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乃至文学，都是在追索真，这是它们的本职。但这不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全部，我们毕竟活着，现实毕竟客观存在，所以我们还需要另外的东西来抚慰我们，那就是宗教，它属于善的范畴。

我们常常分不清真与善的区别，混为一谈。希望读者能明白这个区别。

陈希我编著的《真日本》以一种有机的眼光来看待“活”的日本，因而能体察其变动的生动与复杂。

虽然人们都呼唤着本真，但本真的东西其实是不让人喜欢的，比如真理，缪塞说“真理的本质是骷髅。”所以追求真理是要被上火刑的，最终他自己对世界都绝望了。陈希我写的日本，也让许多人受不了，但这就是真。

当然，任何言说都仍然夹杂着情绪乃至偏见，所谓真，其实也是虚妄的。按现代物理学理论，人的存在都不是真的。人一谈真，上帝就笑了。

《真日本》作者陈希我的小说以对生活真相的不懈探求与坦率揭示著称，写随笔，他的表达更为直接、尽兴。他笔下的日本充满了奥妙，其中不乏令人费解之处，但在他心中都变得澄明。《真日本》以一种有机的眼光来看待“活”的日本，因而能体察其变动的生动与复杂。

樱吹雪／1

爱有期／4

泡泡袜之恋／7

穿和服的女人／10

女坂／14

白与红／19

东洋年／25

秋刀鱼之味／29

八公犬／31

茶之道／34

大写的吃／40

日本人的表情／45

向“生”而“死”／50

渡边／55

“缩”与“扩”／57

打屁股／60

另一道风景／65

不劳动的节／68

当“做”成为“活”的方式／71

放逐至水／74

自由下的囚徒／79

道歉／87

“终战”的一天／91

东京审判／95

日本病后／99

外人／102

苍井空的青空／106

丰田，你为什么要道歉？／108

鸭子的喜剧／110

暖昧与准确／113

谁在说“同文同种”？／116

日本的“欺负文化”／120

日本人的洁癖／126

好色／151

非色／160

请让我成为您的孩子／168

跪在她脚下／173

入佛界易，人魔界难／177

三岛由纪夫的行为艺术／191

永远的困境／196

罗生门下／208

你们有罪吗？反正我有！／220

穿和服的女人

我所在的城市，有家日本料理店，门口站着四个穿和服的女子招徕客人。也许是工作时间太长了，累了，站得歪歪斜斜，和服的大领子也歪到一边了，甚至一侧几乎滑出了肩膀，乍一看，倒恍若风尘女了。

穿和服是考验人的。韩国学者李御宁说日本文化是“包袱皮文化”，不像西方的“皮箱文化”。皮箱是立体的、把人装起来的，因此也有了把人端起来的功效，比如西装。而“包袱皮”是随形而变的，和服就是典型。《魏志·倭人传》这样描绘最初的和服：“用布一幅，中穿一洞，头贯其中，毋须量体裁衣。”不“量体”，那就是考验你的“体”了，看你的身体能否像衣架一样把它撑起来。所以日本女人需要经过仪态训练。未成年的女孩子是没有经过训练的，她们是未雕琢的玉，从她们身上，难以看到她们母亲的模样。但是到她们成年了，就要训练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适宜的，什么是不适宜的。比如走路不能左右摇晃肩膀和腰肢；站立时必须五指并拢，两脚丫的开角应该是六十度；坐时要两膝并拢，不能叉开，更不能跷二郎腿，手要自然放在大腿上，臀部适当往座位深处坐，腰部虚倚椅背……如此讲究。

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电车里，日本女性端端正正坐在座位上，两腿并拢。现代女性往往喜欢穿紧窄的短裙，只有这样坐，才不会走光。她们还把随身带的包压在大腿上，把仍有走光危险的三角区压住、遮挡。无论多久，她们都会保持这样的姿势。虽然中国人和日本人外形相似，但是很容易分辨出来的，中国女性很可能坐得懒散，两腿不经意就叉开了。并非对自己国家女同胞有偏见，只是就事论事。也许国人仍会不舒服，说，不就是端庄吗？咱们传统也有，日本人，还是从我们这学去的，和服也是我们的唐装。可惜我们已经没有了，总不能硬着嘴说“我的祖先比你阔多了”吧？

中国人看世界，往往犯错误：面对人家好的东西，总觉得自己祖先早就有了。而在看日本上，还犯一个错误，就是想当然：你不过是搬我们的，我们很懂。但其实恰恰对日本，我们很不懂。比如对日本女人，在电车上，一个女子确实很端庄、稳重，但如果你跟她搭讪，她立刻会显出被惊吓的神情。这种神情，在几乎所有日本女性的脸上都可以看到，包括年届八旬的老妇，有的还伴以“元——”的惊讶声。（如今这语气似乎也流传到中国年轻女孩子这里了。）这并不是真的被惊，真的被惊，声色不会如此动人；这是训练出来的。训练出来的肯定有假，她们完全可以不惊的，这惊，只是为了显示天真、不更世事。于丹把“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解释成“女人和小孩难养”，在这里倒似乎得到了佐证。在日本，女人和小孩常被归为一类，她们跟小孩一样幼稚，所以丈夫对妻子说话，总是带着居高临下、不容置疑的神情，甚至是不耐烦的教训。而女人也乐于承认自己无知，做出惊惊乍乍的神情——与其是惊异，毋宁是挑逗；与其是无知，毋宁是乞怜。

和服虽然源自中国唐服，一样的高腰、长裙、斜襟、宽袖，却跟唐服有着微妙的区别。它端庄，但又形似亵衣，柔软、大开领，无论是留袖、振袖、小纹，甚至是豪华的十二单衣，乃至有着神圣感的洁白的结婚装，一种端庄之下的放任。我曾说，和服把日本女人穿得像一朵花。此刻我忽然想起深作欣二导演、吉永小百合主演的一部电影名——《华之乱》。和服给人柔软而凌乱的感觉，让人想到暖昧的被窝，甚至引发被撕扯、被蹂躏的联想。即使是肃穆的丧服也有两面性。《失乐园》里的凛子就是穿着一身丧服，从父亲的丧礼上偷偷溜出来，跟婚外情人幽会的。情人久木企图跟她做爱，她抗拒，但她爱他，想满足他，于是她不脱丧服，为他用特殊的方式做了。在这里，穿着丧服的凛子把肃然和冒渎、强迫屈服与自愿奉献融聚一身，令人不忍目睹，又心旌荡漾。不像我们的《黄金甲》，只知道把唐装里的奶挤得爆爆的，整一个无脑的大奶痴。中国人的艺术感觉和日本人的艺术感觉，在这里见了分晓。日本人重的是暧昧的感觉，端庄是表，风骚是里，是一种“闷骚”。

即便是风尘女，也是“闷骚”。日本许多时代剧里的风尘女，喜欢一拍熟客屁股。这种拍熟客屁股的细节，虽然在西方文学作品中也常有，中国也有“打情骂俏”之说，虽然都属于挑逗或者卖嗲，但在日本这里，更有着暖昧气味。这暖昧不止是：咱们是关起门来的一家子；还有：我不更事，比你傻，你可要让我哟！外国人是难以体悟其中之妙的，包括美国人。我曾说，虽然中国与美国远隔重洋，和日本只是一衣带水，但是中国跟美国倒离得近。对美国人来说，了解日本人，也比了解中国人难得多。所以在拍《艺伎回忆录》时，美国人导演罗伯·马歇尔犯了个根本性的错误，即让三个中国女演员演日本艺伎。单凭章子怡那瞪人的眼神、巩俐那豪迈气、杨紫琼那个硬朗，就满是中国风味，即使她们穿上了和服，也是中国女人穿上和服。毕竟，她们都是在中华文化土壤里生长的，甚至是在半个多世纪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土壤里成长出来的，引用日本男人的说法：“中国の女性，强！”

似乎罗伯特·马歇尔至今没有醒悟，毕竟，西方人看东亚人，个个反正都那么回事。

P10-13

多年前，我在中国国内已经呆不下去了，一个算命的给我指了路：只能远走高飞。如何“远”？答曰：国外。我未必相信算命这种事，我是什么都不信的，再说，那算命的说法也十分可笑，算命怎能算到国外？但是当时我穷途末路，由不得我张狂。当我在虹桥机场登上飞往日本的飞机时，油然想到之前看过的一个电影名：《胜利大逃亡》。

最初我去的并不是日本，而是西方。对中国人来说，西方才是理想的选择，哪怕是准西方的澳大利亚、新西兰。有人去俄罗斯、东欧，甚至是塞班、南美，目的也在于能够辗转去西方。去日本前，我已经拿到了澳大利亚签证，但是经济上无法承受，改去了日本。

对日本，中国人也并不陌生的，通往日本的路也曾一度出现在我面前，那是因为我的女友。我的女友的外祖父母都是在日本出生的，她的外祖父身上，就满是日本男人的恶习，她很小的时候，外婆就教她唱日本童谣。但是我对日本毫无感觉，那个弹丸岛国，那个“小日本”，我潜意识里不怎么看得起。虽然关于它的经济成就已经塞满了耳朵，但我是个没有经济脑袋的人，甚至，有个反经济的脑袋，我厌恶金钱，而在我心目中，日本的“好”，无非是铜臭之“好”。这种“好”，越是好我越蔑视。

当然还有历史的记忆。‘虽然我没有见过一个日本人，我也没有见到从日本回来的我女友的祖父母，但是我很知道日本人。

但是最终我却去了日本。原因就因为它容易去，明白地说，赴日留学费用便宜，借高利贷，我还借得起。还是因为钱！我不知道那个算命先生说的“国外”，是不是指日本，像我这种人，命中注定只能去日本。随后女友也来了，一呆就是五六年。最初是失重的，那种没有“根”的失重。本来，我这人也并不是很有“根”的意识，何以竟会在乎“根”了？我变得非常喜欢中国的东西，最“中国”的，无疑是那些传统的，所以我让国内的父母寄来中国传统音乐，整天塞在耳朵里听。一次在一个公共厕所，抬头看到墙上，不知谁拿水笔写的两行中文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几乎潸然泪下了。

本来，我也很反抗在国内时被灌输的思想的，但在日本，每到不如意，也会想到这是“日本鬼子”对我的欺压。那时候我应该还有许多从中国去的留学生，最喜欢唱的歌曲之一是“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在联欢会上，我们冲着日本老师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的是中文，日本人听不懂，还傻呵呵鼓掌，我们很得意。我甚至忘记了我是为什么出来的，当跟日本人发生冲突时，我会想：在国内，对我最坏的领导也没有这样对我。有一次，我甚至专门借了《红高粱》的片子，拿到学校去，在我上课的教室隔壁放，把声音开得很大声，企图激怒老师。不料老师却没发火，反而让我把片子拿过去放。当放到里面日本兵说话时，老师笑了，同学们笑了，中国来的同学也笑了，就连我，也觉得那些“日本话”不是日本话。奇怪，在国内看时，怎么觉得它很“日本”呢？

其实，当时我一方面在抵抗着日本，另一方面，已经开始沦陷。我已经能说比《红高粱》里的中国演员地道的日本话了，渐渐的，见到一个物件，我头脑里闪现出的是日语单词，以至于许多年后回国，竟然无法顺当地想起中文词了。过去，我对日语很是嗤之以鼻的，什么破语言，罗里啰嗦，拉里拉杂，七拼八凑，参差不齐，这下，反觉得那是一种优点了。但我已经离开了日本。但回头想想，我在日本时，某种程度上说从没有觉得自己多么适应日本，自己多么喜欢这个国家。难道说是因为离开了日本，才逼出了怀念？就好像当初因为离开了中国，才逼出了爱国一样。这么说，我的这种感觉也是靠不住的了。

中国人“轻”日本，又“重”日本，“恨”日本，又“羡”日本，都是在一种情绪之下。比如“轻”，觉得日本文化不过是从中国搬去的，以己推之即可。挨打了，于是就把它当成巨大的敌人，就是“重”看。这种“重”看，是带着“恨”的：你小日本不过是我的孙子，居然比我强！不服，还有不驯。中国人是很不驯的，宁可饿死，不可失节。但是事物总有两面性，中国人又是极为现实的，对强者的“恨”，其实骨子里是“羡”。一个骄傲者看世界，是不可能客观的，同样，一个被伤害者看世界，也不可能客观。那么真的日本又是怎样的？

刚回国时，我还穿着日本带回来的风衣，结果发现，这风衣严重妨碍我的生活，不能往肮脏的座位上坐，不能在泥泞的路上走，不能骑自行车，不能跑，不能打。于是我明白了，国内人为什么几乎人人穿夹克，那是最适合中国环境又具有审美价值的服装。我走路常跟人家撞肩，后来才知道，我习惯于日本的靠左走。我几次在街上被飞来的污水泼了一身，才知道，在中国走路，是必须十分小心的。当时许多感觉是异常尖锐的，周围许多朋友觉得好，建议把它写出来。我终究没有写，主要原因是因为老想写小说，看不上随笔之类的东西。现在想来，幸好当初没有写。假如写了，那一定也是情绪的产物。

经过了许多年，我才渐渐地拿起笔写了。其实，说这些年完全不想写，也不是事实。它毕竟是关于日本的，写随笔比写小说直接，尽兴，所以我一直认为，随笔作家比小说作家幸福。虽然日本经历本身谈不上幸福，写之更像受虐，但是写作，不就是享虐吗？虽然我竭力回避日本，但是就像一个女人被强奸了，她无论如何也无法抹去这个事实了。她回避，就是在想；越回避，越是在想。特别是，如果对方在她身上种下了种子，她更是无法回避，只能把他生下来。

现在，这孩子终于生下来了。是我不愿意生的，但是终于生下来了，它是长期回避、抵抗、孕育之后的产物，是痛定之后的结果，它也许更接近本真，所以我索性名之为《真日本》。

但是虽然人们都呼唤着本真，但本真的东西其实是不让人喜欢的，比如真理，缪塞说：“真理的本质是骷髅。”所以追求真理是要被上火刑的，最终他自己对世界都绝望了。我写的日本，也让许多人受不了，但这就是真。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乃至文学，都是在追索这种真，这是它们的本职。但这不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全部，我们毕竟活着，现实毕竟客观存在，所以我们还需要另外的东西来抚慰我们，那就是宗教，它属于善的范畴。

我们常常分不清真与善的区别，混为一谈。希望读者能明白这个区别。

当然，任何言说都仍然夹杂着情绪乃至偏见，所谓真，其实也是虚妄的。按现代物理学理论，人的存在都不是真的。人一谈真，上帝就笑了。

2011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