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大庆的献礼，特约集一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有研究的学者，编写了这部五卷达200余万字的《六十年国事纪要》奉献给社会。本书为该套书的其中一册。该书从经济方面回顾和总结了共和国所经历的一些大事要事，对于吸取前人的经验和智慧，进一步探索和把握建设自由繁荣、文明先进中国的规律，是十分必要和极为有益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了快车道。然而，尽管彻底的民主革命为现代化扫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大障碍，却不能扫除掉中国的贫穷落后、人均资源短缺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等不利因素。新中国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快速工业化、赶超发达国家的巨大压力。制度变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探索的结果。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四代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经过60年的艰辛探索和奋发图强，终于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世界发展潮流的现代化道路，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温故知新，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今天和展望明天，这是本书的出发点，也是本书欲达到的目的。

前言——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述评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经济纲领的确立和实施旧中国的经济遗产

　解放区经济和新中国经济纲领的确立

　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困难

第二章　“三大战役”——稳定物价、统一财经、调整工商业

　稳定物价的斗争

　统一财经

　调整工商业

第三章　第一张蓝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内容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

第四章　奠基之役——以“156”项m程为重点的m业化建设

　工业化建设的思路和现实条件

　“156项”重点工业化建设项目的内容

　“156项”工程的建设情况和作用

第五章　友谊弥珍——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援助

　新中国成立初期来自苏联的援助

　“一五”计划期间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

　中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援助

第六章　向社会主义过渡——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率先完成

　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

　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

　第七章　仿效与创造——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计划管理机构的建立和计划管理方式的变化

　市场调节作用的逐渐衰微

第八章　冒进与“反冒进”——20世纪50年代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争论

　冒进的形成及其原因

　“反冒进”的提出和初步实施

　中共八大前后的继续“反冒进”

第九章　走自己的道路——1956年前后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中共八大前后党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索

　1957年经济体制的调整和改革设想

　“一五”计划后期我国对社会主义经济认识的历史局限

第十章　“大跃进”狂潮——从放卫星到大炼钢铁

　“大跃进”运动的酝酿和发动

　北戴河会议的“跃进”决策

第十一章　空想与现实——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

　《决议》一经公布，各地一哄而起

　人民公社体制的特征和弊端

第十二章　“八字方针”——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经济调整和恢复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对国民经济进行艰苦的调整

　对农业、工业、商业和手工业的调整方案

第十三章　大寨红旗——农业学大寨运动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兴起

　被歪曲了的大寨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中止

第十四章　自力更生——工业学大庆运动

　一面艰苦创业的光辉旗帜

　工业学大庆运动的兴起

　学大庆运动的尾声

第十五章　战略西移——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匆匆上马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三线

　三线建设的组织与实施

　三线建设的成就和问题

第十六章　动乱时期的经济——“文化大革命”时期国民经济的曲折发展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的大动乱

　国民经济的剧烈波动

　对“文化大革命”的抵

第十七章　新的“跃进”——一个不切实际的建设规划

　国民经济“跃进”

　“跃进”的《规划纲要》

　“跃进”难以为继

第十八章　确立中心工作——牢牢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工作中心转移的积极探索

　工作中心认识的偏差和“左”的错误泛滥

　坚决实现工作中心的转移

第十九章　战略大调整——新八字方针的确立和实施

　调整势在必行

　“八字方针”的确立和实施

　改革服从调整

第二十章　农村的崛起——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

　僵化的农村经济体制非改不可

　安徽农村实行责任制的风风雨雨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乡镇企业的崛起

第二十一章　城市的变革——20世纪80年代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繁荣

　拉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试行利改税，改革财政体制

　金融体制改革

　价格体制改革

　劳动计划体制改革

　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发展多种经济形式、促进城镇个体经济的繁荣

　对外贸易体制的改革

第二十二章　走向开放——对外开放的决策与格局

　设立经济特区

　建立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开放区

　加快浦东开发

第二十三章　“三步走”——中国现代化战略的制定

　“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

　“三步走”战略的关键是走好第二步

第二十四章　《企业法》的诞生——呼之欲出的企业大法

　《企业法》的起草过程

　企业法的主要内容

　企业法的贯彻实施

第二十五章　攻坚之战——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

　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三个阶段

第二十六章　稳定与发展——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

　对经济秩序进行治理整顿的必要性

　治理整顿的时间安排和目标

　治理整顿采取的措施

　成效与评价

　存在的问题

第二十七章　模式的转换——由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性

　伴随改革实践的理论探索

　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规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纲领

第二十八章　营造市场——宏观经济的重大改革

　财税体制改革

　金融体制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

　其他配套改革

第二十九章　“软着陆”——成功实现有效的宏观调控

　国民经济成功地实现“软着陆”

　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新突破

第三十章　新的转折——中共十五大对经济理论的重大贡献

　全面认识和理解公有制经济

　国有企业改革要有新突破

　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形式

　完善和发挥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作用

　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调整优化经济结构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第三十一章　“两个大局”的实施

　“两个大局”思想的由来及发展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内容及成效

　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提出和实施

　中部崛起战略的出台和初显成效

第三十二章　与世界接轨——从加入WTO到扩大对外开放

　从建立经济特区到全面开放

　加入WTO的过程及影响

　对外开放的成就

　对外开放面临的问题和对策

第三十三章　新农村建设——从工业反哺农业到城乡统筹发展

　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和内涵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

　走向城乡统筹发展的一体化道路

第三十四章　新的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的由来及贯彻

　中共十六大到中共十七大发展理念的演进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完善

　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和落实

第三十五章　从容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下的中国政府及对策

　美国金融危机蔓延全球

　中国从容应对金融危机

　危机处置初见成效

第三十六章　跨世纪的发展——令人振奋的两个五年计划

　“九五”计划的制定、实施及效果

　“十五”计划的制定、实施及效果

　对“九五”、“十五”计划的再认识

后记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经济纲领的确立和实施

历史是一条无法割断的时间链条，今天的创造只能在昨日留下的基础上进行。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同样，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中国经济体制的创建也受到了当时社会经济和国际环境的影响，是在改造旧中国经济体制和医治战争创伤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欲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的、并对后来产生很大影响的经济体制，自然应该先了解形成这种体制的诸多因素和条件。

旧中国的经济遗产

旧中国的经济可以概括为：受长期战争破坏和腐败政治统治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大国。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中央集权的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国内近代经济的发展，中国逐步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1840年到1949年的100多年里，中国的政治经济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国民经济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长期战争的破坏，发展非常缓慢。在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前的70年间，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压制了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1864至1894年之间的30年所谓“同治中兴”和洋务运动，不仅没有使中国走上现代化之路，而且拉大了与世界发展的距离，由此导致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随后的瓜分狂潮及《辛丑条约》的签订。这期间，中国社会经济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严酷压迫，传统农业凋敝，新兴工业艰难。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使得这场革命并没有为中国的现代化扫清道路，国家没有获得真正独立，政治上的腐败势力没有清除、阻碍经济发展的封建生产关系和外国经济特权也没有触动，因此，从1912年孙中山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到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府逃到台湾前的38年间(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除外)，中国经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发展仍非常缓慢，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更是重创中国经济。新中国成立以前，以1933年这个经济状况最好年份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是相当低的。据估计，1933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仅为249.55亿元，其中属于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总值占87.7％，属于近代工业的生产总值仅占12.3％。就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而言，1933年的中国产量与1913年的俄国相比，中国煤、电力、生铁、钢、机械制造、纱锭只分别相当于俄国的97％、57％、1％、14％、0.5％、4.6％。1935年中、苏、美、日四国比较，其生产资料的生产在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分别为：5.5％、58.5％、42.4％、48.3％。中国近代工业不仅落后，而且彼此不相配套，煤用不完，但电力则缺乏，生铁只有1/2能炼成钢，而轧钢能力又仅及炼钢能力1/2弱。

第二，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100余年问，由于中国经济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摧残，现代经济发展缓慢，传统农业萎缩凋敝，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一方面表现在城乡之间形成典型的“二元经济”，即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主要集中于城市，城市经济已经开始资本主义化，但是广大的乡村，由于依然在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之下，农业经济不但没有走上现代化之路，而且日趋衰落，广大农民在原有生产方式下，甚至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还表现在区域之间，由于中国现代化经济是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刺激下发展起来的，因此沿海地区因交通方便和受通商口岸及外国投资的影响，发展较快，而内地由于交通闭塞和封建羁绊较多，发展较为缓慢，结果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水平出现较大差异。据国民党政府经济部1947年对中国主要都市全部制造业的统计，其中仅上海天津两地，工厂数即占主要城市工厂总数的63％，职工人数占61％，东北则占有全国半数以上的重工业。据日伪统计，1943年东北生铁产量占全国产量的87.7％，钢材占93％，煤占49.5％，电力占78.2％，水泥占66％。这种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于中国这个地域广大、中央集权的国家来说，始终是影响政府经济决策的重要因素。

第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革命战争，将全国按政治划分为不同的地区。自鸦片战争以来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封建军阀割据以及革命战争影响，中国在政治上始终没有实现过真正的统一，清政府割让台湾，出借香港、澳门等不用说，北洋军阀时期的割据不用说，仅就国民党1928年名义上统一中国之后来看，不仅国民党内部实际存在着军阀割据，而且1931年至1945年，中国大片区域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抗战胜利以后，国统区和解放区经济分明，处于对立状态。区域的分裂不仅造成中国始终没有形成统一市场，而且也造成财政、货币及工商业各行其是，自成系统，甚至互相封锁、破坏，并迫使一些地区形成区域性自给自足经济。

第四，长期战争使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仅以1949年与抗战以前的1936年相比，农业牲畜减少26％，农用施肥量减少约27％，粮食产量减少21％，棉花产量减少45.6％。1949年全国人均粮食仅为475斤原粮(抗战前每人平均约600斤)。从工业来看，煤炭的产量仅为1935 1937年平均年产量的70％，电力东北、华北、华东三大地区全部设备的最大输出力仅占总设备容量的65％，全国公营主要电厂发电量不及东北地区1944年发电量的一半。水泥的产量41万吨，只相当于1936年关内产量的42.8％。从人民的购买力来看，抗战前上海的小学教师每月30至45元，按时价约合小米600斤至900斤，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只有80斤粗粮。

与上述经济概况及特点相对应，旧中国的经济体制也表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特点。

从所有制结构来看，国民经济主要由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官僚资本)、公私合营企业(官商合办)、私营企业(分为官僚资本私人部分，民族资本)、封建地主所有制、个体经济组成，在上述经济成分中，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封建地主所有制占据统治地位，民族资本和数量众多的个体经济(手工业者、小商贩、农民)则处于受压迫、受剥削地位。

从政府的经济职能和调控手段来看，总的来说，旧中国处于由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封建集权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的过渡时期，政府职能的过渡因封建势力的顽强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干扰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腐败和专制，变得过分艰难和表现为“四不像”的畸形。以南京国民政府来说，自1928年名义上统一全国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曾经模仿日本和德国，试图强化政府经济职能和调控手段，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财政改革、统一货币等。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不愿意触动和废除阻碍农村经济恢复发展的封建生产关系，不能消除政府机构中的腐败，从根本上说，由于这个政权只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其强化政府经济职能的结果只能是导致官僚资本垄断，窒息民族企业的发展，只能是保持地主阶级的利益，压制广大农民的合理要求，其结果，也就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又分别以抗战和“戡乱”的名义，实施战时经济统制政策，进一步加强了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国民党政府利用通货膨胀政策和官僚资本的垄断地位，攫取国民生产剩余，控制了国民经济命脉。

从经济运行机制来看，旧中国的经济运行受着多种因素的交叉重叠制约，呈现出多种经济形态。以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为例，一是受市场机制的制约，特别是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门户开放和关税不能自主，使得中国沿海经济与国际市场密切相关；二是受战争的制约，即以辛亥革命后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30余年来看，战争几乎不断，全国性的大战有三次：一是国民党统一全国的战争，二是抗日战争，三是共产党打败国民党、解放全中国的战争。战争对经济运行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无论哪个政府，在争夺中国统治权的斗争中，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和打败对手，都是千方百计利用政权力量来干预经济，使之有利于自己斗争的需要，这一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尤为突出。三是在农村经济中，以满足自我消费为目的的自然经济机制仍然起着较大作用，制约着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的运行。

……

P1-4

“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成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这是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过的一段话。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是指导中国走向自由繁荣、文明富强的理论纲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建设自由繁荣、文明富强的中国创造了前提。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基础上开始这个伟业，不是轻而易举的。6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被迫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和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在“边打、边稳、边建”方针的指导下，通过全面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个“四面八方”政策，迅速取得了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的辉煌成就。由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人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得到了彻底解放，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高涨，到1956年，在整个社会没有受到严重震荡的情况下，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1953年开始的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有了良好的开端，在此基础上进而建立起了独立的工业体系。科学、教育和卫生事业也都有了较快的发展，依靠自力更生，成功地制造出“两弹一星”；文学艺术方面也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在国际上，我们成功地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与遏制，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的应有地位逐步为世界各国所承认。毋庸讳言，在1950年代中后期，出现过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急于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甚至急于向共产主义奔跑的现象；幻想用群众运动的方法，在经济建设上创造“大跃进”的奇迹，以在超短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还试图通过阶级斗争，限制“资产阶级权利”，来实现平等、公平的理想社会，结果导致了三年大饥荒；而十年“文化大革命”，更使中国社会陷入万马齐喑、百花凋零、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局面。

历经30年的艰难曲折，以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逐步找到了为实现自由繁荣、文明先进这个崇高目标的具体途径，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把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自由繁荣、文明先进的中国的目标具体化、规范化了。实践表明，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30年来，中国人民为实现自由繁荣、文明先进这一目标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依法治国初见成效，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整个社会的公民素质和文化水准也有了明显提高，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得到全面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当然，整体来说，中国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达到既定目标，还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努力。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全国人民正在为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而努力的时刻，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全方位回顾和总结共和国所经历的一些大事要事，对于吸取前人的经验和智慧，进一步探索和把握建设自由繁荣、文明先进中国的规律，是十分必要和极为有益的。为此，我们约集了一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有研究的学者，编写了这部五卷本达200余万字的《六十年国事纪要》奉献给社会，作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大庆的献礼。

林蕴晖

2009年5月1日

2009年的10月1日，是我们伟大的祖国成立60周年的日子。回顾60年走过的不平凡的历程，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60年前，中国人民终于第一次赢得了发展本国经济、建设强大国家的历史机遇与环境。6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坚定地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60年中，中国人民为了彻底摆脱贫困与落后、实现梦寐以求的富裕与繁荣，曾经前赴后继，血洒疆场；曾经万众一心，挥汗如雨。60年的历史，是极不平凡的历史。

新中国的60年，是中国人民彻底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控制，摧毁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及其代理人，赢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并信心百倍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

新中国的60年，是中国人民彻底摆脱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依附，依靠亿万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把我国建设成为初步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

新中国的60年，是中国人民彻底根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创伤，告别“东亚病夫”和贫穷落后的过去，积极开展和推进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使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历史。

新中国的60年，是中国人民彻底斩断封建经济关系对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的束缚，使亿万农民翻身得解放，甩掉了饥饿与灾荒噩梦的缠绕，以仅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的历史。

新中国的60年，是中国人民彻底摆脱愚昧落后状态，奋起直追世界科技先进水平，在短短的60年中把中国与世界科技先进水平的距离缩短几百年，无论是在民用科技还是在军事科技方面，都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科技大国的历史。

我们编写这本书，就是怀着这样激动的心情。本书由贺耀敏、武力主笔编写。贺耀敏承担了21个专题的写作，武力承担了序言和9个专题的写作，肜新春承担了6个专题的写作，朱立南、信长星、夏潮、安建设、马学亮等提供了其中部分稿件。全书最后由贺耀敏、武力修改定稿。

作 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