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研究权威专家王庆祥独家揭秘溥仪监狱生涯，亲笔悔罪手稿首度曝光。其中包括溥仪从被俘到特设的经过，以及国家领导人对溥仪的处置决定，其中作者更是走访到了溥仪的随从李国雄口述那段被俘的历史。同时书中收录了200帧历史照片完整直接再现那一段难忘岁月。

本书是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从被俘到特赦改造年代全纪录，是溥仪大随侍李国雄回忆他在囚居苏联和关押抚顺期间那一段“伴囚伴罪”特殊生活的生动细节，是对溥仪当年“福贵人”李玉琴五次前往抚顺探监、且已有监房一夜温存夫妻情而最后还是不得不痛苦分手的真实叙述。本书首次公开了溥仪先生自述改造经历、心态与认识的三篇亲笔手稿和李玉琴女士回忆她与溥仪离婚始末经历以及她面对这一人生重大变故之内心世界的一篇亲笔手稿，读者从中能够看到的是百分之百的历史真实！此外，本书选用的100多幅历史照片，更是完整且直接地再现了那一段难忘的岁月。

溥仪手稿

一、保证书

二、从皇帝到公民

三、溥仪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的发言

溥仪，从被俘到特赦

一、共产党“妥善保护”爱新觉罗皇族的命令

二、溥仪在莫洛科夫卡和伯力

三、飞往东京：去作证，还是去受审？

四、皇帝证人第一次出庭：出关之谜

五、皇帝证人第二次出庭：“猴戏”主角的自白

六、皇帝证人第三次出庭：不钻律师们设下的圈套

七、皇帝证人第四次出庭：物证与舌战

八、皇帝证人第五次出庭：布莱克尼少校的杀手锏

九、皇帝证人第六次出庭：溥仪受人唆使了吗？

十、皇帝证人第七次出庭：驳倒了清濑一郎

十一、皇帝证人第八次出庭：又击败了马泰斯

十二、皇帝证人退庭之后：历史并没有完结

十三、毛泽东郑重提出引渡溥仪

十四、摆脱死神的纠缠

十五、“藏”在抚顺

十六、从抚顺到哈尔滨

十七、第一次鞠躬

十八、总理派来了“东北工作团”

十九、对溥仪的侦讯

二十、最高会议上的决策

二十一、毛泽东一锤定音

二十二、周孝怀替溥仪说情

二十三、旧地重游

二十四、高墙内外

二十五、铁窗亲情：从通信到探亲

二十六、铁窗亲情：挽不回的婚姻

二十七、铁窗亲情：“皇族探亲团”

二十八、在监狱中认识真理和自由

二十九、顽石点头“皇帝”写自传

三十、被特赦的第一人

三十一、周恩来的“四训”

随侍李国雄口述：伴囚伴罪记

一、飞往赤塔

二、一场虚惊

三、初到莫洛科夫卡

四、“疗养”生活

五、多情女郎

六、来了一位苏联少将

七、告别莫洛科夫卡

八、一路风光赴伯力

九、在红河子落脚

十、伪满大臣们来了

十一、我给溥仪藏宝

十二、迁往伯力市内

十三、顺手牵羊敬“上边”

十四、溥仪从东京归来

十五、戒备

十六、患难不同难

十七、在离开溥仪的日子里

十八、风流工地

十九、浪迹天涯不忘“主”

二十、一串佛珠

二十一、引渡

二十二、在入境后的列车上

二十三、高岗接见

二十四、落锁的监房

二十五、最初的三个月

二十六、哈尔滨的铁笼子

二十七、几片好烟叶

二十八、“溥仪崇拜”的危机

二十九、关照

三十、废物与废品

三十一、东北工作团来了

三十二、检举溥仪

三十三、家书值万金

三十四、释放

三十五、离开抚顺

李玉琴五次探监

一、渴望了10年的人来信了

二、三次探监——从期盼到失望

三、监房一夜夫妻情

四、痛苦的分手

五、历史没有抛弃“福贵人”

李玉琴手稿

后记

1959年12月4日，是我光荣的新生开始，是自己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在那天之前，我起初是宣统皇帝——清朝的最末一代皇帝，三千年封建王朝最末一个君主；后来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傀儡国家“满洲国”的皇帝，一个战争罪犯。那天，在经过了十年改造之后，我获得了人民政府的特赦，从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普通的公民，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我永远记得那天的情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特赦战犯大会上，当我意外的听到最高人民法院代表宣布特赦的战犯中有我的名字时，在全场紧张注视下，我不禁痛哭失声。我流泪，不仅是出于人们在重获自由时所常有的喜悦心情，而是出于一种要比这深刻得多的感情。

1956年，当我还是一个战犯时，曾经有一个英国记者问我：“作为清朝的最末一个皇帝，遇到这样凄惨的下场，你不觉得悲哀吗？”如果是在从前，以至于在我最初在战犯管理所的一、两年，我是会抱着感激回答这个“同情”的。但是，几年以来，我逐渐认识了自己前半生的罪恶和丑恶。有了这个认识，战犯管理所对我已不是什么监狱，而是象佛经上说的菩提树，在它的华盖下面，我领略了象那位迦毗太子证菩提果时一样的心情。因此，我对这个英国记者说，在中国历史上，不管那个朝代的末代帝王，都没有我这样的光明前途。只有过去当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清朝末代皇帝和日本殖民地的伪满洲皇帝时，我所处和环境才真正是悲哀呢！

我看出这个英国记者脸上有一种惊奇和不相信的表情。是的，这也许不是十分容易体会的，如果人们[不]了解我的过去、我的改造过程和我现在的生活的话。

我的前半生罪恶的简历：

我是1906年生的，我的父亲是清朝醇亲王载沣，母亲是瓜尔佳氏。当1908年，我才三岁，慈禧太后就挑选我当了清朝皇帝。慈禧太后为什么挑选三岁孩子当皇帝呢？主要就是[因为]一个孩子是不能掌管国政的，这样便可以使慈禧太后继续“垂帘听政”——她个人的专政。但我进宫不久，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我就登上皇帝宝座了。

我入清宫，受腐朽的王公大臣、师傅、太监们溜嘘捧盛地迎合与包围，过着养尊处优、骄奢淫逸的生活，因而养成我的狂妄自大、迷信和愚昧落后。我相信清史所载的清朝第一代祖先是在长白山天池天女所生的神话，认为清朝历代皇帝都是天女子孙，是奉天承运来统治国家和人民的。认为国家是爱新觉罗一家一姓所私有，全国人民都是皇帝的臣仆。我自幼就受这些封建思想的灌输、教育，所以在年龄稍大的时候，对于辛亥革命，推倒清朝统治，认为是乱民造反。因而，企图复辟清朝，重作皇帝，就成为自己和包围我的左右亲信共同追求的罪恶目的。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没有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和措施，而在篡国大盗袁世凯执行之下，优容清朝皇帝名号的存在，每月[年]把人民的血汗四百万元充当我的费用。这样，在中华民国首都竟允许紫禁城内还有关着门的皇帝。

在我12岁(1917年)的时候，军阀张勋率兵入宫，拥护我复辟，这是第二次当皇帝。但是只经过十几天，张勋被段祺瑞打倒了。段祺瑞也是封建军阀，他把复辟的罪名归于张勋一人，仍然优容我居住在紫禁城称“帝”。一直到1924年北京政变时期，冯玉祥将军才废止了对清室的优待条件，把我赶出紫禁城。此后，我移住我的父亲家中。这时，我的左右亲信和帝国主义分子相互勾结，并造谣说冯玉祥将不利于我，因此，我就自动地逃到日本公使馆。从此，和日本帝国主义开始有了密切关系。

1925年，日本公使把我秘密地送到天津日本租界居住。在天津我住了七年。在表面上日本帝国主义托名保护我，实际上是对我的考察与衡量，是否能够为它所利用。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一贯是存在侵略野心，它总想寻找一个可以受它利用的代理人。例如它曾想利用张作霖，张不受它利用，便被日本阴谋炸死了。日本帝国主义总是想用中国人打中国人，宰割中国领土，分而治之，以便进一步整个鲸吞中国。它因为我过去当过清朝皇帝，因而总想利用我来为它的侵略政策服务，另一方面，我正醉心于复辟，而自己没有力量，也想利用日本外援来帮助自己重登宝座，再骑在人民头上当皇帝。这样就形成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相互勾结利用。所以，到了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祖国东北后，便利用我当了伪“满洲国”执政。从此，祖国的东北便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了。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又让我当了伪满皇帝。这是企图欺骗世界人民，为它的殖民地统治作烟幕，好象“满洲国”是个有君主的独立国，实际上操纵我当它的傀儡，发号施令，更便于它对东北的统治。

在我这方面，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一切是为了自己利益、安全和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不顾东北人民的任何疾苦灾难，一心一意迎合和执行日本帝国主义主子的意旨和侵略政策，不惜出卖东北一切领土主权，断送人民利益，签订了许多卖国协定和条约，从而，东北成为日本的军事基地和粮食供应地。因此，在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祖国全面侵略战争以及1941年发动太平洋侵略战争时，它的一切物质和粮食都能源源不断地得到接济。这都是和我出卖东北人民利益，掠夺东北物质和粮食，支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恶行为分不开的。

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中国人民抗日军队配合苏联红军粉碎日本关东军，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解放了东北。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正挟我逃往通化，企图逃窜日本，后在沈阳为苏联军逮捕到苏联。

我在苏联共住了五年，在苏居住期间，我曾先后三次写信给斯大林大元帅，请求允许我留住苏联。我并不是真[心]愿住苏联，只因为怕回祖国，会受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严厉惩办。因此，当1950年苏联政府送我回祖国时，心里充满恐怖。认为一回到祖国，一定立判死罪。我的理由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新的统治者对于旧的统治者，都是处死，并其家属，无一幸免。其次，共产党怎么能容许当过皇帝的人存在？更重要的是，我在伪满充当过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危害祖国和人民。所以判定共产党是绝不会宽恕我的。

我回国后，一切都出乎我意料之外。相反地，党和人民政府不仅没有办我罪，而且在党的伟大改造罪犯政策下，给我以革命人道主义待遇，生活上给以种种照顾，并给以学习的机会，耐心地教诲，使我一步步地得到改造。人民政府为什么要这样苦心孤诣地来改造我们这些罪犯呢？我曾多次听管理所长讲过：“共产党的使命是改造世界，甚至过去对人民犯了罪的人，也有可能被改造为有益于新社会的人。”共产党人这种伟大抱负，我在听了方素荣的遭遇后，有了深切的体会。

抚顺郊外的平顶山，原来是住着一千多户矿工的小镇。1933年抗日游击队在这里的一次遭遇战中，击毙了十多名日本兵，烧掉了日寇的仓库。第二天，日寇进行血腥报复，把全镇男女老少赶到村外山坡上，用机枪扫射，然后用大炮轰崩山土，压盖尸体，又把全部房屋烧成平地。夜间，一个身受八处创伤的五岁小女孩从死尸堆(包括她的祖父、母亲等等全家几口人)爬了出来。原来当机枪响起的时候，爷爷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这个小孙女，她才没有被打死。后来一个老矿工把她抱了起来，藏在麻袋里……

她就是现在抚顺露天矿的托儿所所长方素荣。日本战犯们在参观煤矿时，听她讲述了这个血泪交织的故事。听完后，战犯们一个个泪流满面，低头向她请罪。方素荣严肃而沉静地说：

“我心头的冤仇是永世不忘的。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党教导我，最重要的不是个人的恩仇，而是我们的革命事业。你们既然已经放下武器，认了罪，我可以不提个人的仇恨。希望你们好好地改造自己，重新作人！”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党教育下的中国人民！  有一次，缅甸国会议长肖恢塔先生来我国访问，曾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参观，他说：“这里哪是监狱？简直是一座大学校！”的确，正如他所讲的，我们在这管理所的概念是：

监狱=医院+学校

说它是医院，这里有医务室的有名大夫和护士，不论日夜，一听说有病人，立即治疗。患者饮食分许多种，来适应患者的需要。大夫为我们还经常检验身体，按季节为我们讲卫生知识。我们的饭食都通过大夫的检查。在这里，许多人治好了宿疾，其中也包括了我的虚弱症、胃病和便血。至于大夫对患者的细心医疗，护士的日夜随时看护，那真是和医院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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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创举——改造溥仪

人世间有了战争，处理战争期间被俘人员的问题便与之俱来。在古代战争中，处理战俘的方式一般比较简单，或者把他们杀死，或者强制他们从事奴隶劳动。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在一些国际会议上制定了公约，对战争中被俘人员的处理有了严格的限制，由此开始区分战俘和战犯了。战俘是指按照公认的战争法规与惯例进行战斗而被俘的参战人员，交战双方不可避免地都有战俘问题。根据国际公约的规定，战俘有权得到人道主义待遇和保护，有权得到住宿、饮食及卫生医疗等生存条件的保障，交战双方可视具体情况在战争期间协商交换俘虏，或在实际战事停止后予以释放、遣返，不得迟延，更不准随意加害。对于战争罪犯就不同了，战犯是指发动战争的侵略国或战败一方中违反公认的战争法规与惯例的战争犯罪分子。他们或者参与决策，使用化学、细菌、原子等非常规武器而使战争极度残酷化，造成极为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或者攻击和杀害平民，恣意抢掠、强奸、放火，犯下危害和平的严重罪行等，对他们是审判和量刑的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国家的本国法庭对战争犯罪分子进行了审判，如法国法庭和莱比锡德国帝国法庭等。在法国法庭受审的战犯大多为被俘的德国士兵，而在莱比锡受审的也都是次要战犯，诸如残酷对待战俘的中士哥年以及向运载伤病员的救生船开枪的中尉第特玛尔、波尔特之流，且判刑极轻，仅象征性地判一两年徒刑而已。由协约国引渡到德国的前德国帝国军队领导人、政府首脑和战争犯罪的直接负责者，无一人被押上莱比锡法庭的审判台。尽管如此，毕竟开创了审判战犯的先例。

在1919年上半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签订的《凡尔赛和约》还规定了设立特别国际法庭，审判和惩处头号战犯威廉二世及其他战争罪魁的条款，但未能付诸实行。威廉二世即霍亨索伦，生于1859年，1888年即位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在位期间正是德国进人垄断资本主义统治时期，他推行容克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是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祸首。1918年11月，奥匈帝国等相继投降，在国内外强烈声讨中，威廉二世及其太子逃往荷兰。继而，荷兰政府拒绝了协约国的引渡要求，加之协约国中的主要国家如美、英等也无意惩办威廉二世，以致让他逃避了正义的审判，颐养天年直到1941年死去，享年82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胜国先后组成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对德、日法西斯战犯进行审判。前者自1945年10月开庭至1946年10月宣判，判处原德意志帝国元帅、空军总司令和纳粹党副总裁戈林等12人绞刑，判处原纳粹党副总裁、秘密内阁会议委员赫斯等7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后者自1946年5月开庭至1948年11月宣判，判处原日本总理大臣东条英机等7人绞刑，判处原日本参谋本部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等18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这就开创了专设国际法庭审判战犯的先例。

与此同时，世界上一些国家还单独设立法庭，对德、日、意战争罪犯进行了2000次以上的审判，其中美国、苏联和中国的审判较为重要。1946年12月至1949年3月，美国在纽伦堡组织了全部由美国法官组成的12个法庭，对包括德国部长、大使和海陆军元帅在内的185名战犯进行审判，分别判处他们绞刑、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1949年12月，苏联远东军事法庭在伯力对使用细菌武器的原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原关东军医务处长棍冢隆二、原七三一细菌部队队长川岛清等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中国的审判实为两次：20世纪40年代后期，国民党政府在北京、上海和重庆等地组织十大军事法庭，对抗战年代俘获的以及战败投降的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又在沈阳和太原成立特别军事法庭，对从苏联引渡的和俘获的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

而作为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日本第124代天皇裕仁却被免于起诉，逃避了审判。裕仁生于1901年，因父皇——大正天皇健康状况恶化而于1921年就位摄政，1926年继天皇位。他在位期间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过程，作为日本的最高决策者，裕仁曾在战后对驻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元帅说过，他“对因为日本推行战争而发生的一切问题和事件负有全部责任”。当东条英机等战犯被纷纷逮捕的时候，日本共产党首先提出把天皇作为战犯起诉并废除天皇制的口号，继而在社会各界甚至在将军和皇族中都响起了要求天皇退位的呼声。苏联、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和中国等也强烈主张废除日本天皇制，其中一些国家的报纸和广播则呼吁把天皇作为战犯审判。结果呢？东京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当庭宣布：“检察当局决定对天皇不予起诉。”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天皇仍然是天皇，仅仅把天皇神格的面纱扯掉了，决策实权也交出去了。裕仁作为日本国家的象征，也是研究海洋微生物及腔肠动物的学者，直到1989年病逝，享年88岁。

两次世界大战使世界人民特别痛恨战争罪犯，正是他们在战争期间亲手制造了一桩又一桩惨无人道、罄竹难书的罪行，然而，憎恨、审判和处罚并不能最终地解决战争带来的对立。于是，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出现了志愿从事罪犯矫正工作的人士，他们中间有牧师，有监狱学者，也有来自社会底层的体力劳动者。虽然有人已在这项工作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也只能说是个人努力的结果。至于改造战争罪犯的一系列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则是由中国共产党及其代表人物最早提出来的。

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过后，追究责任往往要抓出数以万计的大大小小的战犯，他们的罪恶有轻有重，犯罪的条件也千差万别。与其从肉体上通通消灭他们不如改造他们，用正确的方法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把战争隐患转化为致力于和平和社会进步的一份力量。

早在20世纪20年代我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给地主、富农分一份土地的政策，到抗日战争时期又明确提出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和对原来的压迫者、剥削者给予生活出路的政策；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并于1948年1月18日发出的党内指示中进一步指出：要“教育群众懂得自己的远大利益，要把一切不是坚决破坏战争、坚决破坏土地改革而在全国数以千万计的地主富农，看作是国家的劳动力而加以保存和改造。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

中国革命的胜利，把处理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伪满战犯、伪汪战犯和伪蒙战犯的问题提上了日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革命年代改造原来的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实践经验，把“改造”二字作为处理战犯的基本原则，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

针对日本战犯的处理，周恩来早在1955年就作过指示：一个不判处死刑，一个不判处无期徒刑，判刑也要极少数。20年后再算账，就会看到20年前工作的伟大、光荣。

实际上，10年后毛泽东就算过账，那时已经看得很分明了。他在1964年会见外宾时曾介绍过我国改造日本战犯的情况，他说：“那些打中国的将军们，大多数被苏军俘虏的，被我们俘虏的。日本战犯中有中将、少将，有校级军官，一共1100多人，经过教育除一个人外都不反对我们了，而变成中国的朋友。在日本国内他们还进行宣传，反对他们的垄断资本主义和美帝国主义。”不久，毛泽东又说：“在敌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以后，敌人中的绝大多数是可以改造的。但要有好的政策，好的方法。要他们自觉改造，不能只靠强迫、压服。”这已经是战犯改造工作的经验之谈。那几年毛泽东在各种场合多次谈论改造罪犯、改造战犯这个题目，他说在这方面“我们有几十年的经验，不止15年，过去在根据地也有一些经验”。他认为只要监狱管理者懂得要“把改造人放在第一位，不要把劳动和生产放在第一位，不要赚犯人的钱”，就一定能够改造罪犯的思想。

毛泽东坚信人是可以改造的，这一论断已被1000多名由战争狂人变成朋友的前日本战犯证实了。  仅以原日本战犯藤田茂为例。

藤田茂，男，1889年生，日本广岛县人。出身武士家庭，在军官世家中自幼接受军国主义思想和武士道精神的培养。到20世纪30年代，他带着对日本天皇的无限崇拜和强烈的民族优越感，率部侵华，其间曾任日本陆军第二十师团骑兵第二八联队大佐联队长、第十二军骑兵第四旅团少将旅团长、第五十九师团中将师团长等职务。战争期间，他指挥部队在山西和山东境内“扫荡”，推行“三光政策”，先后杀害我被俘人员和和平居民近千人，其中200人是以活人作“靶”，对新兵进行“试胆教练”而被虐杀的。同时他还纵容部下强奸妇女60余人，烧毁、破坏民房1.8万余间，抢夺粮食500余吨，牲畜1600多头。他还曾下令使用毒瓦斯和细菌武器等国际法所不容的杀人武器。在长期战争中，作为侵略军的高级军官，养成了倔强、顽固、刚愎自用等性格特点。虽然战败被俘却丝毫不服输，气势汹汹，抗拒改造，公然向找他谈话的战犯管理所干部挑衅说：“我是帝国主义者，你们是共产主义者，没有谈话的必要！”他态度骄横，言辞傲慢，干脆不承认自己是战犯，他说：“我和我的部下不是战犯，而是战俘”，“必须无条件释放”。管理所组织战犯学习时他也声嘶力竭地提出抗议：“对战俘进行政治教育，强迫思想改造，是违反国际法的，我们没有义务学习。”

针对他的思想状况，战犯管理所干部做了大量工作，终于使他认识到侵略战争的罪恶和军国主义的反动本质，从而走上接受改造的道路。1956年6月19日，藤田茂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他在沈阳法庭上的“最后陈述”中说：“我在侵略中国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非正义的，是非人道的。这种恶毒的罪行，是为了日本一小撮统治阶级和垄断财阀的利益而进行的，并不像我曾经相信的那样，是为了日本人民的幸福。我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并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侵略战争是违反道义的，是人类凶暴的敌人，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服刑期间，他的妻子从日本来华探亲，两人会见的时候藤田茂就日本人民的前途给妻子出了三道难题，他要测验一下妻子的政治觉悟。结果令妻子很窘，一时未能答出。藤田茂遂劝妻子带着这些问题好好学习，以提高思想水平。这是一个动人的真实故事。

由于藤田茂表现很好，自宣判后仅服刑一年多就被提前6年(扣除判决前已经关押可以抵徒刑的10年多)释放了。那天他非常激动，说自己“在中国人民的真理教导下”，“由一个鬼变成了有良心的人”，他表示：“无论在什么时候，任何地点，誓将献出我的一生，为反对帝国主义和侵略而进行斗争！”藤田茂回国以后即加入“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并出任会长。该会以“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日中友好”为宗旨，出版回忆录、教育新一代，呼吁日中不再战。其间，藤田茂积极展开活动，一方面通过日本自卫队中供职的老部下的关系把日中友好的影响扩散到军队中去，另一方面先后四次率团访华。他以自己为中日友好所作的贡献而受到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和高度评价，直到1982年去世前，88岁高龄的藤田茂还念念不忘中国人民的恩情，特意嘱咐家人给他穿上周恩来赠送的中山服，这才安然而逝。他的孙子藤田宽现已继承了爷爷的事业，1984年10月，藤田宽作为日中青年友好联欢的日方代表的一名成员，在会见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时激动地说：“我爷爷生前经常教育我，他的命是中国给的。我们绝不能让前辈的命运重演，一生要为日中友好而奋斗！”

改造日本战犯的成功是一项伟大的工作，但还不能说是创举。因为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从事罪犯、战犯矫正工作而获得成功的事例。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还成功地改造了一位皇帝，这却是古今中外没有先例的，是放之四海无不公认的创举。

本书献给新中国成立60周年！

如果说溥仪的一生，其特点是既当过皇帝又当过公民，那么，更加重要的则是这两种身份的转化过程。简单说来，就是“改造”二字。溥仪从1945年8月伪满倒台后被苏军俘获，直到1959年从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出狱，经历了15年时间，特别是在新中国监狱作为战犯度过的10年尤为重要，他的成功转变就发生在这一时期，这是新中国的伟大创造和中国人民的一项伟大功绩！

本书就是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从被俘到特赦改造年代全纪录，是溥仪大随侍李国雄回忆他在囚居苏联和关押抚顺期间那一段“伴囚伴罪”特殊生活的生动细节，是对溥仪当年“福贵人”李玉琴五次前往抚顺探监、且已有监房一夜温存夫妻情而最后还是不得不痛苦分手的真实叙述。本书首次公开了溥仪先生自述改造经历、心态与认识的三篇亲笔手稿和李玉琴女士回忆她与溥仪离婚始末经历以及她面对这一人生重大变故之内心世界的一篇亲笔手稿，读者从中能够看到的是百分之百的历史真实！此外，本书选用的100多幅历史照片，更是完整且直接地再现了那一段难忘的岁月。

出版本书的动议是在今年8月初才提出来的。当时，已经成功恢复溥仪旧居原貌的天津静园，决定要举办一项为期3个月的“溥仪10年改造展”，作为静园复原工作的历史顾问，我当然要参与此项展览的先期策划工作。其间，在搜集相关历史照片和相关实物线索的过程中，我重新感受到溥仪这段人生的重要价值，并认定这正是可以构成一本新书稿的重要资料。于是，当我策划“溥仪10年改造展”的同时，也顺势就做完了这本书稿文字和配图的撰写和选编工作。我想，能够亲身现场领略“溥仪10年改造展”的朋友们，如果再带上这本书回去，就可以常常亲近祖国那10年美好的时光，那10年的伟大政策、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了。

“津城静园”举办了一项内容好、特色重，关乎“以人为本”国家根本大计的展览；天津人民出版社则慧眼识珠，果断决策，把本书稿列为重点出版选题，并在短短一个月内超负荷地完成了繁重的编辑出版任务。文物和文化领域两家人亲密合作，共同对新中国建国60周年献上一份美好的礼物，同时也让我终于能够卸去自愿背负在肩并且不做完这件事就绝不肯罢休的重担。为此，仅向天津人民出版社刘晓津社长、陈益民总编辑、本书责任编辑岳勇先生，以及为本书快速出版作出贡献的出版社朋友们；向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路红副局长、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整理有限责任公司冯军总经理，以及该公司为“津城静园”各项展览勤奋工作的李哲女士、肖娴女士等员工朋友们，致以崇高的敬意！真诚感谢你们！  ’

现在，或可草此数言，作为这本新书的“后记”了，而我更迫切希望看到的则是来自展览参观者、来自本书读者的感受和批评。

王庆祥

2009年9月10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