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葆耕，一个在清华学习、工作、生活55年的清华人。由他编著的这本《清华精神生态史》是对清华到60年代之前大学发展历程的最好作品之一。

这是一本独特的书，一个孩子献给母亲的书。因为爱之深，所以，无论是热情赞美，还是扼腕叹息，真情流露处，即使在最冷峻的反思中，也流溢着动人的赤子之情。

徐葆耕编著的《清华精神生态史》以讲故事的方式来梳理、挖掘、展示一个大学百年辉煌历程背后的精神内核，以及从这个大学一代代走出去的清华学子内在的精神气质，梳理了清华精神的形成和演变历程。全书共分十一章，包括：废园：精神的胎盘；清华学校：缩微的“少年中国”；赴美：寻找“金羊毛”的蹈海者；国学院：六个人的神话；“改大”后：自由是创造之母；“一二·九”：第一个举起火把；联大：知识分子！坚守你的岗位；复员后：太阳比一切都美丽；50年代(上)：开花的和凋谢的；50年代(下)：奉献精神及其盲点；60年代(上)：开万人顶风船的角色。

《清华精神生态史》适合广大社会文化人士、清华师生及校友阅读。

关于本书

自序 大学精神的梦想

第一章 废园：精神的胎盘

第二章 清华学校：缩微的“少年中国”

第三章 赴美：寻找“金羊毛”的蹈海者

第四章 国学院：六个人的神话

第五章 “改大”后：自由是创造之母

第六章 “一二·九”：第一个举起火把

第七章 联大：知识分子！坚守你的岗位

第八章 复员后：太阳比一切都美丽

第九章 50年代(上)：开花的和凋谢的

第十章 50年代(下)：奉献精神及其盲点

第十一章 60年代(上)：开万人顶风船的角色

后记

清华草木总关情

如果你到过一些世界有名的校园(如牛津、哈佛)，你都会为它的整洁、幽静和高雅所折服。特别是伫立在校园各个角落里的那些名人的雕像，散落于草坪或教室周围的那些著名校友的脚踪，令你想起了那些流传着的聪明而幽默的逸事；这一切都让你感受到这座校园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于是，敬佩与创造的激情油然而生。然而，我们真的很难找到，哪一所大学有如清华这样建立在一座至今已经有300多年历史的皇家园林里。清华得天独厚，特别受到天地的眷顾。

据最新的考证o，清华的所在地，原是康熙第三子胤祉的宅邸，它建于1707年，康熙赐园名“熙春园”。当时四子胤祯(即后来的雍正皇帝)的宅邸就是圆明园。那时候的圆明园远没有后来的规模，它大约同熙春园差不多大小。康熙显然喜欢熙春园更甚于圆明园。在他六十大寿时，曾在熙春园举办盛大寿筵和戏彩之舞(昆曲)；16岁以上的13位皇子齐集在这里为父皇举觞献诗；“熙春”是“六十花甲又一春”之意。在康熙皇帝人生最后的10年里，9年接受了祝寿。其中，7年(8次)在胤祉的熙春园举行，只有两年在胤稹的圆明园。康熙极其重视的中国第二大书《古今图书集成》的绝大部分也是在这里的“编修馆”完成。其时的清华园(熙春园)o的图景如下页。

雍正继位以后，大力扩展圆明园；加上此后的多位皇帝的修缮扩建，使之成为了“世界园林之王”。熙春园因胤祉被黜，无所扩展，但盛况不减。乾隆登基后，在1768～1781年这13年间，曾有9年、至少26次垂幸熙春园，观麦赏景，题诗共85首。乾隆的诗不很精彩，但还是可以从中看出昔日的胜景。

美学家有“自然人化，人化自然”之说。一座皇家花园本来是没有生命的，也无所谓有多少“人文底蕴”。但是，由于它同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一段历史(康熙、雍正、乾隆)浸润在一起，这一时期中国创造了自己最大的版图；造就了虎踞世界，傲视西番的民族气势；也就为这座本来普通的园林点染了傲岸不凡的色彩；在“小五爷园”时代，义和团曾在这里练兵举事，以抗外贼；他们的失败则在本来的强势的光晕上覆盖了一重悲怆，使得这座花园具有了更加凝重的生命。

曾在清华就读、对校园有着深刻理解和热爱的季羡林先生曾说，每个学校有自己不同的“校格”；例如，北大的校格是“深厚凝重”，清华的校格是“清新俊逸”。在清华纪念自己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曾邀请一批名画家来清华园里作画。当把这些作品收集成册时，我惊讶地发现：大部分画家选择了以“绿”(深绿、浅绿、黄绿、翠绿)为主要色调。这似乎同季羡林的“清新俊逸”不谋而合。校园属于“物质”，校格属于“精神”。“清新俊逸”不仅是清华园的主色调，也是清华校格的主调。校园的主色调和校格的主调如此地水乳交融、惊人的一致，仅见于清华。当我们说，北大的校格是“深厚凝重”时，很难把它同它的校园联系起来，因为北大的校园分成两撅：新中国成立前在城里红楼，新中国成立后搬到燕园，而燕园原来是燕京大学的校园。

朱自清先生在清华执教之时，写下了一篇不过2000字的短文《荷塘月色》，把那片并不很大的荷塘提升成为了娇美的女神，诗与灵感的源泉；凡是读汉语的，无论是日本人、韩国人还是美国人、欧洲人，都知道北京的西郊有一座美丽惊人的荷花池。我在1955年考进清华，报到后的当天晚上，我就迫不及待地走到荷花池，渴望观赏朱先生所描摹的美景。那天，月色不很亮，荷花大部分已经衰败，但清新的荷香依然弥漫在空气里。我沿着荷塘东侧的煤渣路缓慢前行，渐渐进入沉醉状态。这时，月光下竟然隐隐约约地出现了一个矮小消瘦的影子。那分明是朱自清先生，他分明向我走来。我知道这是幻觉，但我的心还是紧张而兴奋地跳荡起来。我后来知道，我走的路并不是朱先生当年的路；更令我惊讶的是，北京大学里的荷塘比清华的还大；附近圆明园里的荷塘、西苑地区的许多农民种藕的荷塘都比朱先生写的荷塘不差，单论美丽也不输给清华园里的荷塘；但清华园里的荷塘却有了世界性的声誉，并且成了“清华园里好读书”的象征。人们的文化活动的历史赋予了自然景物以诗意和哲理；使得没有生命的自然不止成为审美的对象，而且成为人自身的精神的一部分。我们在说清华园的历史时，就在说这所大学的“前史”；当你在这里学习生活了数年之后，它也会成为你自己的历史的一部分；你会不自觉地给你的后代讲述荷塘的朝雾、闻亭的晚霞、古月堂前的明月、工字厅里的雕梁画栋。有一个学生告诉我，他在一次下了晚自习，骑着自行车，乘着月色赶回宿舍时，经过闻亭下的闻先生雕像时，忽然看见一颗闪亮的流星落在闻一多唇边的烟斗上；并且，一明一灭，就像闻先生在吸着烟斗沉思一样……

我接待过许多我国香港的、欧美的、日韩的学生。他们到清华后，会长久地伫立在水木清华、或者是“荒岛”旁边，出神地看着，沉醉其间。因为在他们的大学所在地，寸土寸金，不可能为他们提供如此舒展、开阔、充满诗情画意的校园。

P3-5

关于本书

这是一本独特的书，来自一个在清华学习、工作、生活55年的清华人的遗稿。

这是徐葆耕教授一生最后一部稿子。

从稿子中，可以确定的看出，作者规划好的《清华精神生态史》有上下两卷。读者现在看到的是其上卷，主要的时间跨度是1911-1966，即自清华建校起至文化大革命开始。遗憾的是，读者永远也看不到作者构思中的下卷了。正如他在去世前自撰的生平纪略中说：

“徐葆耕教授还有一系列创作计划；病魔出其不意地攫住了他，将他的才华和对这个世界的爱一起带走了。”

这是一本独特的书，一个孩子献给母亲的书。因为爱之深，所以，无论是热情赞美，还是扼腕叹息，真情流露处，即使在最冷峻的反思中，也流溢着动人的赤子之情。

爱，是作者梳理这个大学百年精神生态史的初衷，也是把一系列故事和“传奇”贯穿起来的基调。

一、托付

对于我来说，之所以与这部稿子结缘，完全是出乎意外的不期而至。2009年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在得知徐老师因病住院后，匆匆去北医三院探视。那是我第一次看望病中的徐老师。

印象很深的是徐老师气色很不好，脸色蜡黄，眼圈发黑，穿着病号服半躺在床上。我进去，叫他；他未必听到，但能感到有人过去，看见是我，竟是呵呵的笑了出来，第一句话便是：“怎么这么快把你也惊动了？”

我自是说不出话来。徐老师随即说：

“你来得也正好。有一个事，可能要麻烦你。”

“您说。”我想都没多想。

徐老师随即就给我介绍起他其时已经完稿的这部《清华精神生态史》上卷。他说，他对自己的病还是抱希望的，但不得不作最坏的打算。所以，他要作这样一个安排，万一自己今后身体不行了，即使出了院也无力再修改稿子了，请我帮他整理、出版这本书稿。

徐老师开始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打开手机录下了他的整段谈话。其时师母也在场，她背过身去，眼望窗外，在场但没参与谈话。因此徐老师对俯身就前的我作的这番交代，师母虽不亲见，但是亲闻的。

其后又看望过徐老师两次，一次仍是在北医三院，一次就在他家中，是我们几个人约好一起去的。这两次大家都没有再提书稿的事。

然后，是2010年3月13日晚饭时分。其时我正陪刚刚参加完博士入学考试的家兄在北大一个餐厅吃饭，徐老师的女儿打来电话，告知徐老师病危，“很可能挺不过今晚”。她是来问我的电子邮件地址的，说她父亲最后交代，把书稿发给我，并让她转告我“请通读一遍，后记中乱七八糟的部分删除。”

我和几位老师当即火速相约赶到西单协和医院，其时已不能再见故人，只在重症监护室外见到徐老师一双悲切中的儿女。几个小时后，14日凌晨，徐老师溘然长逝。

徐老师的女儿在当天上午9点将书稿发到我的电子邮箱中。

盯着附件中word格式的文件《清华精神生态史》几秒钟，我点开了文件，电脑屏幕上第一页赫然以扉页的格式闪现出这样的字样：

献给

母校清华大学诞辰100周年

我的双眼一下模糊了……

二、本书主旨

整理阅读书稿的过程，也是我作为徐老师的学生，跟老师之间进行一种持续的心灵对话和探访过程，并经常遐想作者在凌晨或深夜、在斗室或咖啡厅写下这些文字时那当下的情思心境。在我，虽然和徐老师认识、交往二十余年，但通过阅读其作品而对其心灵历程进行持续的探寻和追想，这还是第一次。

本书的核心主题，是梳理清华精神的形成和演变历程，包括老清华时期(1911年建校至1949年解放)和新清华时期(建国后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清华百年，无论是清华人还是非清华人，都能感觉到那种涵养、孕育一代代清华人那延绵不绝的精神气质。但到底何谓清华精神？则似乎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迄今并无公认的、统一的表述。清华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有“行胜于言”的校风，又有“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风，还有“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光荣传统。清华精神，仿佛就是流淌、贯穿于这一切之中的某种内在的生命气韵。在本书中，作者给出了自己对新老清华精神的总结，并进行了对比。他说：

“如果我们试图从精神的层面上揭示这一届学生区别于解放前的学生的主要特征，应该选用什么词汇呢？最适当的词汇就是：第一，爱国奉献；第二，全面发展；第三，严谨实干。这三个方面构成了‘新清华精神’的核心。在这三条里，我们不难看出同老清华精神之间的隐然联系：‘爱国奉献’实际上是‘明耻自强’精神的传承与发展；‘全面发展’是‘独立会通’思想的某种体现；‘严谨实干’则几乎就是老清华的‘科学实干’精神的直接传承。如果论及两种精神的区别，则非 ‘奉献’二字莫属。”

全书以讲故事的方式来梳理、挖掘、展示一个大学百年辉煌历程背后的精神内核，以及从这个大学一代代走出去的清华学子内在的精神气质。这是身为作家兼学者的作者最熟悉、也认为最恰当的揭示“大学精神”这一论述主题的方式。在作者看来，“故事建构生命”。

周国平在其2010年出版的《善良 丰富 高贵》一书中的一篇同名文章中，有以下释题之语：“我为人心的冷漠感到震惊，于是我怀念善良”，“我为人们的心灵的贫乏感到震惊，于是我怀念丰富”，“我为这些人的灵魂的卑鄙感到震惊，于是我怀念高贵”。对人的心灵，特别是对于一代代清华学子善良、丰富而高贵的心灵和精神的讴歌，构成了徐老师这部洋洋大作的主旋律。同时，这也是一部充满了反思精神和身为清华人的自我解剖勇气的“自传体”式的精神生态史。我想，那些让周国平感到“震惊”的人性中冷漠、贫乏和卑鄙的一面，同样也是让敏感而充满忧患意识的徐老师感同身受的，并可能成为促使他写作本书的重要缘由之一。作者开篇即表明其写作此书的由来，是有感于“现代大学精神的失落，更深层地说，是民族精神的失落。”而在第七章“联大：知识分子！坚守你的岗位中”，作者又以警句式的句式说：

“因贫穷而富有——历史这样告诉我们。

会不会因富有而贫穷？现实正在告诉我们。”

所有这一切，都揭示出作者在其身体健康每况愈下的生命中最后几年写作此书，以“清华精神”立意进行专门著述，是有深意的。

在清华大学即将开启她新的百年旅程之际，对铸就百年辉煌的母校历史中如群星璀璨般的先贤哲人进行热情讴歌和赞美是必要的，但对百年历程中所经受的种种曲折和得失进行反思，同样是必要甚至更为宝贵的，因为我们相信，这是一所大学在精神上真正走向成熟、变得强大的标志，也是其续写辉煌的必要前提。

三、“爱”与“奉献”

对大多数听过徐老师课的清华学生而言，提起徐老师，首先想到的是其文采飞扬，诗人气质，儒雅文人之风范，而很少意识到，徐老师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清华大学工科毕业生。在本书中，作者深情回顾了自己在高三毕业前夕最后选报清华大学水利系背后的“现代游牧民族”情结:  “照我看来，现代的‘游牧民族’就是散落在广漠荒原上的一艘艘帆船。他们踏勘地下资源，为一座座矿山宝藏打开大门。在我的心灵里，这些游荡在荒原上的勇士，就像在无边夜空中游荡的星星，潇洒而美丽。也就在那时，国家颁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建设三峡水利工程的宏伟设想把我这只漂泊不定的‘帆船’引向了高山、大坝和水电站。”

虽然徐老师一生的大部分工作，与他所学的水利专业关联不大，但他的确满怀激情的参加过专业实践，特别是1958年参加了密云水库的建设，并亲眼目睹了一个如此庞大的水库建设的背后，无数普通工农所付出的血汗。“我为自己得以同这些付出血汗的历史创造者们并肩战斗而毕生感到自豪。”他说，“在密云水库工地，我和我的同学看见了‘大海’，并且将自己的小船驶进了‘大海’，而且永远也驶不出来了。”可以说，在徐老师进入清华大学后漫长的53年间，那段以密云水库工地为背景的专业实践经历，让他真正第一次、也是从此以后一直和最基层的劳动人民建立起了心灵相通、血浓于水的情感关联：“它在不知不觉中为我们的心灵投下了一块石头，导致精神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作者贯穿他此后几十年的那份闻一多式的“诗人之爱”，那种作为“诗人最主要的天赋”的“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

事实上，在这部交织着赞美和反思的关于大学精神的“生态史”中，贯穿始终的情感主线，正是这种对清华、对祖国、对人民深切的爱，以及对清华所承载的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希望的自豪和自觉。全书着力讴歌了这种作为个体对国家、民族、学科发展的担当意识和历史使命感，那份“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赤子情怀。这种“大爱”，仿佛是两个对象物之间不言自明的一份庄严默契，甚至是一种单方面的承诺和义务，仿佛从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之源之时，就已经激活的那种内在的爱的基因。徐老师在书中特别阐述了贺麟“竭尽单方面的爱和单方面的义务之忠忱”这一学说。把单方面的、无条件的主动之爱内化为自己由衷的、超越责任层面的爱，在贺麟看来，乃是人类伦理道德关系的“永恒基石”，而“新人生、新社会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的重建，离不开这样的基石。对此，徐老师深以为许。他充满敬佩和推崇的评述道：

“透过贺先生对一个个具体思想学说的剖析，我们感受到他从一切矛盾冲突中把握永恒至理的伟大气魄，这种气魄不仅源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深刻把握，而且有一种更原始更深邃的冲动存在：这就是对宇宙、自然、人类以及国家民族的斯宾诺莎式的爱，这种爱是贺麟思想的‘质素’，正是这种爱推动着一个学者去做永恒的真理追求。”

每次读到这段文字，我都会想，在作者的身上，时时焕发的，不也正是这种对清华母校和吾国吾民这种“竭尽单方面的爱和单方面的义务之忠忱”吗？正是这样的爱和信仰，支撑着作者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执着地、披肝沥胆地把梳理、阐释“清华精神”作为自己对清华母亲的一份神圣许诺，一种应尽义务和责任，坦诚之至，赤胆忠心。

这种义务和忠忱，在作者所梳理的“清华精神生态史”中，集中体现在一代学人的奉献精神上。事实上，对自己那一代人的“奉献”精神的辨析、反思和凭吊，正是本书最让人动容、发人深思的篇章之一。

作者指出，“奉献”作为一种宗教性情感行为，本质上是指不带任何前提条件、不期待任何回报的给予。这种宗教性情感，一旦和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理想结合，往往“会创造奇迹，焕发出动人的光彩。”无论马克思还是韦伯，都高度赞同这种宗教性情感巨大的社会进步意义。另一方面，由于“奉献本身同个人的独立于奉献之外的追求是不相容的”，因此，“不可轻言‘奉献’”。他说：“我们现在时常说到的‘奉献’，常常是有条件的、有回报期待的。这一类的附加了条件的给予可以称之为‘贡献’，而不宜言‘奉献’。”  在这样的意义下，“奉献”精神的典型体现，就五六十年代那一代大学生而言，就是自觉自愿的奉行“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最大志愿”，即把个体的需求和愿望自觉压抑到极致，无条件的服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和安排：

“由于贫穷、素质低下和恶的存在，使得我们在建设一个人人幸福的社会过程中间，需要有的人躺下来充当铺路石子。也就是说，需要有的人充当奉献者，无论是研制两弹一星，还是修建青藏铁路。如果没有这样的奉献者，社会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堕落。即使在一个发达社会里，奉献者也是不可或缺的。社会的发展并不是把每个人的个体追求聚合在一起就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合力’——在个体追求织成的网上总有一些‘空洞’，也就是谁也不愿干的工作。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牺牲自己的追求跳进这个深不可测的‘空洞’。”

在作者看来，“奉献”是“最具五十年代色彩的词”。他说：

清华的“每一代人都有‘爱国奉献’的光荣表现，但作为‘代’的整体而言，只有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堪称‘奉献的一代’；而65届则是他们的一个近乎完美的代表。”

作者在深情地回顾了那一代大学生身上因为贯穿了这样的奉献精神而具有的“时代气质”之后，同时感到经历文革之后，随着功利主义思潮的泛滥，他们“那一代人的精神境界已经高不可及、遥不可及，成为历史铸就的不可复制的一代。” 他在讲到蒋南翔在文革后复出重新主持，面对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涌现的出国潮、经商潮，有点“过苛”的禁止家里孩子出国留学时，感慨地说，“如果我们没有忘记在当时(80年代)不少高级干部利用权力将自己的亲属送往国外镀金的大风潮，就会对蒋的决绝态度有所理解，并增加几分敬意。蒋南翔是商品时代的落伍者，但他所达到的那个精神境界，是当今商品大潮中俯仰浮沉的精英们所无法企及的。”可见，作者对他们那一个时代的人们善良、丰富、高尚心灵的赞美和缅怀，正是有感于物质丰富之后，冷漠、贫乏、卑劣的人性反而沉渣泛滥的深深忧虑。

四、“知识分子的岗位”

在带着一种凭吊的情怀回顾了“奉献的一代”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后，作者带着那份“义务和忠忱”，也对这样的时代风尚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作者首先指出，“从根本上说，我们所期待的社会，并不是一个要求人人奉献的社会。相反，一个好的社会是一个最大限度满足人们幸福追求的社会。”他以大学生的工作选择为例，认为在理想的情况下，应该是“社会需要我干什么？”和“我自己想干什么”两者之间的重叠。如果不能够重合，则应该相互协调，国家应该尽可能地照顾学生的个人志趣，而个人也应该考虑国家的需要与可能。当完全用“国家的需要”取代“个人的志趣”时，个人的精神世界就受到了某种压抑：“‘奉献’如果远离了科学精神和起码的人道主义，就会失去社会对于公平和正义的普遍追求，沦为某种最坏的东西。”其直接的后果之一，是使得青年们在精神面貌上缺少应有的活泼和多样性，甚至出现某种精神分裂的症候。无论是个体还是社会，都可能面临这样的“异化”危险，如吹牛撒谎、言不由衷成为某种时尚。

这里，作者事实上表明了这样一种基于对人性本质理解基础上的认知和判断：完全压抑个体需求的“奉献”精神，在伦理上是不完善的，在实际的推行中，又是不现实、不可持续的。从对一个人的健全发展而言，这样的“精神”下所塑造出来的学生必然是有某种缺陷的，甚至是深刻的缺陷。这种缺陷最令人忧虑的表征之一，就是匍匐在这样思潮下的个体，其独立思想和意志的退化乃至丧失。作者说：

“过多的‘服从’的要求和指令，给了他们彰显自我牺牲品德的机会，但却压制了社会需要的反叛精神——这种反叛精神只能存在于某一个很小的专业技术命题里，而不敢扩展到大的基本科学范畴，更不要说社会领域了。”

显然，作者这里所谓的“反叛精神”，同时包含了“独立的、创新的精神”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这样双重的含义。

作者对这两方面都作了深刻的解剖和思考。关于前者，作者着力对清华解放后17年间“听话出活”的“传统”进行反思。作者指出，大学是培养精神财富的场所，它应该比社会享有更多的自由，因为自由是创造之母，而“人是会思想的芦苇”；如果剥夺了思想的权利，人就和芦苇相差无几了。但长期提倡“听话出活”的清华，恰恰在不知不觉间一度丧失了这样“思想”的权利和能力。这是一段令人痛苦甚至让包括作者在内的诸多清华人感到耻辱的历史，“它告诉我们，本来应该成为国家头脑和民族思想库的大学”，也是有可能“沦落为无头脑的听凭领导支配的机器”的。“文化大革命留给清华人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听话出活’论的破产。清华人永远尊敬五十年代的奉献精神，但绝不想再做一个只会‘听话出活’的机器。”

一个大学的精神成长，正如一个人的精神成长一样，痛苦和耻辱，有时是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环节。

作者是以一种写“忏悔录”的方式来叙述清华历史上这段独特的历史的，因为在作者看来，“人人都应该为自己的丑行忏悔。不忏悔，不成其为人。” 在这样的思考中，“罪感意识”“知耻”“忏悔”都是这一主题下的关键词。作者把紫荆的红色，称作“知耻者的颜色”，认为它“是勇敢的颜色，是我们的校色。”

而这一节的标题也很独特：“大船倾覆了，精神没有溺亡！” 体现了作者对清华精神中包含的自我矫正能力和潜力的乐观和欣慰。如果说，“知耻”是清华精神中与生俱来的“胎记”，那么，经历了文革的清华人，在精神上显然是经历了一次凤凰涅槃般的浴火重生。

作者对“反叛精神”中所蕴含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这个维度的反思，同样深刻而沉重。作者以清华历史上西南联大这段历史出发，来探讨这个“具有恒久意义的命题”：知识分子的岗位在哪里？更进一步，“无论艰难困苦，还是优游富裕，作为知识分子能不能守住自己的岗位？”

作者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可以从三重意义上表述，即“知识分子”、“爱国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责任是继承、创造和传播知识(真理)；‘爱国知识分子’是用自己的知识为自己的国家效力；‘公共知识分子’则是在关乎社会、人类、自然的重大事务上要代表公共利益发言，张扬公平正义，为失去话语权的弱势群体讲话。”而在这三重意义上，在作者看来，“联大人都光荣地践行了知识分子的责任，用行动给出了辉煌的回答。”

这是一段令中国学界至今仍津津乐道的充满光荣与梦想的艰苦岁月。但我相信，作者在满怀敬仰地介绍这段已经被无数文献和出版物追述过的历史时，其独特之处，乃在于他是从对“知识分子的岗位在哪里？”这样一个恒久命题的回答来进行考察的，其要旨所指，决非简单的回顾历史，而是要借史来观照现在和未来，以敲响警醒之钟：

“这个回答至今还有重要意义。因为，今天很多知识分子不再坚守自己的岗位；时代正在把知识分子变成某种不伦不类的东西。”

在作者看来，与当年国难当头、内忧外患的西南联大时期不同，当今所谓不少知识分子或者科学家，无论在上述三重意义的任何一个层面，都是令人失望的。“‘专业分工’成为一些知识分子逃避对社会的道义责任的借口。他们只按行规操作；在需要知识分子站出来主持正义的时候，知识分子往往‘缺席’”。因此，这个群体整体上尚不足以受到如此尊敬，“不是因为他们的学术，而是在社会良知和勇气方面有所不足。”

我不知道当今有多少学者或者知识分子，会去直面这样一个自己和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的严肃问题，更不知道有多少人有道德上的自觉和行动上的勇气，去践行这样的使命。但我完全相信，这样的精神，在徐老师他们这代人——至少是在那个年代——是一种切切实实的自我要求，身体力行并认为天经地义。不可否认，这种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落了。而本书的主旨，正是希望复兴这样的精神。

知识分子的岗位在哪里？我们守住我们的岗位了吗？这的确是值得我们每一个扪心自问的问题，如果我们还有勇气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话。

五、关于本书的出版过程

最后，简要说明一下本书的出版过程。

徐老师走时留下的这本文稿，内容已经很完整，所差者，只是一个刚刚开了个头的“后记”。“后记”中附了一些摘录自多个来源的关于一些清华校友在新时期自强不息为国争光的报道故事，比较凌乱，尚无编排整理和提炼，显是作者准备的最原始的材料，未及咀嚼。遵从作者临走前嘱咐，一概删掉。于是，现在读者看到的，就只是这样一个显得很突兀、独特但足以令人震撼的简短的“后记”了。

而我所做的，基本上就是作者所交代的“通读一遍”而已。在此过程中，我约略查阅文献，对我认为文中需要加以交代的引文来源和一些人、事，补加了约200条参考文献说明和注释。参考文献部分，经过和本书责编商量，最后一并以作者原初的标注方式即文中说明的方式呈现，不再另作区分。个别注释较长，则仍保留为页下注。另外，也尽我之所能，尽量对文中涉及的一些史料进行查证校阅。但我毕竟学识浅薄，加上此项工作一年间断断续续，因此，此项工作仍做得很粗陋。另外，我也不知这样的“加注补注”是否妥当，是否属于狗尾续貂，画蛇添足；作者若在世，是否会认可。所有这些，常令我感到不安和纠结。

我当初答应作者整理此稿时，没有想到的是，这部稿子的出版，竟拖了整整一年。而这一年中，可以说，我的心头，似乎无时无刻不搁着这件事情，无论忙时闲时。

期间徐老师家人、朋友以及中文系同事，都多次问起书稿出版的进展情况，我都只含含糊糊的答曰“在进行中”。我自然知道，这本书出版面世的最后日期，一定要在清华百年校庆之前。在徐老师离去后的头半年，一方面是我对骤然而至的行政事务和教研双重压力的不堪重负，另一方面，也应该是下意识的未敢去碰触这部遗稿，觉得心理上自己始终没有调整好，可以着手整理这部书稿。系统的阅读和加注工作，基本上是从暑假时开始的，并有较大进展，但并没有整理完，仍留下了很多需要校注的地方。2010秋季学期，对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也是一个多事之秋。我在参与处理有关事情过程中，即使心神俱疲无以复加，夜半有时也会怵然醒来，在百年校庆这一最后出版期限的日日逼近之态势下，徐老师的这部书稿出版尚未有期，心中惴惴惶恐之情可想而知。有好几次，我在凌晨一两点就不自觉的起来，打开电脑，调出徐老师的这部书稿，读上几页，看着看着就出了神。我一方面常常自责于自己的疏懒拖沓，缺乏徐老师那样强大的内心力量，可以从容驾驭自己的生活、执行自己的写作规划；另一方面，又时常感到多种事务齐头并进催压下的无力感。一年来，我的心头应该是从来没有一刻是完全放松的。

此时此刻，当我终于能够回顾过去一年这一段陪伴徐老师遗稿的心境感受时，我并不是要为我不能更早地完成徐老师所托付的遗愿来寻找开脱的借口，而只是希望对这部书稿的出版历程，有一个必要的交代。

感谢徐老师家人的信任和宽容。一年来，他们虽然时时记挂这本书的整理出版进程，但对我的懈怠从没有半句抱怨，始终相信我一定能对徐老师的托付有一个圆满的交代。也感谢孙殷望、孙宝寅、曹自学、王小宁等老师，以及徐老师其他生前友好对此书出版的关注。我的两个学生廖望和刘于思协助我参与了对部分文稿的校注工作；吕宇翔博士负责本书插图的准备工作。徐老师生前一个得意的编双时期的学生、编四班(1984级)的王红兵学长，资助了此书的出版。我也要特别感谢我的学生和朋友，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的李亮先生，帮助我一起策划此书的出版方案，一手促成本书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前夕如期出版。徐老师是水利专业出身的，书稿中多处，徐老师讲到了自己年轻时决心投身祖国的水利事业的少年壮志，以及1958年参与密云水库建设那段经历对他一生持久的影响。这部他倾注了最后心力的书稿，最后交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也算是冥冥之中暗合了徐老师当初人生之路的某种轨迹和心愿。

六、永远的怀念

爱，是伴随徐老师生死之间73年非凡人生旅程的主题。在本书的最后那段没有完成的“后记”的开头，作者写道：

明年(2011)是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

我从1955年考入清华，读于斯，长于斯、作于斯、婚于斯、老于斯，至今已经55年了。除了很少的几年外出讲学、研修以外，绝大部分时间就生活在这不足4平方公里的方寸

之间，我的快乐、幸福、疯狂、烦恼、沮丧乃至绝望，几乎都同这所大学有关；我同这所大学已经融为一体，仿佛在这所学校刚诞生的时候起，我就已生活在其中了。

我想，徐老师虽然一生遭遇很多挫折和不幸，但他还是幸福的，因为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生活在自己心甘情愿为之献身的大学里，生活在爱他的人们中间。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是清华园里的一个传奇。如今，这个传奇结束了，但他的精神和风貌，已经幻化成清华风物志中又一个不朽的篇章，让来到这里的学子们代代相传。

徐老师，我们永远怀念您。

金兼斌

2011年3月 清华园

明年(2011)是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

我从1955年考入清华，读于斯、长于斯、作于斯、婚于斯、老于斯，至今已经55年了。除了很少的几年外出讲学、研修以外，绝大部分时间就生活在这不足4平方公里的方寸之间，我的快乐、幸福、疯狂、烦恼、沮丧乃至绝望，几乎都同这所大学有关；我同这所大学已经融为一体，仿佛在这所学校刚诞生的时候起，我就已生活在其中了。

二聊作结语

我们能否创造新的大学精神？

这个问题有点“大”。有的朋友劝告说，还是先老老实实地向西方大学学习吧！这话很对。清华由于历史的原因，是中国所有大学里向西方学习用力最勤，成效最为显著的一所大学；至今也是如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清华对于西方大学改革的了解深度恐怕国内很少有大学所能企及。但是，即使在这所大学里，它所形成的精神，也于西方大学有诸多的差异。新中国成立前的清华，强有力地吸收了西方大学的自由精神和科学精神，这是它所以能够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但是，也正像人们所看到的，在这所很“西化”的大学里也涌动着一股强大的属于中国自己的精神。

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激进派曾力图将它们当做垃圾排斥在中国现代文化的构成之外；但这也不是一个哪位先贤一句话就可以使其寿终正寝的事。著名的解释学家伽达默尔说：“我们其实是经常地处于传统之中，而且这种处于绝不是什么对象化(Vorgegenstand lichend)行为，以至于传统所告诉的东西被认为是某种另外异己的东西——它一直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一种范例和借鉴……”(《真理与方法》，第379页，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也就是说，传统是一种深深地渗透于民族集体无意识心里的一种很难移易的东西；爱自己的民族、爱自己的文化，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现代大学精神的组成部分。

在西方的大学里，也讲爱国，但远不及“爱自己”和“爱人类”更重要。这个原因也很简单，西方的发达国家长期属于“压迫民族”，而中国则属于“被压迫民族”；压迫民族的“爱国主义”很容易滑向沙文主义，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其他民族的帮凶。而在被压迫的民族里，“爱国主义”则常成为争取民族与人类自由平等的伟大理想精神的一个部分；它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和生命活力。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听了大江社留美学生关于国内情况的陈述后，也转而赞成他们采取“国家主义”。国家主义如果公正地说，它的基石就是国家至上、民族之上，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20世纪80年代以降，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市场经济及其影响迅速蔓延到各个方面，人迅速地解裂为个体：对于个人幸福和美好生活的追求，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特别是年轻的大学生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个人的梦想、个人的“人生设计”。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一所大学还有没有可能形成统一的“精神”？是否只有自由主义才能够被当代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所服膺？

(未完，难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