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历任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赠太傅东阁大学士、二等属靖侯，为晚清军政重臣、汀军统帅之一、清末四大名臣之一、洋务派重要首领。本书对晚清名臣左宗棠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孙占元编著的《左宗棠评传》回顾历史的长卷，重温在左宗棠戎马一生，解读，理解这样一个狂傲、张扬，而一生都是在为政而活的文人。

孙占元编著的《左宗棠评传》对晚清名臣左宗棠进行了深入研究。《左宗棠评传》生平篇中，将左宗棠同他所处的时代相联结，突出其介导洋务运动以促进中国近代化和重视海防塞防以抵抗外来侵略的活动与作用，并注重刻画其心态与行动之间的交映关系；思想篇中，对左宗棠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洋务、外交、军事诸思想予以系统归纳、阐述和评价，着意揭示其爱国以御侮、经世以致用、求强自立等适应近代社会发展趋向的思想底蕴和特质。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导论 左宗棠与他所处的时代

生平篇

 第一章 乡间寒士

一、出身于以“耕读为业”的“寒素”之家

二、举业坎坷与涉足以世致用之学

三、“海邦形势略能言”

四、自号“湘上农人”

 第二章 幕宾生涯

一、出山入幕

二、再入湘幕

 第三章 从襄办军务到总督闽浙

一、建立楚军，出湘入赣

二、进军浙、闽、粤

 第四章 创办福州船政局

一、近代海防的产物

二、福州船政局的筹建与早期经营

 第五章 用兵陕甘

一、“进剿”捻军

二、镇压陕甘回民起义

 第六章 收复新疆与开发西北

一、“引边荒艰巨为己任”

二、运筹帷幄，进规北疆

三、决胜千里，底定南疆

四、“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

五、“引得春风度玉关”

 第七章 人京辅政与督师东南

一、“入赞纶扉”

二、“尽南洋大臣之职”

三、“闽事吃紧，慷慨请行”

四、“督师南下，遗恨平生”

五、立言传世

思想篇

 第一章 左宗棠的政治思想

一、“心忧天下”的参政意识

二、忠君与爱国

三、“为政先求利民”

四、“天下切要之政莫如讲求吏治”

 第二章 左宗棠的经济思想

一、“平生以农学为长”和以农为本

二、纾商力、挽利权、听任商办企业

 第三章 左宗棠的文化思想

一、“恪以程朱为宗”

二、“穷经将以致用”

三、“中不如西，学西可也”

 第四章 左宗棠的教育思想

一、“兴教劝学”，“经正民兴”

二、“艺局为造就人才之地”

三、“守此耕读家风”与“读书非为科名计”

 第五章 左宗棠的洋务思想

一、“求强”观与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的主张

二、“求富”观与兴办近代民用企业的主张

 第六章 左宗棠的外交思想

一、“欲存国体，必难尽协夷情”

二、“诎以求伸”与“张我国威”

 第七章 左宗棠的军事思想

一、“兵之用在精，兵之精在将”

二、“整军，乃可经武”

三、“用兵之道”

四、“海防与塞防并重”

索引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词语索引

二、举业坎坷与涉足经世致用之学

道光六年（1826年），14岁的左宗棠始应童子试。第二年，他又应长沙府试。长沙知府张锡谦对他的试卷“亟赏之，屡拔置前，欲以第一录送”，但“旋见某生年老”，又抑置左宗棠为府试第二名，并亲自召见之，“加奖勉焉”。左宗棠顺利地通过了为取得生员（秀才）资格的童子试和府试这两项预备性考试。正当他踌躇满志地准备参加院试（又称郡试、道试）之际，却因其母亲病重而未赴院试，放弃了这次考秀才的机会。

道光八年（1828年），左宗棠于丁忧期间，“益致力于学”。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16岁之后为勤勉于学的得力时期。他说：“人生读书得力只有数年。十六以前知识未开，二十五六以后人事渐杂，此数年中放过，则无成矣，勉之！”

左宗棠企望能走科举登第之途，但他又没有把全部心思用在应科举、读四书、做八股上面，而是对经世致用之学颇加留意。道光九年（1829年），年方17岁的左宗棠在书铺里购得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便“潜心玩索，喜其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了如指掌。”他还买到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乾隆朝名臣齐召南的《水道提纲》诸书，更是认真研读，“于可见之施行者，另编存录之。”他对家中所藏的清道光年间由著名思想家魏源代江苏布政使贺长龄所编的旨在“经世以表全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则是爱不释手，加注评语，“丹黄殆遍”，详加考论。左宗棠对经世有用之学的追求，引起了许多沈醉于八股时文的士人的非议和嘲讽。对此，左宗棠后来对其儿子追述这一情形时说：“士人但知有举业，见吾好此等书，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

道光十年（1830年），被左宗棠视为“学术之纯正，心地之光明”的“嘉、道两朝名臣”贺长龄因丁忧居长沙。左宗棠出于对这位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名臣的敬慕之情，拜访了贺长龄。贺与左交谈，深为其年少学博而高兴，竞“蒙国士见待”。其实此时的左宗棠不过是一名年仅18周岁连生员资格还未取得的青年人，而贺长龄则早已是进士出身、官至江苏布政使的地方要员。左宗棠受到如此器重，说明他在经世学问的探索上已有足以为贺所赏识的见解。贺长龄面对眼前这个“颇好读书，苦贫乏无买书资”的青年人，答应出借家中所藏图书。左宗棠“每向取书册，贺长龄必亲自梯楼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左宗棠还书时，贺长龄又“必问其所得，互相考订，孜孜断断，无稍倦厌”，贺的“诱掖末学，与人为善之诚”深深地感动了左宗棠。他勉励左宗棠说：“天下方有乏才之叹，幸无苟且小就，自限其成。”左宗棠在贺长龄的热情关怀下，学识大有长进。

道光十一年（1831年），左宗棠读书于长沙城南书院。当时主持书院的山长是贺长龄之弟贺熙龄。贺熙龄曾任湖北学政，他“掌教城南，辨义利，正人心，谕多士，以立志穷经为有体有用之学”，他对清代乾、嘉学派重在考据、崇尚空疏的学风加以批评，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他指出：“读书所以经世，而学不知要，瑰玮聪明之质，率多隳败于词章训诂、襞祯破碎之中，故明体达用之学，世少概见。”贺熙龄在讲学中，对诸生“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培养的学生多为既崇奉宋儒义理之学，又能穷经而致用的有用人材。左宗棠追随贺熙龄“十年从学”，深受贺氏思想的影响。左宗棠自己说，他“从贺侍御师游，寻绎汉宋儒先遗书，讲求实行。”贺对左也尤为器重，曾说：“左子季高，少从余游，观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察其进退言论，则循循然有规矩，而不敢有所放轶也。余已心异之。”左宗棠在城南书院还与同窗好友胡林翼（字贶生，号润芝，湖南益阳人）等人以学行相砥砺。胡林翼“不为章句之学，笃嗜史记、汉书与左氏传、司马通鉴暨中外舆图地志，山川扼塞、兵政机要，探讨尤力”。他与左宗棠在很多问题上有着共识。这一年，左宗棠还到由湖南巡抚吴荣光设立的湘水校经堂学习经学，七次取得考试第一名的成绩。他在城南书院和湘水校经堂学习期间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一年前，他的父亲左观澜因病去世，左宗棠失去了生活的依靠，“日食不给”，只能“赖书院膏火之资以佐食”。但贫困的生活并没有难倒左宗棠，他在艰苦的环境中奋力学习，并争取到优异的成绩。对此，左宗棠曾感慨地说：“自十余岁孤露食贫以来，至今从未尝向人说一穷字，不值为此区区挠吾素节。”

道光十二年（1832年），左宗棠纳资为监生，应湖南乡试。在科举考试中，考生的试卷须先经同考官阅看，择其优者加以评定，然后向主考官推荐，方能取中。左宗棠的试卷未能通过同考官这一关，被斥为遗卷。但由于这一科是为道光皇帝五十寿辰而开的“恩科”，特命主考官搜阅遗卷，主考官徐法绩披览五千余卷，搜遗得六人，其中左宗棠位六人之首。同考官疑此为人情“温卷”，不愿补荐，恰湖南巡抚吴荣光监临闱中，他深知左宗棠才华出众，同意徐法绩复取的六人，加上“在事诸公多有知余姓名者”，左宗棠这样才考中了举人。重要的是，左宗棠通过这次乡试，在湖南已多少有了一点知名度。

左宗棠参加乡试后，与周诒端（字筠心，湖南湘潭人）结婚。由于无钱操办婚事，只得入赘湘潭周家。尽管左宗棠感到“居妇家，耻不能自食”，但结婚的欢悦和“婚未逾月，湖南省试名录至”的喜讯都为他的生活增添了色彩。而且与左宗棠同岁的周夫人能文善诗，对于夫君的学行关怀备至，倾心相助，也使他领略到了家庭的温煦。

中举之后，左宗棠的下一个目标是参加第二年春季在京师举行的会试。左宗棠贫不能治装，周夫人则“出百金治行”。此时左的姐姐“贫不能举火”，他又将旅费百两“悉举以赠”。亲戚闻讯，又凑积“百金”以赠，才使左宗棠得以北行。

道光十三年（1833年）春，左宗棠在北京参加了癸巳科会试，在三场考试中的三篇四书文、一首五言八韵诗、五篇五经文、五道策问文虽被考官评为：“首警透，次、三妥畅，诗谐备”，“气机清适，诗稳”，却与进士无缘。出闱后，左宗棠积所见闻，写成《燕台杂感》诗八首，用“报国空惭书剑在”，“谁将儒术策治安”等诗句，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情感。在归家途中，他对沿路各地的“时务”做了考察。谓：“春榜既放，点检南归，睹时务之艰棘，莫如荒政及盐、河、漕诸务。将求其书与其掌故讲明而切究之，求副国家养士之意”。

P17-21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人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