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在世界的天空燃烧并熄灭，毁灭与更新周而复始，但在所有这些太阳之中，有某种东西一直在墨西哥闪光、炽热。

卡洛斯·富恩特斯富有创造力的想像使他的历史书和小说达到一种深刻和富有意义地真实的程度。克里奥尔人、印地安人、外来殖民，不论是受害者还是施害者，暴君还是革命者，他们的声音在这本书中响着，这是一种迫切的声音、无所顾忌的声音。

墨西哥起源于何时？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古代墨西哥人把人类的时间及其语言记录在交替出现的五个太阳的历史里，这就是水的太阳、土的太阳、火的太阳、风的太阳和我们的太阳。富恩特斯在新旧世纪之交出版了这部新作，作为对墨西哥一千年来历史的回顾。这本结构特别的小说，引导读者对墨西哥这个始终有着顽强旺盛的生命力的国家一千年来的历史进行一次旅行，进而探究现代墨西哥民族和国家的形成史，感受墨西哥人民为争取自由民主而进行的不懈斗争。

序

永劫回归

古老的声音

西班牙的征服

混血

殖民地

君主统治

独立

在混乱和独裁之间

共和国的抵抗

影子皇冠

独裁

革命

后革命时代

城市

外省

农村

在上层的人们

在底层的人们

失落的城市

边境

黄昏

觉醒

希望

尾声

“没有危险。”我对科尔特斯说，而我明知是有的。

“有危险。”玛丽娜对科尔特斯说，而她明知是没有的。

我想让这个征服者失败，让他永远没法到达特诺奇蒂特兰大城的城门：乔卢拉就是他的葬身之地，就是他那勇猛征途的终结。

玛丽娜则想对乔卢拉施以惩戒，以免其背叛之后患。于是她须得编造出情况危险。她利用一名老妇及其儿子的谎言做证据，这两人一口咬定，印第安人为了对付西班牙人已经设下了大陷阱，还备好了锅灶，里面放了盐、大蒜和西红柿，要将我们的肉煮来饱餐一顿。这是真的？还是堂娜玛丽娜同我一样，也在胡诌？

“没有危险。”我对科尔特斯和玛丽娜说。

“有危险。”玛丽娜对科尔特斯说，对所有人说。

那一夜以火枪为号，西班牙人的屠戮从这座圣城上空降临。人们不是洞穿在我们的剑底，便是被我们的火绳枪击碎，剩下的则被活活烧死。进城的时候，特拉斯卡拉人像一股凶残的瘟疫般，一边跑一边抢掠奸淫，我们没法阻止他们。

在乔卢拉，没有剩下一尊屹立的偶像，没有留下一方完好的祭坛。三百六十五尊印第安神像被抹上石灰用来驱除神怪，以献身给我们圣徒列传中永远侍奉着上帝的三百六十五位圣人、圣女和殉道者。

对乔卢拉迅捷的惩戒传遍了墨西哥所有的省。在犹疑中，西班牙人选择了武力。

我那少有人知的失败，今天就记录于此。

我明白了，在犹疑的时刻，科尔特斯会相信的人是玛琳切，他的女人，而不是我。他的同胞。

并不是从来就这样。在塔巴斯科的海滩上，我是唯一的翻译。回想我们在钱波通的那次登岸可真开心。那时候科尔特斯全心全意地依赖着我。我们的木筏穿过河流，对面就是在岸上排成行的印第安骑兵队。科尔特斯用西班牙语宣称我们是为了和平而来，就像是兄第一般。而我则把这翻译成玛雅语，又偷偷地说：

“他撒谎！他是来占领我们的，反抗啊，别相信他……”

我干得可真无法无天！当我身处这比背叛更加幽暗的永恒的地层中回想的时候，我是多么快活呢！

“我们是兄弟！”

“我们是敌人！”

“我们是为和平而来！”

“我们是为战争而来！”

没有人。在塔巴斯科的丛林里，河流中，雨林中，在它那永远深埋在黑暗中的根基，只有长尾鹦鹉能得到阳光的碰触。造物伊始之日的塔巴斯科，被鸟儿的尖啼打破的寂静的摇篮，初升的黎明的回音，我说，在那儿没有人会知道，为征服者翻译时我撒了谎，不料却说出了事实。

埃尔南·科尔特斯那些被我译成战争口令的和平言论引来印第安人的一阵箭雨。惊慌失措问，长官看到了被羽箭划破的天空，决定用战斗玷污这片河岸……一上岸他的一只麻鞋便掉进了淤泥，我为了替他拾鞋子，自己大腿上还挨了一箭。十四个西班牙人受了伤，这主要归因于我，可印第安人却死了十八名……那一晚我们就睡在那里，在这并非我初衷的胜利之后，在这潮湿的土地上，我难以入H民，彻夜警醒。我的睡梦颇不能平静，为了那些被我推上战场的印第安人之战败；我的睡梦同时也是愉快的，为了我操纵和平与战争的权力得到了证实，这全凭我拥有话语的力量。P37-38

墨西哥的五个太阳

前不久，有位记者问我们几个墨西哥人：“墨西哥的历史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倒有点茫然，便和一个阿根廷朋友商量怎样回答才好。在拉丁美洲，阿根廷是与墨西哥相对的另一极，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在文化上。

这时候我的朋友、小说家马丁·卡帕罗斯先用一个有名的笑话回答了我：

“墨西哥人是从阿兹特克人过来的。阿根廷人是从船上过来的。”

他说的没错——阿根廷近代移民文化的特征与墨西哥历史古老久远的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卡帕罗斯又说：

“真正的区别在于，阿根廷有一个开始，而墨西哥有一个起源。”

要说什么是何时开始的，并不难。但要弄清楚什么是何时起源的，要难得多。

我多希望自己能拥有必要的信心，或是慧眼，能断定墨西哥的起源，能准确地说出我的国家起源于哪一天，但一想起这问题我总会碰到诸多疑问，这些疑问在我成了难题：

是不是当墨西哥大地上长起第一株玉米苗时，“墨西哥”的历史就开始了？

抑或众神群集在特奥蒂瓦坎、决定创造世界的那个夜晚，才是“墨西哥”历史的开始？

我们的历史是从农业开始的，还是从神话开始的？

是从第一个说话的人开始的，还是从人说出的第一个词开始的？

在墨西哥，谁说出了第一个词？

真有那第一个词吗？还是只消听到那断断续续的声响，听到狗的叫声、鸟的歌唱、受苦者的哀鸣，就能断定一个世界的诞生？

还有：墨西哥是独自诞生、与世隔绝的，还是从一开始就成了一浪一浪的移民的起点和终点，是靠着众多行路人的脚，与世界连接起来的？

我们的土地有着种种可能的起源。它如此广袤，如此古老又如此神秘，它的过去与未来被开发得少之又少。我审视墨西哥的视角总被困在朝霞和晚霞的谜团之间，事实上我对两者是辨别不清的——每个夜晚不都包含着刚过去的白日，每个早晨又不都包含着它所源出的夜晚的记忆吗？

那么，就请允许我想像一下，首先，一切皆为虚空。

然后，夜里，在黑暗中，众神群集在特奥蒂瓦坎，创造了人类。

“要有光，”《波波尔·乌》呼喊道，“让霞光照亮天与地。人类出现，诸神方得享受荣耀。”

在尤卡坦，在人们保存至今的记忆中，世界是由两个神创造的，一位叫天之心，另一位叫地之心。

天与地会合，给万物以营养，给万物命名。

他们给土命名，于是有了土。

创造物被赋予名字后，解散开，然后大量繁衍。

山有了名字，于是升离海底。

山谷、云和树有了名字，于是魔幻般各具其形。

神划分水域，让鸟兽诞生，因而感到欣喜。

它们为语言所创造，然而它们中没哪个具有与语言一样的本领。

雾、土、松、水，都沉默无语。

于是神决定造出一种生灵，唯有这种生灵才有能力说话并且给所有为神的语言造出来的东西命名。

于是人类诞生了。人类的出现，是为了用语言，那造出了地与天以及充盈其间的万物的语言，把神的创造一天天地维护下去。  人类和语言成为了神的荣耀。

然而，所有关于创造的神话都包含着有关毁灭的警告。

这是因为创造发生在时间之中：它用时间的代价换取它的存在。古代墨西哥人把人类的时问及其语言记录在交替出现的太阳的历史里：五个太阳。

第一个是水的太阳，是溺水而亡的。

第二个叫土的太阳，为一个无光的长夜如猛兽一般一口吞没。

第三个叫火的太阳，是被一场火焰之雨摧毁的。

第四个是风的太阳，是被一阵狂风卷走的。

第五个太阳就是我们的太阳，我们在它的照耀下生活，而它终有一天也要消失，要被吞没，就像被水，被土，被火，被风吞没一样，它会被另一种可怕的物质——运动所吞没。

第五个太阳，这最后一个太阳，包含着这个恐怖的警告：运动会把我们统统杀死。

在这些古老的墨西哥创世预言中，我们难道没有看到一面镜子吗？这面镜子正照出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照出了我们在生的希望和死的必然之间，在先进的人文、科学、伦理意识和糟糕的对于毁灭、沉默和死亡的政治无意识之间固有的分歧。创造，这生的欢愉，在诞生时陪伴其侧的总有毁灭，这死的预告。我们这些自称为“现代”人的生灵——未来的人会怎样称呼我们呢？——对此装聋作哑，充耳不闻。而先民们明白，创造与灾难总是并肩而行的。

正如荷尔德林所诠释的俄狄浦斯那样，他们明白，早在历史的最初，人们就害怕被大自然和时间吞噬，也同样害怕被大自然和时间逐走。

害怕受父母的紧抱窒息而死。

或是害怕被赶出自己的家园，成为无家可归的孤儿。

我在这种感觉里看到了墨西哥生命的起源。在所有的文化里都存在着这种感觉，但唯独在我们的文化里留存至今。但从源头上也冒出了一个政治问题：谁以众人之名行使权力？

创造与死亡、起源时间与历史性的末日相距如此之近。这赋予一些人以巨大的权力。他们如一首玛雅人的诗歌所说，“拥有计算时日的能力”。只有他们，如这首诗所说，“有权利与众神交谈”。掌握此权的人——君主、神父、武士和文官向百姓作出保证：时间会继续下去，天灾——火、土、水、风不会再次把我们毁灭……

古代墨西哥的农民为了调和创造与时间的矛盾，对于森林和脆弱的平原所蕴藏的财富，进行尽量谨慎而有效的开发。

但当统治阶层把权力的重要性凌驾于生命的重要性之上时，土地就承担不起，更来不及应付国王、教士、武士和官员们的种种需求了。

于是，在古玛雅帝国，先是发生了战争，人们抛弃了土地，逃往城市，接着他们又抛弃了城市。

土地已经无力维系权力了。

权力倒下了。

土地继续存在。

男人们和女人们也继续存在，仅有耕作土地的权力。

让我们在墨西哥历史的这些镜子里看看自己吧。

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当镜子变得模糊而不能照见生命的时候，我们应当对这样的时刻格外关注。镜子破裂，宣告厄运年代的到来。厄运最终降临在墨西哥印第安人的国度。

墨西哥古代宇宙起源说中最受敬仰的神叫魁扎尔科亚特尔，就是“羽蛇”，创造了农业、教育、诗歌、艺术和行业的神。

众小魔都对他心怀嫉妒。在夜神特斯卡特利波卡(这个名字意为“冒烟的镜子”)的带领下，它们来到魁扎尔科亚特尔的宫殿，送给他一个用棉花包裹的礼物。

这是什么？这为人类造福的神问道。

足一面镜子。

魁扎尔科亚特尔把礼物打开，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面孑L的投影。

他是神，本以为自己是没有面孔的，是永恒的。

现在，他在镜面上的投影里看到了自己的像人那样的脸庞。他开始担心自己也会具有一个像人那样的命运，也就是说，历史的命运，也就是说，短暂的、必死的命运。那天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并和他的妹妹犯下乱伦之罪。

次日，他乘着一条用蛇编成的筏子离开了墨西哥，向东方远去了。他许下诺言，他终有一天会回来，看看男人们和女人们是否履行了耕作土地的责任。

他许诺会在第五个太阳的年代里的一个确定的日期回来：塞．阿卡特尔，意思是芦竹元年，而在欧洲人的日历上，正是基督纪元第一千五百一十九年。

正是在这一年的复活节，西班牙上尉埃尔南·科尔特斯率领南五百零八人、十六匹马和十一条船组成的部队，在韦拉克鲁斯海岸登陆，开始了对北美洲最大的土著人王国——蒙特苏马统治的阿兹特克帝国的征服行动。帝国的首都墨西哥城也就是特诺奇蒂特兰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都是西半球人口最多的城市。

这座阿兹特克人的城市由一个移民部族建在一个湖上，因为他们在那里找到了传说中的那只吞食着一条蛇的鹰。这座城市应验了魁扎尔科亚特尔关于文化的诺言——生活即是创造、祥和，但同时也服从战神威奇洛波奇特里的要求，也就是说，扩张领土，征服弱小部族，强制征税，以及恐怖的活人献祭。

以赛亚·伯林说，所有国家的诞生，就像是对一次对社会的戕伤的回应。

是对一种结合、一种身分的找寻：家庭，部落，阶层，氏族，民族。

如果对于离开母腹的人来说，出生是一次受伤，那么活在人世，则是对这个伤口的治愈。

阿兹特克人的世界死去了，死得可怕，这个伤口难以愈合，却迫使我们墨西哥人用墨西哥民族的躯体上被西班牙长矛扎出的鲜m，建立起某种全新的而又适合我们自己的东西。

蒙特苏马，墨西哥的大特拉托阿尼，也即大音之主，话语的绝对主宰，其威力被埃尔南·科尔特斯和一个女人的联盟剥夺。前者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一位走在其时代之前的马基雅维利，后者给征服者翻译土著语言，给被征服者翻译西班牙语。她便是玛丽娜，又名“玛琳切”，科尔特斯的女奴、翻译和情人，从象征意义上说，她又是第一个墨西哥混血儿、第一个融合了印第安和欧洲血统的孩童的母亲。

……

写这篇译后记的时候，一种源自墨西哥并远播全球的新型流感病毒正在使这个国家成为媒体报道和街谈巷议的热点。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发生的大事件，我们都无法也不应对之无动于衷，因为“我们”和“他们”的联系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我们意识到我们终究担负着相同的命运。

然而我们也该意识到，脱去商业文明和大众文化的外壳，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又深至何处呢？

这本书不单单是一部墨西哥历史，也不单单是这位誉满全球的小说家诸部作品选段的一个合集。男人和女人，草根和精英，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汇成了一阕宏大的交响曲。从这伟乐之中，我们大概可以感受到一些在墨西哥灵魂的深处涌动着的东西。

翻译此书的过程是痛并快乐的。在此我不想诉苦，只想谈谈个人的一点收获。卡洛斯·富恩特斯最让我五体投地的，不是他的西班牙语，也不是他的渊博学识，而是他的想像力。没有这样的想像力，这部著作就只是一本墨西哥各纪元大事记，或只是一本“戏说某某”或“某朝秘史”之类的烂小说而已。富恩特斯写历史的本事告诉我们，正如王小波所说：“文学事业可以像科学事业那样，成为无边界的领域，人在其中可以投入澎湃的想像力。”

借着澎湃的想像力，墨西哥历史上的这一个个人得以具化丰满，不论是留名青史的英雄，还是命若鸿毛的草民。这幅长轴画卷中究竟出现了多少个人物，我倒没耐心去数。只是在完成译稿后，最常在我脑中浮现的有两个意象：一个是在马车里晃荡着流亡于沙漠之中的华雷斯总统，一个是圣地亚哥的尸体右脚上挂着的那个小牌子。

此二者所代表的，于我来说，是某种壮美的、悲剧性的东西。有时候我们把这种东西叫做“理想”。

本书的翻译，由谷佳维小姐承担了《两岸》、《两个马丁》和《英雄岁月》这三个章节，其余部分均由本人完成。在翻译过程中，我曾向哥伦比亚友人威廉·桑切斯先生和南京大学法语系研究生祖志小姐求教过一些词句的意思。在此我向以上各位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虽是第二次代“富翁”发中国之言，译文仍难免有欠妥之处，恳请各界读者给予指教。

张伟劫

二零零九年五月于南京

太阳在世界的天空燃烧并熄灭，毁灭与更新周而复始，但在所有这些太阳之中，有某种东西一直在墨西哥闪光、炽热。

卡洛斯·富恩特斯富有创造力的想像使他的历史书和小说达到一种深刻和富有意义地真实的程度。克里奥尔人、印地安人、外来殖民，不论是受害者还是施害者，暴君还是革命者，他们的声音在这本书中响着，这是一种迫切的声音、无所顾忌的声音。

——西班牙原出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