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中国近代的舵手，他的一生，是为近代中国的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而无私奉献的一生，是为实现国家统一、振兴中华而殚精竭虑的一生。他的一生，有如传奇，但正是这部传奇，推动了历史的进程，为中国近代史天上了公而忘私、心怀天下的一笔！

尚明轩所著的《民国之父(孙中山)》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和无私奉献的一生。

尚明轩所著的《民国之父(孙中山)》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从满怀爱国与变革热忱的青少年写起，至孙中山去世，真实记录了孙中山的人生历程。《民国之父(孙中山)》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采纳利于真实展示历史事件与人物的相关理论、方法论；广泛收集与使用各类资料；吸取最新的研究成果：侧重思想研究。所以强调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因为孙中山研究兼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今天，他依然是振兴中华和统一祖国的光辉旗帜。

孙中山爱国主义思想的特征(代序)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1866～1892年)

 家世探源

 “贫困之农家子”

 在黑暗中探索

 大学生涯

第二章 推翻封建帝制 创建共和民国(1892～1912年)

 首举民主革命大旗

 伦敦蒙难

 努力开拓革命新局面

 建立中国同盟会

 “与保皇大战”

 屡仆屡起的武装起义

 辛亥革命

 第一任大总统

第三章 殚精竭虑捍卫革命成果(1912～1918年)

 致力于建设事业

 艰难的“二次革命”

 和宋庆龄的结合

 坚决保卫共和国

 闭门著书，总结经验

第四章 开辟国共合作之路(1919～1924年)

 “祸患生于肘腋”

 革命思想的重要发展

 改组国民党

 积极捍卫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第五章  为国家和平统一呕心沥血(1924～1925年)

 “永绝反革命的根株”

 为谋和平统一离粤北上

 巨星殒落

结束语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1866～1892年)

家世探源

距今130多年前，即公元1866年11月12日晨4时(清同治五年农历丙寅十月初六寅时)，在我国广东省香山县永宁乡大宇都(今中山市翠亨镇翠亨村)，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者、中华民国的创始人孙中山先生诞生了。

孙中山这位历史巨人的名字是人们非常熟悉的，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但他的各种名号，并不为一般人所知晓。并且在现有各类成书中对其名号记载也颇不一致，还出现有程度不等的颠倒错乱之处。

例如：在《辞海》(历史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的有关条目说：“孙中山……名文，字逸仙。”

而在《辛亥革命辞典》(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的有关条目则说：“孙中山名文，字德明，号日新，改号逸仙。1897年在日本化名中山樵以从事革命，后遂以中山名世。”

另在《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的有关条目又说：“孙中山幼名帝象、日新，名文，字德明。号逸仙，又号中山……”

至于在《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中则说：“孙中山名文，字德明，号逸仙。1897年在日本流亡时，化名中山樵，后来人们都习惯地称呼他为孙中山。”在该书的注释中还指出：“他幼名帝象，1876年，塾师为他取名文，稍长取号日新，字德明，1886年改号逸仙(日新的粤语谐音)。”

此外，还有不少成书或文章中均有如此类似的情况，致使学者讹以承讹，谬以袭谬。

因此，实宜于有个经过认真考证后的准确记述。

粗略一算，孙中山的名、字、号和化名、笔名确实很多，据不完全统计，总数竟达30余个。这些名号都反映了他所进行的斗争和他的意向。从这一侧面，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窥视出孙中山一生的斑斓多彩和奋斗历程的艰苦辛劳。

准确地说，孙中山的谱名(即上族谱的名)是德明，他幼名帝象，稍长读书时取名文，字载之。

1883年底，他在香港拔萃书室读书人基督教受洗礼时，取号日新；1886年在香港补习国语时国学老师区凤墀为其改号逸仙(日新的粤语谐音)，以后在广州、香港、澳门学医、行医及游历欧美各国时常用化名，有时也把名号“孙文逸仙”连在一起并用，如给人书写“序”、“跋”之文以及签署某种个别委任状时曾是如此。1897年，他在日本进行秘密革命活动时，一位掩护他的日本友人平山周在旅馆登记簿上为他写了“中山樵”的化名，孙则言其意为“中国的山樵”。“中山”既是日本人的姓，也是“中山樵”的省略，孙中山的名字由此得来。在此前后，又化名为陈文、陈载之、林行仙、兴公、中山二郎、高野长雄、张宣、吴仲、山月、翠溪、高达生、杜嘉偌、东山、艾斯高野、肃大江、武公、逸人、高野方、Sr．Alaha、Dr．Nakayama、Longsang等。曾用笔名中原逐鹿士、南洋小学生、杞忧公子等。他在公文、函电及书写条幅等时，多自署孙文。

辛亥革命以来，在中国，人们习惯地称呼他为孙中山；在日本，统称孙文；在欧美各国，则称日孙逸仙(Sun Yatsen)。

孙中山一生中除用过许多名号外，还有过一些尊称和绰号。这些名号和尊称等的来源，说来颇有意思，也饶有兴味。兹择要者，略述其来由的梗概。

谱名德明，是最先之名。孙中山长兄谱名德彰，名眉；次兄谱名德祐，名典。1885年，孙中山在家乡与卢慕贞结婚时，使用的是谱名。他平时与亲属通信，多用此名。

孙中山出生不久，就由他的长辈取“象”为乳名，家人则昵称“阿象”，嗣即惯称“帝象”。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载：“其帝象二字之称谓，乃由其母杨太夫人平日信奉乡人所崇祀之神祗有所谓北方真武玄天上帝者，因以此名赐之。”在封建社会神权思想的束缚下，一些人们为了求助神灵的保佑，总让新出生的孩子契某神某佛，拜为谊父(母)的。孙中山的母亲杨氏也不能免俗，她把两个儿子于满月时都拜“北方真武玄天上帝”为“契爷”，长子取名帝眉，次子取名帝象，藉获神明保佑，健康成长。孙中山自己则说：“因我母向日奉关帝像，生平信佛，取号‘帝象’者，望我将来像关帝耳。”此即孙中山幼名帝象的由来。尚有一说：该名是孙中山的祖母黄氏所起的，“象之意义系取义于某山形状”。一直到1884年4月15日孙中山在香港中央书院注册入学时，还是用“孙帝象”这个名字。

文，是孙中山的正式名字。乃1876年孙中山读村塾时，塾师为他取的名字；另一说是他父亲所取学名；尚有一说，它是孙中山“立志革命时，自改名文，取义于前有武子，以兵法而垂后世；己则以文治而改革……”(《总理故乡调查纪要》，台湾国民党党史会藏档)最早使用此名见于1890年上郑藻如书，此后至1925年3月11日逝世前在遗嘱上签字，30多年间所颁发的各种政令、文告、通讯、题签等，大抵皆用此名。

“载之”之字，据孙中山自述：“系由成语‘文以载道’而来，并无别情。”

“日新”之号，则是从《大学》中“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一语取义的。改号“逸仙”，出自于“日新”的粤语谐音。孙在与友人、亲属通信中常用此名。1895年孙中山亲自发动的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政府悬赏缉拿的通缉令中注明孙文即孙逸仙。

因为革命斗争的需要，和在流亡生活期间为摆脱清政府派出的密探的跟踪，孙中山曾先后用过前已提明的21个化名，都是分别反映着他自己的意向。

在此之前，孙中山18岁在香港中央书院读书时，由于他爱读诸子百家的著述，涉猎群书，知识广博，同学们给取了一个绰号叫“通天晓”。同时，由于他思想激进，鼓吹革命，崇拜太平天国革命领袖和英雄，人们便给他起了“洪秀全”的绰号。稍后，又誉称他为“反清英雄”。他与陈少白、尢列、杨鹤龄四人志同道合，经常抨击清朝的黑暗统治，倡言革命，被人称为“四大寇”。孙中山志高言大，曲高和寡，有人误认为他徒尚理想，不切实际，而被某些人敌视致呼称曰“孙大炮”，意思是只会吹牛。实际上孙中山并非是只尚理想不重实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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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爱国主义思想的特征

(代序)

孙中山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文，爱国若命”——这是他的自述，他40年奋斗的历程证明此言绝无虚夸。爱国，是孙中山全部事业的出发点和归宿。

在19世纪末年，孙中山目睹民族危机，激发出巨大的爱国热忱。《檀香山兴中会章程》里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刮，实堪虑于目前。”正是强烈的爱国热忱促使他走上了挽救祖国危亡的道路。他放弃个人舒适的生活环境，冒着生命危险，聚集同志，前赴后继，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辛亥革命后，又继续领导了反对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等北洋军阀统治的斗争，历尽艰辛，百折不挠。所有这一切，都是为着“振兴中华”的目的，要为中华民族独立、民主和富强开辟一条广阔道路。也正是从这种追求出发，他在晚年寻求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毅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使中国革命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爱国主义，是贯穿于孙中山思想和行为的一条主线。孙中山的所有著述和活动，无不体现爱国主义的激情和所追求的爱国主义崇高目标。考察孙中山爱国主义思想，可以清晰地看出，它显示着四个基本特征，即：爱国，必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爱国，必须进行推翻封建统治的革命；爱国，必须热衷于祖国的建设；爱国，必须维护祖国的统一。介绍和剖析孙中山爱国主义的四个基本特征，可以加深对这位伟大革命先驱者的理解。

(一)

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是孙中山爱国主义思想的基本特征之一。

在近代中国的110年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自1840年英国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中国大门后，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侵略战争迫使中国签订了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从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至1901年的《辛丑条约》，主要的就有12个之多。也就是说，近代中国从鸦片战争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结束，每9年里，就要签订一个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中国遭受着一个接一个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民族不能独立了，社会逐渐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因此，要爱国，首先就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从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以求得中国的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是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主要特色。从一定意义上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曲过程，就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过程，这个结论是不错的。离开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就谈不上爱国主义。

孙中山就是在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屈辱和苦难、国家的贫弱和残破的激发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强烈的热爱祖国的感情，使孙中山在中学读书时代就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意识。甲午战争中，中国一败涂地，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主权一步步加紧侵略的现实，使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意识更加明确。这就促使他联络同志，成立兴中会、同盟会，要立志“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他曾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一文中，揭露和谴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破坏中国革命的阴谋活动，驳斥帝国主义的侵略论调。他警告帝国主义者，如果胆敢瓜分中国，中国“四万万之众”，定会“同仇敌忾”，奋起“自卫其乡族，自保其身家”，使它们“无安枕之时”。孙中山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一开始就是与帝国主义的利益相对立的。

孙中山对待帝国主义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孙中山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一直十分重视寻找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外国朋友和组织，并确曾得到过日、英、美等国进步势力和人士的较大援助。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统一战线思想之前，他能这样做，比起他的前人来说。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一个巨大进步。然而，他不能把这些进步势力同这些国家的反动的帝国主义政府及其实行的反动政策区别开来，甚至对待后者有时还寄予着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也是无须讳言的。这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在认识上的幼稚、模糊的表现。在实际中，帝国主义各国政府一次又一次支持的都是中国反动派，孙中山得到的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嘲弄、轻侮、失败和吃亏上当。随着痛苦教训的积多和形势的发展，他的认识才逐渐明朗。

孙中山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明确把帝国主义作为中国人民的最主要敌人，把反帝斗争作为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还是在五四运动以后，尤其是在酝酿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他说：“吾人前此革命之口号排满，至今日吾人之口号当改为推翻帝国主义者之干涉，以排除革命成功之最大障碍。”他还认为中国连年内乱的祸根，除了封建军阀以外，就是列强的侵略在作祟。他说：“现时国民革命的口号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其实拆穿西洋景，军阀便是帝国主义的傀儡，帝国主义便是军阀的牵线。”因此，他积极响应列宁的反帝号召，公开向帝国主义宣战说：“现在，中国同世界帝国主义展开公开斗争的时刻已经到来了。”还向全世界的弱小民族呼吁，联合起来组成反帝联合阵线，以便“共同奋斗，反抗帝国主义国家之掠夺与压迫”。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孙中山不但在言论上坚决表示反帝，同时在实际行动中，他决不为帝国主义的威胁所慑服，所吓倒，而是毅然给予坚决回击。其中1923年冬的“关余事件”和1924年秋的“商团事件”，就是最突出的两个事例。前者，不仅取得了经济上的胜利，并且打击了美、英、法、日、意、葡等帝国主义的反动气焰；后者，孙中山号召用革命武力平定商团判乱，粉碎了英帝国主义的阴谋。

孙中山不愧为一位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祖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的爱国战士。毛泽东谈到孙中山晚年的革命主张时说：“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却和我们达到了一个基本一致的结论。”这一评论无疑是正确的。

(二)

主张通过革命道路，彻底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的国家，是孙中山爱国主义思想的基本特征之二。

中国积贫积弱，蒙受着前所未有的灾难和痛苦，忍受着帝国主义的百般欺凌，问题的症结何在？要使祖国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而登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之辛任席，到底采用何种方法？走什么道路？孙中山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比前人高明得多，他深刻认识到，必须推翻清王朝，走革命救国的道路，中国才会有救。

中国贫弱的根源在于丧权辱国的清朝封建统治者。《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一开篇就指出：“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不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涂(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清朝政府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维持着腐朽没落的社会关系，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后，它逐渐变成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代理人，扼杀民族的生机。孙中山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他指出：“由满洲人来将国家加以改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改革意味着给他们以损害。实行改革，那他们就会被中国人民所吞没，就会丧失他们现在所享受的各种特权”，“想由这样的政府和其官吏厉行改革，会有什么希望呢？”所以，他将推翻清朝统治同祖国的独立、民主、富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清政府，别无挽救之法也”。因此孙中山提出了彻底推翻清政府，走革命救国的道路。

在通过什么手段和道路来救国的问题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论争。康、梁一派维新志士是近代改良思想的继承人，他们同样看到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同样有着爱国情绪，倡言救国。但是，他们将救国的希望寄托在清朝统治者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良上，发动了戊戌变法，六君子还为此献出了生命；然而，在变法失败的惨痛教训面前，却依然“不能忘记今上”，变成了顽固的保皇派，死死抱着保皇——爱国不放。孙中山则坚持以革命暴力推翻清朝统治，走革命——爱国的道路。他尖锐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移位。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非一日矣。”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爱国必须革命，这就是孙中山的结论，这也正是他与其他爱国者有高下之分的分水岭。

走革命救国的道路，在孙中山的晚年，变得更加自觉。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仍然统治着中国。孙中山继续领导了反袁斗争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但他一度不再将他的行动叫做革命，而是代之以“护法”、“护国”等口号。他在不断遭受挫折后，重新感到必须走革命救国的道路，他说：“救国之业仅能出他一途，即重行革命是也。”191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发生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交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代替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孙中山的爱国主义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他明确提出：“今天我们要来救这个中国，要从哪一条路呢？我们就是要从革命这条路去走，拿革命的主义来救中国。”他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决心“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同中国共产党携手，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将国民革命的目标明确指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南北军阀。

爱国的问题和革命的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要做真诚的爱国者必须成为真正的革命者，这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是近代爱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孙中山在近代史上最早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付诸于实践，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

(三)

热衷于经济建设，渴望把祖国建设成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是孙中山爱国主义思想的又一特征。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解放生产力。推翻腐朽、卖国的反动政权之后，必须随之进行国家的建设。孙中山对祖国的热爱，不仅体现在从政治上改造国家，使国家赢得独立、解放和领土完整，而且还表现在以高度的热情，关心国家的建设上。

孙中山在领导革命斗争期间，就曾经多次向人民说明：中国要改变国贫民瘠的状况，必须清除愚昧和落后。他把自己的这种理想和计划规定为革命的纲领，构成“民生主义”的重要内容。孙中山说：“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振兴实业的方法很多：第一是交通事业，像铁路、运河都要兴大规模的建设；第二是矿产，中国矿产极其丰富，货藏于地，实在可惜，一定要开辟的；第三是工业，中国的工业非要赶快振兴不可。”他还从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角度，说明必须彻底解决吃饭、穿衣这些根本问题。

当革命成功以后，孙中山认为，即应着手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发展实业，使国家和人民臻于强大、富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救中国。他说：“中国乃极贫之国，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机器可以灌输文明，可以强国，我中国如不速起研究机器，我四万万同胞俱不能生存”。他在致宋教仁的一封信中说：治理国家“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致民生充裕，国势不摇”。重视经济建设，这正是孙中山坚持彻底的爱国主义立场的表现，也正是一个革命家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的深谋远虑。

孙中山关于如何开展经济建设，有一系列合理主张，其中最重要的是强调要实行开放搞建设，要全面利用外资搞建设。孙中山是继魏源、林则徐、康有为、梁启超之后，能够睁眼看世界，深通世界情况的人，他懂得如果不改变过去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愚昧政策，不实行开放，经济建设很难着手进行。他说：“仆之意最好行开放主义”，“今急欲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利用外资，利用外人，皆急求发达我国家之故，不得不然者”。在利用外资方面，他不但赞同借资、合资开办的两种办法，尤其主张批给外人包办，定以期限，到期收归国有的办法。他特别强调必须在维护和保持国家主权和独立的情况下借用外资；借用外资可通过民间的、私人的往来进行，不通过政府间的关系，以免引起国际纠纷，动辄掣肘外交，丧失国家主权。

1919年，孙中山经过考察、总结其他国家的经验，并深入研究后，精致地制定了一个宏伟的建设国家的方案——《实业计划》。他在祖国大地上，远至西藏、新疆边陲，都绘制了修筑铁路、公路的蓝图，还要兴建北方、东方和南方三个巨港和许多新商埠；建立和发展包括钢铁、煤炭、石油、电力、机械制造、有色金属、水泥等在内的大工厂、大企业；同时还要治理河流，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林、牧业；发展纺织、食品加工等多种轻工业等等。总之，是从加强国家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满足人民生活需要考虑，而提出的一系列具体设想和方案。《实业计划》是一个以国家工业化为中心，使国民经济全面近代化的大规模建设规划，目的是要把贫穷落后的中国改造成繁荣富强的大国。这个计划充分显示了孙中山伟大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是努力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在这100年的漫长进程中，伴随着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几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是其中的第一人。

孙中山在20世纪前夜(19世纪末年)走上中国历史舞台，他怀着巨大的爱国热忱和强烈的救国愿望，从事政治活动，最初带有改良主义的倾向，通过实践，逐渐摆脱了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在1894年11月喊出的“振兴中华”的口号，对全国人民起了振聋发聩的积极作用，并在整个20世纪成为了唤起、激励、凝聚中华民族的口号。

孙中山的一生经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两个阶段——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期。在前一阶段中，他领导建立了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同盟会，提出和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三民主义，站在鲜明的革命民主派的立场上，同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成为中国革命民主派的一面旗帜；并且领导和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在辛亥革命后，他以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为维护民主政治，又领导了“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进行了讨伐北洋军阀的斗争。在后一阶段中，他果敢地吸取历次革命斗争失败的教训，抛弃某些过时的观念，欢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他的帮助，接受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毅然改组国民党，采取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过时的三民主义发展为适合时代要求的新三民主义，同中国共产党结成了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在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他是海内外所有中国人共同尊敬的历史人物，在世界上亦享有巨大声誉；他的名字和成就，已载入史册，永远为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所追慕。

孙中山伟大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从一个爱国和热衷于社会变革的青年，成长为民族英雄和民主革命领袖，一生经历了近40年漫长而曲折的革命斗争道路，在国际国内空前深刻的历史转变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发展自己的革命思想，在思想和行动上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紧随时代潮流不断奋进；并且为着民族解放事业始终奋斗不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孙中山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是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正像鲁迅先生所称颂的：“孙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工作。”“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他的这种为国为民和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当然，孙中山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由于受时代和资产阶缓世界观的制约，不可能正确阐述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以及中国革命的各种根本问题，科学地概括出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因而，无法给中国人民指出取得彻底胜利的道路。像历史上许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中山在他的前进的过程中，也有他的缺点。这主要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和历史条件的制约，是无法避免的。对此，我们应当正确对待，是不能也不应苛求他十全十美的。

孙中山逝世后，中国和世界在半个多世纪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在1949年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完成了孙中山未竟的事业。孙中山的光辉事业为后来者所承继和发展了。当前，在我们继续肩负着“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和面临着21世纪的挑战之际，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思想，学习他的与时俱进精神，深思他在世时所揭示的真理，无疑地会有助于积极地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