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克鲁格曼历年的专栏文章以及演讲稿，内容从全球化、经济增长、失业到投机客等。在书中，作者大力宣扬货币危机的风潮，并分析了在投机性攻击下，巨额外汇转眼间灰飞湮灭的局面。作者用略带孩子气的笔调，漫谈着最严肃的经济话题。本书中大量引用神话、寓言等，引经据典，让读者将会感到原先那么枯燥的经济学也可以写得如此有趣。

当有人抱怨新技术的使用正导致大量的工作机会消失时，他却告诉你，美国经济在过去25年里，新增了4500万个工作岗位。

当有人高举道德的旗帜，惺惺作态地谴责无情的跨国公司和贪婪的企业家时，他却告诉你，低工资、坏工作总比没有任何工作好。

当有人为技术创新的空前繁荣而欢呼雀跃时，他却告诉你，技术的奇迹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神奇。

当有人视通货膨胀为猛虎，顽固坚持物价稳定的政策时，他却告诉你，通往零通胀的道路上，不仅有产出的损失，还有永久性的高失业率。

……

读他的书，你得到的不仅是知识，还有读懂世界的智慧！

第一部分 工作，工作，工作

第一章 票友理论家

第二章 裁员！裁员！

第三章 庸俗的凯恩斯主义者

第四章 完全的高卢人：自由、平等和白日梦

第二部分 右翼的错误

第五章 病毒再次临门

第六章 供给学派的淡季

第七章 不平等的交易

第八章 凋谢的无花果叶：为何保守主义革命总是失败

第九章 黄金迷变种：理解右翼的镀金梦

第三部分 全球化与全球胡话

第十章 我们并非世界

第十一章 高赞廉价劳动力：低工资、坏工作总比没任何工作要好

第十二章 东方已在翻红：中国贸易的平衡视角

第四部分 增长的幻觉

第十三章 技术的奇迹：并非那般神奇

第十四章 4％的那些蠢驴们

第十五章 为通胀美言几句

第十六章 日本究竟怎么啦？

第十七章 寻找起伏波动中的规律

第五部分 投机客的赌局

第十八章 铜市如何走向惨败的？

第十九章 龙舌兰酒效应

第二十章 泰铢之毒：谁对亚洲货币市场狠下毒

第二十一章 抗御索罗斯的世界安全能力

第六部分 超越市场

第二十二章 地球的资产负债表：经济学家的“绿色”贡献

第二十三章 税收与交通阻塞

第二十四章 鼠辈的民主

第二十五章 医疗的困境

第二十六章 CPI与恶性竞争

第二十七章 回首过往

译者后记

在经济领域，克林顿政府还算是真诚。实际上，克林顿政府在经济分析和报告上从来都是非常小心谨慎的。但是，由于总统过于频繁地改变他的经济政策，以致他的官员们往往被认为不够诚恳，即便他们是在讲真话。所以，我有些为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这位当今最卓越的经济学家打抱不平。他一度曾经担任了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1996年春季，斯蒂格利茨提交了一份关于美国劳工状况的报告，其内容大致上肯定了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工人们的处境并不像新闻头条所说的那样糟糕，特别是企业裁员所带来的冲击被极度夸大了。

斯蒂格利茨的这份报告，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一种非常中肯的描述。可惜的是，几乎所有的解读者都把它看做一份纯粹的政治文件——是在大选年用来粉饰太平的作品而已。

然而，话说回来，评论家们的确有理由提出质疑。毕竟，政府部门的其他官员，特别是劳工部部长罗伯特·瑞奇，向来鼓吹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按照瑞奇部长的说法，全世界的高薪工人(包括美国在内)，都已经加入所谓的“焦虑阶级”(Anxious Classes)行列，说不定哪一天就被挤出中产阶级。即使生产力和利润都在上升，而且他们也能保住现在的职位，但被裁员的恐惧迫使他们接受调薪或职位调整的决定。

与瑞奇部长的大部分说法一致，这种观点可谓旗帜鲜明而且包装精美。因此，也非常引人注目。然而，它基本上是错误的。相反，斯蒂格利茨在上述报告中揭示了其中的真相，而不是那些只能满足情感需要的大众幻想。

为了弄清瑞奇出错的原因，可以考虑一桩有关失踪小孩的离奇案件。20世纪80年代初期，敏感的新闻记者从真实的犯罪故事出发，并结合武断的统计数据，让很多人都相信这样一个奇怪的推测：在美国国内，每年都有大量的小孩被神秘的陌生人从他们幸福的家庭拐走。直到今天， “陌生人诱拐”依然是电视媒体上的热门节目。实际上，这种犯罪行为应该是非常罕见的。在拥有2．6亿人口的国家，每年大约只有300起。这并不是说诱拐从未发生过，、确实发生了，而且是一件相当可怕的事情。这里的重点也不是说孩子们是完好无损的，实际上，美国有成千上万的儿童过着地狱般的生活。然而，加害于孩子们的人往往不是陌生人。例如，在1个小孩被陌生人拐走的同时，至少有1000个小孩遭受到家庭成员的性侵犯。但是，“陌生人诱拐”的故事得到了大众的热捧，因此，它们的受关注度远远超过其实际的重要性。

企业裁员的恐怖程度既比不上陌生人的诱拐，而且发生频率也更高，但这两种现象拥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例如，两者都是适合在镜头前曝光的悲剧题材，而且能够被媒体充分地利用，但问题或许并不像想象中那样严重。

尽管斯蒂格利茨教授的报告以大量的统计分析来证明其观点，但仍然出现了很多以自己的想法进行错误解读的版本。在这里，我们不妨举一例。1996年2月，有一期《新闻周刊》的封面故事叫做“企业杀手”，上面列举了过去五年内大公司进行的大规模裁员行动。每家公司所裁减的工作岗位数量以大号字体显示，并配有该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照片。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似乎是想证明，国家正在经历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如果你将所有裁员的数量加总，一共是37万人，不及所有工人总数的1/300。即使是最健康的经济体，每年失业或者换工作的人数都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而且，大多数被辞退的工人都能很快找到一份新的工作。虽然有很多人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挣得少了，但极少会像文章所宣传的那样，从舒适的中产阶级马上沦为辛勤劳作的穷人阶级。难怪斯蒂格利茨教授会说，对于美国工人阶级来说，因为企业的贪婪冷酷而丢掉好工作并不是他们重点考虑的问题。

问题的重点在于，瑞奇部长的经济学风格是依赖奇闻轶事而非统计数字，依靠口号标语而非严谨分析。他的这些论调是无法与美国这样一个规模庞大且极富多样性的国家相适应的，因此也无法做到公正对待。在美国，确实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从陌生人绑架小孩、数学家成为恐怖分子，到公司经理兜售汉堡等，诸如此类，比比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些故事是否属实，而在于它们是否成为常态。那么，从更长远的未来来看又会怎样呢？

长期来看， “好工作”的数量和相应的薪酬水平正在持续稳定地增长，拥有技能、天分和运气的工人依然非常吃香。另一方面，仅有数量有限(每年最多也就几十万人)且原先拥有“好工作”的工人，遭遇了严重的失败。美国的中产阶级也许是焦虑的，但是客观来说，一切都还是不错的。

其实，真正处境不妙的是那些从来没有获得过一份好工作的人。而且，这些从事坏工作的人将会发现，他们本已微薄的工资收入，正逐渐且持续地缩水。换言之，新经济(套用瑞奇的说法)的主要受害者并非那些沦落到兜售汉堡的数千名经理人，而是几千万原本就从事汉堡销售或是看门等工作的人。在过去20年间，他们的实际工资每年都减少1—2个百分点。

这有什么差别吗？有的！什么时候呢？当你正在排列政策的优先顺序时。难道我们应该像某些政府官员那样，将注意力集中在维持大公司里那些待遇优厚的好工作之上吗？或者说，设法阻止那些公司进行大规模的裁员？我们应该运用税收手段，惩罚那些辞退员工的公司，同时奖励没有这样做的公司吗？抑或反过来，竭尽所能地保留并增强“减免劳动者所得税，，这样的制度安排，借此来帮助那些贫困的劳动者阶层？如果有人说我们可以两者同时兼顾，那就太过于伪善了：金钱是稀缺资源，政治资本也同样如此。如果将目光停留在占据新闻头条位置的小问题之上，那么我们就会忽视那些更有意义的大问题。

因此，请大家多给斯蒂格利茨教授一些掌声吧！毫无疑问，是那些政治领域的老板们让他那份关于企业裁员报告的价值大大缩水。他们相信，好的消息将有利于克林顿总统的竞选连任。然而，有时候出于政治动机而做出的某些经济分析，也可能正好道出了事情的真相。P13-16

人们总认为经济学家是沉闷的。这一评价并不过分，至少当我们讨论学术问题时，大部分经济学家确实是相当沉闷的。但是，从自然科学家到超级模特，大多数人其实也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偏偏拿经济学家说事儿呢？

我相信，这个问题的答案和人们的一相情愿有关。首先，关于经济学对人们的意义，凯恩斯曾经说过，“善或恶皆有危险”，这种特性是其他学科——比如文学甚至史学研究——都不具备的。许多人到经济学家那里，常常是为了寻求某种情感或政治上的满足。然而，当他们发现，经济学家的语言中似乎总是充满着方程式、图表以及晦涩难懂的术语，大多会带着失望离开。

之所以会晦涩，其实是有一定原因的。凯恩斯曾经说过，“毕竟，经济学是一门技术性很强，因而也很难懂的学科，虽然几乎没有人会相信它。”然而，经济学理论建立在一些很简单的主题思想上，将它浓缩为一个命题，无非就是：人们通常善于利用机会，而且在考虑自己机会的同时，也会考虑他人的行为有无决定性的影响(考察他人机会时也一样)。将这一思想应用到个别情况，如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以及国际贸易对工资收入、货币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等。此时，我们就需要更仔细而深入的思考。在这一思考过程中，运用少许的数学和专业术语，往往能够保证你不会偏离正题。不可否认的一点是，现代经济学家也包括其他学术领域的人，花费了太多时间去做那些毫无意义的工作，其实，也就是对技术的卖弄。比如，本来用一般术语就能说得非常明白的事情，却用玄妙的数学来表达；或者，那些看上去明显愚蠢的事情，经过数学的描述反而变得模糊不清。当然，并非当代经济学的所有技术都起到了模糊化的作用。实际上，技术技巧的使用常常让事情变得异常简单、思路清晰明了。

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当拥有更多容易阅读的经济学作品，而且比现有作品更加生动有趣且激动人心。天文学也是一门技术性很强又难懂的学科，该领域的卡尔·萨根是一位科普大师，但是在经济学领域能找到同样水平(与萨根创作的相比)的作品吗？你知道美国的消费支出有几千亿美元呢？不知道是不是？关于当今的许多问题，其中有一些还是社会热点问题，经济学都给出了相当深刻的见解。而且，只要花一些工夫，无须术语就能将这些见解阐释得很清楚。然而，就是这样的作品，通常很难获得出版的机会。这种状况导致经济学领域缺乏学术普及者。

且慢！经济学界不是也有一些大师极具影响力，他们的著作经常能够登上畅销书的排行榜吗？不可否认，这的确是事实，但他们并不是“学术普及者”意义上的大师。还以萨根为例子，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向大众推广职业天文学家的理论和发现，使大众对天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易于接受这些晦涩的专业知识。然而，我们的通俗经济学作家又是如何做的呢？据我所知，他们并不打算让读者以轻松的方式了解其中的专业知识。恰恰相反，他们用著作来攀附正规的学术圈，并且热衷于宣扬那些严肃经济学家基本上不会赞同的论调。而这些论调，在专业人员看来不仅显得稀奇古怪，甚至根本就是错误或笑话。然而，一般读者没有这种分辨力，因为它们听起来似乎很美妙。就大多数人而言，甚至包括那些自恃见识广博、经常看公共电视以及阅读知性杂志的人，对经济学为何物仍然不是很清楚。

本书试图就以上情况做出一些改变。正如大部分学术圈内的人士那样，本人的学术生涯也是花了大半时间在教书、写论文以及和同行们讨论问题之上。以前，我总是认为：我只要找到事情的真相，然后说服其他的专家就可以了，因为别人会将真相传播到更广的范围中去。坦白来说，要是有可能的话，我宁愿再回去过那种单纯的日子。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现在的我就如同被逐出了伊甸园一样。可是，想回头已经不可能。现在，我对以下这些现象深有体会：站在真相这一边，未必总能获胜；巧舌如簧的江湖人物，往往能让那些有地位的“好人”误以为他们才是智者，而且有些在我看来极为愚蠢的经济理念，常常被外行人误以为是深刻的见解。何况，我也不能指望有这样一个(或一些)人，来为我所信奉的经济学做实证。如果真要做实证，那就得自己动手才行。

幸运的是，虽然工作任务异常艰巨，但并非不可能完成。如果你付出了足够的努力，那么你总会找到一条路：寓言加隐喻式的道路。通过这样一种特别的叙述角度，使得看似深奥难懂的经济学片断变得容易融会贯通。在将技术性的主题以简单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许多欢欣和愉悦，以及琢磨写作技巧所带来的那种纯粹乐趣。

早在几年前，我就已经发现自己开始了某种第二职业，也就是进行本书中这些篇章的写作。我通常以时事为切入点，去反驳那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同时倡导那些不易为人们接受但却是正确的观念。当然，我这么做另有“企图”，那就是通过这些短文来证明它们对经济学思想的非凡意义。

第二职业并没有让我变得广受欢迎。其实，很多人对经济学的许多概念都已经根深蒂固。部分原因是由于日常生活的收支经验，使得人们误以为自己比别人更懂得经济学。此外，人们很容易接受某些符合政治偏见的经济教条。因此，一旦某位经济学家告诉他们：有些你们信以为真的事情，其实是大错特错，就像民间的说法，认为溃疡的发生是由于过度的担忧那样；有些你们不那么喜欢的观点，其实是普遍真理，就像自然选择的进化论一样——此时，人们会有什么反应呢？或许他们应该为获得启蒙而心存感激，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此外，某些颇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写手或演讲者，已经在造假上投入了很多精力，即通过歪曲事实，甚至是虚构事实，以及巧妙的修辞手法，来掩盖他们在逻辑上的漏洞。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人以及被蒙蔽的人，其实都不太高兴见到谎言被揭穿的那一天。也有些人，甚至只要听到以下主张就会大发雷霆：经济学已成为一门非常严谨的学问，因此它足以令人们对心中的成见产生质疑。一位愤怒的言论版专栏作家就曾经这样写道： “如果这也是事实的话，那简直就是不可饶恕的无知指控。”因此，当凯恩斯说经济学是一门难懂的学科，但无人相信它的时候，他所指的正是此类人的心态。

针对这一话题，我最好还是指出争议的问题所在。我发现有时候指名道姓还是很有必要的：可以通过引述重要人物的实际例子来证明他们所倡导的想法有多么糟糕。乍一看，这种做法有失厚道。何必牵扯到个人呢？但事实上，我这么做自有我的严肃目的。因为荒唐经济学的散布者正在玩一种“请君入瓮”的游戏。他们承诺提供精妙的分析，以此来吸引观众，然后再用一些简单而粗劣的故事作为替代品。更糟糕的是，当其他人(比如我本人)试着反驳这些观点时，他们的回答往往是“请你放心，没人会在意的”。接着，将这些观点稍做修饰，然后重新陈述一遍。那么，作为辩论的反方，我们该如何来应对呢？也许，当这些人将手伸进糖罐子里的时候，抓他们个现行，应该会有点作用吧！这样一来，就可以证明我批驳的那些人确实存在，而不是不知痛痒的稻草人而已。我还发现，被动听的、貌似严谨的说法误导，与证明这些说法纯粹是胡说八道，其实都是非常容易的。因此，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那些不得不说的话，才是他们真正需要认真去听的。至于人们是相信我，还是写信羞辱我，并无所谓，但似乎很多人宁可选择后一种做法。

即使从事第二职业并没有让我交到很多朋友，我也宁愿这样想：从开始写作到现在，至少我已经对一部分人产生了影响。

本书收录的文章来自于早先发表的散文和评论，写作时间大概介于1995年秋到1997年夏之间。那是一段多事之秋(其他时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也是左派和右派们提出各种荒唐想法的高产期。本书最早的一篇文章是为了回应当时美国新当选的众议院多数党(即共和党)领袖所鼓吹的自私型经济的荒唐想法而写。较晚的一篇，则是针对当时法国新上任的社会党总理而写。他是一个好心人，但是很不幸，其想法也和共和党的想法一样愚蠢。总体来看，左和右的分法并不准确。就本书论及的问题而言，正统的自由派与保守派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在很多时候，那些没有人听的恰恰就是真话，忠言逆耳利于行。

大约有半数的文章都曾发表于网络杂志《滚石》(Slate)之上，因为我是在该杂志的专栏“沉闷科学”上从事这些写作的。其余的大多数文章都刊登在传统的印刷媒体上，比如《华盛顿月刊》、 《外交事务》和《纽约时报》等。还有剩下的几篇从未发表过。虽然很多文章都是针对时事而写的，但我并不是职业的记者。如果说我曾经对这些时事新闻的讨论有所贡献，那么也一定是将新闻放到某个较长期的背景中才能看得出来。因此，我希望我的读者们能够发现，所有这些作品，并没有因为新闻本身的过期而变成毫无参考价值。

虽然我的最终结论是严肃的，但仍然不可否认写作是一个充满享受的过程。有一句老得掉牙但绝对属实的话：以平易朴实的英语为普通读者写一篇1300字的文章，远比为专业期刊写一篇5000字，而且满是方程式的专业论文困难得多，也费时得多。我希望，那些喜悦的读者朋友们也能体会到这一点。或许，他们会很快发现：这些短文，不仅能启迪心灵，而且还充满趣味。不妨先试着看一看吧！

这是一本神奇的小册子，它对现实世界的解读一定会让我们感到惊奇。当我在早稻田大学高田早苗纪念图书馆看到这本书的时候，立刻就被它的内容深深吸引了。匆匆翻阅了“4％的那些蠢驴们”、“日本究竟怎么了”等文章后，突然萌生了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当夜挑灯读完此书，早上回到办公室，索性就在Amazon上买了简装本。与早稻田大学的工作协议期满回国之后，才发现这本书在国内并没有中文版，于是自告奋勇推荐给出版社。始料未及的是，克鲁格曼名气虽大，但他的书在中国并不见得畅销，很多出版社并不愿意出高价做这些“有名无利”之事。最后，幸好北京大学出版社林君秀主任和张静波编辑慧眼识珠，才有今日此书的出版。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对克鲁格曼抱有某些不公正的看法。例如，不止一个学生对我坦言，他们非常不喜欢克鲁格曼还有他的文章。他们的理由大致可总结为以下几点：凡是克林顿、奥巴马政府的政策，作为民主党的克鲁格曼都会一律赞成；而对布什政府的政策，不管青红皂白，一概反对。克鲁格曼的文章到处充斥着强烈的主观政治意识，从而丧失了一位职业经济学家该有的独立人格。还有一点，就是克鲁格曼长期在《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上撰写专栏文章。尽管此举为他赢得了知名度，但在很多人看来，这显然是不务正业，自废武功，甘愿沦为二流经济学家的自杀性行为。其实，学生们的这些担忧并不是没有理由，作为一名职业的主流经济学家，客观的分析视角和独立的人格是最起码的职业要求。然而，当你读完这本书之后，你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种误读——非左非右，无非是右更偏左一点而已。

但是我想，大家对克鲁格曼之所以有如此深的成见，主要原因是他张扬的个性。看完此书，便能略知一二。好一个票友理论家！分明是将大多数人当成玩票之人，而俨然要把自己当成有别于他人的救世主、职业经济学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此个性张扬的人即便是才华横溢、满腹经纶，会有同事喜欢他吗？现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那些轶事，多半都是如此。以下就是关于他的轶事。

大学二年级幸得诺德豪斯的赏识，推荐到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然而，由于个人原因，当时的克鲁格曼情绪非常低落，草草写好博士论文就到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任教。尽管换了新环境，但是由于他的个性太强，再加上之前的情绪，得罪了不少人，甚至连研究奖学金都丢掉了。直到1978年，他去拜访著名经济学家多恩布什教授。在多恩布什的鼓励下，他终于找回了学术研究的自信。

1982年，克鲁格曼刚从瑞典的一个国际会议回来就接到费尔德斯坦的电话，邀请他去华盛顿任职，担任经济顾问团国际经济学首席经济学家。但是，在华盛顿的这段经历并不愉快。他很快发现，在这个地方，好的分析者并不受重用，马屁精倒是如鱼得水。很快，他就产生了厌倦，再加上张扬的个性得罪了不少重要人物，很快他便退出政治圈，回到学校任教。

1992年，克林顿的总统竞选让克鲁格曼在美国人面前大出风头，他在电视上的经济演说为克林顿的成功竞选打下了坚实基础。然而，克林顿执政之后并没有聘请他为总统经济顾问，而是选择了伯克利大学的女经济学家泰森，原因是克鲁格曼的性格过于刚直，之前在华盛顿和学术界都得罪了不少人。克鲁格曼自己也不得不承认， “从性格上来说，我不适合那种职位。你得会和人打交道，在人们说傻话时打哈哈。”

对于克鲁格曼来说，从来都不缺少诸如此类的轶事，过去很多，现在也很多，将来同样存在。当然，克鲁格曼同时又是非常幸运的。

1988年，积累多年的克鲁格曼终于出版了《期望减少的年代》一书，该书一出版即在美国引起轰动。随后，他与奥伯斯法尔德合著的《国际经济学》成为各大学和贸易公司的标准教材。各大公司的总裁在看到他所著的书之后纷纷找上门来，请克鲁格曼为他们做商业咨询。尽管克鲁格曼在华盛顿和大学并不那么受欢迎，但在他的读者和学生身上找到了所谓的“理解上的快乐”。

克鲁格曼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石油危机的准确预测令他在业界的地位如日中天。1994年，在亚洲经济被人们广为看好的情况下，克鲁格曼却在《外交》杂志上撰文批评亚洲模式，认为仅靠大投入而不进行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做法，容易形成泡沫经济，在高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就已潜伏着深刻的危机，迟早要陷入大规模调整。1996年，克鲁格曼在他的《流行国际主义》一书中干脆直接预言亚洲金融危机即将爆发。1997年，危机爆发了。2000年，克鲁格曼又在“能源危机重现”的文章中指出，新一轮国际油价上涨周期已经到来。2001年，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克鲁格曼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果然，2001年以后，国际油价急剧上涨。2006年8月，克鲁格曼撰文说，由于美国楼市近年来价格暴涨，在很多地区房价开始下降，投机需求出现逆转，导致目前市场上充斥着未出售的房产。而且，由于近三年来楼市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楼市的逆转意味着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严重衰退。目前美国房价已经出现全面下跌的趋势，而且还进一步引发了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尽管克鲁格曼才华横溢，多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但一直都未真正得过奖，原因大家自然心知肚明。直到2008年，还是借着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东风才获此殊荣。此等坎坷获奖之路，或许只有克鲁格曼自己才能说清(克鲁格曼本身就是个爱哭诉之人)。

正是如此个性鲜明的克鲁格曼，让我在此书的翻译过程中得到了一次绝佳的学习机会，让我真正见识到一位新生代经济学家的魅力所在！就我的个人体会而言，阅读克鲁格曼的书，最大的障碍不是专业知识，因为克氏出神入化的语言和简洁明确而又不失风趣的逻辑，能够让每个没有学过经济学的读者都能很快融入到他的讨论中，最大的障碍是克鲁格曼在专栏写作中融入了大量的历史素材和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特殊语境，让我们无法像阅读中文文献那样畅通无阻。我想，这也是我们在阅读西方作家所写著作时经常遇到的尴尬之处。虽然有很多具有特殊语境的词语已经被我们这些年积累下来的翻译和普及读物“公共知识化”了，但更多的仍停留在未被开发的状态中。对于克鲁格曼这样熟读历史的经济学家来说，他的书阅读起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尽管我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已经加入不少的注释和技术处理，但读者在阅读此书时仍需特别注意！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好友方根溪、陈业玮以及浙江工商大学的几位研究生——钟辉勇、缪仁余、王伟杰、沈燕波、高洁、陈准、姜井勇等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们为我提供了很多修改建议和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顺便说一句，最近国内的某些克鲁格曼译著中将“Liberty”翻译为“自由主义”，我们认为翻译为，自由派”可能会更好。同时，也要感谢浙江工商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郝云宏教授、现代商贸研究中心主任郑勇军教授等人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当然，也要感谢张静波编辑的辛勤付出，没有他的努力，此书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出版！

最后要说的是，本书还获得教育部“国际金融危机应对研究”应急课题(2009JYJR020)的部分资助。尽管此书出版已有十年之久，但克鲁格曼对当初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批评和独到见解对于我们理解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还是大有裨益的。不管你是否喜欢克鲁格曼这个人，你都会被他独到的分析视角和优美的文采所折服。这就是我现在坚持要写此译者后记的原因所在！

陈宇峰

2009年9月于浙江工商大学

“保罗·克鲁格曼具有加尔布雷思的风趣和幽默。读他的文章，有一些会让你会心地微笑，有一些会让你怯意顿生。他的语言就像他的思想一样，锋芒毕露。”

——艾伦·布林德，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

“供给学派经济学、企业裁员、全球化、贸易赤字、技术的增长潜力等，最近热门的经济辩论都有克鲁格曼的身影……它们无疑都是生动有趣的经济学小品。”

——《华盛顿邮报》

“克鲁格曼先生所谈的每件事情，都是那么机智、重要，而且读起来趣味横生。”

——彼得·帕塞尔，《纽约时报》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