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整整十代显宦家族一脉相承的聪明青少年，科场中举人、进士，连胜得意；“双桂承欢”、“三喜临门”，陈州结义袁世凯，获得政治军事资本；长期幕府涉世，具备国家基层县级单位治理、策划的全面工作经验，从青年时期就造端了超人的周旋官场的全才以及办事练达的特殊能力。其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外交事业发达及行政工作才能提高，处处得手，引人注目。

郭剑林所著的《北洋灵魂(徐世昌)》叙述了徐世昌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的建树。他在当总统期间成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的“黄金期”……

郭剑林所著的《北洋灵魂(徐世昌)》为《民国人物大系》之一。

徐世昌创造了民初五大奇迹。在政治领域改革中，他在最高领导地位时间最长，经历大事件和实践经验最多，应变能力最强。在军事领域改革中，实行军事制度与技术全盘西化，又融入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亲自设计新军事制度与法规章程，亲自翻译西方和东方军事理论，亲自训练常备军和巡警部队，构建国家柱石全套基础，绝对第一。在经济领域改革中，全国真正大规模实行“新政”，成绩突出者，只北洋一家——山东新政、北洋新政、东北新政的总设计、总管理、总指挥乃徐世昌其人，创造了中国近代史上“东方西方化”的美誉、唯一经济发展“黄金期”，鲜为人知、独一无二。在文化领域改革中，他以博古达今、学贯中西，理性引进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又理性输出中国传统文化本人文化艺术产业丰厚，诗、书、画一体三面，无人可比。在外交领域改革中，他改变了中国近代被动挨打局面，创造了主动开放外交，对外积极抗争收回外蒙、东三省、山东主权，以及一系列条约规定的特权，以独立、自主、平等的地位参与国际会议，拒签大国巴黎“分赃和约”，初显东方大国强硬、独立、自主、平等、和平的外交史，独占鳌头。《北洋灵魂(徐世昌)》即是从这些方面叙述了徐世昌传奇一生。

绪言

一、家世与家教

二、结义与科第

三、弹劾李鸿章，爱国心诚

四、翰林降格，小站修武

五、以筚路蓝缕精神创造军事理论

六、北洋系之灵魂

七、维新变法的同路人

八、“致祸”乎？“取功名”乎？

九、福兮祸兮

十、时代与机遇

十一、“北洋常备军”之建设

十二、阅兵与仇恨

十三、“新政”——尊重传统而贵在创新

十四、出国考察宪政与就职巡警部尚书

十五、清廷之“预备立宪”与厘定官制大臣

十六、转移北洋势力于东三省

十七、设立行省建署与改革政治体制

十八、“奏调”聘用之人才济济

十九、整理财政，设立银行

二十、发展经济，振兴农工商业

二十一、筹边安民之举措

二十二、反对日本侵略与中韩国界交涉

二十三、反对沙俄侵略与确保东清路主权

二十四、中国近代巡警制度的创立

二十五、惟有仰恳俯准开缺与中国近代邮传事业的筹设

二十六、不在其位而谋其政

二十七、风云傲扰，英才骏足

二十八、助袁出山

二十九、“和平过渡”，建立民国

三十、“非袁莫属”

三十一、盛名之下，谤亦随之

三十二、《临时约法》、《新约法》、国务卿

三十三、“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

三十四、反对亡我之“二十一条”

三十五、“鲁莽灭裂”之行为

三十六、再度隐退与引导政局

三十七、调和府院与巩固北洋

三十八、安福国会选举之大总统

三十九、以和平、统一、发展为帜志

四十、短命的“南北议和”

四十一、巴黎和会力争主权

四十二、妥协之外交方针

四十三、独立、自主、平等之外交方针

四十四、开放性外交之成功与弊端

四十五、五四运动之冲击

四十六、半路杀出一个吴佩孚

四十七、库伦事件之发生与解决

四十八、地方自治之创举

四十九、实行文官考试制度

五十、“福州事件”之交涉

五十一、时局与阁潮

五十二、默许吴佩孚撤防北归

五十三、河南易督之争

五十四、直皖之争的国际背景

五十五、直皖之争的国内背景

五十六、纷争之新形式

五十七、元首失控与直皖大战

五十八、如何“处理善后”问题

五十九、内阁与国会之争

六十、统一与地盘之争

六十一、“援鄂”战争

六十二、内阁危机

六十三、任用梁阁与直奉大战

六十四、“三角联盟”与直奉大战

六十五、直胜奉败之新政治格局

六十六、直系“逼宫”与“法统重光”

六十七、“凄怆退耕”，“其乐无穷”

六十八、纂辑典籍，以史为鉴

六十九、总统诗人

七十、书法绘画名家

七十一、会文兴学

七十二、政治风格与政治思想

七十三、爱国心诚，晚节可风

附录：徐世昌大事年表

一、家世与家教

徐世昌，字卜五，号菊存，一号菊人，晚号弢斋、水竹邨人、石门山、弢斋主人、东海居士，直隶天津府天津县监生。

徐世昌的高祖徐诚，字印川，累赠朝议大夫，曾任河南省南阳县知县。妣朱氏，累赠恭人。徐诚葬于汲县。按弢斋徐世昌续修《天津徐氏家谱》所记：“北迁始祖讳钟麟，自浙江鄞县西南乡绕湖桥崇祯年间北来。”

二世祖徐孙森，康熙十九年选山东长清县知县，自此累叶科第仕宦，名著声绩。

三世祖徐学渊，字长源，赘天津张氏，自立门户，为著籍天津之始。

曾祖徐廉谔，字新庵，道光壬辰科举人，丙申恩科进士，即用知县，分发湖南，署晃州直隶厅，履任道卒，累赠光禄大夫、振威将簿。蚍余氏、柴氏，累赠一品夫人。

祖父徐思穆，字笔珊，一字质夫，历官河南中河通判，候补直隶州知州，补用知府，赏戴花翎，诰授朝议大夫。妣陈氏，累赠一品夫人。

其父徐嘉贤，字少珊，为国学生候补主簿，著有《治蘠书屋诗草》，累赠光禄大夫、振威将军。妣黎氏、刘氏，累封一品夫人。

徐世昌出生于公元1855年10月23日吉时(清咸丰五年九月十三日)，河南卫辉府城内曹营街寓室。时高祖母朱太夫人在堂，而其曾祖父母均已逝世。祖父母得孙喜甚，有五代同堂之庆。高祖母命咳名曰增福，伯曾祖兰生公为命今名，字以卜五。1857年4月，其弟世光生。

徐世昌一生的开始正是中国遭受两次鸦片战争的惨祸和太平天国的起义，外患内忧，中国由闭关自守到门户开放——近代史开端的转折点上。古老的堡垒城堞，迅速地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所轰毁，炎黄子孙蒙受的民族灾难由此开始。

天低云厚，秋风萧萧。中国大地一派苍凉悲壮的景象，四海沸腾，烽火处处。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建都南京。义旗所到之处，人民纷纷响应，南中国沸腾在一片反清怒潮之中；而太平军的东征、北伐使北中国亦顿时陷入石破天惊的大动荡之中。

是年，徐思穆随清廷督师大讷尔经额办理粮台，治军于河南怀庆。时“粤匪窜河北”。其子嘉贤与父前往，与太平军交战于黄河岸边，“结筏渡兵，贼对岸施枪炮，众怯欲退”，而嘉贤则“奋然率之以进，……贼已遁矣，时年甫十七”。他单骑闯入太平军营中侦察军情，颇得讷尔经额的赏识。但很不幸，年仅25岁即一病身死，徐家由此中落。徐世昌的先辈参与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他出生的年代也正是中国近代史上坎坷岁月的开始，民族和阶级斗争如火如荼。

这个时代，中国的军事、政治发生了空前的变化，教育与科学文化方面亦复如此。而中西文化、思想的撞击使多少有思想、有理想、有才华的人在政治、军事、学术、艺术上孜孜追求，为中华民族的前途殚精竭虑地寻找着新的出路。“中西文化的论战”、“科学与玄学的辩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派杂陈，莫衷一是，这一切的一切，仿佛都与徐世昌有一点关系。

徐嘉贤的继配刘夫人是安徽桐城派古文家刘大魁之女。刘氏幼从家学，旌表节孝，笃守中国传统的妇道，勤俭持家，靠“针黹纺绩度日，仍请诸父延贤师教公兄弟”。虽家无余财，她督子力学，不稍宽暇。两个孩子从私塾归家，“必令温习史书，学有进，乃色喜；否则，以夏楚送塾，请师严责”。

刘夫人望子成龙。她不顾家境日渐贫困，屋漏粮尽，典钗买物，仍请贤师教子。徐世昌4岁时即在开封双龙巷开蒙，“从祥符王介卿先生宫午”，接受严格的孔孟道统教育。少年时期的徐世昌便打下了坚实而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根基。

徐家兄弟渐长，刘太夫人“督课益严，每寒夜不寐，辄为家道世盛衰之故乃古今忠孝故事，俾知所勉”。每谕之曰：“汝祖宅心厚，居家必先忍让，报国不避艰险。汝父至孝，少有高志，英果严毅，不苟言笑，虽至亲无私语，郁郁以终。其所以振家声绍先业者，惟尔等是望。”徐世昌听完这些教诲，愤然志之，终身不敢忘。豪气于云，壮志堪式，为中华男儿树立一个庄严尊贵的榜样。

刘氏还特别留心在一些细小事情上对孩子随时加以正道教育。据徐世昌回忆说：在孩童之时，若摆有三份食物，自己便想得其中的两份，母亲即严予斥责道：“汝等今日即如此，以后当如何呢?”母亲宁可将食物扔掉也不让他吃，以免养成贪小利而忘大义的恶习。

徐家兄弟稍长，每交一友，刘太夫人必细细询问其人的品德情况，果是贤德之人，则款以美食，殷勤招待；否则立予斥绝，断其往来。以至后来徐世昌与世光为官时，刘太夫人对他们二人的往来好友，仍时予过问。其教育孩子择友处世之道，坚信“跟着好人学好人”之道理，可谓用心良苦。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位知书达理的严母的督教，徐氏兄弟二人品学兼优，日有进步，以德会友，知交满天下。

徐世昌的叔曾祖徐士醇时任鄢陵知县，见他们孤儿寡母，实在难以度日，主动提出“全眷移往依之”，以便就近接济。但是，刘太夫人“力持不可，谓恐家世极盛之后，托人余荫，罔知艰苦，无复有刻厉振兴之日，”于是作罢。士醇感叹曰：“汝苦心持家教子，异日必有成就，真我家功臣也。”

1868年，14岁的徐世昌，因为“大雨弥月，屋漏粮尽，太夫人以湿薪自执炊爨。书屋墙圯，辍读累月。”

1871年，徐世昌在其表叔陈仲英家里设馆课诸表弟读书，从此开始了经营薪米，过着读书人艰辛难熬的日子，一边课读，一边自课。这是那个时代一般贫寒士子所走过的共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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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于1939年6月5日病殁于天津私宅。第二天，香港《大公报》就发表了题为《徐世昌死矣》的社论，奇文共赏：

二十年来，徐世昌之大名，似已相忘于社会。昨日津电传来，徐氏近在天津逝世，以彼之进退出处，大有关于四十年来之治乱消长，是不可不论也。

徐氏亡清末造，初以翰林，任新建陆军营务处。……新建陆军之扩充为北洋军，以及袁世凯以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而获暗操清廷之政治大权；且袁氏中经一度罢免，而仍得维持北洋派之势力而不坠，以迄革命军兴，袁氏再起，其间恒以徐氏为之枢纽。袁所督练之新建陆军，为清末新军之先进，又经庚子之变，袁之勋名势力，同时扩张，……而徐亦以袁之力，超授兵部侍郎，旋被派出洋，考察宪政。……同时又以日俄战后，东三省岌岌可危，乃改简陋之军政制，为宏大之民政制，推徐氏为初任总督，其设官之多，开支之巨，为各省冠；而先后任三省巡抚，如唐绍仪、陈昭常、段芝贵、周树模等，皆出袁、徐之所保荐，故东三省总督职权地位，远出他省之上。既而袁被罢免，徐仍任枢要，北洋派在政治上之潜势，仍得赖以维持，以迄于袁之复出，共和造成。民国以后，徐氏暂告隐居。比及民二革命失败，徐氏复出任国务卿者二年，直至护国军起，洪宪失败，袁死而徐亦退。民八，乃复当选总统。是时，南北交争，而北方又分直、皖二系。徐氏依违其间，颇思有所操纵；顾南北之和平统一，未告成功，而直奉之战端又起，徐亦不为直系所容，由吴佩孚之一电而去职，从此隐居津门，以至今日。徐氏一生出处，其有关数十年之政局者，大略如是。

历来政局治乱，世道消长，每视秉政者之人格以为转移。贤哲之士秉政则国治，利禄之徒秉政则国乱，功名之士秉政则国可治可乱。贤哲知有国有民而不知有身家，利禄者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国有民，功名之士知自身之得失荣辱，与国家人民之祸福吉凶，互有关系，无奈先后缓急之间，不免为私欲所蔽，每当天人交战之际，辄不免先私而后公。其始或亦为公而先求保身，其终则至于害公保身而亦无所顾惜。……而且功名之士，恒好讲黄老之术，彼既缺乏杀身成仁之勇气与美德，动辄讲求明哲保身，藏身隐暗之中，以乘他人之交敝，而后赴而攫取利益。徐氏终生，殆犯此病。……惟徐氏自……奸入败类，希意承旨，游说徐门，威吓利诱，不止一次，徐迄不为动。衡以有所不为之义，徐氏晚节，殆远胜于问政时期。……徐世昌终不失为一个中国的读书人。

我们不能苟同这一盖棺定论。

经典作家认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贤哲、利禄、功名之士)，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而创造自己历史的前提和条件——“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

所以，评价历史人物，一看他比前人多做了什么；二看其对社会生产力的作用。我们综观徐氏一生，从小站练兵、改革军制到参加强学会、主张变法、改革政治、经济；从举办清末新政到使东三省旧貌换新颜；从制定民初一系列法规，实行法制到推进民初实业发展；从反对帝制、反对复辟到认可民主共和，等等，均可以看出，徐世昌是近代中国社会开明的当权派，是推翻旧时代的先行者，是近代中国的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教育改革家和新儒学家。

凡举近代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外交、文化等方面的重大举措，包括袁世凯施行的各种新政策、新法规，无一不包含着徐氏的“斡旋运数，挽求危亡”的思想和行动。

诚然，评价历史人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重要的是必须把历史人物放到他那个时代中去评价其是非功过，而且必须以史实为依据，做到实事求是。在近代各种政治势力中，徐世昌和他周围的“文治”人群，没有经济实力作后盾，仅能挟北洋之余威，暂处于中国社会政治核心的地位，其影响力是可想而知的，虽然徐氏有超群的政治才能，但这种“才能”也是有历史局限性的。

“在新的社会思潮占统治地位和新的生产力与社会力量出现之前，徐世昌的一套思想和办法是无能为力的。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

在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大转变的年代，不管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还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以及以袁世凯、徐世昌为代表的官吏，各种政治力量均以不同的方式和手段对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但是，“国家政治精英中最具影响的部分是前清官僚”。从中央到地方，传统的或土生土长的官僚阶层，他们不自觉地接受了民主共和的现实，并为建立一种新型的宪政政体做出了巨大努力，成为这种理想的实践者之一。尽管这种试验矛盾重重，但他们无疑是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过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颇值得肯定。而徐氏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和各种社会集团关系方面的经历、举措对我们仍有某种借鉴意义。

这里，必须着重提出三点：

第一点，关于实行地方自治问题。

实行地方自治，是清末立宪运动的社会基础。这不仅是当时立宪派中最为普遍的认识，同时也是袁世凯、徐世昌最坚决推行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地方自治。

因此，在新官制改革案由于清廷之无诚意而宣告失败后，袁世凯、徐世昌即在他们控制的直隶地区进行了“地方自治”的可贵尝试。袁、徐之目的，是企图以地方自治运动来推动中央之立宪运动，促进中国政治近代化。

1906年8月29日，在全国一片立宪声中，袁、徐主持下的直隶地方首开全国风气之先，设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地方自治机关——直隶自治局，“以为地方自治之准备”的领导机关。该局之所有章程“均系参酌各国制度，衡以本地风情，先由天津各地办起，随时详报直督核夺”。这些章程大都出自徐氏手笔。

直隶自治局设置法制、调查、文书、庶务四课，每课课员“均仿日本期成会”，全部采取选举制，不搞钦定、任命。该局由官绅、商会、学会、农会联合组成，并以民主表决方式通过自治章程。

袁世凯、徐世昌为了大张旗鼓地宣传地方自治，做到家喻户晓，人人参加，在天津还专门成立了“地方自治研究所”和“地方自治学社”，遴派曾经学习法政、熟谙土风之绅士为宣讲员，周历全省城乡，宣讲实行地方自治之利益，改革政治之前途，复又编印《法政官话报》分发给津属各县，以资传习，并编成白话，通俗易懂地向群众宣传自治利益，并张贴广告，以期家喻户晓，达到“振耳发聋”之效果。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直隶天津地区举行了第一次民主普选。这次普选，有9461人直接参加投票，通过初选、复选、分拣、合拣的形式，在2572名候选人中，选出了30名议事会议员。当选的议长为在籍度支部郎中李士铭，副议长为直隶省补用知县王邵康。

袁、徐所设计的自治会之责任，是想通过官绅、商、学、农各会联合参政议政的形式，以达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以补守令之阙失，通上下之困忧”之目的。

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它尚不能称为地方自治机构，它的选举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选举——普选制也是有一定距离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袁、徐之地方自治毕竟是中国近代民主史上一次十分有益的实践，在和同一时期的其他地方相比，这一举措还是相当大胆和激进的，他们做了前人所不曾做过的事。

清末立宪运动是近代中国民主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尽管由于清廷以及顽固守旧势力的拼命抵制和歪曲，其实际意义被大大地打了折扣，但不可否认，它对于晚清的思想启蒙和政治改革与进步，仍然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

从“中体西用”到“体用兼学”，这个发展过程本身就充分表明了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已经进入一个更深层次的价值观了。

从主观上看，我们是否可以断定：袁世凯(含徐世昌)参与立宪运动，是“纯粹从反对革命和一己私利出发，决非真诚地拥护立宪”！这仍然是一个颇值得商榷的问题。

我并非绝对排除袁世凯、徐世昌有某种借助于这次运动以扩张个人或集团政治势力的意图，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依主观动机论是非，而应以客观效果讲价值。决不能全盘否定袁、徐二人在宪政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及由此而发挥的积极社会作用。

无论如何，历史总是由行动和结果写成的。对于历史活动来说，“它的动机对于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意义”。

民初，各省一般均设有县议事会，而直隶、天津则订出单行的自治章程。但1914年2月3日，袁世凯为对付国民党人和强化统治，曾下令停办地方自治。政权稳固后又于12月29日公布了《地方自治试行条例》；1915年4月14日又公布了《地方自治试行条例施行规则》；7月21日再将京兆列为特别区域，作为自治模范，任命专人筹备，并于9月21日公布了《京兆地方自治章程》。

徐世昌出任民国大总统并于1919年9月7日公布了《县自治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全国各县均设立县议会和县参事会。

《县自治法》公布之后，徐世昌抓住不放，于1920年11月17日复令各地“切实筹办地方自治”；1921年1月1日，徐世昌再令内务部召集地方行政会议(该会5月4日开幕，6月8日闭幕)，讨论公布了议决案《县自治法施行细则》和《县议会议员选举规则》等；7月3日，徐世昌又陆续公布了《市自治制》、《乡自治制》等等。

1921年9月至1922年3月间，徐世昌一再以大总统的命令颁定县自治法施行日期和施行地区令。但由于民初形成了“督军专政”、“省自为政”，多数省置之不予执行。

1922年4月1日，徐世昌先于江苏省37县区内施行了《县自治法》。原令如下：

兹制定县自治法施行区域令公布之。县自治法自民国十一年四月一目于江苏省所属江宁县、六合县、句容县、溧阳县、金坛县、上海县、松江县、崇明县、青浦县、金山县、川沙县、太仓县、嘉定县、宝山县、奉贤县、吴县、常熟县、昆山县、吴江县、武进县、无锡县、宜兴县、江阴县、靖江县、南通县、如罡县、泰兴县、淮阴县、江都县、仪征县、东台县、泰县、宝应县、铜山县、莆县、砀山县施行，此令。

《县自治法》规定的“县议事会”议员的选举、任期、权利、义务等，特别是选举，是相当认真、严肃和复杂的。  议员的选举和被选举权的资格相同，必须具备下列各项条件：

①中国国籍；

②年满20岁，最高25岁；

③居住本县连续3年以上；

④年纳正税或本地方公益捐2元以上，或经城乡镇议事会议决作为选民的，或纳正税或公益捐较本地选民纳捐最多的人更多的。

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失去权利：

①品行悖谬、营私武断确有实据；

②曾处监禁以上的刑罚；

③营业不正当；

④失去财产信用，被人控告尚未结清；

⑤吸食鸦片；

⑥有心病；

⑦不识文义。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停止被选举权：

①现任本县官吏或巡警；

②现役军人；

③现充僧道及其他宗教师；

④在校肄业学生；

⑤小学教员。

县议事会议员的选举分区举行，选举区即以县所属之各城镇乡为准。各选举区初选出的议员名额，由县知事依各选区人口之多少来分配，并呈请省行政长官核准。选举日期，由县知事决定。其他选举人名册的编造，办理选举人员的派充，选举程序和投票、开票手续等，大致同省议员的选举。选举以得票较多为当选，当选人名次以得票多少为序，票数相同者，年长在前，年龄相同则抽签决定。

县议员任期3年，连选得连任。县议员为无给职，但可酌给公费。各县设县议员20～60人。

县议事会设议长、副议长各1人，由议员用无记名投票选举，任期3年，连选得连任。

县议事会的职权，主要是对于地方自治经费的财政权和对于下级地方组织的公断权。其议决的事项有：

①县岁出、岁人、预算、决算事项；

②自治经费的筹集和处理方法；

③城镇乡议事会应议决而不能议决的事项；

④城镇乡相互争议事项的公断或和解。

县议事会可推出若干人，会同县知事或其所派委员，检查各项经费收支账目。此外，对于地方公益事项，一可提出建议。

由上可见，县议事会的职权是有限的，县知事有较大的控制权。但是，县议事会毕竟是来自西方的近代民主形式，基本上是与西方地方议会制度接轨的。

民初，各县设有议事会之同时，还设有参事会。县参事会是自治行政的辅助机关，也可以代替县议事会议决各种事项。就是说，县参事会在一定条件下兼有县立法机关的性质。

徐世昌公布的《县自治法》之第三章，对县参事会的这种性质作了明确规定。

县参事会可议决的主要事项是：

①县议事会议决事件的执行方法及顺序；

②县议事会委托代办事件；

③县知事交与代替县议事会议决的事件；  ④审查县知事提交县议事会的议案；

⑤处理选举舞弊的本县全体诉讼及和解事件；

⑥公断或和解城镇乡自治权限以内的事件。

县参事会如认为县知事有违法不当行为时，可呈请省行政长官核办或呈由行政审判机关处理。

县议事会与县参事会并行，对于县知事和县行政决策的科学化及地方民主化起了积极作用。

徐世昌公布的《县自治法》是与第二届国会、新国会、安福国会相一致施行的。而1918年2月17日公布的《修正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修正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修正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等，大致相同民国元年的规定，第二届国会组织和选举法规的修正，“对职权等的规定来说没有变动”。所以，它仍然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它不是什么“非法国会”，而是合法国会。因此，徐世昌也并不是什么“非法大总统”，而是由国会选出的合法大总统。

第二点，关于和平运动与五四运动问题。

徐世昌于1918年就任北洋政府大总统后，以和平运动为帜志。因为南北战争对国家前途命运有百害而无一利。徐氏无疑是清末民初重要的政治人物，其行政工作能力和资历在当时无人出其右者。而控制着皖系军队的段祺瑞只希望徐氏做个“橡皮图章”大总统。但徐世昌一上台即开始巩固总统地位，做到有职有权，任命自己的老搭档钱能训为国务总理。令段祺瑞不能容忍的是，徐世昌大力鼓吹和推进和平运动，主张召开南北和会。徐世昌为打击段氏之阳奉阴违，又通过支持靳云鹏组阁来牵制段氏的心腹徐树铮。为了扩大和平运动的同盟，徐世昌又拉段之对手研究系粱启超、林长民加盟，最绝的一招是徐世昌开始寻找国际上的支持来推动其南北和平运动政策之实施。1919年2月，徐世昌终于成功地召开了南北上海和会，以谋求全国之和平统一。

民初政治舞台上充斥着互相敌视又互相联合的政治势力。尽管如此复杂的政治派别如蛛网般地交织在一起，利益互相冲突又互相结合，可徐世昌似能应付裕如地协调好各派间的分歧。上海和会开幕，和平运动大有被各方所接受之势，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变成了民族利益的重要内容。

这是因为，徐世昌的和平运动顺应了社会各界“人心厌乱，人心思治”的普遍心理。如湖南各界组成的“湖南和平期成会”之通电与宣言书指出：“东海当国，主张和平，平、津、沪名流蒿目时艰，集会讨论，释嫌蠲忿，已有时机。吾湘投入乱流，亟求拯救。……至富者室如悬罄，贫者地无立锥，阌阒凋零，商贾因之失业，田园寥落，农民几至辍耕，哀我蚩蚩，何以堪此况！况值欧战告终，群雄东睨，倘仍内争不息，深恐外侮频来，设想前途，不禁悲悚！今幸南北当局，悲悯为怀，恫瘝在抱，兄弟之阋墙可除，中原之统一有望。……设立湖南和平期成会，作同声之呼吁，促和平之进行。”

当时的国际形势是即将举行的凡尔赛和会要求中国必须实现南北统一，以便收回利权。作为南方总裁之一的国民党要人唐绍仪——后来土海和会南方总代表认为，维护宪法最终对国家有利；可真正拯救国家和维护宪法，必须首先实现南北统一。所以唐反对孙中山的“北伐”。

徐世昌的和平政策，也正是在这种氛围促使下成功的’。上海和会南北双方激烈辩论了许多问题。一个陕西问题，足以使该会匆匆休会长达3个月之久。

上海和会红红火火，而五四运动的爆发则使其黯然失色。徐世昌对于这次“突发事件”，茫然不知所措。

在徐世昌看来，学生爱国，会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同情与支持，而对学生施以任何惩罚，均会削弱在过去几个月内的和平运动所获得的广泛影响。但是，学生“干政”，触及法律，且矛头指向政府，轻放学生又会被反对者指责为软弱无能，段祺瑞力倒钱内阁就是例证。但火种在研究系。4月底，参加凡尔赛和会的中国代表团顾问梁启超发给本系关于山东问题的议案，研究系决定利用这一事件改变他们的政治命运。

5月2日，研究系另一干将林长民在《民国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山东问题的极富煽动性的文章，什么“胶州完了，山东完了，国家也不再象一个国家了，吾盼四万万同胞誓死抗争”！他又是5月7日群众游行背后的主要组织者和指挥者，国民的情绪被极大地鼓动起来，“亡国灭种”有非同寻常的感召力。林在群众集会上“抬棺言志”，以示他要为“救国”而死的决心。这种抱着派系私图的戏剧性场面极大地欺骗了群众。林在5月中旬学潮渐趋平息时使之再度沸腾起来。

这种局面使徐世昌极端为难。如何处置火焚曹宅事件；怎样解除曹氏职务及其后台段祺瑞的特权；要不要拒签凡尔赛和约，等等。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理所当然地站在学潮一边，赞成学生的爱国热情和举动。但罢免曹、陆、章即意味着失去曾支持过他的同盟者，意味着公开向皖系段祺瑞和安福系徐树铮等人及其军队挑战，从而失去政府对军队的控制权，甚至对全国局势的控制力。

徐世昌鉴于皖系、安福系的逼迫和内政外交的失败，于6月11日向参、众两院提出辞职，一而国务总理钱能训亦连带辞职。北洋政府之政治危机，难以收拾。但报云：

至于徐总统之地位，军党(指段祺瑞、徐树铮)尚未有明

白之表示。以军事眼光观之，徐今无奉无勇，惟闻该党仍将留徐

为傀儡，以为对于骑墙各省作幌子之用。然恐徐或未必愿留，党

军亦未必肯放其去。情事日危，不久将有他事发生也。¨“

徐世昌旨在有保留地签署和约，即中国同意在巴黎和会上签约的同时，严重声明中国绝不会接受条约中关于山东问题的决议案。他是企图达到既能平息民众“拒签和约”的强烈愿望，又服从于中国软弱外交的长远利益。

西方大国不同意中国的这一立场，民众的激愤亦无法平息。问题最终变为简单化：签字还是拒绝签字？

外交家认为，拒签将表明中国有排斥西方倾向；作为一个创始会员国将失去加入国际联盟的可能性；中国更无法同奥匈帝国缔结和平条约，从而失去索回已失之主权；拒签并不能改变日本对山东的控制权；亦无可能保证列强会在将来代表中国调停中日冲突，这样，中国将被迫直接与日本交涉收回主权，等等。他们多赞成签约，但有保留要求。然而，中国一旦签字，将引起学生之暴力反抗，外交官和北洋政府将同时受到谴责。

五四运动既卷入如此众多的政治派别，特别是梁启超的研究系和孙中山的国民党此时又“偶而同舟”地走到一起，各种政治势力的明争暗斗，从根本上削弱了徐世昌北洋政府控制时局的能力，或者说整垮了一个心怀和平统一及力图建设国家的总统徐世昌。

第三点，关于两个世纪之交的时代问题。

著述徐传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将其放到所生活和工作的那个历史时代去。清末民初，是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两个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代，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重要的大转折时期。一  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到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辛亥革命；从立宪派政治体制改革之君主立宪运动到清廷下诏施行资本主义性质之新政，即中国遭到两次大规模、全局性的民族战争，两次大规模、全国性国内阶级斗争，一次全方位、局部性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外交等诸方面的近代化改革、开放，徐世昌均扮演了重要角色。也就是说，晚清与民初作为清朝重臣与民周总统之徐世昌的活动，必然地对中国近代社会、整个远东地区乃至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他积极推行的晚清新政是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社会生长、发展的一次非常有益和重要的尝试和机遇。他任大总统时期仍然坚持实行全方位“开放门户，利用外资”的国策以及南北和平统一的政策，使中国市场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形成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唯一“黄金时代”。

受益最大的首推天津、直隶地区，次为东三省地区。天津、直隶是北洋军事政治集团的发祥地，又是上述“五大事件”之主要发生地区。徐氏为天津人，爱乡之情更令他特别关注该地区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晚清朝廷宣布实行“君主立宪”，显而易见是个骗局，但它于1901年确乎开始了“整顿中法，以行西法”的新政。但就全国而言，真正实施跨世纪工程——新政者，似只有徐世昌和袁世凯二人。前者将实行新政的范围扩展到东三省，而后者则辐射于山东地区。

义和团运动尚未结束，徐世昌帮助袁世凯制定了创办新式学堂的宏伟计划：首先废除保定莲池书院和天津会文、稽古、．三取书院；1901年即创办山东大学堂，第二年在保定创办了全国第一所直隶农务大学堂，第三年在盛宣怀创办的中西学堂基础上创办我国第一所工业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堂。天津、直隶在派遣留学生方面亦走在全国之前列，使之成为全国“新政权舆之地”。从农大、商大到工大；从大学、中学、小学到幼稚园；从女子学堂到师范学堂；从半日半夜学堂到职业学堂；从学堂教育到社会教育(宣讲所)；从各军兵种军事学堂到大、中、小学随营学堂(保定军校中外驰名)，等等，至1907年，各类学堂多达8723所，天津、直隶之教育事业“甲天下”。(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全国仍占优势地位)。官绅“捐资设学者不绝，公立私立，月有所闻”。

徐世昌强令各州县设立“劝学所”，并特派“劝学员”赴各地游说兴学重教。各类新式学堂培养了一个时代的杰出人才。

马克思把人类的未来描绘成：“完全取决于教育”。深层次地说，徐世昌、袁世凯创办的新式学堂中，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及其实用技术已成为当时中国教育的主体内容，但徐氏又特别注重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意义是学堂具备了近代资本主义学校性质。无论对徐氏之主观愿望如何评价，而客观上不得不承认教育本身促进了近代思想启蒙、民智开发和生产力的提高，不可避免地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更广泛深入地向前发展造成了有利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徐世昌似乎也是孙中山民主革命的同路人。

振兴实业是晚清新政的重要内容，也是徐世昌着力最大、成就最著的工程。徐世昌与他人大不相同之处在于：颇具现代开放、甚至超前意识，毅然先在天津、直隶提出要有稳定有序、繁荣发展的金融市场，奏请“仿各国设立银行之例”，在天津设立银元局、官银号，再“设户部银行(国行)，为行钞、铸币之本”。同时招收商股，设立“官商合办银行”。随后，他又在东三省设立银行，以整顿东三省的金融混乱状况，为该地区统一大市场的正常运转起了积极作用。

徐世昌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在发展教育与经济的背后蕴藏着某种近代价值观和中国文化传统，使其所管理的地区“人人脑海中各印入实业的字，学界中人人有工业、教育救国之想”，与东西列强展开了真枪实弹的激烈的“商战”、“学战”，以期对人类做出贡献。这也为他荣任民国大总统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