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上的瓢虫
一粒火似的瓢虫,当欲去拉窗的时候,踩着了我的视线。
显然,是刚从临时停车的小站上来的。此刻,它仿佛睡着了,像一柄收拢的红油纸伞,古老、年轻、神采奕奕,与人类不相干的样子。
其身上飘来一股草叶、露珠和泥土的清爽,一股神秘而濒临灭绝的农业气息……顿时,肺里像掉进了一丸薄荷,涟漪般迅速溶化,弥漫开来……
它小小的体温抚摩了我,将我湮没。
是什么样的诱惑,使之如此安然地伏在这儿,在冰凉的铁窗槽沟里?
它是一簇光焰,一颗童话里的糖,一粒诗歌记忆中失踪的字母……和我烂熟的现实生活无关。
背驮七盏星子。不多不少,一共七盏。为什么是七?这本身就是一件极神秘的事。幼小往往与神性、博大有关。
我肃然起敬,不忍心去惊扰它。它有尊严,任何生命都有尊严。
它更值得羡慕——
一个小小的纯净的世界,花园一样甜,菜畦一样清洁,少女一样安静,儿童一样聪慧和富有美德……
它能飞翔,乘着风,乘着自己的生命飞来飞去。而人只能乘坐工具一且“越来越变成自己工具的工具了”(梭罗)。它不求助什么,更不勒索和欺压自己的同胞,仅凭天赋及本色生存。
它自由,因为不背任何包袱,生命乃唯一行李。它快乐,因为没有复杂心计,对事物不含敌意和戒备。它的要求极简单——有风和旷野就行。从躯体到灵魂,它比我们每个人都轻盈、优雅、健康而自足。
它一定来自某个非常遥远的地方,那儿生长着朴素、单纯和明亮的事物……
在心里,我向其鞠躬。我感激这只不知从哪儿来的精灵,它的降临,使这个炎燥的旅夜变得温润、清爽起来。
邻座顺着我的视线去瞅,啥也没发现,唉,不幸的好奇心。
长时间的激动,它终于让我累了。
闭上眼,我希望再醒来的时候——
它已像梦一样破窗飞走。
但我将记住那个梦,记住它振翅时那个欢愉的瞬间。
草芥者
为了抽支烟,我来到列车最拥挤和最孤独的地方——两节厢的衔连处。
扎堆在这里的,除了一脸冷漠、显示出自命不凡和矜持的烟民,便是那些蓬头垢面的外省民工了。
他们或躺或倚或蹲,不肯轻易站着,仿佛那是件很费气力的活。其神情、衣束、行李皆十分相近,让人猜想这曾是一支连队,一支刚从战场撤下、全是伤病号的队伍。
他们一个个表隋黯淡,呵欠连天,像是连夜赶了很远的路才到这儿,而上路前又刚干完很重的活……他们对车厢里的一切都没兴趣,一上来便急急地铺下报纸卷、麻袋片,急急地撂倒身子,仿佛眼下唯一要做的就是节省体力,仿佛有更累更重的活在前方等着。
他们是世上最珍爱气力的人。气力是其命根子,就像牛马是农家老小的命根子,他们舍得喂、舍得给,却不舍得鞭抽,不舍得挥霍挪用。
忽涌上一股惶恐。我缩了缩绷紧的脖子,直觉得这样悠闲且居高临下地看对方太不像话。
总之,这隐含了某种“不对”。
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要靠几个、几十个人来养活。而有的人,要至少养活几个人……有人一上车就被引入包厢,领到鲜花茶几水果前。而有的人,却被苍蝇似的赶到这儿,且只准呆在这儿。
他们不是苍蝇,是人!
我一阵胸闷,心里低低吼着。像有一团擦过便池的布堵在里面。
并非厌恶自己,我只是想到了某些令我厌恶的人,所以有要对这世界呕吐的感觉。
我相信没有谁伺养我,我靠自己养活,说不定我还养活了谁。
我在心里向他们致敬。我想蹲下去,蹲到和其一样的高度,恭恭敬敬让一支烟……但终于没做,怕人家误会。
他们不习惯白拿人家的东西。我遇过这样的情景:长途汽车上,将几颗糖悄悄塞给邻座农妇的孩子,她害怕地往后躲,后来母亲发现了,竟掴了孩子一巴掌,骂“叫你馋,叫你馋……”
“人家”——一个多么客气又警觉的词。客气得叫人压抑,让人难受。
他们在睡觉。集体在睡觉。他们的梦仿佛同一个,连脸上的表情都那么一致,不时地张嘴,不时地皱眉,不时地淌下一丝涎水,仿佛要把更多的空气吞下去,仿佛嫌鼻孔不够大……
只有空气无偿地供应他们,满足他们。
他们在打鼾。就像在自家炕头老婆身边那样打鼾。偶尔翻一下身,喉咙里发出叽里咕噜、石块滚下山的响声……手趁机在行李上抓一把,判断对方还在不在。
他们的神情像是在森林里迷了路。有时突然睁开眼,警觉地瞅四周,然后用焦急、粘连不清的方言问头顶上的烟圈:几……几点啦?
他们似乎连句流利的话都说不出,又似乎还急着想说啥,却一时给忘了。
你索性将时刻和一路上的大小站名全报给了对方。
他们满意了,眼神里噙含着感激,连连点头。倒身又睡了。
自始至终,你听不到一句多余的话。
他们把能省的全都省下来了。
1996年10月
P57-59
王开岭印象:散漫与明亮
张杰
知道开岭是上世纪90年代,山东某期刊忽然连续刊登了他一连串“火力猛烈”的篇章——《我们能发出那个声音吗》 《向“现场直播”致敬》《“我比你们中任何一个更爱自己的国家》等。2000年夏天,在古运河畔开岭的住所,当我把自己的思想苦恼一股脑倾给他之后,天已微亮了。那年冬,《激动的舌头》出版了,和它所属的“新青年丛书”一道在京举行了首发式,也因这本书,开岭被称为中国青年思想家三驾马车之一。接下来,《黑暗中的锐角》《跟随勇敢的心》《精神自治》《精神明亮的人》等几本书我都认真读过,加之后来的来往和交流,我觉得自己渐渐算得上了解这个用心灵说话的人了,也终于为他那些思想与唯美的文字找到了一种我认为的背后逻辑——作为一个读者,再没有比经过长期揣摩而读瞳另一灵魂更愉悦的事了。
有人批评说,中国很多作家似乎特别喜欢把文学和文学身份神圣化、使命化、专业化、朝堂化,同时又解决不了视野封闭、命题陈旧、自我和本土精神资源透支、创造力亏空等问题,乃至使自己和文学双双陷于尴尬。这确乎是事实,至少是某些作家的事实。其实,和时代的其他领域相比,中国文学对时代的追击速度显然太慢了,它甚至把目标给丢了,只好在自己的圈子里繁殖目标,在自己的历史中搞循环,文学似乎已不打算向时代捐献任何有价值的命题了。究其因,我以为,是意识形态话语习惯、文学的传统任务和逻辑、小农思维方式在作祟。一个显著特点是,世界上最先进和最落后的思维会同时出现在一个人笔下,他往往会以最极端的方式谈宽容、以最感性的方式谈理性、以最土著的方式谈国际、以最乡下的方式谈时尚……做散文,和民间博客的创造力没法比,但还是固执地捏散文;做小说,网页上的新闻个案鲜活得让其惭愧,但还是埋头编小说……文学,文坛,似乎就是一帮人干着纯属这帮人的事。
记得有人诧异过:王开岭身上怎么似乎找不到文坛和专业的痕迹?他的选题、他的笔法、他的动态,你好像都没法归类,没法预测,也没法把他和别人轻易地“合并同类项”,他自由得好像从未进入过文坛一般。
在文学刊物上发东西却不被文学规定、身处一地域却几乎不受地域影响,他是怎么独立生长的呢?在开岭的语汇里,有两个重要的词,一个叫“减法”,一个叫“越过”。在地域生存系统中他使用“减法”,在文学生存法则中他使用“越过”,他绕过既定的文学和拥挤的文坛,和最远的诗意乌托邦、和最紧迫的时代情势与矛盾直接对话——从而一下子把复杂给简单化了,把深邃给纯真化了。
开岭在获得了这种纯真后,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与任何事物打交道,可直面19世纪俄罗斯的群星璀璨、法兰西的狂热与理性、美利坚的精神纪念碑,也可突然扭头拜访孔子老聃及他们的春秋战国;可务虚于最缥缈的星空、形而上的哲思,也可突然凝视起最现实的环保、医患、慈善、住房……就像一个孩子,凭愿望突然指认感兴趣的东西,且懒得滞留,懒得炫耀,抛出最重要的发现后就迅速跑向下一站,不沉湎,不贪功,不居奇……
恢复文学的“业余”和表达的本能,跳出“专业”游戏的缠绕和常规命题的窠臼,我觉得这是开岭之所以成为他自己的主因。事实也如此,在山东,开岭除了极少几个写作朋友外,几乎与文界无甚瓜葛,到北京后,他延续了这一习惯,几乎和整个文坛不打交道。不张望,不纠缠,不入圈,不联盟,他独立得干干净净,彻底的“业余”,我不知道这种生存风格是否奠定了一个独立思考者的底色,至少有关系吧。他来北京是应邀到央视新闻频道做栏目指导,负责对每天即时的新闻事件作出精准的价值判断和评论,这种“转折”也是让习惯书斋练功的人感到吃惊的。为了方便介绍,在很多场合,他干脆直称自己为一个电视新闻人,仿佛文学、艺术真的与他无关一样。把写作当作爱好和消遣,把思想视为正常的呼吸,他用这种方法使自己获得一种“文学局外人”的清醒和从容——事实上我觉得这样反而离真正的文学精神更近,离文坛生活更远。把自己送回去——回到一个人正常的生活位置,把文学送回去——回到文学最早出发的地方,他说文学不是生活的中央,而只是你头顶上的一颗星……他说一个人要努力还原真实、还原自我和世界的真实,要做一个精神正常和精神明亮的人,而不要追求非常态、非本能的唯美与深刻……他还说,别把自己太当回事,也别把文学和思想太当回事,为什么有些老作家越往后写得越好,就是把那些曾高高举起的东西放了下来……应该说,正是这些心得,确立了一个谦卑而诚实的思想写作者角色,与当下那些比嗓子和证书的明星写作者相比,他绕开了很多游戏和场合,显得寂静而隐蔽。
从山东到北京、从讲台到媒体,地点和职业的变化,对他写作的影响是显然的。用一个比喻,如果其视角在过去是使用了长焦镜头的话一比如《俄罗斯课本》《请想一想华盛顿》《我们能发出那个声音吗》《战俘的荣誉》《是国家错了》《乌托邦的变种》《决不向一个提裤子的人开枪》《独裁者的性命之忧》《关于语言可以杀人》《杀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等篇什,那么他近年的选题和表述则更像使用了广角镜头,更淋漓地描画民生现场感和人类整体性。像《大地伦理》《依据不足的热爱生活》《我们为什么不快乐》《恐龙胃与“物理人生”》《一个房奴的精神大字报》《我们无处安放的哀伤》《东西方文化下的资产观》《人类如何消费星空》《打捞生命的“个”》《一个人的遭遇》等,都可明显觉出他强烈的民生视角和当代现场感。电视和新闻,无疑都鼓励他关注民生,追求现场,加大对当世的推进与建构。
和很多读者一样,最初之时,我把开岭仅仅视为了一个批判思想的力量型选手。记得上世纪末在济南,一个冬天的晚上,我和另外一同事在闷潮的办公室里热烈谈论《激动的舌头》,多年未有的阅读快感,让我们热血沸腾,正如朋友所说:在一个多年未打扫的猪圈里,猛然吸到了生猛新鲜的空气。那时,我们把开岭视为思想狙击手和精神战士的角色,其实现在看来,这不免有些短见,因为我们忽视了《蓝湖》《远行笔记》《白衣人,当一个痛苦的人来看你》《永远的邓丽君》《有毒的情人》《当你老了,头白了》《谈谈墓地,谈谈生命》《爬满心墙的蔷薇》《精神明亮的人》《向儿童学习》《古典之殇》《当她十八岁的时候》等侧重于生命美学和心灵保洁意义上的东西。除了忧郁,他还明亮;除了锋利,他还温润;除了理『生与睿智,他还诗意与唯美。
现在想来,从很早开始,开岭文字中即有两组对等且同构的成分:唯美和思想,历史与当下,心灵与民生,批判与建构。单从某一时期的作品看,可能会有此消彼长的侧重,但拉长了看,整体上看,两种成分基本均衡且状态稳定。而且近些年,他的作品还呈现一个走势,即把以上所说的“思想和唯美”等两组元素合为一体,融人每一文本、每一段落,而非像从前那样分属不同题材和篇目,气质泾渭分明。 到北京后,开岭的表达明显变得从容甚至优裕,他自己也说,现在写得很少,甚至有些惊异当年的表达欲望和产量,一方面,这和他的另种表达——电视新闻操作有关,用他的话说,他每天都在职业领域大量释放能量,有了这个出口,流经文字闸门的就少了。另一方面,他开始自觉地追求“有限的表达”和“节制的表达”,用他的话说,在一个表达泛滥、耗纸成灾的时代,写得短、写得简,甚至写得少,对自己、对读者,都算一种美德。
在一本书的后记中,开岭说,“我永远不会把文学当成职业来做,好东西你一定要把它留给业余,就像爱情是业余时间里的事,老婆孩子也是业余时间里的事。”
开岭用他所谓的一个人的散漫游思和业余生活,为我们贡献了“有限”却珍贵的精神命题和时代现场,他用他的“非文学”气质帮助了我们公认和既定的文学。
2009年9月
我在,我们很近
20岁成了40岁,中间流经了多少事,路过了多少人?
可我总感觉,这跨度仅相当于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生物钟恍惚,不能如实地体察光阴,会出现这样的矛盾:一个人童心未泯,而心灵之外的器官早已背叛了年少。这是个让人伤感的落差。
很少有事让人变成自己的历史学家,编个人文集算是一个。你要盘点一下精神身世,这些年都做了什么,路有多长,书有多厚,梦有多远……
我的写作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集体理想主义即将落潮的前夜,一个纸质阅读和笔写的年代,精神也是手工的。写得慢,写得用力,刻石一般,但不妨碍写得澎湃,写得激情浩荡。从上世纪末被称为思想界“新青年”,一晃十叶春秋,每个人都在移动,都在成长和脱落,青年已不敢再称,黑马也渐渐额白……
互联网来了,博客和信息共享时代来了,资讯空前繁荣,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机会,都有成为作家的潜力和资质。精神资源的私有化年代一去不返,彰显和言说勇气的岁月也差不多结束,很多人都比当年“新青年”更新锐,思考力和感受力毫不逊色……我在想,哪些表达非我不可?一次写作怎样才成为必要、必需和非你莫属?
新的年代,灵魂出口丰富了,精神义务和生命职责也有了更多承担方式,写作不是唯一。我渐渐慢了下来,在投身媒体和公共职责之余,我选择了阅读生活,也体会到了做读者的乐趣和幸福。
还有,我失去了最亲密、最隐蔽的读者:父亲。
我是不知不觉中失去的。现在,我还会出现幻觉:他还活着。他是医生,怎么会死呢?我——这个和父亲那么亲近和相像的人,活得好好的,他怎么会不在了呢?
我常常忘了父亲去世这件事。
把父亲独自留在山冈的那个傍晚,回城的车灯将路照得雪白,我心里低低地说,对不起,父亲……只有那一刻,我确信父亲不会出现在家里了。
老家的院里,两株石榴,一树红,一树白。那年夏,花开得汹涌异常。即要返京的那个下午,我站在院里,对妻子说:今年的花开得真好……我似乎忘了父亲的事,忘了这些花失去了最重要的照料者。往年这时候,给家里打电话,末了都忘不了问父亲一句:石榴花开了吗?
我不承认死是虚无。它只是一种不做声罢了。
父亲走后,一本新书问世前后,我都会强烈地想他。父亲从不当面看我的书。母亲告诉我,我离家的这些年,父亲每晚都看我的书。我知道,父亲是想知道这个从小就把自己关在屋里的儿子在想什么,走出了多远,然后用他60多年的风风雨雨判断儿子说话的风险……
所以,出版这套文集,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父亲,心里的献辞也是“献给我的父亲”。
北京是个能把所有人还原成正常人和普通人的地方,这对隐身、对平息内心的骚乱很有用。
有人问,一个作家介入新闻职业是什么感觉?
我想了想:就是每天醒来——觉得全世界都和你有关系。这感觉有时很好,多数时很糟。其实,自由,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能选择哪些事和自己有关或无关。但这行当不行,每天都要把自己献给全世界,时间长了,生命和精神便陷入了被动,我称之“被动性人生。”
这职业还有个毛病,就是:天天和全世界对话,唯独不和自己对话。
7年前,做央视深夜节目《社会记录》,我有个初衷:以生活共同体的名义——在与世界对话的同时确保和自己的对话,寻找每件事、每个人在当代生活中的位置,寻找命运和命运、人生和人生的相似关系,寻找有“精神事件”品质的新闻事件……我觉得,深夜是内心的掌灯时分,是灵魂纷纷出动的时候。相反,白天,灵魂在呼呼大睡。一个深夜节目,若顾不上灵魂,就没了意义。
现在看来,该新闻观是有私心的,那就是我太担心在这种“被迫和全世界打交道”的职业中丢了灵魂。CCTV最大的弊病不是没有真相,而是没有灵魂。灵魂,恰恰是生命最大的真相。
包括职业技能最好的主持人也只忙于和全世界对话,从来不和自己对话。
一个人连自己的真相都顾不上、都搞不清,能指望他说出别的什么真相?
有灵魂的人,一定时时不忘和自己对话。这样才有机会、有能力与别人对话。现在,几乎没有好的对话节目,这是原因之一。
我一直不敢忘记文学的原因也在这。文学是灵魂的农事,自古就是。但我永远不会把文学当职业来做,好东西一定都是业余的,或者说你一定要把它留给业余。就像爱情是业余时间里的事,老婆孩子也是业余时间里的事。
这些年,一定还发生了很多事,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这几年,可能我写得实在少,便有朋友找来一些“民意”给我,你看你看,那么多人还焦急找你的书呢,更年轻的一代上来了,他们还喜欢、还需要你,写,赶紧写……于是我惶恐,哦,是的,或许是的……其实,我已攒了上百个标题和写作片断,我想把它们写好,写得“手工”一点,所以慢,磨磨蹭蹭。
谢谢那些从未谋面的读者,你们的目光我收到了,你们在网络上留言,打听下落,传阅旧书,寻觅新作,责怪我为何不建一个博客……这样长的期待和追随,我受宠若惊。
被那么多抽屉和掌心收藏着,我非常温暖。我会不辜负。
还要谢谢李伦和《社会记录》的同事,他们参与了我近年最主要的日常生活。与之一起,我见证了一个理想主义电视栏目的诞生和谢幕。我至今仍清晰记得那年夏天李伦夫妇在凌晨车站迎我的情景,他对着手机喊,你看见我了吗,瘦瘦的,旁边站一女孩……其实,我差不多已撞上他了。
是啊,许多年过去了,大家依然瘦着,一点没变。
和许多不变的人生活在一起,感觉很好。
2008年10月拟
2010年6月改
《当年的体温(修订版)》系王开岭文集之散文随笔卷,包括“散文辑”和“诗档案”两部分。
《当年的体温(修订版)》文字承袭作者王开岭一贯的温润的金属感的风格,表达对现实世界中灵魂温度的怀念与渴望,希望能将历年写就的抒写灵魂的文字结集,以献给自己逝去的父亲。
在这个喧嚣和失措的时代,让我们先判断哪些事物与生命无关。然后静下来,让灵魂从婴儿做起,像童年那样,咬着铅笔,对世界报以纯真、好奇和汹涌的爱意。
《当年的体温(修订版)》系王开岭文集之散文随笔卷,题材丰浩、细节精准、纹理细密、精神发现独特、关怀视野阔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