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中角色独特、地位显赫因而影响深远的一位。胡适的这册作品新编主要的两个门类是散文与诗歌。

胡适的散文作品，当然与他的白话文运动的理论提倡与实践示范联系在一起，本书更多的是选择胡适的文艺短章随笔，其次是社会人生杂感，再次是思想文化论辩，最后是序跋、书信与日记。诗歌，我们这里选了二十五首。

滥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国现代文学，虽然只有三十年的短暂历程，但在东西方文化浪潮的交汇与激荡之中，却风生水起、云蒸霞蔚，涌现出一代灿若星河的新文学作家，开启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伟大新纪元。辑入本丛书者，均为名家名作，风格绚丽多彩，文体摇曳生姿，名臻其美，蔚为大观。

“新编”之“新”，在于既注重择选经过时间淘洗、脍炙人口的优秀文学经典，又着意搜集那些过去不大为一般读者所知的随笔、散论、杂谈、序跋、日记、书信等非虚构的精彩篇什，以更完整、更集中、更丰富地反映和体现作家一生著述的思想艺术全貌。这后一种文字，虽不是文学园林里的殿堂碑碣，但亦如其中的雕阑画础，于细微处或能见础真面目与真精神来，是解读、体悟作家作品所不可缺少的。两个部分各有千秋、各擅胜场，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读者可以“借一斑而窥全豹”，领略中国现代文学难以企及的博大气象和独特魅力。

前言

诗歌

 送二兄入都

 睡美人歌

 沁园春·誓诗

 窗上有所见口占

 鸽子

 老鸦

 新婚杂诗

 “应该”

 威权

 “爱情与痛苦”

 我的儿子

 一颗遭劫的星

 一笑

 湖上

 梦与诗

 十一月二十四夜

 双十节的鬼歌

 希望

 回向

 西湖

 秘魔崖月夜

 也是微云

 三年不见他——十八年一月重到北大

 十月九夜在西山

 题在自己的照片上送给陈光甫

艺文 杂感 论辩

 论短篇小说

 读沈尹默的旧诗词

 什么是文学——答钱玄同

 读书

 庐山游记

 差不多先生传

 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

 追悼志摩

 《文史》的引子

 谈绝句的一封信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九百年前范仲淹争自由的名言

 找书的快乐

 归国杂感

 易卜生主义

 贞操问题

 不朽——我的宗教

 新生活——为《新生活》第一期做的

 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

 人生有何意义

 黄梨洲论学生运动

 漫游的感想

 爱国运动与求学

 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

 少年中国之精神

 北大哲学系毕业纪念赠言

 北京大学五十周年

 一个防身药方的三味药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三论问题与主义

 四论问题与主义——论输入学理的方法

 杜威先生与中国

 新思潮的意义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名教

 我们走那条路

 信心与反省

 三论信心与反省

 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

 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

 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

 自由主义

序跋 书信 日记

 《科学与人生观》序

 《词选》自序

 跋《白屋文话》

 《人权论集》序

 《四卜自述》自序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师门五年记》序

 俞平伯的《(红楼梦>辨》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

 致郭沫若、郁达夫函

 致鲁迅、周作人、陈源函

 致吴晗函

 致陈企霞函

 致吴世昌函

 致罗尔纲函(三札)

 致吴健雄函

 1914年1月25日日记(三则)

 1914年6月7日日记

 1915年5月2日日记

 1915年5月28日日记

 1915年10月30日日记(二则)

 1921年8月26日日记

 1921年8月30日日记

 1922年5月30日日记

 1923年10月13日日记

 1926年8月3日日记

 1926年8月20日日记

 1937年2月10日日记

 1950年12月20日日记

尹默：

我读了你的旧式诗词，觉得我完全是一个门外汉，不配“赞一词”；至于拣选去留，那更不用说了。但是我是一个最爱说话的人，又是一个最爱说“外行话”的人。我以为有许多事，“内行”见惯了的，反不去寻思里面的意味；倒是“门外汉”伸头向里一望，有时还能找出一点意义。这是我于今敢来说外行话的理由。

我常说那些转湾子的感事诗与我们平常做的“打油诗”，有同样的性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打油诗”往往使用个人的“事实典故”，如“黄加披肩鸟从比”之类，正如做寄托诗的人往往用许多历史的，或文学的，或神活的，或艳情的典故套语。这两种诗同有一种弱点：只有个中人能懂得，局外人便不能懂得。局外人若要懂得，还须请个人详加注释。因此，世间只有几首“打油诗”可读，也只有几首寄托诗可读。

所以我以为寄托诗须要真能“言近而旨远”。这五字被一般妄人用烂了便失了意味。我想“言近而旨远”是说：从文字表面上看来，写的是一件人人可懂的平常实事；若再进一步，却还可寻出一个寄托的深意。譬如山谷的“江水西头隔烟树，望不见江东路。思量只有梦来去，更不怕，江拦住”一首，写的是相思，寄托的是“做官思想”。又如稼轩的“宝钗分，桃叶渡”一首词，写的是闺情，寄托的是感时(如“点点飞红，都无人管”之类)感身世(如“试把灯花卜归期”之类)。“言近”则越“近”(浅近)越好。“旨远”则不妨深远。言近，须要不倚赖寄托的远旨也能独立存在，有文学的价值。

有许多寄托诗是“言远而旨近”的。怎么叫做“言远而旨近”呢？本是极浅近的意思，却用了许多不求人解的僻典。若不知道他寄托的意思，便成全无意识七凑八凑的怪文字。这种诗不能独立存在，在当时或有不得已的理由，在后世或有历史上的价值，但在文学上却不能有什么价值。

以上所说是一个门外汉研究这种诗的标准观念。依此观念来看老兄的诗，则《珠馆》，《出游见落花》(二首)，《春日感赋》(起二句稍弱)，《无题》，《久雨》，皆可存。《文儒咏》，《北史儒林传》，《咏史》，《杂歌》诸涛，则仅可供读史者参考之资料了。

若从摹古一方面论之，则《补梅盒》(一，二)，《三月廿六甘》，《杂感》(二，五，七，八)，《二月廿三日》，《咏史》，《珠馆》，皆极佳。

词中小令诸阕皆佳，长调稍差。老兄以为何如？适最爱“更寻高处倚危阑，闲看垂杨风里老”两句，这也是“红老之学”的表示了。“天气薄晴如中酒”，以文法绳之，颇党少一二字。

我生平不会做客观的艳诗艳词。不知何故。例如“推锦枕，垂翠袖，独自香销时候。帘不卷，有谁知？泪痕红满衣”。即使杀了我，我也做不出来。今夜仔细想来，大概由于我受“写实主义”的影响太深了，所以每读这种诗词，但觉其不实在，但觉其套语的形式(如“锦枕”，“翠袖”，“香销”，“卷帘”，“泪痕”之类)，而不觉其所代表的情味。往往须力逼此心，始看得下去；否则读了与不曾读一样。既不喜这种诗，自然不会做了。若要去了套语，又不能有真知灼见的闺情知识可写，所以一生不曾做一首闺情的诗。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玄同来。他若见了此上一段，一定说我有意挖苦你老兄的套词语。其实不然。我近来颇想到中国文学套语的心理学。有许多套语(竟可说一切套语)的缘起，都是极正当的。

凡文学最忌用抽象的字(虚的字)，最宜用具体的字(实的字)。例如说“少年”，不如说“衫青鬓绿”；说“老年”，不如说“白发”，“霜髯”；说“女子”，不如说“红巾翠袖”；说“春”，不如说“姹紫嫣红”，“垂杨芳草”；说“秋”，不如说“西风红叶”，“落叶疏林”。……初用时，这种具体的字最能引起一种浓厚实在的意象；如说“垂杨芳草”，便真有一个具体的春景；说“枫叶芦花”，便真有一个具体的秋景，这是古文用这些字眼的理由，是极正当的，极合心理作用的。但是后来的人把这些字眼用得太烂熟了，便成了陈陈相因的套语。成了套语，便不能发生引起具体意象的作用了。

所以我说，“但觉其套语的形式，而不觉其所代表的情味”。所以我单说“不用套语”，是不行的。须要从积极一方面着手，说明现在所谓“套语”，本来不过是具体的字，有引起具体的影像的目的。须要使学者从根本上下手，学那用具体的字的手段。学者能用新的具体字，自然不要用那陈陈相因的套语了。例如古人说“河桥酒幔青”，今人说“火车气笛响”；古人说“红巾翠袖”，今人可说“口口口口”；古人说“衫青鬓绿”，今人可说“燕尾鼠须”了！——以上所说，似乎超出本题，既然动手写了，且送与老兄一看。

六月十夜P52-54

胡适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中角色独特、地位显赫因而影响深远的一位，从某种意义——例如历史时段的切割、文化范式的转型——来说，中国文学发展演化正是由胡适开启了“现代”的大门，即是说研究界从一个普遍接纳的共识上认定，胡适策动的文学革命把中国文学从旧的变成新的，从“传统”的变成了“现代”的。不仅在形式内容上，更重要的是在精神面貌上，包括语言形式、结构形态、精神内涵、审美理念和思维特质，均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或者说，完成了“现代性的激活”，因而整个文化质性上由“死”的变成了“活”的，由“鬼”的变成了“人”的。——这种“人”的文学，或者说“人话”文学真正体现了“人”为中心、“人”为根本的现代理念，它对人的内心世界的表现与发掘远远超过前辈，对人的理解与认识也远远高于前辈。“现代”的新文学是反映人自身的和社会现实的，同时又必然是为了人自身境遇的改善与社会现实的改良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现代”文学在孕育与设计时鲜明透亮的“现实”和“人”的内蕴，它的更深层次上的意识便是强调文学创作活动真实描画人生现状，积极参与现世生活，能动改造社会现实的时代责任——这正是胡适牌号的“现代”文学的基点，而这个基点无疑是现实主义的。这场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文学革命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与悠久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是贯串在同一条逻辑链上的。

胡适作为“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的文学革命的工作、文学的现代转型工作，只是他整个文化转型、文明重建总目标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眼光关注在思想史、文化史的历史进化，他在新文学史的建构中的工作重心，也正是把中国文学从古典的、传统的、内容偏于山林的、精神倾向贵族的，转变为现代的、写实的，内容更贴近于社会的、精神转折向平民的。胡适对文学的“兴趣”更多地凿实在对文学形态的改造和文学理念的刷新上。胡适经常说：历史是他的“本行”，哲学是他的“职业”，而文学则是他的“兴趣与爱好”。文学虽然是他“本行”之外的爱好，“职业”之余的兴趣，却又是他最早实施革命转型战略爆破的领域，用功最巨，智慧最集中，创造性思维最活泼，工作面掘进最深，因而历史影响最久远的领域。从“首举义旗”打响文学革命“发难的信号”的第一枪《文学改良刍议》起，《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论短篇小说》、《淡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新思潮的意义》到后来《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逼上梁山》、《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等，胡适凝结了最大的心力，为“现代”文学真正在中国的着床与孕育，认认真真地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这里我们须明白的一点是：正是在胡适一波接一波的成功垦殖、拓边、播种的开路引导之下，“文学革命”的“义旗”后面，一大批创作大军拥簇跟进，鼓荡而出。我们今天在为“五四”这支新文学大军勾脸画彩，描摹风色，历数他们的旗号招牌、行头装束时，不可忘却“首举义旗”并抡着板斧一路拼命杀奔向前的“急先锋”胡适。胡适曾说过：“但开风气不为师。”胡适为中国“现代”文学开风气的历史功绩应是放在第一位的。

我们再来看胡适自己的文学作品。

胡适常常自叹：“提倡有心，创造无力。”这个“无力”最典型地反映在他的小说创造方面。我们读读他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关于小说“写什么”、“怎么写”的精辟论述；读读他的《论短篇小说》中关于短篇小说审美理论的界说，关于“横截面”和所谓“最经济的手段”的艺术分析，我们实在无法理解这么一个能做出现代小说精美教程，又翻译出版了这么许多仪态优美西方小说的胡适，竟没能交出现代小说的合格作业来。胡适几乎没有写过小说，他曾有过少得可怜的几次小说创作冲动(或者说尝试)，留下了两三篇从形式结构到形象思维颇像小说的作品：《一个问题》只是他的人生哲学与伤逝情绪的图解；《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也是借杜撰的“唐僧割肉度群魔”来隐喻自己的淑世哲学与愤激心理；他的遗稿中还留有一篇描述他的人力车夫的经济生计的纪实小说的残稿。只有《差不多先生传》差强人意，寓意深远，手段经济，但作为“小说”又显得太单薄，只能算作文化小品。

再说戏剧。同样，胡适对于戏剧艺术的现代改良发表过不少书面意见，也有过很精致的、具体可行的审美主张，他曾用心深刻地介绍过从二千五百年前的希腊戏剧到莎士比亚、莫里哀，到最近六十年来欧洲的散文戏本的结构、体裁及种种艺术审美的胜人之处，介绍过名目繁多、花样翻新的问题剧、象征剧、心理剧、讽刺剧，介绍过易卜生、萧伯纳、高尔斯华绥、斯特林堡、百里欧、霍普特曼、梅特林克等一批卓有成就，影响深巨，酿造成“欧美文艺最强有力”戏剧风潮的西洋戏剧大家。他这么灵犀相通、精绝到位地宣传易卜生，这么眼光尖锐地看出曹禺《雷雨》在“文化习性”上的败笔，却不肯当戏剧家，亲自写戏本。但胡适写过一出轻喜风格的独幕剧《终身大事》，他称之为“游戏的喜剧”。胡适这部唯一的创作剧本本意并不在戏剧改革(只是伦理革命示范的教具或者说辅助课件)，意外地竞成了中国现代话剧的开山之作，具备了特别的历史经典地位——形式上开启了一个时代，使后来的研究中国现代戏剧史的学者均无法绕过它去。

胡适的这册作品新编主要的两个门类是散文与诗歌。

胡适的散文作品，当然与他的白话文运动的理论提倡与实践示范联系在一起。这里我们并不打算更多地收入他的关于新文学的理论文字，因为其中许多名篇读者耳熟能详。考虑到散文的文学质性，我们更有兴趣也更多的是选择胡适的文艺短章随笔，其次是社会人生杂感，再次是思想文化论辩，最后是序跋、书信与日记。序跋，注重他的重要的为文化学术著述作的序跋；书信，注重的是有旨意、有情绪、有人文趣味、有历史价值的书信；日记，从文体的严格意义上说不能算是“作品”，原本也是无意昭世与传世的。我们这里只选录了嵌入文化理性深处，从特别的视角展示了他一生生命逻辑进程的那几段。总之，选文篇目大抵都符合胡适在《什么是文学》中说的“三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有这“三要件”，文章即有了生气，有了生命，也有了传世的价值。

诗歌，我们这里选了二十五首。胡适是公认的“新诗老祖宗”，他的文学革命最早即是在新诗的尝试上实施战略爆破的。胡适一开始就把白话能不能写诗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对抗最尖锐而具义最沉重的前哨战，我们从梁启超忽而支持称美、忽而改口否定，章士钊忽而举手“投降”、忽而“反叛”出去的反复中，就可以看出白话新诗破土而出时艰难困窘的命运。当然，胡适的“尝试”最后是大获成功的。他1917年发表的《白话诗八首》和《白话词四首》是中国现代第一批白话诗词；他1918年发表的《老洛伯》是中国现代第一首白话译诗；他的《尝试集》1920年3月的出版(9月又出增订二版)又是中国白话新诗的第一本集子。这几个第一铸成了他在中国白话新诗领域“开风气”首创地位和实际上的宗师身份。1931年1月24日胡适读了徐志摩、闻一多、陈梦家三人呈送他批评的诗歌后，大加叹赏，忍不住宣布新诗尝试进程的最终完成，画上完美圆熟的句号。他在日记中说：“新诗到此时可算是成立了。……他们此时的成绩已超过我十四年前的最大期望了。我辟此荒地，自己不能努力种植……这几年来，一班新诗人努力种植，遂成灿烂的园地。”这大抵也正是胡适领导中国诗歌范式转型的文化意义之所在，他自己能不能种植并不重要。

胡适关于新诗的审美主张大抵也类同于文章的“三要件”，胡适自己匡定的“胡适之体”诗歌也有“三要件”：一明白清楚，言近旨远；二有剪裁，有组织；三意境平实。他遵循的一条审美原则便是他反复强调的“诗的经验主义”。我们这里选的《梦与诗》似乎正是胡适用诗的语言作的“主义”的诠释。他在诗后特别附了一节跋语：“这是我的‘诗的经验主义’。简单一句话：做梦尚且要经验做底子，何况做诗？现在人的大毛病就在爱做没有经验做底子的诗。”《尝试集》与《尝试后集》中胡适有意做放脚鞋样，刻意展示新诗蝉变过程，理性成分太重。我们这里的选诗注重诗人的心理情绪与思想波澜，更留意选诗的艺术结构、情调韵味与审美意趣。当然也选了一二近乎金刚怒目式的篇章。这些诗目大抵代表了胡适最好的诗。二十年前，我编注《胡适诗存》时即注意到：胡适在新诗苗圃里手植的那些株示范的花草，或许也正是他那个时代最光华耀目的仙葩瑶草。

胡明

2009年5月4日