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散文有悠久而优秀的传统，从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唇枪舌剑的散文，到循规蹈矩的、辞藻绚烂的六朝散文，到文以载道的唐宋八大家散文，到热衷于表现闲情逸致的明清小品文，到追求思想和追求唯美并驾齐驱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散文，都有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

本书共收入了62篇作者在报刊上发表过的长长短短的文字，包括《茶铺》《小镇上的春节》《从作品看作家》《一件有点陈色的艺术品》《骑士和原野的暗喻》《罗纳尔迪尼奥的微笑》等。

集子中所收的若干散文，有洋洋数万字、以敏锐而润泽的性灵从容穿行于南滇鬼斧神工的莽莽高山以及山中那些人的日月，将淡泊映出深厚与智慧的长文；有轻灵而旨味无穷的故乡漫忆；有以玩味人间世的兴趣看世界杯足球赛的随笔；也有可作中篇小说读之，人物生动、线索明暗交错的旅行记……作者的语言雅隽沉着而行文悠游不羁，充分地体现了作者对散文的独到理解和把握，即：它当如四时中永无定式却总是韵致翩翩、气色鲜活的行云，气质和体格都具有最自由的美，并因而能够最真地烛照世间、体现生命的大觉悟。

读作者的文字，既有心游八极的通泰，又能深昧万丈红尘的痛与快。其意连绵纵横，恰若云行而雨施，让我们的心在无碍的行走观照中不知不觉丰沛起来。

我对散文的认识(代自序)/001

云南的山/009

怀旧短章

 茶铺/034

 见鬼的故事/036

 墙洞眼儿/038

 打土墼/040

 鸡蛋/042

 制造二胡/044

 晒太阳/046

 熊的故事/048

 月饼/050

 小镇上的春节/052

 补鞋匠/056

 黄角树/058

 豆腐脑/061

 滇南的旅途/063

 柴的回忆/065

云南驿：英雄的栖居之地/069

阅读的兴味

 文勋先生/082

 《于坚集》序/089

 从作品看作家/103

 女人一生都是美丽的/107

 人生与诗的境界/109

 单纯之美/114

 一件有点陈色的艺术品/119

 如歌的人生/123

 怀想一个人/127

 老年的诗意/129

世界杯之美

 谁跳到最后，谁跳得最好/140

 对英格兰队的“杞忧”/142

 再玩一次“零度角抽射”？/144

 狂想的终结/146

 喝巴西咖啡，看巴西足球/148

 骑士和原野的暗喻/150

 一个悬念的解读/152

 时不利兮骓不逝/154

 这是一场战争吗/156

 济科的伤感/159

 愉悦的严谨/161

 走完红地毯就是荆棘/163

 硝烟中的斯科拉里/165

 忽隐忽现的阳光/167

 激情和浪漫/169

 北欧之鲨/171

 贝克汉姆弧线/173

 十秒钟的华彩/175

 罗纳尔迪尼奥的微笑/177

 法国人旧梦难寻/179

 送别劳尔/181

 德国的战前舆论/183

 上帝何尝设怪圈/185

 男人何以喜欢足球/187

 女人何以喜欢足球/189

 坚持的回报/191

 谐调的舞伴/193

 法国队上演“将相和”/195

 马拉多纳依然无人能及/197

 黄金一代的傍晚时光/198

在秋天的草原上/201

涉艺杂谈

 关于《回到西双版纳》的一封信/252

 小说的本质/259

 散步感言/267

后记/269

山是云南最普遍的存在。在浩浩荡荡的大山的皱褶中，疏星似的散落着许多小镇和村寨，白马镇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是我的出生之地。在我们很小的时候，老人们就开始跟我们讲小镇的历史了，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规矩，老一辈总是在闲聊中，有意无意地把地方和家族的历史，告诉年轻的一辈，使之得以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人类自有史以来的文化，大体是以三种方式继承下来的，一是物化的遗存或者沿袭，二是文字记载，三是口头传承；仅从数量而言，后者并不比前两者少，在文化落后的地方，尤其如此。据我的父亲说，很久很久以前，小镇这个地方，是一座很大很大的森林，在森林中，镶着一片又一片美丽的草地。一天，有人赶了一群白马到这里来放牧，因为迷恋这里肥美的水草，不愿离去，就在这里结庐而居。时间长了，人多了，这个地方就成了白马寨。时间更长了，人更多了，就成了今天的白马镇。它是许许多多普通的村镇之一，虽然它是一个县城，但在云南的大山中，它小得来像一片青香树的叶子。青香树是云南的一种稀有树种，它的叶子只有指甲壳那么大。

我以为，云南的大山可以改变许多人对于山的观念。它们不是在大平原上垒起来的小土堆，不是漓江边上窈窕淑女似的石头雕塑，它们庞大无比，雄伟壮丽，高耸入云，有的山顶积雪终年不化。如果有机会坐在飞机上，或是站在一个至高的山顶上眺望，便会发现这些大山酷似大海的滔天巨澜，颠连起伏地从你的面前铺展出去，博大宽广，一望无际，直到与遥远的天涯相接。和变幻莫测的大海一样，群山的颜色也是丰富多彩的。你站在绿色的山脊上放眼望去，近处的山是深绿色，稍远一点的是苍蓝色，而更远的就成了黛色；奇怪的是再往远去，颜色却又浅下来，递减为灰蓝色，淡蓝色，淡灰色，更淡的、若有若无的水色……这完全像是一位画家呕心沥血创造出来的杰作，问题是世间哪有如此大手笔的画家？云南的山，无疑是地球上最诱人的奇观之一。

春天和夏天，绿树和随意开放的花朵，把一座座山装点得格外醒目。在山尖和山顶上，大多是马尾松、油松，还有种子可食的嗑松等各种针叶树；山腰往往就是麻栗树啦，锥栗树啦，山楂、棠梨树啦之类的树了。还有许多名目纷繁的灌木，有时候罗汉松也东倒西歪地掺杂其间，像是喝醉了酒的样子。山脚和山箐里最常见的，是大叶子的水冬瓜树。在树木茂密的地段，又细又直又高的檫子树，高扬着绿叶的旗帜。那些无所不在、任意攀缘的藤葛，若挥洒自如的狂草书法，写满森林。大山里的花不像城里的花一样，开在瘦小的枝条上，它们往往开在高大的树上，当然也开在有刺的灌木上。很少见大红大紫的，它们大多开得羞涩而朴素，就像这山里的女孩子。到了冬天，山腰和山脚的树林子，叶子被风吹起，好比放飞的风筝，而后又断了线似的逐渐飘落下来，落在树脚，犹如孩子回到母亲膝下。

早晨，牛奶一样的浓雾把山谷填得满当当，白茫茫一片汪洋，与浩渺的大海别无二致，使人怀疑只要投身其中，就可以游向远方的一些绿岛，那些绿岛原来就是穿云破雾永不褪色的山尖。大雾漫天的时候，汽车在山间蠕动如潜水而行，放眼望去全是雾，没有山没有树没有路，仿佛一切都已被雾融化。驾驶员开亮大灯，也只能看见一米之内的路，有时只得把车停下来，等雾散了再走。一般山上的雾，大约上午十点左右就会淡尽，而在有的特大特高的山中，雾从早到晚不会消散。山里人怕在雾里闯着鬼，所以在有雾的时候，山里是很少有人走动的。

我父亲在我爷爷奶奶相继去世的时候，只有十二三岁，按地方上父母双亡，长子为父，长女为母的古训，姑妈自然而然地把他收留到家里去了。姑妈家在一个叫做火烧地的地方，那里离白马镇有三十公里，这样父亲就经常往返于小镇与火烧地之间。他后来跟我们讲起他一个人走在高与天齐的大山中的日子，说他感到自己很可怜、很小，小得来就像是一只蚂蚁或者一粒灰尘。这不会是我父亲一个人的感觉，也不尽然是一种特殊心境的写照，大凡有缘在云南的大山中长途跋涉的人，都会有类似的体验。因为大与小是相对的，生活在城里的人大多是从街道、汽车或者高楼大厦，在无意中对比出自己的大小来的；即便在别处见过一些山的人，概念中的山也与此有很大的距离，所以当他们第一次走进云南的大山的时候，总是感到震撼和激动。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东西。这些庞然大物是上帝创造出来教人学会谦虚的教科书。

在这些山中行走，很辛苦，很少见到人，老鹰还有其他鸟类或偶然走过的野兽，非但不能慰藉你的寂寞，反而增添你的离愁。可是当你走到筋疲力尽、饥渴难耐的时候，往往就会有一个村寨，温馨地出现在你的面前。这些很少有外人寻访的居民点，你走进任何一道门，都会受到热情的接待。山里人的性格就像大山一样，坦荡而朴素；有时你觉得他们对你隐瞒了什么，那是因为你没有走近他们罢了，正像你不走进大山里，就无法真正了解那些种类繁多的树、那些奇花异草、那些勇猛的或者驯顺的野兽、那些画着岩画的悬崖峭壁一样。他们对你好，招待你在家里吃家里住，并没有想到有一天要向你索取回报。山里的生活是艰苦的，但要是办起喜事和丧事来，却是倾其所有，极其大方，往往是全寨子的人都参加，酒席开在家家户户，坐不下的，就摆在村子的空地上。外来的过客要是恰好碰上，可以坐下就吃。同桌的人也许会问你的姓名，在什么地方工作，但那只是出于礼貌，并非就是要来打扰你或求你办事的意思；如果你从此不再来打扰他们的话，那么你这一辈子，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他们很聪明，但这种聪明被谦卑掩盖了，这一半是眼界所限，他们老觉得对山外的事没有把握，事实上一旦到了城市工作生活，他们往往混得不差，甚至会成为杰出人物；一半也可能有点装佯。城里人以为他们很傻，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文革”期间，有个山区文化站的站长，来昆明买相机。那时相机很紧张，要有分配指标才能供应，这个山区文化站没有指标。他跑了许多家卖照相器材的商店，说尽好话——从山区的困难和艰苦，说到支援山区革命的重要意义、必要性，但是没有一个商店答应通融。在百般无奈之后，这位山里人决定幽上一默。他脱下中山装，穿上山里人那时常穿的对襟衣，把裤脚卷到膝盖，又找来一顶草帽戴上，走进商店开口问道：

“同志哪里有照相卖？”

营业员说：“什么照相？听不懂！”

他比画着说：“就是那种咔嚓响一下，人的影子就在纸上的那种、那种……”

有一位营业员悟性好，笑道：“哈！我听懂了，他说的是相机！”

这位站长说：“对对，相机！乡长本来已经告诉我了——相机——我怕忘记，一路上都在‘相机、相机’地念着，可是掼了一跤，爬起来，就把这两个字忘了。嘻嘻！”

他的话把大家逗乐了。他们说，那一个山区说不定八辈子没有见过相机呢，不是有调剂指标吗？卖一个给他吧。就这样这位山里人买到了一个相机。他出门的时候，商店的营业员还笑得直抹眼泪。

山里人面临的最实际、最常规的课题是生计问题，但山里人却祖祖辈辈艰难地活下来了。虽然饥饿像影子一样，或远或近地跟着他们，但藏在他们心中的希望，却像是山间的雾，起了又散，散了又起。除开精神不说，仅从物质生活方面来讲，城里人注重穿，而山里人更注重吃。在平常，他们的心思多是放在吃上，没有吃的千辛万苦找吃的；有了吃的，就想起亲朋好友，必欲请他们来吃光而后快。一般人家倘或在冬月里杀过年猪，必以之先大宴宾客，最后剩下三五块肉和一个猪头，腌制了挂在灶头上，让火烟熏着，这一点才是真正过年用的。不过这一点也还不全是由家人消受，因为过年还要请客。山里男人尤其好酒，对于男人，酒第一，菜其次，饭第三。他们用大碗喝酒，喝到脸红头晕为止，也有的不喝则已，喝则一醉方休。在我的故乡那样的山间小镇上，吃晚饭的时候，男主人的面前必放着一杯酒，否则有贫穷之嫌，惧内之讥。

云南的风习，一般以附近的六个市镇为一个单元轮流赶集，六天一个轮回，叫做“一街子”，赶集，也就叫赶街。山里人每次来小镇赶街，所购物品中一定有几斤酒。男人中也有就地在小镇喝一顿的，喝醉的事经常发生。一位姓陶的苗族汉子，每一街子都要痛饮一回，喝醉以后就满街乱跑。我那时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常混在别的孩子当中，跟在这个醉汉后面嬉戏。老陶——全镇的人不分男女老幼都这样叫他——有时闹到太阳落山，大概是酒醒了，就告别孩子们回家去；有时候天黑了还听到他满口谵语，在狭窄的街道上跑来跑去，而第二天却不见他的踪影，他是趁着夜色回去了；但也有例外。一天清晨我们上学去，路过一个水井，见他睡在水井边上，那一次他大概喝得太多了。老陶赶街时所卖的东西，有农产品、兽皮或药材，而卖得的钱，都被他当天就喝光了。他在小镇上活跃了许多年，一直到我上了中学还见过他几次，其中一次是傍晚在汽车站的车场上，他伸开两臂，嘴里“嗡嗡”有声，学着飞机盘旋的样子满场奔跑。一群孩子跟在他后面起哄，一如我们当年一样。那时，他的头发已经花白，大约也是五十上下了吧。

P10-14

散文首先应该像天上的云彩一样，是自由自在的。我曾这样介绍自己说：“作文则不在乎文体，喜欢自然、随意、率尔的文风，到目前为止他所写出的几本书，皆如天上的云彩一样，属于不可名状的东西。”我又有两句诗说：“文道高玄聊自解，流水行云是吾师。”这都说明了我对云彩的崇拜，说明了我一直在以我的文章模仿天上的云彩。我喜欢云彩的行踪不定，幻化无穷，聚散随缘；从无相中显现有相，又从有相中开示无相，而这一切皆出自无心和自然，这就是云彩的高玄之处。在我看来散文也是这样，它不应该拘泥于成法，而要尽可能地随意和自由；它也不应该直奔主题，主题一般也不应该由作者指出来，而要由读者去体会出来。也许一百个读者读出了一百个主题，那也不奇怪，这是思想和形象、无相和有相互相转化的因果律，也就是哲学上所说的辩证法。在天晴的下午仰望天上的云彩，是我从小养成的爱好之一，不论是在野外行走、坐在草地上，还是伫立在自家的楼窗口，观赏云彩都是我的一种乐趣，一种享受，一种学习和冥想的方式。在写作上，云彩教给我的经验，比我从任何一本书上得到的都多。

我又在一篇文章里说：“我有时又把我的文章诗意地比喻为一棵树，那么我的一些零碎而并不怎么高明的思想，也可以说是满地的落叶。我说的这棵树，并不怎么专注于某一个主题，它往往自由自在地生长，无拘无束，自成形状。这棵树不崇拜笔直的美，也不崇拜对称的美，它追求自然的美。我觉得自然界的树每一棵都是很美的，但第一，它们每一棵都不相同；第二，它们都不是严格对称的。我认为文章应该效法自然，当一个立意提出之后，它就应该从不同的侧面伸发开来，这样它的思想和观点才会既互相独立又互相呼应，从而成为一个丰满的树冠。它可能有时会有旁枝逸出，这难免破坏了树冠的对称，但它未必会破坏美，有时倒成为别具一格的美。”

中国的散文有悠久而优秀的传统，从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唇枪舌剑的散文，到循规蹈矩的、辞藻绚烂的六朝散文，到文以载道的唐宋八大家散文，到热衷于表现闲情逸致的明清小品文，到追求思想和追求唯美并驾齐驱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散文，都有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我都陶醉过。但是现在，我更爱读我的私人空间里，几乎无所不在的明清小品文。我尤其欣赏李渔、张岱、袁枚、徐渭、张大复、袁中郎等人，认为他们的小品文字像闲云野鹤一样，自由自在地飘逸在中国文学的高远的蓝天之上。在他们，散文有时是信笔写下来的游记，对一块普通石头的赏鉴，记述一座草庐的建成，刻在砚台上的铭文，吃茶或煮茶的体会，养花的想法，跟友人要一条鱼的二十字的短信，甚至一张邀人来吃茶的请柬，然而这些短小的文字，让人读来是多么的有兴味，我常为此而热泪盈眶。我热泪盈眶是因为我想到了这样一些问题：是谁颠覆了我的美学观？是谁颠覆了我的价值观？是什么力量使我从平民中来，游荡经年之后，又回到了伟大的平民中间？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散文，其真正的价值在于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自由，即思想和风格的自由。朱自清在《荷塘月色》里所说的“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不说。”就是这样一种境界吧。那个时代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散文，从鲁迅、周作人到的朱自清、俞平伯的，无不体现着这样一种精神。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散文，是一个真实的、无法忽视的存在。杨朔的散文，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他的散文有两个特点：一是以歌颂为旨归；二是以“欧·亨利似的结尾”来点明主题。杨朔的散文是那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高峰，或者说是一座山，至于这座山现在有没有人去游览，那是另一回事；正像如何来评说这座山，是另外一回事一样，但你不能不承认它的存在。  我欣赏余秋雨的散文，尽管我在散文价值观的问题上，在文体风格上，也许和他相去甚远，但是我自认为我能理解并读懂他。他的作品中所显现出的历史感、文化感和沧桑感，是最容易点燃读者激情的因素，或许可以说这正是他的成功之处。《文化苦旅》这样的作品，不是任随一个作家都可以写得出来的。

我也欣赏“小女人散文”。一个人所享受到的情趣，大多存在于简单的生活过程之中，不论是普通人，还是不普通的人，都没有例外吧？问题不在于这样的说法是不是正确，而在于这样的享受是不是存在，和能否直率地说出来。小女人散文的出现，张扬了一种自我欣赏的生活情调，彰显了一种思想的自由度，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她们在文章中津津有味地谈论一条裙子，谈一次朋友间的聚会，谈论从少数民族地区买来的一个铜茶壶，总之她们几乎尽谈一些琐屑的事情，我真羡慕她们的情趣。这种情趣也许说不上高雅，但它们是真实存在的、平民化的、大家都享受得到的，我真佩服她们的作风。周作人说身边琐事难写，而这些女作家把身边琐事写得这么有趣，耐人寻味，写得有人爱读，这是真本事。

在一篇文章里，我说文学的三个境界是：真实，自由和美。散文当然也是如此，最重要的是要有真情实感。中国这几十年来肯定已经产生了许多好的散文，同时也产生了更多的不好的散文，好的散文各有各的好处，不好的散文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无感而发，无病呻吟，也就是不真实。

我不忌讳在散文中写故事，我也不忌讳把散文写成小说，或是把小说写成散文，但那都应该是自然而然的。我们现在姑且说散文吧。在散文中写故事是中国散文的传统之一，这故事可以是生活中真实地发生过的，是一些回忆，也可以像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那样是虚构的，但是虽然是虚构的，却必须让人感到真实。作品的价值如何，并不在于是否存在虚构，而在于是否真实、自由和美。

散文应该向音乐学习并应用它表达节奏、情绪、氛围的原则；学习它处理形象，使之大于作曲家的思想，使之具备弹性理解之可能性的技巧。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说，听众和读者从音乐和文学作品中所理解的主题，不一定同作曲家和作家的初衷一样，惟其如此，获益的听众和读者才越多，作品的影响力才越大。贝多芬献给他年轻恋人朱丽叶的《第十四钢琴奏鸣曲》，有人从第一乐章抒情的慢板中听出了“在瑞士琉森湖月光闪耀的湖面上荡舟”的情趣；有人听出了柔美的抒情和无尽的幻想；而罗曼·罗兰则说，这反映了作曲家“幻想持续得不久，痛苦和悲愤已经多于爱情”的心境。不同的理解，恰好反映了这部作品内涵的丰富性。贝多芬的全部音乐作品的博大胸怀和内涵的丰富性，堪与曹雪芹的《红楼梦》相比。当然我觉得，就单部作品而言，文学作品中同音乐最相像的是散文。

散文也应该向绘画学习。我说的主要是中国画，中国画从来没有像欧洲传统油画那样，如照片一般地准确过。我曾经见过一幅少女的肖像，她金黄色的、披在肩上的卷发，一丝一缕，与真发毫无二致，仿佛只要有风一吹，就会飘动起来。而中国画同描绘对象的关系，从来只在似与不似之间。齐白石画虾，他只着意表现虾的透明和灵动，而不追求写生画那样的准确性。中国的山水画也莫不如此，画家渲染山的高大和人的渺小，渲染流水的飞动或宁静，渲染梅枝的崛傲锋锐和梅花的坚贞，渲染竹子的清减，从来是强调神似。散文应该从这当中得到的启发是：作家不应把生活本身像一帧照片似地交给读者，他交出的是经过他感受过了的生活，或者说生活过了的感受；他写出来的东西，带上了强烈的主观色彩，带上了很明显的写意性。我是主张散文写得写意一些的。也不妨学一学中国画的布白，那有意留下来的空间，给人以想象的余地，散文写得太满了，读者就不愿读，也无须读了。

就文体而言，散文似乎是无形无类的。梁实秋的《槐园梦忆》、《雅舍小品》和《雅舍谈吃》，三种作品，三种笔墨，从文体、篇制到风格，都有很大的不同。孙犁的散文，从《风云小记》到《芸斋梦余》，再到《书衣文录》，文体风格也发生了变化。再把古今的散文作一对照，我们更可以发现一些更明显的例子，一篇《槐园梦忆》有五六万字，而前面提到的徐渭的一篇《柬友》只有三十来字；如果说旧史书里的一些写封建帝王的本纪之类的文字，可以当作散文来读的话，那么明清时期写文人日常生活的文字、周瘦鹃六十年代初写的养花种草的一些散文，比起金光耀日的帝王散文，就轻得来、同时也是优美得来像是秋虫的鸣唱。散文的园地似乎是大而无边，在这里面是最容易看到百花齐放，百草争荣的。遗憾的是，还是有人要规范散文的类型。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学一位作家的写法，结果一个时代没有剩下几篇好东西。近若干年来，散文写作的形势大变，写什么和怎么写由作家自己决定，导致了文体的解放，导致散文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文体。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现实。

写散文不宜太着意。散文只是一种几乎跟说话一样的表述方式。一个作家，他现在想什么事，而他又愿意用散文的笔调来写，它就成了散文。从极致的意义上来讲，发言稿、书评、私人信函都可以写成很漂亮的散文，甚至留言条写成短小的散文，也是可能的。

我个人的一个体会是，眺望夜空之后，最容易产生散文的灵思。一个作家，当他真正感受到宇宙之博大，个人之渺小，时间之遥远，而人生之短暂，之后才会无所挂碍，才会写出没有功利色彩，没有世俗气的文字，但是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连说出来都需要勇气。

这本小书，共收入62篇长长短短的文字，成集之前都在报刊上发表过；除了个别篇目，都是最近这两三年写的。

没有再专门写序言，而以《我对散文的认识》做序。这篇文章是我在一次散文研讨会上的发言，后来发表在报刊和网络上，有一点影响；它概括了我对散文这种文体的一些基本观点：真实，自由和美。当然，我更多地强调了散文自由的本质。这种本质上的自由，不仅是指思想的自由，同时也指形式的自由。现在思想僵化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一大障碍，我认为思想僵化有许多原因，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来自于文体的僵化。

原先想把本书名为《云南的山》，因为书中收入了《云南的山》这篇散文，在《九听》之前，人们认为《云南的山》是我的代表性作品。但是一些先此读过本书原稿的朋友们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商讨之下，我们都认为目前的书名——《行云》更好，理由有这么几点：一是比起原书名，《行云》要抽象一些，可以从形而上的层面涵盖全书；二是行云自由，这体现了我对于写作的一贯主张；三是行云有动感，而书里的文章，大半与行走有关。比如《在秋天的草原上》，就是参加“中国作家康定情歌故乡行”而写的一篇征文，也是获奖的篇什之一，当然这篇有3万多字的散文，也可以当作一部中篇小说来读。此外，这个集子中，曾经从读者方面得到过反馈的作品还有《序<跋涉者的足迹>》、《<于坚集>序》、《小说的本质》等，以及关于“世界杯”的一组短文。

把这一些东西放在一个集子里，看似驳杂，但它们实际上是有一条主线的，这个主线就是作者对于这个世界的感觉，而这些感觉，不论对人对事，都是主观的，因此可以说，这是一本写主观感受的书。对我所写到的作家艺术家是这样，对小说的见解是这样，对生活中的某些现象(比如见鬼)是这样，对云南的山是这样，而对“世界杯”何尝不是这样？在中国，有许多作家在2006年的“世界杯”期间写文章评球。我亦附庸风雅，随着战局，每天写一篇球评在报纸上发表，共写了三十天。《文学报》曾就此采访过部分作家，我是受访者之一，该报为此发了一篇报道，同时选登了两篇作家评球的文章，其中一篇就是这个集子里的《黄金一代的傍晚时光》(另一篇是一位陕西作家的)。但这不是这一组文章入选《行云》的理由，这个理由只在于，我认为这些东西多少还有一点文学性。我虽然也分析过一些球队成败的原因，也曾较为准确地预见过战局，但是这种预见，还有谁比德国的那位名叫卡尔门的女巫更权威？她在大赛开始之前，就准确地预见了意大利队要夺冠。我认为这些分析跟预见，都同文学无关。同文学有关的只是个人对某一场球、某一个或某～些球员、某一个进球或传球的主观的感受，而且把这种感受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使之呈现出绿茵场上的人性、人的命运、艺术和美。

我想在这里，特别表达我对出版社朋友们的感激之情，内行的人都知道，对于一本书的质量而言，他们对书稿的审读、编辑、装帧设计、校对、印制、发行，同作家的写作一样地重要。我还要感谢另外的一些朋友们，长时间以来，他们陆续地阅读了这个集子里的全部或部分作品，又对作品本身以及整理出版之事，提出过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这使本书受益，同时使本书的作者终身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