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者庄周梦为胡蝶，“不知周之梦为胡蝶欤？胡蝶之梦为周欤？”胡蝶的一生“只是一个演员”，但恐怖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是“胡蝶成就了演员”，还是“演员成就了胡蝶”，是“戏如人生”，还是“人生如戏”……

雅致是她的本色，富贵是她的价值，美丽是她的姿态，银幕上的人物，女儿眼中的母亲，是怎样的一个形象？在那丰韵美艳的身姿背后，又掩藏着什么让常人所永远不会知道的秘密？……朱剑所著的《电影皇后(蝴蝶)》为你叙述了影星胡蝶传奇的一生。

《电影皇后(蝴蝶)》为《民国人物大系》之一。

朱剑所著的《电影皇后(蝴蝶)》主要描写了我国著名电影名星胡蝶的曲折、复杂、多姿多彩的人生历程，一方面反映了她的从艺生涯与艺术成就，记录了她从名不见经传到轰动一时的“电影皇后”的成长历程，另一方面记述了她的婚恋、家庭生活和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及情感波折。

一、多彩的童年

 生逢乱世

 掌上明珠

二、涉足影坛

 电影的魅力

 明星的摇篮

 步入银色海洋

 初恋情怀

三、崭露头角

 小荷才露尖尖角

 月宫有约

 希望之路

 喜遇良师

四、渐入佳境

 初识阮玲玉

 武侠片热潮涌动

 红姑英姿

 “明星”的台柱

 先声夺人

五、风雨袭来

 情变涉讼

 针锋相对

 唇枪舌剑

 重获自由

 再沐爱河

六、毁誉并至

 北行路上

 北平秋日

 “跳舞风波”

 啼笑皆非

 荣膺“影后”

七、臻于鼎盛(上)

 左翼电影潮

 《狂硫》

 《脂粉市场》

 《春水情波》与《满江红》

八、臻于鼎盛(下)

 《盐潮》

 《姊妹花》

 《女儿经》与《美人心》

 《再生花》与《空谷兰》

九、西行漫记

 走出国门

 莫斯科之旅

 柏林、巴黎之行

 从伦敦到罗马

 载誉归来

十、结婚前后

 痛失良师

 《夜来香》与《劫后桃花》

 走向婚姻

 盛大的婚礼

 《女权》与《永远的微笑》

十一、艰难时世

 避居香港

 虎口脱险

 辗转粤桂

 陪都轶事

十二、战后年代

 再赴香港

 哀乐中年

 重铸辉煌

十三、宁静的晚年

 夕阳黄昏

 魂牵梦萦

后记

一、多彩的童年

生逢乱世

1908年初的一个微风吹拂的日子，在上海提篮桥怡和码头附近的一幢普通的民房里，随着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一个小生灵降生人世。

母亲将孩子轻轻抱人怀中，低头凝视，孩子在母亲的怀里哭得一塌糊涂。母亲心头闪过一丝遗憾：是个女孩。这是她和丈夫的第一个孩子，她多么希望是个男孩。但不快的情绪很快就被初为人母的喜悦所取代，要生男孩，以后机会还多得很呢！只是到了若干年后，她才知道，这是她唯一的亲生孩子了。

初为人父的胡少贡与妻子也是一般想法，第一个孩子的平安降生使他感到欣慰。夫妻俩合计着，给孩子取了个小名叫宝娟。

胡少贡原籍广东鹤山，祖上并无特别显赫的人物。到胡少贡这一辈，他的姐姐嫁给了日后出任北洋政府总理的唐绍仪的弟弟，他们住在上海时，把胡少贡一家也接来了上海，所以，宝娟就在上海出生了。

就在宝娟出生的这一年，大清王朝的光绪皇帝和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仅相隔一天，分别于11月13日和14日驾崩了，新即位的宣统皇帝只是个3岁的小孩子。一时间，朝野议论纷纷。消息传到上海，街头巷尾更是很少顾忌地绘声绘色谈论，有人推论：这些年来，列强环伺于外，革命党蜂起于内，清廷腐败无能，这大清王朝恐怕气数已尽。胡少贡每每听到这些言论，不由暗暗赞同，他为人谨慎，在街头并不参与这些“大逆不道”的议论，回家却不免跟妻子说起。妻子听后，暗自心想，这以后革命党人坐了江山，大概不会再有皇帝、皇太后了，不由轻轻一声叹息，低下头来，看着怀中的宝娟。宝娟正睁大着一双乌黑的眼睛，与她对视着，这一瞬间的景象，深深地印入了她的脑海中，女儿的生和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的死竞被她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此后，只要一谈及女儿的出生，她必定会说：“这个丫头就是老佛爷和皇上驾崩那年生的。”

果然，3年后的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不久，清帝被迫逊位。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王朝到此结束，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但胡少贡夫妻怎么也没想到，他们的宝娟在20多年后，却“受封”为一位“皇后”——由千千万万影迷“册封”的电影皇后，也就是日后红遍中国影坛的影星胡蝶。胡蝶这个名字当然是后来才改的(为了行文方便，以下再提及胡蝶之处，一般就直接称为胡蝶，尽管这个名字到1924．年方才启用)。

说到电影，其实它的“年岁”比胡蝶也大不了多少。世界公认的电影诞生的日子是1895年12月28日，因为这一天，法国的路易·卢米埃尔在巴黎卡普辛路14号大咖啡馆的印度沙龙内，正式放映了《墙》、《婴孩喝汤》、《水浇园丁》等几部影片。仅7个半月后，电影即传人中国，1896年8月11日，在上海徐园内“又一村”，电影首次在中国上映。中国人称之为“西洋影戏”，中国自古就有同样是靠光和影来表演的皮影戏，似乎在皮影戏和西洋影戏之间有着某种亲缘关系。对此西洋人也不完全否认，据说在法国的一家电影资料馆内，的确陈列了一套中国皮影戏的表演器具。当然，皮影戏和西洋影戏在表演效果方面有着极大的差距。西洋影戏是如此的逼真，以至于最初在影院放映时，银幕上出现火车迎面开来的镜头时，观众会不由自主地尖叫着起身躲避，而银幕上下起倾盆大雨时，观众又会情不自禁地撑开雨伞遮挡。西洋影戏以其特有的魅力一开始就抓住了中国观众。

普通老百姓如此，王公贵族也不例外，连紫禁城内也放起了电影。1904．年(光绪三十年)，适逢慈禧太后70寿辰，各地官员甚至在华的外国人都纷纷向慈禧进献礼品，英国驻华公使为表祝寿之意，特地进献了电影放映机和数套影片，在当时可谓是十分时髦而又颇具神秘色彩的礼品。可惜，技术尚处初始阶段，易燃易爆。在宫内放映时，仅映三本，摩电机轰然爆炸起火，正看得津津有味的王爷公主们，吓得四散逃开。慈禧很是不悦，暗想在其寿诞之日竟发出如此不祥之音，定不是好兆头，于是降下旨意，自此之后，禁止在宫中放映电影。

电影虽在紫禁城遭禁，但在千里以外的上海，却扎下了根。就在胡蝶出生的1908年，意大利侨民劳罗在上海拍摄了《上海第一辆电车行驶》，又北上北京，拍摄了《西太后光绪帝大出丧》。另有一位叫雷玛斯的西班牙商人则于这一年在上海虹口海宁路乍甫路口，修建了上海第一座正式电影院——虹口大戏院，这是个可容纳250名观众的用铅铁皮修建起来的建筑物。在此后的数年内，电影业不断发展，在一些人口稠密、交通便利的地方，雷玛斯和其他一些外国电影商先后修建了多家电影院，像位于北四川路海宁路口的爱普庐和静安寺路卡德路口的夏令配克影戏园，堪称富丽堂皇。然而，在这些影院巾上映的却是清一色的外国影片。在上海，尚无中国人自己的制片机构。我们已无法考证，胡蝶的父母是否曾带幼小的女儿去这些影院中看过银幕上的“西洋景”，不过，至少可以肯定，生活于上海的胡蝶父母决不会对电影一无所知，我们还可以肯定的就是他们绝没有想到他们的宝娟将会与电影结下不解之缘。

胡蝶虽然生逢20世纪初中国最动荡不安的时代，但她有父母给她提供的一个祥和的家。小宝娟在父母的爱抚下，蹒跚学步，牙牙学语，十分可爱。为了使全家能过上比较优裕的生活。胡少贡得到姐夫的提携在京奉铁路上当了总稽查，有了较丰厚的薪金收入，但上海就住不成了，于是举家北迁。胡少贡成年累月奔波在京奉线上，全家人跟随着他，搬家也就成了家常便饭，生活并不很安定。胡蝶很快习惯并喜爱上了这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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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蝶——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个并不陌生的名字，然而，20世纪4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知道胡蝶，大多不是因为她主演的影片，而是她在拍片生涯以外的不平常的经历，她对中国电影的诸多贡献反而被忽视了，这在胡蝶不能不说是件莫大的憾事。

因个人的兴趣，我自80年代中期以来，撰写了一些关于民国电影的书和文章，得以较多地涉猎了民国电影方面的资料和著述。我发现至80年代末，与胡蝶同时代及比她稍晚的著名女影星已有多人有传记出版，有些人还不止一部；而作为一代“影后”的胡蝶却没人为她作传。其实，最近10多年来，关于胡蝶的书和文章并不少，但大多恰恰是撇开胡蝶的拍片生涯不谈，而津津乐道于她的轶闻趣事，这似乎有失偏颇。于是我产生了要为胡蝶写本记载其从影历程的传记的想法，并注意搜集有关胡蝶的资料。但时过境迁，一个20、30年代的红影星的从影历程今天到底还会有多少人感兴趣，更确切地说，到底还会有哪家出版社感兴趣，我心中无数，因而迟迟没有动笔。要感谢兰州大学出版社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能让我了却这一心愿。

胡蝶的一生丰富多彩，如何以20余万字的篇幅加以描述，使我颇费踌躇，最终才确定了以胡蝶的从影历程为主线，以她的爱情家庭生活及个人遭遇为副线的叙述线索。胡蝶从影的历史长达40余年，特别是风云变幻的20年代中期至40年代中国电影史上的重大事件她都曾亲身经历，并在其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因此，我尽可能地在叙述胡蝶拍片生涯的同时，展现出这一时期中国电影发展的背景及其与胡蝶的关系。客观地讲，没有哪位演员对此期中国电影的影响能超过胡蝶的。而胡蝶在个人情感方面，曾饱尝过爱情婚姻生活的酸甜苦辣；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也曾经历过重重劫难，作为一部传记，这些当然也是叙述的重点。总之，我希望通过本书能全面地展现传主多姿多彩的一生。

我以为，一部红影星的传记是极容易被写成一部小说或一部传奇的，而一旦被写成小说或传奇就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记了，因此，我在写作本书时，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走到小说或传奇的路子上去。我曾查阅了能够找得到的20、30、40年代的报刊书籍以及50年代以来大陆和港台地区出版的各种电影史的专著、论文、回忆录等资料，将散见于各个时期各种书刊上的关于胡蝶的资料收集到一起，予以比较、鉴别和运用，对于同一事件不同资料中的不同说法，我当然要作出自己的判断。我可以负责地说，本书中关于胡蝶生平事迹的叙述，皆有尽可能准确的资料为依据，书中所有的对话，无一句为我面壁虚构。至于胡蝶对某些事情的态度和某个时刻的心情的表述，有些是直接引用有关资料，有些则是我根据资料所作的合理的推论和分析，两者间的区别，读者自会一目了然。这样的写法，可能有失于呆板，但却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需要说明的是，相比较而言，本书对胡蝶前半生，特别是20—40年代的历史的记述比较详细，并纠正了包括《胡蝶回忆录》在内的一些书刊记载的错误。当然，这也是胡蝶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时期，而胡蝶自退出影坛后，极力过一种普通人的平静的生活，不愿再成为报刊媒体注意的目标，因而资料比较匮乏，本书关于她后半生的记述就不免粗疏，这也是令我感到十分遗憾的事。

与胡蝶对中国电影所产生的影响相比，电影史学界对她的研究可谓太少了。我对电影史仅是业余爱好，说不上有多少专门的研究，我所能找到的可资参考的资料毕竟有限，加之成书时间仓促，书中一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和错漏之处，衷心地希望得到专家的指正。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南京大学陈远焕、叶继元、许进、刘松健、赵枫、容国强诸位好友的鼎力相助，在此谨致诚挚的谢忱。

朱剑

1995年8月于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