶级文化。

本书最令人深刻的印象之一，便是它对物质与文化关系的融会贯通，正如作者在绪论中所言：“本书的视角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物质主义的，因为始终认为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必须与物质形式相结合，才能被人们吸收和存在下去。”作者将瑞典中产文化的形成这一宏大历史过程，落实于当时社会生活中最实在、具体的物——怀表、旅游手册、家具、牲口圈等等，由对这些物做历时性的微观描述，展现出宏观的社会变迁。物质承载着文化信息，反之，文化意义赋予物以鲜活的社会生命。

首先，作者通过对物所蕴涵的文化意义的解构，破除了所谓的“常识”、“规律”、“客观性”等概念。例如，作为一种常识，时间似乎是一种脱离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均质且不可控制，但作者围绕当时社会的粥钟、怀表、哨子等时间的承载物，如何渗透和改变人们的观念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揭示出时间这种原本最客观的东西，也是文化的造物。人们的生日、纪念日等规律性的数字，都具有“魔力”，这个魔力其实就是它们背后的文化逻辑，以及赋予给每个特定数字的不同价值和内涵。

其次，社会生活中每种物的出现、流行、排斥乃至消失，也不是自然而然的现象和过程，它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每一类经历，都折射出特定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的秩序，更进一步的是，它们的变动经历也从侧面反映出这背后的价值观并非一成不变或是铁板一块，也许内部更多的是一种辩证的、互相吸收借用、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譬如，自然景观在中产阶级的眼里，因其新的文化价值，成为他们旅行、休闲度假的新去处。一方面，中产阶级以“浪漫之眼”，欣赏、陶醉于自然的异趣和野趣之中，自然对人类的吸引恰在于它的距离感和未经人工改造；但另一方面，凭借技术、科学等新兴手段，他们展开对自然大规模的测绘、征伐活动，自然成为人类的资源，人在征服自然的心态中获得自信和满足。当中产阶级站在山巅的时候，想必内心既充满对自然雄奇的叹服敬畏，也有把它踩在脚下的豪情壮志。同样，宠物在中产阶级社会的出现和发展史，也包含自然和文化的辩证。中产阶级自身总觉得人类具有不可磨灭的兽性，而文化正是对这种兽性的抑制；但动物时而又是人类社会的道德象征，如鸟类不驻足于肮脏的地方，翱翔在干净的天空，也不发出难听的声音，在枝头、树梢唱着动听的歌曲，甚至它们的性生活都非常文雅。各种物的命运其实都是经由文化之手在操弄。

作者选取的这些貌不惊人，再平常不过的事物，虽然只是整个中产阶级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一颗颗小水珠，但一滴水何尝不可以折射出整个世界呢？貌似只是村子中心树立起一个粥钟，但它将人们的时间观念由以自然节律为导向的循环调整为线性均质的时间感，由此导致人们生活方式的一整套改变；中产阶级的房子里多了几个分隔的空间，背后关联的却是公一私、内一外，以及社会等级性观念；工人阶级开始使用肥皂、香体露，对气味的不同感知，有着深刻的社会分类逻辑，牵涉到健康、卫生等一系列观念和习俗。正如文中所引的《你听话的仆人》里的一句话：“鼻孔里有一个世界。”

作者虽然试图呈现的是19至20世纪初瑞典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但恰如他在书中指出的，“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中产阶级的发展既依赖旧时社会上层——贵族，又与之对立。为理解早期中产阶级的文化面相，我们必须牢记，它在两条阵线上展开斗争，以攫取权力和社会地位。新兴中产阶级为定义自身，一方面与旧贵族对立，另一方面也与农民阶层相对照。”作者认为，中产阶级对旧贵族的感情很复杂，既要疏远他们，把他们作为与自己相对的另一极端，又尊崇和模仿他们。有意思的是，在旧贵族内部也有一些人与封建生活方式保持距离，将封建生活方式当作反面教材和假想敌。贵族和中产阶级的转型一直以来都在这两个群体间复杂互动。

中产阶级对农民的印象是，这些灰头土脸的农民不是代表落后文化，而是根本没文化，他们过着自然状态般的生活，毫无自我控制的规训，也没有对生活的紧张忙碌、长远规划。但另一方面，在中产阶级回忆录里，有很多诸如“逝去的好时光”之类的感慨，过去生活更快乐、健康、自然，生活在“过去”的农民成为中产阶级怀旧情调的对象，他们的未来某种程度上刚好又回到了过去的农民那里。

如果说农民在中产阶级眼里属垂死阶层，那么，工人阶级则是中产阶级热衷改造的对象。农民是根本没文化，工人阶层虽然混乱、无序，但属于欠发展。因此，中产阶级通过自身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到处划分着界限，这些界限勾勒出中产阶级文化框架，区分出文化的等级，也为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树立着标准。当然，工人阶级在模仿、借鉴中产阶级文化规范的同时，也在再生产这些规范，并构成一种文化间的对抗。

有意思的是，无论所谓的中产阶级、旧贵族、农民，还是无产阶级，他们在真实的社会生活中并没有如此明晰的界限和区隔。作者提到，今天大多数瑞典人祖先都来自乡村社会，这是常被人提起的实情。城市居民的祖先可以在19世纪的农场主、佃农、农业工人和手艺人中找到。很多城里人还有亲戚朋友住在乡下，由此可见，瑞典城市工人阶级的形成并不是很久远的事情，他们也许不久前才从农村移居到城里。另外，在中产阶级文化的形塑和传承中，儿童教育是非常关键的一环，但这个环节多半是由他们家里的佣人，即作为他们对立面的无产阶级来承担，比起孩子的父母，佣人跟孩子的接触时间更多。他们生活在中产阶级家庭里，一方面会把耳闻目睹的中产阶级生活的规范、习惯、品位等借鉴过来，另一方面，又在给中产阶级的孩子讲鬼故事，哼些淫词艳曲。  作者在结论部分说到，这项研究其实是一项更宏大努力的部分，这种更为宏大努力试图探寻瑞典各种亚文化和不同阶层文化如何在一种辩证关系中互动——这些群体、阶层既互相依赖，又彼此对抗。也许我们想探寻的，恰是这样一种辩证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中文化的互动过程，它们呈现出一个意义丰富的多元世界，而不仅仅是“中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文化”等单一内涵。

本书的翻译依据的是英文译本(Culture Builders：A Historical Anthropologyr of Middle-Class Life，trans.by Alan Crozier，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0)。在分工方面，罗杨负责翻译“绪论”和前三章，黄一川负责翻译第四、五章，王文亭负责翻译第六章和“结论”部分。

另外，还要略作说明的是，有些术语在考虑采取何种译法时，经过了一些变通。如discipline一词，我们参考了学界目前的，有时译为“纪律”，有时则译为“规训”。此类例子很多，不再一一列举。

我们要感谢赵丙祥老师在翻译过程中给予的指导，译文的校订工作也是由他完成的。感谢北大出版社的编者们在编辑、出版本书的过程中付出的辛勤劳动。

罗杨

2010年10月31日

于北大畅春园

对于世纪之交瑞典中产阶级的这一研究发人深省，它表明对中产阶级的研究与认识应当基于理解而非抨击；本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表现历史研究可以结合其他相邻学科的方法。这两个成就令人鼓舞。

——《现代诗杂志》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作者们所体现的知识视野之广令人惊叹。他们对来自民族学档案、课本、回忆录、小说和礼仪手册中的材料巧手编织，展现了中产阶级、农民和工人阶级的丰富的日常生活画面。本书还对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冲突与抵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而这些内容往往都被忽视了。

——《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

本书融合了历史学和民族学的方法所呈现的生活方式，不仅能吸引斯堪底纳维亚的学者们，同样也能吸引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试图描述与解读19世纪西方文化和中产阶级的所有人。

——《民族》Ethn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