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是现代医学、心理学，乃至现代文艺理论上，影响最大、贡献最多的人物。他在自传里，道出自己的秘密与奋斗的心路历程，让我们看到一个天才是怎样发展形成的，每一部理论与文采并茂的论著，是怎样结晶出来的……西格蒙·弗洛伊德编著的《弗洛伊德自传(人类精神捕手图文本)》是一部探索弗洛伊德天才奥秘与学说的最有价值的入门书。

弗洛伊德被公认为“最令世界震惊的三位犹太人”之一(另两位为马克思和爱因斯坦)，因为他发现了潜意识，创立了精神分析学说，开启了一个神秘莫测的巨大领域。弗洛伊德很少拿自己做被试，所以他的自传就显得弥足珍贵。

西格蒙·弗洛伊德编著的《弗洛伊德自传(人类精神捕手图文本)》由自传及导读两部分组成。

导读作者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1879—1958)与弗洛伊德相交数十年，是弗洛伊德的同行、好友及坚定的支持者，英国著名心理学家，也是英国精神分析学界的主要人物。

通过这本《弗洛伊德自传(人类精神捕手图文本)》，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弗洛伊德并非冷峻无趣。其实，他跟我们常人一样，有幸福的快乐，也有失意的悲伤，精神分析理论就是从这些庸常生活中诞生的。

导读：弗洛伊德的一生

弗洛伊德的特质和性格

弗洛伊德的日常生活和工作

《梦的解析》

弗洛伊德的爱情与婚姻（一）

弗洛伊德的爱情与婚姻（二）

弗洛伊德自传

摸索、研究与催眠术

从催眠术到性因素

俄狄浦斯与精神分析

自由联想与梦的解析

精神分析的历史演进

游刃于医学之外

后记

柏格街是典型的维也纳式街道，街道两旁都是1 8世纪建造的住宅，街道上零星分布着几家店铺。这条街上l 9号的一层就是一家屠宰店，屠夫和弗洛伊德都叫西格蒙，在进门的两侧分别挂着两人的名牌：屠夫西格蒙和西格蒙·弗洛伊德教授，这个对比挺有意思。这栋房子的大门很宽，马车可以一直开进去直到里面的院子和马厩。一进门的左手边是看门人住的地方，我经常纳闷，只要弗洛伊德10点以后才回家，就得先把看门人叫醒才能进去，他为什么不自己拿着房门的钥匙呢?一进门可以看到房子的窗户面向后院，窗户旁有一道石阶通向二楼弗洛伊德家人的房间。而一进门右手边的六级台阶，则通往1892年到1908年弗洛伊德住的三居室。

1954年，为了纪念弗洛伊德在此居住过，这座住宅被世界心理卫生联盟立碑作为文物。

维也纳有纪念名医的惯例，1930年，市议会曾经建议把柏格街更名为西格蒙·弗洛伊德街(sigmundFreudgasse)，弗洛伊德觉得这个建议很荒唐，又鉴于当时的种种政治因素，这个建议没有被实施。不过在1949年2月15日，市议会还是决定把维也纳第九区的那一片住宅命名为西格蒙·弗洛伊德区。

1908年春天，弗洛伊德把房间的安排作了调整，他把读书写作的房间从底层的三居室搬到二楼原来妹妹住的房间，隔壁就是自己的卧室，这样整个二层就是他一个人的空间了。他还在新旧两间房间中开通了一个通道，这样他即便不开前门也可以自由来去，为他充分利用时间同时治疗两个病人提供了方便。不仅如此，这样还能让病人离开时不用回到诊室。这种方法不仅减少了病人间见面的机会，也给了女仆充分的时间以便找到病人的衣帽，最后还给了病人充裕的离开时间。

P22-23

我想，这套自传的出版家一定没料到有人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会写出续篇来，也许我现在写的就是第一篇续文呢!这篇续文的撰写在美国的出版商希望以新版发行我的这本书时就拟定了。1927年，美国首次出版了这本《自传》(An AutobiographicalStudy)。但当时考虑不周，竟然把它与我的另一部著作放在一起，并且以那篇论文为名，叫做“非专业分析的问题”(The Problem ofLay—Analyses)，导致人们忽略了这本书的存在。

这本自传通篇传达着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一生的故事，另一个是精神分析学的发展历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密切地交织在一起，自传中明确地指出了精神分析学是怎样成为我一生的全部内容的，还准确地指出了我与这门科学的关系远比我个人的生活经验丰富得多。

在这部自传着笔前的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我那反复发作的癌症会要了我的命，好在1923年的一项外科手术挽救了我的生命。手术后我虽然一直为病痛所折磨，但仍可继续我的工作和生活。自那时候起，十几年间，我从未间断我的精神分析工作，也未曾间断过写作，德文版的十二册全集的出版就是最好的证明。不过，我发现自己在逐渐发生转变，那就是原来的兴趣减退了，早年固有的兴趣再度浓厚起来。虽然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做了很多重要的分析工作，比如我在《抑制、症状与焦虑》(Hemmung，Symptom und Angst，1926)中对忧虑问题提出了修正，1927年我对性拜物狂(sexual fetishism)下了简要的注释，等等，但我承认，自从我提出了爱与死这两种本能存在的假说以后，我写的有关于精神分析的文章不是无关紧要，就是有人会紧随其后提出来。而我面对的这种情况和我本身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这种改变称得上是我发育中的一个退化时期。历经了徜徉于医学与心理治疗的一生之后，我的兴趣再度回到了曾经深深吸引我的文化问题上，这些问题在我学会思考之前就已经深深地把我吸引住了。其实在1912年，我的精神分析工作达到巅峰的时候就已经尝试着把精神分析所见的最新发现运用到《图腾与禁忌》中去探讨宗教和道德的起源问题；其后，在论文《一个幻觉的未来》(“The Future of one Illusion”，1927)和《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1930)中把这项工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我更清楚地意识到：人类发展中经历的各种事件、人类各种天性之间的相互作用、文明的发展以及人类原始经验的积累(例如宗教)，等等，都只是自我、本我和超我这三者之间的冲突和斗争的反射，或者说是把精神分析对个人的研究搬上了一个更大的舞台而已。在《一个幻觉的未来》一文中，我阐述了对宗教价值的否定观点，之后我又发现了一个更适用于宗教的定理：虽然它的力量的确存在于它包含的真理中，但那所谓的真理只具有历史性，并不具有物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